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骗 （上） 声明：我是个在“北大荒”待了九年多的老“知青”，自认为对“上山下乡”这场运动该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听说现在有个“知青”作家写了个“知青”的电视剧，说什么“青春无悔”。我不想去看，认为用这种“豪言壮语”作主题可笑和荒谬。让我根据自己“上山下乡”的岁月中身边的人和事写个小说，看看主人公“我”都干了些什么。即便是当过“知青”的主儿也用不着“对号入座”，这里只对人不对事。 ＊＊＊＊＊＊＊＊＊＊＊＊＊＊＊＊＊＊＊＊＊ 转眼“上山下乡”运动都四十周年了，要不怎么说人这一辈子经不住蹉跎呢。十六岁时“上山下乡”，我作为一名“知青”去“北大荒”一个农场，后来又转到另一个农场。说起这事儿，别提啦，哑巴吃黄连。写到后来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 １９６８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在刊登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所加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最高指示”先说“知青”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金口玉言”，谁敢不去？既然是“圣旨”，下面干吗还要“说服”呢？可见这是大家伙都不怎么情愿的事儿呗。 １９７７年初我“病退”返回北京（那会儿“知青”都办“病退”――有病不能再“上山下乡”），１９７８年考上北京地区大学扩招的走读分校，运气真不错。后来找个特能念书的老婆――学医的，她１９８０年代末出国念博士，我也跟着来“陪读”。这就在美国混了。咱是个学文科的，本来文化底子就不怎么样，英文又不行，后来找些关系从商，也就是搞些转口贸易小打小闹。自我感觉还行，运气也不错，发点儿小财，在美国混个中产阶级。不是自我吹嘘，这跟我“上山下乡”的经历有关。但这两年买卖不好做，美国经济大趋势走下坡路。咱识时务，在家先“冬眠”，等着看以后有什么赚钱的机会。现在有时跟妻子去旅游、旅游，散散心，闲待着的时候上上网打发时间。老实讲，咱已经把下半辈子的钱挣得差不多了，温饱绝对没问题。老婆在大公司工作，年薪六位数。女儿现在也在读博士，已不花我们俩口子的钱。朋友们讲话：你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我不知为什么总隐隐地感到失落，莫名其妙的，时不时地觉得自己找不到生活的方向，晚上睡不着觉就想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学医出身的妻子说我八成有抑郁症倾向，或“吃饱了撑的”。 嗯，有点儿。特别是这“上山下乡”四十周年一闹腾（其实也就是“知青”这些老骨头还吵吵），想起当年的往事咱都失眠。干吗如此激动？别装得跟个“网虫” 似的，动不动就“发神经”，屁大的事儿也能要死要活，千方百计地要引起他人的注意。嘿嘿，看你说的；咱“知天命”的年龄都过了五岁了，如果现在还在博客上成天慷慨激昂，那八成真是精神病。那是不是与这“段子”的题目有关？“欺骗”，你“上山下乡”被欺骗了，是不是？这个……不能那么笼统地说。 老实说，别看我当时才十五、六岁，对“上山下乡”可没什么热情。你想呀，咱什么出身，父母解放后就一直是“夹着尾巴做人”的普通知识分子。“文革”一整，又弄出了很多“历史问题”，名副其实的“臭老九”啦。那我自然就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其实“文革”前咱就属“黄花鱼的”――溜边儿。这是老北京俗语，为什么这么叫咱不清楚，反正就是指人的精神状态有点儿灰溜溜，干什么都往边儿上凑。自己是什么料还不清楚嘛，夜壶――挨呲的货。最好什么事儿都别“ 娶媳妇打幡”跟着哄，当时咱这种人干什么也没好果子吃，常常是人家的出气筒，整个一个受气包。这么说吧，“文革”一开始，我整个一个缩头乌龟啦，而且心里还挺惶恐。 一个人总在这种感觉中，您说他能有什么热情？“上山下乡”去“北大荒”的江峰农场时我刚过十六岁，应该还是个孩子。但内心深处已是抵触“上山下乡”。为什么呢？这……仅仅是一种感觉。不过咱表面上得戴上“面具”，必须的。那年头儿谁都自觉不自觉地知道保护自己，我也一样。 咱可以说是一头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写的《动物农庄》中的本杰明（Benjamin）―― 那头心里明白点事儿，时不时地冒怪话，但又不敢反抗的小毛驴。我属于“六九届”――１９６９年初中毕业。咳，其实我们这届的学生就在中学待了一年多。１９６８年初，“上边儿”想起该“复课闹革命”了，我们这些在街头晃荡了一年多的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就近上了中学。以后的一年多根本没学什么书本知识，倒是下乡劳动好几次。跟着到了１９６９年春天，就着“上山下乡”的“无产阶级革命东风”，我们这些六九届的也都开始奔赴边疆啦。那时候先有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后来“大拨儿轰”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是“生产建设兵团”不要的主儿。怎么呢？我“出身”有问题。前边儿说了，“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我父母查出历史上“有问题”，到了六九届上“上山下乡”那会儿，她他们的问题还没“定案”。什么意思？就是他们的问题到底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还是“敌我矛盾”还不能确定，还得“进一步调查”。呵呵，说这些年轻人不懂，简单地告诉您吧，就是我属于“另册”，最多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得，人家还是不懂。罢了，就说我是个“下等人”吧。就是这个概念。 见同学们都纷纷“上山下乡”，“奔赴反修防修斗争的第一线”，咱还真有点惶惶然。其实我是怕把我分到更糟心的地方。那时候北京的“老三届”（“文革”开始时正上初中和高中）的学生有不少去山西、陕西和内蒙、吉林“插队落户”的，反馈回来的信息就是个“苦”字。正赶着这时候，黑龙江江峰农场来领“上山下乡 ”的北京“知青”，这个农场地处“北大荒”，但距离中苏边境有四百多里，所以“政审”可以放宽（意思是人孬点儿也不碍事），于是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去了江峰农场。 江峰农场原来是个劳改农场。全国兴“上山下乡”了，农场把劳改犯送到别的地方劳改，“就业农工”（劳改犯刑满后农场就业）都遣返回乡，“知青”跟着就进场啦。在我们这些北京“知青”去之前，已经有不少上海青年和当地东北青年作为“知青”进场。不过我们北京“知青”和他们不太一样。主要我们都是“渣滓”。您想呀，“生产建设兵团”都不接收的主儿，这些六九届的学生有一半是家里“有政治问题”，没有“定案”的，还有一半是特别调皮捣蛋的，也就是特爱在街头寻衅滋事者，小痞子，“顽主”。而在我们之前到江峰农场的上海、东北“知青”，人家绝大部分都在９５％里。嘿嘿，这年轻人对这“９５％”又有些糊涂。当年“ 上面”爱这么宣称，全国的人当中“９５％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９５％的人要“狠狠打击”那５％的――肯定是“不好”的。怎么，还是没听明白。咳，几十年前的那荒唐话，也真没必要懂啦。反正你要这么个概念，就是我们当时去江峰农场的北京“知青”是“不好”的。既然是“不好”的，为什么江峰农场还接收？嘿，这“上面”总有这意思：“不好”的可以“改造”嘛。 那是１９６９年的秋天，我们这些“生产建设兵团”不接收的北京“知青”，在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坐着一列“专列”前往“北大荒”。哎，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记得很深刻的，除了这些十六岁左右的孩子和送行的家长难分难舍外，另一种情感一直牢牢地印在脑子里――我该怎么办？不知道当时与我同去江峰农场的人怎么想，我反正是有点茫茫然的感觉。刚刚过十六岁的生日不久，我便开始了自己独立生活，而这种生活并非我渴望的。 那是三天三夜慢腾腾的火车，途中见车就让，我们坐的火车有时会在铁路区间的地方长时间地等待错车。在我周围的有不少被认为是“小痞子”的家伙们，他们抽着烟，放肆地相互开着玩笑，车厢之间的人们串来串去，时而有斗殴。我呢，被“今后怎么办”的念头折磨着，知道想也没用，但还是不由自主地想。这三天三夜我相当的消沉。现在我每每想到那场景，就自嘲地一笑：还是“小痞子”活得比我痛快，因为他们不怎么想事。咱想得多，所以痛苦。“自作自受”，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儿。作为一个人，已经这么想了，那可以比喻成“开弓没有回头箭”。难道我真的比周围的同龄人早熟？或许吧。另外，我得承认，自己还很懦弱。 记得刚到农场的某一天下午，那天轮到我做值日生，就是当天不下地，给宿舍里的人们挑涮洗用的水，顺便打扫一下环境卫生。下午的太阳暖洋洋的，我靠在自己的行李卷无聊地看着窗外，庆幸自己轻松了一天。天气很好，阳光洒满原野，从窗口可以看到远处望不到边的大豆地，宿舍的人们都在地里挥汗割黄豆呢，跟着“今后怎么办”的念头就在脑海中出现。实际上当时我总有下乡劳动的感觉，可明明不是在中学那会儿下乡劳动了，是独立生活的开始。但这种生活对我来说真的会有什么希望吗？我不愿，也不敢想下去。压抑呀，真该好好哭一场。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想哭就大放悲音吧，然而当时却没有要哭出来的感觉。现在记起这一幕，我还是有着遗憾，自己当时为什么不能痛痛快快地哭？ 我后来曾不断地想，那会儿自己是不是不相信“上面”说的一切？当时才十六岁，可以说不敢“胡思乱想”，或许有点本能地把抵触情绪隐藏在内心深处，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当时自己属于另册，个人前途渺茫。可是人这种动物是不能没有希望的啊。 有一天下地的人们干捡苞米的活，就是把收获后的苞米地再仔细看一遍，把落下的苞米收上来。这是个轻省，又很难检查质量的活儿。大家排好垄，每人拎个土筐，说说笑笑地慢慢走着，开始捡苞米。说实话，落在地里的苞米有的是。收苞米这活青年们能认真干吗？凭什么认真干？所以落得满地都是苞米。收都不想认真收，捡就能捡干净？所以没几个人认真哈腰捡的。你要问：既然这样，农场的干部们怎么还让“知青”们去捡苞米？嘿嘿，您要这么较真，恐怕早晚自找倒霉。 可我那天好像吃错药了。先是挺认真地捡苞米，下了工后竟直接走到分场革委会办公室。我一开门，里面都是分场干部，正开什么会呢，吸烟吸得屋里雾气腾腾。我那心呀，紧张地狂跳。革委会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转业军人，他见我先是有点意外，跟着问有什么事情。我结结巴巴地说了一通，大意是今天大伙儿捡苞米很不认真，许多苞米都没捡起来，过后一翻地就都损失了。 顿时办公室里冷场，干部们看着我都不说话。革委会主任吸了口烟对我说：“你反映的情况知道啦，先回宿舍吧。”我立刻松口气似地诺诺而退，面红耳赤地走出办公室，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生怕被别人撞见。我这是怎么了？难道我真的心疼那些落在地里的苞米？或许自己当时的行为多半是“表演”的冲动吧？既然是“表演”就得演得好才成，可主任竟然连我名字都没问，看来他根本不想理我。或者他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内心？咱也太心虚了吧，大概是这种行动本身就太矫情？不管怎么说，我的“表演”很蹩脚，极其失败。如果我真的在那个时刻觉得就该“表演”，并全身心地投入，事后的感觉不该是羞愧难当。其实当时我的内心都不敢承认自己是在“表演”。这样一来，自己失败后马上就失去了演下去的信心，是直觉让我事后觉得自己行为的尴尬，见不得人。 此后我似乎决心忘掉这件事。我同宿舍的人们混在一起得过且过，混天度日，不自觉地想做个实实在在的人。我们北京“知青”在农场受歧视是显而易见的。当地的干部早把北京这些“知青”的档案看了个够。他们背地里把我们称为“二劳改”。我听过一位当地干部的老婆在和北京“知青”发生争执后的破口大骂。她说：“ 谁不知道你们这些北京的是渣滓？毛主席让你们到这儿来就是改造思想来了。他老人家太英明了，就得让你们到这儿受罪。你们就是‘二劳改’……” 和这位歇斯底里的女人发生口角的北京“知青”都想自杀，我也显得很悲愤，其实内心没那么悲哀，反而隐隐地有了点心安理得的感觉。怎么解释呢？应该是“咱们这种人，再怎么努力，政治上好好表现也没用”吧。这使我少了些莫名的焦虑。另外，周围和我境遇差不多的人很多，都是“出身不好”，这反倒让我没觉得那么孤单。其实我要是在农场“上山下乡”时一直保持这种心态就好了，这种想法虽然仍属幼稚，也比后来自己的自欺欺人强。真的，我没有过分地自我贬低，就是自欺欺人！ 农场的最初几年我和周围的北京“知青”差不多，可以说是整天就是混日子，虽然看不到日后有什么希望，但也没有什么奢望。听天由命的意识让我活得心安理得。那会儿已经有“走后门”的现象。北京“知青”中有些干部子弟。来农场时，他们的父母都或多或少地有“历史问题”，后来“问题”都“解决了”，他们也就在农场消失了，或者当兵，或者转到别的什么地方，反正是离开了农场。不过北京“知青”中大多数“出身不好”的“知青”并非干部子弟。所以北京“知青”中的干部子弟走后门离开农场，并没怎么影响我那几年的情绪。“大部分‘出身不好’的人不还是‘没办法’嘛。”我那时总是这么说，用“反正我们这样的人是没希望的”来自我安慰。我可以抱怨日子苦，但内心世界还是相对平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