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保路运动（摘编） 清廷铁路国有政策合理但不合情，也未必合法。四川士绅先出于私利自保，后用公义动员大众。同盟会暗中策应，哥老会揭竿雄起。一场混沌而必然的集体动员遂巨浪掀天。保路之后，到1949年前，四川没有修成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铁路。 清廷铁路国有政策合理但不合情 清末铁路政策经历了合股官办、商办与国有三个阶段。 合股官办起于甲午之后，清廷主要通过“对外贷款为主、对内募股为辅”的方式兴建铁路，从1896年到1904年间，共建铁路1万3千余里。但这种建路模式存在相当问题，导致中国铁路利权对外严重流失。 于是1904年，“拒外债、废成约、收路自办”成为全国士绅的响亮口号。是年，张之洞用650万美元巨资从美国赎回粤汉铁路修筑权。此后，1905年至1908年间，各省商绅陆续赎回沪宁铁路、苏甬杭铁路、广九铁路等承办权。然而，商办模式也有硬伤。如萧氏所言，“中国处于长期与外世隔绝、缺乏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情况下，要通过商办方式独立建造遍及全国各地的数以万里计的铁路决非易事。” 清廷铁路国有政策在1909年大致成形。先行者又是张之洞。是年6月，张之洞代表中国政府与美、英、德、法四国银行签订借款合同，总计借款550万英镑，利息五厘，以建造湖广境内粤汉与川汉铁路。这一草约的签定当时并未遭到士绅阶层或基层民众的强烈抵制。但4个月后，张之洞病逝，声名不佳的盛宣怀接手铁路事宜。以地方谘议局为中心舞台的士绅们开始喧嚣与躁动，抵制铁路国有运动渐起。 盛宣怀个人品行虽未见得佳，但能力与眼光都是当时官吏中第一流的。他新上任邮传部尚书，立即精确阐述了路权必须国有的理由：首先，湘、鄂两省设立拒款会，不借外债，筹款自办，只是徒托空言，毫无成效。其次，向外国借债虽非万全之策，但只要政府在与外国谈判签约时，能“严定限制，权操于我”，使外人只有投资得息之利，无干预造路用人之权，则借外款以筑路利大弊小，切实可行。 盛宣怀的分析打动了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清廷政要，加之盛宣怀本人的公关能力一流，皇族内阁遂力挺其铁路国有政策。有意思的是，铁路国有政策出台以后，各省反应迥然不同，不是因为“爱国程度”有深浅，而是因为利益盘算各不同。支持者有云南、贵州、广西等边远省份，云贵总督李经羲看得清楚，“滇、黔、桂以无力望国有，非若湘、粤、蜀为私利而妒国有”。反对者主要在湖南、湖北、广东、与四川。这四省中，湖南反应最早，四川反应最慢，但却是四川人将保路运动酿成大波。 现在看来，清廷铁路国有政策合理，但未必合情。自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庚子事变之后，中国人普遍民族情绪高涨，对外人深怀警惕乃至深恶痛绝。而多次沉重赔款的经历，又使得向外人借款是那么触动这个民族的敏感神经。更重要的是，清廷铁路国有政策不但不合情，还未必合法。清廷既已预备立宪，却仍皇权统揽一切，在出台铁路国有政策上违背程序正义，终于激起民间社会反弹。 三个历史转折点，四个清廷错过的机会 川汉铁路预定路线自宜昌、重庆达成都，全长约1175公里，由四川人负责修建，全部预算为7000万两。川汉铁路的股本来源有四：认购之股、抽租之股、官本之股、公利之股。其中“租股”为最大宗，占川汉公司实收全部股金的78．4%，抽收办法是：“凡业田之家……收租在十石以上者，均按实收数，百分抽三。”征收对象不仅包括四川省大中小地主，而且及于广大自耕农和佃农，使多数川人与这条铁路发生实际或名义或心理上的经济利害关系。这也是保路运动在川能动员广大民众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所有商办铁路中，川汉铁路问题最为严重。到1911年，实收股金1645万元，只及所需款数的1/10，按此集资速度与建路速度，须90年时间才能完成。更离谱的是，川汉铁路公司高层挪用路款300多万元，甚至拿到上海钱庄存款生息，结果损失本金200多万元。加上其它诸多损耗，川汉铁路公司总共花掉了近1000万元（含挪用造成的亏空），只修了40英里的铁路。 在保路运动爆发前，曾有三个历史转折点，每一个转折点，也是清廷的一个机会，遗憾的是清廷全都错过。 第一个转折点，即是6月13日，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团借款合同内容传至成都。借款总额为六百万英镑，以两湖厘金、盐税为头次抵押，规定此铁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的权利，全归大清政府独自办理，但聘请英、德、美人各一名为总工程师。平心而论，这项商业合同谈不上“卖国”。首先，年利息为5％的贷款属于低利率，清末中国钱庄平均利息高达12。12.5%-14.8%。其次，在当时中国缺乏铁路建造技术能力的情况下，雇用西方国家工程技术专家无可厚非，何况合同还严格限制了洋人总工程师的数量、职权范围，明确规定其听命于中方总办或督办。最后，合同明确规定四国银行及其政府为贷款方，并不拥有经济利益以外的政治附加条件。 然而，在当时排外高涨的背景下，合同内容一传到成都，就被任意解读。舆论立即哗然，指控所谓国有就是卖路，卖路就是卖国！于是川人大噪，“亡国亡种”等危言也泛滥如潮。 其实，此时如果清廷接受川汉铁路股东照数归还路款的要求，事情仍有转机。但6月17日，清廷宣布川汉铁路处理方案，拒还已用款项，更以“国家股票”形式攫取现存路款，同时下令查账目以示威胁。川省绅商不能接受这个方案，国家不予补偿亏空就夺走路权，意味着亏空永不可能补回来，那该由谁承担责任，又由谁分担损失呢？就人情而言，川省绅商的反应可以理解。但清廷的做法似乎也不理亏——川汉公司自己挪用款项去投机以致亏空，凭什么要国家为你买单？ 四川绅商一方，拥有招之即来的“民气”和“爱国”道德制高点。清廷一方，则拥有看上去运转仍正常的国家机器和“道理制高点”。双方遂僵持不下。 6月27日，由罗纶等2400余人共同签名并由王人文代奏的奏折，意味着保路运动从为私利而抵制国有的士绅阶层，蔓延至更广大人群。这2400余人，除领头者为士绅阶层外，主要是热血市民、学生与中下层百姓。他们坚持认为，铁路国有就是与民争利，借外债更会导外人干预财政，如此则“中国将步印度之后尘”，“足召亡国之祸”。他们不是受个人利益驱动，而是基于排外情绪与对政府的不信任，基于朴素而混沌的正义感。 面对川人怒火，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等不但不妥协或引导，反而继续以强力手段应对。第二个转折点在8月19日来临，清廷任命李稷勋为国有川汉路宜昌分公司总理，代表国家强行接收川汉路宜万段，将绅商股款700万两转作国有铁路股金，并代表铁路公司同意邮传部派员清查账目，使川汉路权与资本尽失。 这做法把川督赵尔丰都惊住了，他赶紧给清廷上奏，希望从大局考虑，尽快改变铁路国有既定政策，并从速将李稷勋撤职查办，以平息川人怒火，否则骚乱必将升级，后果不堪设想。 此时，朝廷和盛宣怀若接受赵尔丰的建议，尚能控制局势。但因盛宣怀、端方两人的强硬态度，清廷最终没有接受赵尔丰的建议，川省局势日趋失控。8月24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召开临时大会，向社会各界派发传单，号召全省罢课、罢市、罢工，并停止交纳一切厘税杂捐，直到朝廷收回成命，恢复川汉铁路商办。随后，四川各地开始罢课罢市抗税抗捐，不少市民还书写光绪帝神位，供以香火，旁注“庶政公诸舆论，川路仍归商办”。 如果清廷和盛宣怀、端方等人足够敏感，应当看出，此时保路运动已由开始的经济诉求转为政治运动。经济诉求是简单的，不过为利，利达则事平；政治运动却极为复杂，一旦大众动员的潘多拉魔盒打开，革命党人、哥老会、底层大众的激情与力量被完全释放，执政者极可能将死无葬身之地！ 当说，川督赵尔丰还算能吏，他在8月27日致电朝廷，建议当局不要再颟顸从事，最好按照立宪预备体制，将铁路国有政策向资政院报告，征得议会同意再往下推行。如资政院议止，责任内阁也得遵照执行。否则，大祸很快可能降临，受害的也远不止四川一省！ 赵尔丰的苦口婆心未能唤醒朝廷。盛宣怀与端方并非不知道局势严重，但前者为经营铁路可能产生的巨额利益，后者为运作四川总督进而返归重臣之列，坚持以强硬手段应对。9月2日，清廷下令赵尔丰切实弹压川民。9月5日，赵尔丰回电说，还是希望先抚，并警告说可能遇到庚子年间的乱事。但这时的赵尔丰已经扛不住了，端方不断上书弹劾他，盛宣怀也煽风点火，朝廷数次强硬下谕，而四川这边又民气高涨，傲慢无礼，他夹在中间，不但扛不住，也受够了。 于是，第三个转折点来临。9月7日晨，赵尔丰请保路同志会、咨议局和铁路公司首领人物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等往总督府议事，将毫无防范之心的这些人抓捕。赵尔丰以为擒贼擒王，乱事自可平息，但被动员起来的大众怎会罢休？成都民众成千上万，号泣呼怨，一拨拨涌入总督府大门，要求释放被捕诸人。激烈冲突中，赵尔丰下令开枪，酿成“成都血案”，致32人死难。第二天，大雨竟日，赵尔丰下令三日内不许收尸，围观者想为死难者收尸，又继续要求放人，赵尔丰大约屠夫性子犯了，再令开枪，又数十人被枪杀。 此时清廷仍有挽回转机，那就是严惩杀人官员赵尔丰，释放蒲殿俊等。将赵尔丰作为替罪羊背黑锅，可以平息民众怒火，至于铁路事宜，相信已经被震慑的四川绅商也不会要求太过分，大家可以坐下来慢慢谈…… 遗憾的是，就如闻到血腥的狮子不会停下爪牙一样，清廷不可能从镇压的单行道上返回。9月8日，清廷又下谕令赵尔丰查拿首要先行正法。赵尔丰没有照办，他知道再杀下去，立刻就激起更大民变，自己的头颅都可能挂在电线杆上。但事已至此，他也没有什么退路了。9月11日，赵尔丰发布拿办首要蒲殿俊等告示，指后者非是争路，实是背逆朝廷。这等于定性保路运动为“反革命暴乱”。如此，一场由经济诉求开始的民权运动，就不可避免地变成政治运动乃至革命暴动。 即使在此时，清廷还有第四次机会。9月20日，受命前往四川平乱的岑春煊并不赴任，而是致内阁代奏释放蒲殿俊等及发还路股电，建议川汉铁路商办期间一切亏损、挪用、倒账，均由政府买单；即刻释放所有被关押的绅商、民众；承诺决不秋后算账，决不妄杀一个反对铁路国有的川人。他甚至还建议朝廷下罪己诏，以平民情。 现在看来，岑春煊的建议极可能帮助清廷化解与民间社会的对立，进而平息全川骚乱。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还被端方等人指责为沽名钓誉，意在攘夺内阁总理云云。岑春煊也正好顺水推舟，你不是说我沽名钓誉吗？老子还不干了！就此决不入川，要朝廷另请高明。 于是全川各地同志军起，赵尔丰下野，四川军政府成立，端方带鄂军入川平乱，在资州被杀。而兵备空虚的武昌，终于在楚望台发生新军起义，武汉独立，各省纷纷响应，最终清廷退位，民国建元。 保路前夜的四川社会经济结构 保路前夜的四川，实已如同火山口。当时四川民众所纳赋税已达痛苦不堪之地步，正粮（也就是常规税收）之外，还有十数倍至30倍的附加税、杂税！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又使传统农村手工业经济受到极大破坏。二者结合，则是物价沸腾，人民日益贫困。 在1875-1910年，四川约有各类民变200多起！而自1897年开始，每一次民变都有迅速波及邻近地区的倾向，这也说明1911年秋保路运动波及全川的形势是经过渐渐酝酿而成。苦难大众只是保路运动的基座。基座之上，还有数种力量：1、士绅 2、社团 3、哥老会4、革命党人。 先说士绅。1908年，赵尔丰设立成都自治局，筹备成都自治事宜。1909年起，更指令各繁盛城镇筹备自治，各州县镇议事会、董事会乘势而起。1911年全川已成立城会100处，镇会130处，乡会67处。自治机构在川省的普遍设立，使大量士绅得以参与地方政务，甚至建立并管理地方武装。乡绅乘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介入地方政治，形成士、农、商三位一体的乡绅自治体制，并依靠团练这个地方武装维持不安定的局面。地方自治造成绅权扩大，也就意味着皇权的缩小。这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在保路运动中，更是充分表露。 再看社团。商会是清末四川社会中影响最大的社团，就像密织的网罗分布全川。至1911年，川省商会达98所，占全国商会总数的12.3%，名列第一！据1912年统计，全省有商会会员30655人，会董有1841人。川省商会的政治倾向是赞同新政和立宪，排斥外人，尤其洋货。川省商会的崛起标志着四川商人由传统的行帮组织向近代社会组织转变，不但处理大量商事纠纷，还参与社会管理和地方自治，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新兴社会力量。 至于哥老会，可说是清末四川最大的民间暴力组织。哥老会是成立于明清之际的民间秘密结社，又称汉留，俗称袍哥，本为“反清复明”，后逐渐演成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民间社会互助组织。到清末民初，四川成年男子有近三成加入哥老会，总数达300万人！哥老会成员最初多是社会底层人士，如码头工人、手工业者、商贩、轿夫等，后来也吸引了不少社会贤达，以致有仁、义、礼等堂口的尊卑区别。江湖流传“仁字号上谷子多，义字号上银子多，礼字号上定子多”的俗谚，即仁字号多是士绅地主，义字号多是有经济实力的行商坐贾，礼字号以后的多是社会下层人士，“定子”是四川方言，即拳头。 最后说革命党人，在四川主要是同盟会员。据《革命文献》所载1905－1906年同盟会员名册，四川籍同盟会员有127人，占会员总数的13%，仅次于湖南（158人）、广东（155人）。1906年初，同盟会重庆支部建立，随后同盟会成都支部、泸州支部相继建立。到1911年，四川三分之二以上的州县都有同盟会分支组织。四川同盟会特别重视学校、会党与新军。在重庆，同盟会会员利用自己的学识和关系担任各种职务，当地教育机构几乎全为其掌握。四川许多中小学也是同盟会活跃的重要平台。会党也为同盟会重点攻克对象。孙中山曾在日本接见泸州会党领袖佘英，付以打通川滇黔会党之责，状委为西南大都督。四川有不少会党首领及重要人物加入同盟会，如川东北孝义会首领李绍伊、张百祥，川西北地区袍哥大佬高照林、张捷先、张达三等。同盟会在军队中也颇有渗透力，譬如川陆军弁目队学员入同盟会者达一百余人，占该队人数60%。陆军速成学堂的学员加入同盟会的也不少。这两个军事学堂毕业的学生，后成为清第十七镇新军的基干力量，同盟会对四川新军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此。 保路运动是如何被动员起来的 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后，不到十天时间里，同志会会员就激增至十万多人。“成都血案”后，各地同志军云起响应，不下数万人。全川人不分老幼，性不分男女，都深深卷入这场运动——士绅牵头，同盟会策应，哥老会雄起，军队反正，而陷入困境的农村手工业者、各类工人、苦力与失业游民也一起参加，遂成波浪掀天之势。那么，四川保路运动究竟是如何被动员起来的？ 谣言。人们不要真相，只需要符合自己心理的真相。运动初，就有传单散布说政府之所以将各地集资的铁路收归国有，是为了卖给列强，而列强瓜分铁路，也就瓜分中国。又有谣言说，盛宣怀将铁路收归国有，只是卖国求利的第一步，他下一步要将各种税收与厘金，统统交给外人管理生息。当蒲殿俊等被捕后，赵尔丰并未虐待他们，但民众中立即有谣言说，罗纶惹恼了赵尔丰，立马被拉出去枪毙，还有说，诸人被集中关押，大刑伺候等等。当“成都血案”发生，赵尔丰将剿平全川、杀光参与保路所有人的谣言又不胫而走，让各地民众既愤怒又恐惧。种种谣言，都恰到好处地将更多民众卷入漩涡中。 舆论。舆论乃一切政治运动之母。四川本地有《广益丛报》、《鹃声》、《四川》等报刊，传播宪政思想。《民报》、《革命军》、《黄帝魂》等革命读物，也被广为传读。据韩文畦回忆，在保路前夜的四川内江，因革命报刊之鼓吹，皇权、官权、绅权在市民心中威信日益下降，而革命党人各种神话却悄然流传，就连儿童也觉得“造反”不是值得惊怪的事情。造反甚至成为被歌颂的对象。保路前夜，湖北《大江报》先后刊出黄侃《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何海鸣《亡中国者和平也》，这可说是为民众打入革命鸡血的两篇猛文。而在四川，著名报人邓孝可早先本拥护铁路国有，后来局势急转，也带头讨伐盛宣怀，反对国有化。他撰写的《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基本不讲道理，只喊标语，却一纸风行，影响人心极广极深。 组织。支部建到基层。全川各州县都有保路分会，连雷波、屏山等边远县份也不例外。分会之下，又设商、农、学等会。保路同志会有专门的演说部，还有详尽的演说章程，分赴全川各地演说。其中不乏演说高手，比如6月17日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罗纶登台演讲落泪，引全场痛哭，据说足足哭了三十分钟！哭泣的力量不能忽视。四川立宪党人和绅商两千多人有次汇集铁路公司开会，护理川省总督王人文提前获知消息，派军警进行弹压，不料军警到场后，看与会者多伏案私泣，不由也相顾挥泪，无法动手。 宣传。革命党人深入农村进行宣传，“仿金田起义故事，远近同情者百余处”，也就是学太平天国的大众动员手段，吸引广大对生存现状极度不满的农民。同盟会员冯志仁还假扮轿夫，到劳动人民中去宣传策动。至“成都血案”发生，同盟会员龙鸣剑缒城而出，与会员朱国琛、曹笃等人裁木片数百个，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将木片涂上桐油，制成“水电报”投入锦江，传遍全川。但数百木片，怎么可能传遍全川？无它，但因有转发耳。据罗子任回忆，当时他在资州读小学，官令不准传播木牌，引起大家反感。一群小学生和老师们就在江边捡木牌，捡回后照制，抛光，写字，加油漆，再放到江中漂流。一块木牌即复制二三十块出去，如此作了二十来天。其时恰逢涨水，木牌流动极快极广，沿江百姓翘首以待，拾得木牌即广为传播檄文。这就好比如今病毒传播式的微博转发，保路抗争信息遂如星火燎川。 新军之分化。哥老会的力量深入到四川军队，从队长到伙夫、十有八九是袍哥。剩下一个不是袍哥，也是革命党人。以致赵尔丰不止一次在电文中叹息，平川乱不能指望川军。赵尔丰曾逮捕卫队中一个同盟会员，欲斩杀，卫队竟无一人执行，赵只好开除此人了事。新军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教化下，忠于皇权、投身维稳，为什么一下就变质了？其实，当官方意识形态灌输的同时，另一扇门也打开了，每一种话语都有自己的权力，也有自己的对手，而且这权力永远可能被对手消解。当新军主流话语是忠于民族、投身革命时，食指就已扣上扳机。 基于上述要素，四川保路运动的大众动员一发不可收拾。但任何一种大众动员，都必然有副作用。保路运动也不例外，其副作用就是同志军。同志军在抵抗清军，赢得独立的过程中固然有力，但对地方生灵也颇多影响。据民国《重修彭山县志》：“自闹同志会以后，地方土匪日益滋众，大局亦日益糜烂，辛亥保路诸君子，讵料其流毒之至此哉”；民国《犍为县志》：“同志军进城……寻仇报复，杀人越货，靡所不至……智识之士，逃避一空……糜烂之极”；民国《云阳县志》：“县境哥老会趁机纷起，开堂结社……所在蠢动，藉故寻仇勒赎之风已萌，乡人大恐。”又据吴晋航回忆，成都兵变后，社会秩序大乱。同志军哥老会中人头扎英雄髻，身着戏装，腰佩宝剑，脚登花靴，招摇过市者随处可见；黄遂生回忆，同志军大部分是哥老会势力，四川军政府成立后，对之无法律管束，袍哥日益飞扬跋扈，寻仇报复。沿街所见，打英雄结，插花蝴蝶者比比皆是。尤其公开赌博，旁若无人，军政府门前便有赌摊一百余处。民间恐抢劫，贵重物品皆易地寄存，市况岌岌可危。再据《蜀北军政府成立始末调查记》，蜀北同志军多有劫夺捐税、闹戏子，讨小老婆，穿戴戏服招摇过市之举，以致出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现象。 余论 保路运动初，盛宣怀以皇族内阁为靠山，上谕乃对各省反对集会下“格杀勿论”指示。稍后，载沣命粤督拿办抗争者，又言“倘敢纠众作乱，格杀勿论”。再后，旅美粤侨也开会商议保路，“有劫夺商路者，格杀勿论。”政府对抗争人民用格杀勿论四字，保路侨商对强横政府也用格杀勿论四字。革命的到来，遂可屈指而待。 然而，就铁路国有政策而言，清廷并非蛮不讲理，而是蛮横地讲理。只是，当一个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时候，要蛮横地讲道理，是绝不可能赢回民心的。所谓塔西佗陷阱，就是当一个政府失去公信力时，不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更要命的是，面对群体性抗争，清廷一再拒绝妥协与谈判，并不惜对和平请愿者诉诸武力。刚性维稳真是害死人！辛亥前夕，梁启超在给徐佛苏的信中，有句话讲得非常深刻：“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 极富讽刺意味的是，清王朝覆亡一年多以后，1913年6月，民国交通部提出接收湖南商办铁路为国有，经过协商，确定仍按原先清政府川路成案分年摊还，长达15年。与民国政府相比，清政府原先的赎股方案要厚道多了。萧功秦因此饶富乐趣地分析说：如果清政府当年不是急于把铁路收归国有，而是“顺从民意”继续让商办公司自行其是，那么这些公司破产只是时间问题。其结果将是，各省商办公司在已破产或将破产的压力下，反而会主动要求政府收购路权而实行铁路国有。 一个形象糟糕的政府和一些声名狼藉的官员，肩并肩坐在火山口，打算为国民办一件不算坏的事，但态度蛮横，手段肮脏，结果引发一场混沌不清却无法避免的大众运动：地方士绅因私利而抗争，立宪党人为捍宪政而呼应，革命党人为推翻帝制而行动，哥老会为义气与地盘而雄起，平民百姓在“亡国亡种”感召下蜂拥而至，最终四川独立，激发千余公里外的武昌首义，连锁反应生成，火山爆发，岩浆消融天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