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

　　儿时翻照相簿，见一张小小的一寸见方的黑白照片，那是一位甜甜的姑娘微笑着的半身像，她身着旗袍，正抱着当时不到一岁正牙牙学语的哥哥。“这是谁？”我好奇的问。“一个日本女孩子。”父亲淡淡答道。长大得知，那曾是我的堂婶。

　　堂叔在抗日战争后期是个高中毕业生，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坚决抗日参加了国民党青年军，因作战勇敢，很快晋升为上尉连长，抗日胜利后又去“剿共”，以不怕死著称。他的旅长非常赏识这位年轻人，就把自己的养女，一位日本遗孤嫁给了他。“享受一下人生吧。说不定哪天为党国捐躯了。”旅长说。那十五岁的日本女孩子楚楚动人，温柔可爱，可我堂叔却把新婚妻子托付给我父亲，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在上海还有另一个公开身分――一家科学杂志的老板，同时他又是一名普通的中共上海地下党党员，坚信着共产主义，当然，也是一位永远的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哥哥，我必须得在前线拼命，她只能留在上海由您照顾。”说罢匆匆奔赴内战的前线，日本女孩子就住在我爸妈那里。这就是我们家里为什么会有那张照片。

　　1948年底，我堂叔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在淮海战场被攻势凌厉、排山倒海、高昂士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堂叔从死人堆里只身逃出，当然与其他剩下溃退的国民党军队失去联系。他茫茫然去了上海，在我父母家和年轻的妻子团聚。“你今后怎么办？”父亲试探着问堂叔。“我想再去找部队，还和共产党干！”堂叔低头沉默良久答道。

　　父亲在屋中来回踱步，“国民党大势已去。甭管谁统一中国都算民族之大幸。中国在战乱中拖得实在太久了！民族灾难深重呀。”他琢磨着怎样才能既不暴露地下党员的身份，又能打动堂弟。“而况你还有一个家庭。你也得为你的新婚妻子想想。”

堂叔留下了，后来被判刑入狱。他当时坚决要求和年轻的妻子离婚。“不要为我受连累。自己找个好主吧。”那日本姑娘不肯，到天津一个纱厂工作，当纺织女工，然而终熬不过无助的孤苦和岁月的蹉跎，于六十年代初回了日本。毕竟她的家人都在日本呀。她此去杳无音信，引起我种种的猜想。

我有很多、很多的想不通！想必父亲和堂婶是熟知的，他那时都做了些什么？堂叔后来是刑满释放的，但那时堂婶已经走了。她都等了十年了，为什么不再等下去？我想堂婶是被迫离婚的；离婚后并没有回日本，而是留在中国，那是她仍在等待她心中的丈夫出狱呀！怎么她就走了呢？堂婶走的时候就没有留下什么话吗？是的，我父亲那会儿是个摘帽子“右派”，但为了亲情也不会对堂弟的家事装聋作哑吧？是啊，那时我堂叔的事情谈起来讳莫如深，可当事人内心深处又是如何想的呢？堂叔出狱后在老家又有了工作，他完全可以再次结婚，为什么一直到病逝都还是孤身一人？他也真的爱着那位日本姑娘吗？算一算，他和那位日本姑娘结婚也生活过一段时间（1949年初到1950年代初），他们真会建立起彼此深厚的感情吗？

再以后，我在七十年代见过堂叔。他从浙江老家到北京来看望我父亲，他的兄长，容貌上看已是一位憔悴的老人，然而仍有军人的气概，但已看不出当年的气宇轩昂。他愁眉不展，正为被 “文革”折磨的中国忧心忡忡，为去世不久的周恩来总理悲哀。他什么身份，怎么也关心国家的事？不能那么说，他是一个普通的有民族感情的中国人，位卑未敢忘忧国嘛。那时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危急的时代。我试图问起我以前的那位堂婶，他仅仅一笑，却只字不提。不久他在浙江老家得了脑溢血，默默无闻地结束了他的一生，永别了他所眷恋的祖国和故土。父亲眼中有泪，“他五十岁出头就走了，一个人孤苦零丁，真凄凉呀。”可您那时要不劝他留下呢？要不是这样，说不定他和那日本妻子在台湾安度晚年。现在我那堂婶呢？不得而知，只剩一个令人遗憾的故事。我的几句抱怨引来父亲的大怒，“我不是无情无义之徒！你在旧中国生活过吗？知道什么是‘东亚病夫’吗？！正是为了新中国，为了民族，我才要他留下……”父亲说不下去，转过身不断地流泪。我则吓得不敢再问。

而后我又多少次试图从父母嘴里得到曾是我堂婶的那位日本女人和当年的一些情况，但两位老人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真让我无可奈何。多少年后终于父母也相继过世。哎，我怎么就没有机会去领会深藏于父亲和堂叔心底的相互之间的爱？这一定是个动人的故事，充满着感情的波澜。而父母为什么不愿意讲出来？唯一比较肯定的猜测是，我堂婶后来在日本又组建家庭（回日本时应该是三十岁左右），这样的话，我父母是不愿意让已成为过去的事情再次打扰那位日本妇人，而我的堂叔也是这样想的。

父亲家族里不是国民党人就是共产党人。他结婚时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的大照片中竟有那么多国民党官员，不是西服革履，就是笔挺的军装；我猜想其中就有不少共产党人呢。我的二伯在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工作，他当年对自己的弟弟，也就是我父亲无微不至地照顾，后又出钱供我父亲东渡扶桑留学。二伯和父亲同父异母。我的亲奶奶实际上是个没有名分的同房丫头，二伯至少大我父亲十岁以上。父亲小学还没读完，家境就已败落。十二岁的父亲去了一家中药房当小伙计谋生。当时二伯找到工作不久，养家糊口并不宽裕，回家省亲看到幼小的弟弟在当药房小伙计，当即做出决定，“弟弟聪明，不能耽误上学。”于是他拿出自己本来就不多的钱供父亲读了中学，而后又出钱供他去留学。这是恩重如山的事情呀。然而解放后父亲大义灭亲，二伯入狱。当然，我原来、现在和将来都理解父亲的举动，他是为了理想。事后，父亲便在生活千方百计地接济二伯的女儿们，给予她们父爱。儿时的记忆中，几位堂姐如同我们兄妹的姐姐。我后来想，如果我堂婶那时生个孩子就好了，我会多个亲如手足的堂兄或堂姐。

在这里我不得不说我的大奶奶，也就是二伯的母亲。我亲奶奶死得早，不到二十就因难产去世。父亲说当时他刚刚四岁，竟然还有印象，他对抬着安放着母亲的棺材去埋葬的那条小路特别恐惧。而后，我的大奶奶，也就是爷爷的正房把幼小的父亲一把拉过来。“今天起我就是你的妈妈了。”大奶奶叹息着说道。她让父亲和她同睡，好无微不至地照顾。父亲儿时淘气异常，总不想让“后来的妈妈”管教，千方百计地跑到外边去玩儿。大奶奶如果很长时间找不到父亲，就沿街大声呼唤。这时，父亲就满身泥土地从某个角落里跑来扑到大妈妈的怀里。我的大奶奶举起巴掌，犹豫一下，却打在自己腿上，喊着“我的儿呀……”

解放后，父亲曾把大妈妈接来与他同住，说再也不要分离。母亲总是说，我哥哥刚生下来时，我的姥姥赶来照顾我母亲，那利索的老太太抓住买来的母鸡一刀下去，我那佛教徒的大奶奶忙在一旁不断地念经消灾。两个亲家母“各司其职”。大奶奶还在当院设了烧香拜佛的佛龛，每日跪拜。中央研究院里周围的邻居指指点点，父亲视而不见，见到大奶奶披着袈裟又要跪拜“阿弥陀佛”，赶紧拿了棉垫子跑过去，怕老太太跪得久了疼痛。可我的大奶奶就是住不惯大城市，很快又回了老家。那是个浙江省靠海边的小镇，父亲只好每月给她寄钱。逢年过节就是思念自己的大妈妈。记得我下乡后没几年，大奶奶九十多岁高龄去世，父亲那时正在“干校”。他给我写信，悲伤之情溢于言表。他说鉴于自己的身份（很多历史问题还没定案），他不便奔丧。但他的心都要碎了！父亲讲，老家的人来信说，大奶奶回到老家后时常去看海的，久久地站在岸边。她知道自己的一个亲生女儿，也就是我的老姑姑在海峡对岸，但她什么都不说。她老人家一定很想和女儿见上一面，但终归耐不住岁月的流逝，无限遗憾地老去。

　　啊，我的老姑姑。我的姑父在四十年代末是国民党政府官员，全家人仓惶去了台湾。他家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表哥是位向往新中国的大学生。我父亲找他谈话，说中国共产党人接管大陆后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于是那年轻人坚决要留在大陆参加祖国建设。姑姑拗不过儿子，只好把他托付给我父亲。其实我大表哥后来工作、生活中并不如意，但他性格开朗，事事尊重他的舅舅，就连找对象也要我父亲拿主意。记得“文革”岁月中，他常常在年关岁末来从外地风尘仆仆地赶来探望舅舅，踏破我父母家门前的冷落，带来欢声笑语。

八十年代初，我表哥被派到法国考察，积劳成疾，回国不久便撒手人寰。白发人送黑发人，父亲不断地痛哭道：“我怎么向你妈妈交代？”

1980年代两岸逐步开放， 父亲一直给生活在美国的老姑姑的女儿，也就是我的表姐写信，问什么时候能见上自己的姐姐一面？表姐来信总是说，她的妈妈很怕大陆的共产党。但老姑姑回到老家是这样说的：“我这岁数的人了还怕什么？我是有怕的地方，怕不能回到老家，见不到多少年未见的亲人。现在人回来了，亲人们也见到了，心里也就踏实了。”

我的老姑姑终于在九十年代初到大陆探亲，父亲去浙江老家与四十多年没见面的老姐姐相聚。“我知道我那大儿子不在了。”极其豁达的姑姑开门见山。“家里孩子们都瞒着我，你也瞒着不说。人死了不能复活。好在我还看到了你。妈妈和父亲的坟也祭奠了。听说你这些年受了很多委屈？”姐弟俩说着便一起流泪。

父亲陪老姐姐在浙江老家住了些日子。别看那时我那老姑姑年届九十，可腿脚仍利索，脑筋也好使。表姐来信说，老人家每天生活都很愉快，大家伙儿在的时候就聊天打麻将，有空就在镇子上散步，和乡亲们打招呼。一走能走好几里路。再以后她老人家渐渐陷入痴呆状态，最后每天只会笑一笑。有一天早上人们发现她静静的走了。这时人们想起她刚刚从台湾回大陆老家时的一句话：再也不走了，我会埋在这里。父亲得知老姐姐走了，他没有哭，坐在那里沉默良久，久久的，久久的。我知道他心里在说什么，他说“姐姐你叶落归根，走得安详”。

在1962年，发生了件父亲做梦都没到的事情。我亲奶奶家族的人找来了！我亲奶奶姓温，那时她家太穷，我亲奶奶很小时就被卖到大户人家抵债。我父亲仅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姓温，是位非常漂亮，个子小小的姑娘。没想到1962年的时候，我亲奶奶家族中有位姓温的表姑竟然考到了北大，她的父亲不知用什么法子打听到自己姐姐的儿子在北京，于是告诉女儿，“当年我和你叔叔的姐姐，也就是你大姑被卖到黄家大户里当丫头，她死得早，但有个孩子留下来，就是你的表哥呀，他应该在北京工作。”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父亲的亲舅舅大致告诉了女儿的表哥该叫什么名字（父亲出自名门，按字排辈）。聪明的表姑很快在北京找到了自己的表哥。我记得父亲和表姑最初见面时都痛哭不止。

表姑总来看望，但父亲有着自己的过意不去。因为当时他是个“摘帽子右派”。他不敢去探望他的那些过去是雇农的舅舅们。其实我那聪明的表姑已知道舅舅当时的身份，但她从来不说，也不避讳，每每带些家乡的土特产，把我父亲舅舅们的贴心话带来。“让你表哥什么时候回老家来看看我们吧。我们都老了，总该见见面，毕竟是我们姐姐的骨肉，是我们的外甥呀。”遗憾的是，父亲的舅舅们一个个年迈去世，他还是没能回去看一眼。想到这些，父亲总是叹息了又叹息，心情压抑极了。

我十六岁“上山下乡”后很少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有关以上的这些故事仅仅知道一些片断。就算我有意打听，老人们又不情愿讲。透过那些支离破碎的情节，我每每猜测着其中的悲欢离合。如今所有的当事人和知情者都已作古，或不可能再联系上，真的这些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就永远成为过去，不为人知了吗？也罢，我们中华民族过去的岁月里，数不尽的家庭中有多少这样浸透着亲情的故事呀。这些故事汇集在一起就是我们民族的历史组成部分。每个故事可以说都不尽相同，但其中必有动人心弦的亲情，这千千万万的故事体现着的亲情，就是我们的民族感情核心所在，实实在在的。

啊，我们已经流了太多、太多因分离而流的眼泪。可能历史的长河很多就是由眼泪组成；当然，眼泪有着不同的成分，有离散的苦痛，也有团聚的激动。我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华民族的国家统一，我们的国家能在当今之世界不断地崛起再崛起，那时让我们欢欣鼓舞，流泪，欣喜若狂。先人们的在天之灵也得以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