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保路運動（摘編） 清廷鐵路國有政策合理但不合情，也未必合法。四川士紳先出於私利自保，後用公義動員大眾。同盟會暗中策應，哥老會揭竿雄起。一場混沌而必然的集體動員遂巨浪掀天。保路之後，到1949年前，四川沒有修成一條真正意義上的鐵路。 清廷鐵路國有政策合理但不合情 清末鐵路政策經歷了合股官辦、商辦與國有三個階段。 合股官辦起於甲午之後，清廷主要通過“對外貸款為主、對內募股為輔”的方式興建鐵路，從1896年到1904年間，共建鐵路1萬3千餘里。但這種建路模式存在相當問題，導致中國鐵路利權對外嚴重流失。 於是1904年，“拒外債、廢成約、收路自辦”成為全國士紳的響亮口號。是年，張之洞用650萬美元巨資從美國贖回粵漢鐵路修築權。此後，1905年至1908年間，各省商紳陸續贖回滬寧鐵路、蘇甬杭鐵路、廣九鐵路等承辦權。然而，商辦模式也有硬傷。如蕭氏所言，“中國處於長期與外世隔絕、缺乏資金、技術、管理經驗的情況下，要通過商辦方式獨立建造遍及全國各地的數以萬里計的鐵路決非易事。” 清廷鐵路國有政策在1909年大致成形。先行者又是張之洞。是年6月，張之洞代表中國政府與美、英、德、法四國銀行簽訂借款合同，總計借款550萬英鎊，利息五厘，以建造湖廣境內粵漢與川漢鐵路。這一草約的簽定當時並未遭到士紳階層或基層民眾的強烈抵制。但4個月後，張之洞病逝，聲名不佳的盛宣懷接手鐵路事宜。以地方諮議局為中心舞台的士紳們開始喧囂與躁動，抵製鐵路國有運動漸起。 盛宣懷個人品行雖未見得佳，但能力與眼光都是當時官吏中第一流的。他新上任郵傳部尚書，立即精確闡述了路權必須國有的理由：首先，湘、鄂兩省設立拒款會，不借外債，籌款自辦，只是徒託空言，毫無成效。其次，向外國借債雖非萬全之策，但只要政府在與外國談判簽約時，能“嚴定限制，權操於我”，使外人只有投資得息之利，無干預造路用人之權，則借外款以築路利大弊小，切實可行。 盛宣懷的分析打動了以攝政王載灃為首的清廷政要，加之盛宣懷本人的公關能力一流，皇族內閣遂力挺其鐵路國有政策。有意思的是，鐵路國有政策出台以後，各省反應迥然不同，不是因為“愛國程度”有深淺，而是因為利益盤算各不同。支持者有雲南、貴州、廣西等邊遠省份，雲貴總督李經羲看得清楚，“滇、黔、桂以無力望國有，非若湘、粵、蜀為私利而妒國有”。反對者主要在湖南、湖北、廣東、與四川。這四省中，湖南反應最早，四川反應最慢，但卻是四川人將保路運動釀成大波。 現在看來，清廷鐵路國有政策合理，但未必合情。自兩次鴉片戰爭、甲午海戰、庚子事變之後，中國人普遍民族情緒高漲，對外人深懷警惕乃至深惡痛絕。而多次沉重賠款的經歷，又使得向外人借款是那麼觸動這個民族的敏感神經。更重要的是，清廷鐵路國有政策不但不合情，還未必合法。清廷既已預備立憲，卻仍皇權統攬一切，在出台鐵路國有政策上違背程序正義，終於激起民間社會反彈。 三個歷史轉折點，四個清廷錯過的機會 川漢鐵路預定路線自宜昌、重慶達成都，全長約1175公里，由四川人負責修建，全部預算為7000萬兩。川漢鐵路的股本來源有四：認購之股、抽租之股、官本之股、公利之股。其中“租股”為最大宗，占川漢公司實收全部股金的78．4%，抽收辦法是：“凡業田之家……收租在十石以上者，均按實收數，百分抽三。”徵收對象不僅包括四川省大中小地主，而且及於廣大自耕農和佃農，使多數川人與這條鐵路發生實際或名義或心理上的經濟利害關係。這也是保路運動在川能動員廣大民眾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所有商辦鐵路中，川漢鐵路問題最為嚴重。到1911年，實收股金1645萬元，只及所需款數的1/10，按此集資速度與建路速度，須90年時間才能完成。更離譜的是，川漢鐵路公司高層挪用路款300多萬元，甚至拿到上海錢莊存款生息，結果損失本金200多萬元。加上其它諸多損耗，川漢鐵路公司總共花掉了近1000萬元（含挪用造成的虧空），只修了40英里的鐵路。 在保路運動爆發前，曾有三個歷史轉折點，每一個轉折點，也是清廷的一個機會，遺憾的是清廷全都錯過。 第一個轉折點，即是6月13日，盛宣懷與四國銀行團借款合同內容傳至成都。借款總額為六百萬英鎊，以兩湖厘金、鹽稅為頭次抵押，規定此鐵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的權利，全歸大清政府獨自辦理，但聘請英、德、美人各一名為總工程師。平心而論，這項商業合同談不上“賣國”。首先，年利息為5％的貸款屬於低利率，清末中國錢莊平均利息高達12。12.5%-14.8%。其次，在當時中國缺乏鐵路建造技術能力的情況下，雇用西方國家工程技術專家無可厚非，何況合同還嚴格限制了洋人總工程師的數量、職權範圍，明確規定其聽命於中方總辦或督辦。最後，合同明確規定四國銀行及其政府為貸款方，並不擁有經濟利益以外的政治附加條件。 然而，在當時排外高漲的背景下，合同內容一傳到成都，就被任意解讀。輿論立即譁然，指控所謂國有就是賣路，賣路就是賣國！於是川人大噪，“亡國亡種”等危言也泛濫如潮。 其實，此時如果清廷接受川漢鐵路股東照數歸還路款的要求，事情仍有轉機。但6月17日，清廷宣布川漢鐵路處理方案，拒還已用款項，更以“國家股票”形式攫取現存路款，同時下令查賬目以示威脅。川省紳商不能接受這個方案，國家不予補償虧空就奪走路權，意味着虧空永不可能補回來，那該由誰承擔責任，又由誰分擔損失呢？就人情而言，川省紳商的反應可以理解。但清廷的做法似乎也不理虧——川漢公司自己挪用款項去投機以致虧空，憑什麼要國家為你買單？ 四川紳商一方，擁有招之即來的“民氣”和“愛國”道德制高點。清廷一方，則擁有看上去運轉仍正常的國家機器和“道理制高點”。雙方遂僵持不下。 6月27日，由羅綸等2400餘人共同簽名並由王人文代奏的奏摺，意味着保路運動從為私利而抵制國有的士紳階層，蔓延至更廣大人群。這2400餘人，除領頭者為士紳階層外，主要是熱血市民、學生與中下層百姓。他們堅持認為，鐵路國有就是與民爭利，借外債更會導外人干預財政，如此則“中國將步印度之後塵”，“足召亡國之禍”。他們不是受個人利益驅動，而是基於排外情緒與對政府的不信任，基於樸素而混沌的正義感。 面對川人怒火，郵傳部尚書盛宣懷、督辦川漢鐵路大臣端方等不但不妥協或引導，反而繼續以強力手段應對。第二個轉折點在8月19日來臨，清廷任命李稷勛為國有川漢路宜昌分公司總理，代表國家強行接收川漢路宜萬段，將紳商股款700萬兩轉作國有鐵路股金，並代表鐵路公司同意郵傳部派員清查賬目，使川漢路權與資本盡失。 這做法把川督趙爾豐都驚住了，他趕緊給清廷上奏，希望從大局考慮，儘快改變鐵路國有既定政策，並從速將李稷勛撤職查辦，以平息川人怒火，否則騷亂必將升級，後果不堪設想。 此時，朝廷和盛宣懷若接受趙爾豐的建議，尚能控制局勢。但因盛宣懷、端方兩人的強硬態度，清廷最終沒有接受趙爾豐的建議，川省局勢日趨失控。8月24日，川漢鐵路公司股東召開臨時大會，向社會各界派發傳單，號召全省罷課、罷市、罷工，並停止交納一切厘稅雜捐，直到朝廷收回成命，恢復川漢鐵路商辦。隨後，四川各地開始罷課罷市抗稅抗捐，不少市民還書寫光緒帝神位，供以香火，旁註“庶政公諸輿論，川路仍歸商辦”。 如果清廷和盛宣懷、端方等人足夠敏感，應當看出，此時保路運動已由開始的經濟訴求轉為政治運動。經濟訴求是簡單的，不過為利，利達則事平；政治運動卻極為複雜，一旦大眾動員的潘多拉魔盒打開，革命黨人、哥老會、底層大眾的激情與力量被完全釋放，執政者極可能將死無葬身之地！ 當說，川督趙爾豐還算能吏，他在8月27日致電朝廷，建議當局不要再顢頇從事，最好按照立憲預備體制，將鐵路國有政策向資政院報告，徵得議會同意再往下推行。如資政院議止，責任內閣也得遵照執行。否則，大禍很快可能降臨，受害的也遠不止四川一省！ 趙爾豐的苦口婆心未能喚醒朝廷。盛宣懷與端方並非不知道局勢嚴重，但前者為經營鐵路可能產生的巨額利益，後者為運作四川總督進而返歸重臣之列，堅持以強硬手段應對。9月2日，清廷下令趙爾豐切實彈壓川民。9月5日，趙爾豐回電說，還是希望先撫，並警告說可能遇到庚子年間的亂事。但這時的趙爾豐已經扛不住了，端方不斷上書彈劾他，盛宣懷也煽風點火，朝廷數次強硬下諭，而四川這邊又民氣高漲，傲慢無禮，他夾在中間，不但扛不住，也受夠了。 於是，第三個轉折點來臨。9月7日晨，趙爾豐請保路同志會、諮議局和鐵路公司首領人物蒲殿俊、羅綸、鄧孝可、顏楷、張瀾等往總督府議事，將毫無防範之心的這些人抓捕。趙爾豐以為擒賊擒王，亂事自可平息，但被動員起來的大眾怎會罷休？成都民眾成千上萬，號泣呼怨，一撥撥湧入總督府大門，要求釋放被捕諸人。激烈衝突中，趙爾豐下令開槍，釀成“成都血案”，致32人死難。第二天，大雨竟日，趙爾豐下令三日內不許收屍，圍觀者想為死難者收屍，又繼續要求放人，趙爾豐大約屠夫性子犯了，再令開槍，又數十人被槍殺。 此時清廷仍有挽迴轉機，那就是嚴懲殺人官員趙爾豐，釋放蒲殿俊等。將趙爾豐作為替罪羊背黑鍋，可以平息民眾怒火，至於鐵路事宜，相信已經被震懾的四川紳商也不會要求太過分，大家可以坐下來慢慢談…… 遺憾的是，就如聞到血腥的獅子不會停下爪牙一樣，清廷不可能從鎮壓的單行道上返回。9月8日，清廷又下諭令趙爾豐查拿首要先行正法。趙爾豐沒有照辦，他知道再殺下去，立刻就激起更大民變，自己的頭顱都可能掛在電線杆上。但事已至此，他也沒有什麼退路了。9月11日，趙爾豐發布拿辦首要蒲殿俊等告示，指後者非是爭路，實是背逆朝廷。這等於定性保路運動為“反革命暴亂”。如此，一場由經濟訴求開始的民權運動，就不可避免地變成政治運動乃至革命暴動。 即使在此時，清廷還有第四次機會。9月20日，受命前往四川平亂的岑春煊並不赴任，而是致內閣代奏釋放蒲殿俊等及發還路股電，建議川漢鐵路商辦期間一切虧損、挪用、倒賬，均由政府買單；即刻釋放所有被關押的紳商、民眾；承諾決不秋後算賬，決不妄殺一個反對鐵路國有的川人。他甚至還建議朝廷下罪己詔，以平民情。 現在看來，岑春煊的建議極可能幫助清廷化解與民間社會的對立，進而平息全川騷亂。但他的建議未被採納，還被端方等人指責為沽名釣譽，意在攘奪內閣總理云云。岑春煊也正好順水推舟，你不是說我沽名釣譽嗎？老子還不幹了！就此決不入川，要朝廷另請高明。 於是全川各地同志軍起，趙爾豐下野，四川軍政府成立，端方帶鄂軍入川平亂，在資州被殺。而兵備空虛的武昌，終於在楚望台發生新軍起義，武漢獨立，各省紛紛響應，最終清廷退位，民國建元。 保路前夜的四川社會經濟結構 保路前夜的四川，實已如同火山口。當時四川民眾所納賦稅已達痛苦不堪之地步，正糧（也就是常規稅收）之外，還有十數倍至30倍的附加稅、雜稅！外國商品的大量湧入，又使傳統農村手工業經濟受到極大破壞。二者結合，則是物價沸騰，人民日益貧困。 在1875-1910年，四川約有各類民變200多起！而自1897年開始，每一次民變都有迅速波及鄰近地區的傾向，這也說明1911年秋保路運動波及全川的形勢是經過漸漸醞釀而成。苦難大眾只是保路運動的基座。基座之上，還有數種力量：1、士紳 2、社團 3、哥老會4、革命黨人。 先說士紳。1908年，趙爾豐設立成都自治局，籌備成都自治事宜。1909年起，更指令各繁盛城鎮籌備自治，各州縣鎮議事會、董事會乘勢而起。1911年全川已成立城會100處，鎮會130處，鄉會67處。自治機構在川省的普遍設立，使大量士紳得以參與地方政務，甚至建立並管理地方武裝。鄉紳乘清政府的財政危機和軍事危機介入地方政治，形成士、農、商三位一體的鄉紳自治體制，並依靠團練這個地方武裝維持不安定的局面。地方自治造成紳權擴大，也就意味着皇權的縮小。這是此消彼長的關係，而在保路運動中，更是充分表露。 再看社團。商會是清末四川社會中影響最大的社團，就像密織的網羅分布全川。至1911年，川省商會達98所，占全國商會總數的12.3%，名列第一！據1912年統計，全省有商會會員30655人，會董有1841人。川省商會的政治傾向是贊同新政和立憲，排斥外人，尤其洋貨。川省商會的崛起標誌着四川商人由傳統的行幫組織向近代社會組織轉變，不但處理大量商事糾紛，還參與社會管理和地方自治，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新興社會力量。 至於哥老會，可說是清末四川最大的民間暴力組織。哥老會是成立於明清之際的民間秘密結社，又稱漢留，俗稱袍哥，本為“反清復明”，後逐漸演成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的民間社會互助組織。到清末民初，四川成年男子有近三成加入哥老會，總數達300萬人！哥老會成員最初多是社會底層人士，如碼頭工人、手工業者、商販、轎夫等，後來也吸引了不少社會賢達，以致有仁、義、禮等堂口的尊卑區別。江湖流傳“仁字號上穀子多，義字號上銀子多，禮字號上定子多”的俗諺，即仁字號多是士紳地主，義字號多是有經濟實力的行商坐賈，禮字號以後的多是社會下層人士，“定子”是四川方言，即拳頭。 最後說革命黨人，在四川主要是同盟會員。據《革命文獻》所載1905－1906年同盟會員名冊，四川籍同盟會員有127人，占會員總數的13%，僅次於湖南（158人）、廣東（155人）。1906年初，同盟會重慶支部建立，隨後同盟會成都支部、瀘州支部相繼建立。到1911年，四川三分之二以上的州縣都有同盟會分支組織。四川同盟會特別重視學校、會黨與新軍。在重慶，同盟會會員利用自己的學識和關係擔任各種職務，當地教育機構幾乎全為其掌握。四川許多中小學也是同盟會活躍的重要平台。會黨也為同盟會重點攻克對象。孫中山曾在日本接見瀘州會黨領袖佘英，付以打通川滇黔會黨之責，狀委為西南大都督。四川有不少會黨首領及重要人物加入同盟會，如川東北孝義會首領李紹伊、張百祥，川西北地區袍哥大佬高照林、張捷先、張達三等。同盟會在軍隊中也頗有滲透力，譬如川陸軍弁目隊學員入同盟會者達一百餘人，占該隊人數60%。陸軍速成學堂的學員加入同盟會的也不少。這兩個軍事學堂畢業的學生，後成為清第十七鎮新軍的基幹力量，同盟會對四川新軍的影響力，主要來自於此。 保路運動是如何被動員起來的 四川保路運動興起後，不到十天時間裡，同志會會員就激增至十萬多人。“成都血案”後，各地同志軍雲起響應，不下數萬人。全川人不分老幼，性不分男女，都深深捲入這場運動——士紳牽頭，同盟會策應，哥老會雄起，軍隊反正，而陷入困境的農村手工業者、各類工人、苦力與失業遊民也一起參加，遂成波浪掀天之勢。那麼，四川保路運動究竟是如何被動員起來的？ 謠言。人們不要真相，只需要符合自己心理的真相。運動初，就有傳單散布說政府之所以將各地集資的鐵路收歸國有，是為了賣給列強，而列強瓜分鐵路，也就瓜分中國。又有謠言說，盛宣懷將鐵路收歸國有，只是賣國求利的第一步，他下一步要將各種稅收與厘金，統統交給外人管理生息。當蒲殿俊等被捕後，趙爾豐並未虐待他們，但民眾中立即有謠言說，羅綸惹惱了趙爾豐，立馬被拉出去槍斃，還有說，諸人被集中關押，大刑伺候等等。當“成都血案”發生，趙爾豐將剿平全川、殺光參與保路所有人的謠言又不脛而走，讓各地民眾既憤怒又恐懼。種種謠言，都恰到好處地將更多民眾捲入漩渦中。 輿論。輿論乃一切政治運動之母。四川本地有《廣益叢報》、《鵑聲》、《四川》等報刊，傳播憲政思想。《民報》、《革命軍》、《黃帝魂》等革命讀物，也被廣為傳讀。據韓文畦回憶，在保路前夜的四川內江，因革命報刊之鼓吹，皇權、官權、紳權在市民心中威信日益下降，而革命黨人各種神話卻悄然流傳，就連兒童也覺得“造反”不是值得驚怪的事情。造反甚至成為被歌頌的對象。保路前夜，湖北《大江報》先後刊出黃侃《大亂者救中國之藥石也》、何海鳴《亡中國者和平也》，這可說是為民眾打入革命雞血的兩篇猛文。而在四川，著名報人鄧孝可早先本擁護鐵路國有，後來局勢急轉，也帶頭討伐盛宣懷，反對國有化。他撰寫的《賣國郵傳部！賣國奴盛宣懷！》基本不講道理，只喊標語，卻一紙風行，影響人心極廣極深。 組織。支部建到基層。全川各州縣都有保路分會，連雷波、屏山等邊遠縣份也不例外。分會之下，又設商、農、學等會。保路同志會有專門的演說部，還有詳盡的演說章程，分赴全川各地演說。其中不乏演說高手，比如6月17日保路同志會成立大會，羅綸登台演講落淚，引全場痛哭，據說足足哭了三十分鐘！哭泣的力量不能忽視。四川立憲黨人和紳商兩千多人有次匯集鐵路公司開會，護理川省總督王人文提前獲知消息，派軍警進行彈壓，不料軍警到場後，看與會者多伏案私泣，不由也相顧揮淚，無法動手。 宣傳。革命黨人深入農村進行宣傳，“仿金田起義故事，遠近同情者百餘處”，也就是學太平天國的大眾動員手段，吸引廣大對生存現狀極度不滿的農民。同盟會員馮志仁還假扮轎夫，到勞動人民中去宣傳策動。至“成都血案”發生，同盟會員龍鳴劍縋城而出，與會員朱國琛、曹篤等人裁木片數百個，上書“趙爾豐先捕蒲、羅諸公。後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將木片塗上桐油，製成“水電報”投入錦江，傳遍全川。但數百木片，怎麼可能傳遍全川？無它，但因有轉發耳。據羅子任回憶，當時他在資州讀小學，官令不准傳播木牌，引起大家反感。一群小學生和老師們就在江邊撿木牌，撿回後照制，拋光，寫字，加油漆，再放到江中漂流。一塊木牌即複製二三十塊出去，如此作了二十來天。其時恰逢漲水，木牌流動極快極廣，沿江百姓翹首以待，拾得木牌即廣為傳播檄文。這就好比如今病毒傳播式的微博轉發，保路抗爭信息遂如星火燎川。 新軍之分化。哥老會的力量深入到四川軍隊，從隊長到伙夫、十有八九是袍哥。剩下一個不是袍哥，也是革命黨人。以致趙爾豐不止一次在電文中嘆息，平川亂不能指望川軍。趙爾豐曾逮捕衛隊中一個同盟會員，欲斬殺，衛隊竟無一人執行，趙只好開除此人了事。新軍一直在官方意識形態教化下，忠於皇權、投身維穩，為什麼一下就變質了？其實，當官方意識形態灌輸的同時，另一扇門也打開了，每一種話語都有自己的權力，也有自己的對手，而且這權力永遠可能被對手消解。當新軍主流話語是忠於民族、投身革命時，食指就已扣上扳機。 基於上述要素，四川保路運動的大眾動員一發不可收拾。但任何一種大眾動員，都必然有副作用。保路運動也不例外，其副作用就是同志軍。同志軍在抵抗清軍，贏得獨立的過程中固然有力，但對地方生靈也頗多影響。據民國《重修彭山縣誌》：“自鬧同志會以後，地方土匪日益滋眾，大局亦日益糜爛，辛亥保路諸君子，詎料其流毒之至此哉”；民國《犍為縣誌》：“同志軍進城……尋仇報復，殺人越貨，靡所不至……智識之士，逃避一空……糜爛之極”；民國《雲陽縣誌》：“縣境哥老會趁機紛起，開堂結社……所在蠢動，藉故尋仇勒贖之風已萌，鄉人大恐。”又據吳晉航回憶，成都兵變後，社會秩序大亂。同志軍哥老會中人頭扎英雄髻，身着戲裝，腰佩寶劍，腳登花靴，招搖過市者隨處可見；黃遂生回憶，同志軍大部分是哥老會勢力，四川軍政府成立後，對之無法律管束，袍哥日益飛揚跋扈，尋仇報復。沿街所見，打英雄結，插花蝴蝶者比比皆是。尤其公開賭博，旁若無人，軍政府門前便有賭攤一百餘處。民間恐搶劫，貴重物品皆易地寄存，市況岌岌可危。再據《蜀北軍政府成立始末調查記》，蜀北同志軍多有劫奪捐稅、鬧戲子，討小老婆，穿戴戲服招搖過市之舉，以致出現“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現象。 餘論 保路運動初，盛宣懷以皇族內閣為靠山，上諭乃對各省反對集會下“格殺勿論”指示。稍後，載灃命粵督拿辦抗爭者，又言“倘敢糾眾作亂，格殺勿論”。再後，旅美粵僑也開會商議保路，“有劫奪商路者，格殺勿論。”政府對抗爭人民用格殺勿論四字，保路僑商對強橫政府也用格殺勿論四字。革命的到來，遂可屈指而待。 然而，就鐵路國有政策而言，清廷並非蠻不講理，而是蠻橫地講理。只是，當一個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時候，要蠻橫地講道理，是絕不可能贏回民心的。所謂塔西佗陷阱，就是當一個政府失去公信力時，不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 更要命的是，面對群體性抗爭，清廷一再拒絕妥協與談判，並不惜對和平請願者訴諸武力。剛性維穩真是害死人！辛亥前夕，梁啓超在給徐佛蘇的信中，有句話講得非常深刻：“我國萬事不進步，而獨防民之術乃突過於先進國，此真可為痛哭也。” 極富諷刺意味的是，清王朝覆亡一年多以後，1913年6月，民國交通部提出接收湖南商辦鐵路為國有，經過協商，確定仍按原先清政府川路成案分年攤還，長達15年。與民國政府相比，清政府原先的贖股方案要厚道多了。蕭功秦因此饒富樂趣地分析說：如果清政府當年不是急於把鐵路收歸國有，而是“順從民意”繼續讓商辦公司自行其是，那麼這些公司破產只是時間問題。其結果將是，各省商辦公司在已破產或將破產的壓力下，反而會主動要求政府收購路權而實行鐵路國有。 一個形象糟糕的政府和一些聲名狼藉的官員，肩並肩坐在火山口，打算為國民辦一件不算壞的事，但態度蠻橫，手段骯髒，結果引發一場混沌不清卻無法避免的大眾運動：地方士紳因私利而抗爭，立憲黨人為捍憲政而呼應，革命黨人為推翻帝制而行動，哥老會為義氣與地盤而雄起，平民百姓在“亡國亡種”感召下蜂擁而至，最終四川獨立，激發千餘公里外的武昌首義，連鎖反應生成，火山爆發，岩漿消融天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