说说“文革”的条件

因为薄熙来事件，网上总有人提“文革”，并说薄在重庆搞的就是“文革”那套，“唱红打黑”是典型表现。对此，我总有“风马牛不相及”之感；但您要问“你说‘文革’是个什么东西”，我又有些张口结舌。为什么呢？因为就官方来说，“文革”的定论要涉及毛泽东这位中共开拓者和统治者的形象，所以“文革”结束（官方定义）自从1976年“四人帮”倒台到现在都快32年了，好像仍是吞吞吐吐，似是而非地“王顾左右而言他”，存心让我们这些小百姓不得要领。民间呢（也就是从不同政见者的角度）？也是众说纷纭，几十年来争争吵吵，始终没个明确的统一认识；只能“总的来说，毛泽东就是浑蛋”；而我虽然有些看法，但毕竟自己是个“草民”，嚷嚷没人听，而中国人一贯是有特别讲究“权威”的。唉，既然如此，说出来您就“爱听不听”吧。

毛泽东发动“文革”时有话，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毛的初衷分析下去，我们恐怕都会晕头转向，当时中国怎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啊？谁知道“老人家”内心深处的东西呢？不管怎么说吧，毛就是要整刘少奇及其同伙，这个事由是在刘少奇们把国民经济从崩溃的边缘弄得饿不死人了的时候，毛就咬牙切齿地要把刘这个“老反革命”“干掉”了。

听起来很荒唐，实际上更荒唐，可毛怎么就“大轰大嗡”地干了起来，并且“轰轰烈烈”？首先是中国大陆百姓的愚昧。这里先郑重声明：愚昧和善良用在评价当年中国人身上不矛盾；中国两千年专制统治者们要的就是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嘛；最为关键的是，让百姓们缺乏甚至没有独立的人格意识。

“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中国大陆百姓是什么状态？绝大多数是文盲，极少数的知识分子还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的“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十七年间，中共对百姓的思想意识进行极其严酷的控制。到了什么程度？《国际歌》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东方红》唱“他是人民大救星”，也没个人问问“这是不是有点矛盾”。老百姓被洗脑洗得如此彻底，中共“父母官”们放心之极。当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先生，了解到中国大陆社会的政治情况后喟然长叹，“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您猜怎么着？“新中国”的开拓者们知道了都放声大笑，说杜勒斯是妄想。

当然，我们不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中共对老百姓最初级的普及教育还是下了不小的功夫，但那也仅仅是识字而已；文化思想建设等于零。这，就是“文革”发动的群众基础。无论毛当时提出的“文革”目的有多么荒谬，中国大陆百姓都坚决跟着走，因为毛泽东是“神”。毛提出的东西，不论如何损害民众的个人利益，都能“坚决贯彻下去”。当时是“大公无私”，毛泽东的主张就是心里“翻腾”也没人敢说个“不”字，老虎拉车――谁赶（敢）？

“文革”的另一个条件就是毛崇高的“个人威望”。这当然是刘少奇们“抬轿子”抬上去的。“抬轿子”的人们的初衷中恐怕有“拉大旗作虎皮”的成分。那年头儿刘少奇和林彪在政治上的“极左”腔调已快到了荒谬的程度，其实到了后来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岂止“砸脚”，是“砸死”。毛泽东在“文革”前已经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啦，私下里用江青和上海的那几个御用文人们在意识形态上鼓噪。因为他是“神”，刘少奇们还得随声附和，等到“文革”真的开始了，刘少奇们才知道大祸临头，自己莫名其妙地成了“走资派”。

我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不到十三岁，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百姓们疯了似的狂热，特别是青少年。这种病态的社会下，任何不可思议的事情都能“正常的上演”。

当然，宗教般的狂热持久不了，我认为到了1969年城市青年开始“上山下乡”后，老百姓渐渐明白过味儿了，因为自身利益被损害得太大了。

好了，这里不是对“文革”的控诉，是讲“文革”的条件。那么我们看看薄熙来能否搞“文革”，哪怕是在重庆这个中国的局部地区。老百姓有没有当年的愚昧？不可能，您能说“重庆百姓就是比其他地方的愚”吗？薄熙来有没有搞“文革”的个人威望？没有。他要是提出个违背百姓的意愿的事情做做看，保证会怨声载道，起码不会拥护他；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很看重自身利益。因而说他在重庆搞“文革”那套，我怎么也想不出来是怎么联系上的。

实际上，薄熙来在重庆只是做了一点点符合民意的事情；而其他地区的中共高官什么也不做。如此而已。倒薄者说“他是笼络人心”，做的事情是“杀鸡取卵”等等；如此说法可以简单地归纳为：重庆老百姓是傻瓜。

其实就按倒薄者说的，薄熙来在重庆做的也不能和“文革”相提并论。薄在那儿“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吗？先生们，时过境迁了，今天的中国大陆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

而真正的“文革”中，党内毛泽东的激进势力常常会捏造“政治罪名”，然后往无辜的人头上扣。这种“扣帽子”的手法才是搞“文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