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聯的故事 在“北大荒”一個農場裡幹活時和雞西市“知青”在一起，所以我現在知道了這篇紀實。抗聯志士李厚賓在當年是情報員，後被叛徒出賣被捕，以後又被送到臭名昭著的“731”日本細菌部隊做實驗殺害。一下故事沒有驚心動魄的戰場廝殺，沒有神出鬼沒的諜報戰，只表現了當時東北地區我抗日仁人志士普通一員不肯做亡國奴的的中國心。李厚賓是千千萬萬在東北犧牲的抗日先烈中的一位。以下是他的生平事跡。 向抗日的先烈們致敬啦！ 血淚和仇恨的控訴 抗聯志士李厚賓（彬）之子，虎林市檢察院退休幹部李鋼揭露和控訴日軍“731”部隊用細菌殺害其父親的罪行 今春以來，記者在採訪和調查雞西地區一些抗聯志士因從事地下抗日工作被日軍逮捕後，被送往哈爾濱“七三一”細菌部隊做細菌實驗殺害的有關材料上得知：虎林市檢察院退休幹部李鋼的父親李厚賓（彬）在抗日戰爭時期為了民族大業，以偽警察的身份作掩護，為抗聯組織傳送情報，遭叛徒出賣後被日本憲兵隊抓走，遭受了嚴刑拷打和威逼利誘而寧死不屈，1941年8月30日，被日軍憲兵隊送往哈爾濱“731”細菌部隊做活體細菌實驗殺害的情況。 在黑龍江省檔案館、黑龍江省對外友好協會、日本ABC企劃委員會共同編印的《“七三一”部隊罪行鐵證——關東憲兵隊“特殊輸送”檔案》的第201頁至210頁，我們看到1941年8月16日虎林憲高第三八六號檔案記載： 關於審訊蘇聯諜報員李厚彬（賓）情況的報告。 一、依據去年被本分隊扣留之蘇聯諜報員莊鳳鳴的供訴，在對李厚彬（賓）立案偵查時，遵照七月四日東憲作命第十五號命令，於八月八日將其秘密扣留審訊。 二、審訊查明，該人在虎林縣倒木溝(現通化村)警察署工作時，一九三七年五月叛變入蘇的原該地警察署長{伊曼}第五十七國境警備隊諜報部成員劉日宣，屢次入滿，在倒木溝附近組織諜報網，同時發展李厚彬(賓）加入諜報組織，作為同夥活動。李厚彬（賓）入蘇四次，會同同夥提供情報六次，在其繼續活動時被扣留。 三、目前，該人正在拘押，無逆用價值，適合特殊輸送。 一九四一年八月三十日根據虎林憲高第三八六號報告：准予將蘇聯諜報員李厚彬(賓)作特殊輸送處理。 司令官 原守 經過多方努力，記者終於和李厚彬（賓）的兒子李鋼取得上聯繫，並與11月16日早乘汽車前往虎林市採訪。 初冬的虎林寒氣襲人，天上飄起了雪花。上午10點，客車駛進虎林車站，李鋼老人冒着嚴寒早已在車站外等候。我們首先到了虎林市委黨史辦，於建章主任聽了我的介紹，看了我給他拿的有關證明材料以及我在哈爾濱“731”罪證展覽館拍攝的被放在稱為“死亡之路”牆上的李厚賓牌位的照片後對我說：“我和李鋼大叔家是老鄰居，同他的兒子是同學，以前只知道李厚賓是被日本鬼子抓走了，再也沒回來。但是被日本鬼子做了細菌實驗而犧牲還是頭一次聽說，我一定把這些情況和材料向領導匯報”。 告別了於主任，我們直接來到李鋼的家，吃完中午飯後，老人家也沒睡午覺，便向我講起他的父親李厚彬（賓）當年的有關情況。他說：“我父親叫李厚賓，不是彬彬有禮的彬，字敬之，不是敬元，據省社科院楊玉林、刁乃莉於2000年10月27日來我家採訪時說：“賓”和“彬”是同音字，“之”和“元”大概是連筆寫的筆誤。我父親生於1909年8月14日，農曆是6月29日。祖籍是遼寧省安東縣（今丹東市）葦子溝村（九連城東北）。做木工活維持家計的祖父李德祥有了我父親後，決心供父親讀書，盼望他將來能為李氏家族爭得榮譽。父親排行老四，我的三位大伯同祖父一起干木工活維持生活，一天書都沒有念，只有我父親上學讀書。1926年（17歲）畢業於東邊道中學，之後參加了工作，當小學教員。1928年春，父親隨祖父舉家北上，來到黑龍江省虎林縣（縣府所在地）四方林子務農三年。 1931年父親考上警士，被舊中國虎林警察署錄用 。 1933年農曆正月二十，我父親在四方林子與母親陶秀文結婚，婚後回到虎頭警察署，母親在祖父家幹家務。1934年偽滿洲國建立，接管了虎頭警察署，父親被留在虎頭、獨木河等地繼續當差。當年我降生了，按我們李氏家族的家譜，我屬‘丕’字輩，父親給我起名叫李丕基，後來參加工作後，有人取笑我，說什麼‘配雞配鴨子’的。我們股長說：‘你就叫李鋼吧，這個名字又好聽又順嘴，就這樣，我就改成了現在的名字。 祖父母很喜歡我 ，父親更是喜歡，便籌備住處讓我和母親搬到虎頭。1935年父親晉升警尉，母親帶我來到虎頭居住。聽母親說當時虎頭很熱鬧，輪船常來虎頭，商店貨物豐滿，劇院天天滿座，飯店的人來來往往，鎮上很繁華。我們當時就住在福海樓飯莊的後院一間平房裡。後來父親又被調到倒木溝警察署 ，祖父和五叔李厚民到倒木溝幫助建房 。入秋房子建成，母親帶我乘帆船沿烏蘇里江逆行一夜到達倒木溝通化屯居住。在這裡住了三年多。這期間我有了兩個妹妹，家裡五口人。父親當差很忙，經常陪署長劉日宣（抗聯地下情報組長）出差，顧不上家。祖父就在這裡幫助照料。我對祖父感情非常深厚。 李厚賓以警察身份作掩護為抗聯傳送情報 父親在家時，總有陌生人來找我父親，我母親都不認識，可是父親總是格外熱情地接待。每次和陌生人一起交談的時候，父親就藉故把母親支走，不讓母親在場。母親就帶我們到商店或鄰居家，直到陌生人走了後，母親才帶我們兄妹回家。我記憶很深的一次是：我家的大師傅（炊事員）去商店叫我們回家，我母親進屋後對父親說：“我都不如一個大師傅，他都能在場閒嘮，我都不行”。父親馬上打斷母親的話不讓說。母親就不高興了和父親吵了起來。父親要動手，我和大妹妹都嚇哭了，父親看到我們哭了，便不再和母親吵。後來母親記住了父親的話，老娘們不要問男人的事，只要看到來的人找父親、自己又不認識這個人，母親就帶我們出去串門。這樣的事直到父親被日寇密捕後，母親還有意見，生氣地對我說：“你爹讓日本鬼子打死了活該，哪有這樣的老爺們，什麼事都背着自己老婆，哪怕你跟我說說，我也能給出出主意”。儘管在這點上母親很生父親的氣，但是母親仍然非常關心父親。那時警察署經常接到虎頭來的電話，通知打‘鬍子’(其實是去打抗聯隊伍)，每次母親都很不放心。父親臨走前母親總是囑咐又囑咐。父親安慰母親說：“沒有事，‘鬍子’不抗打，朝天放兩槍，‘鬍子’就嚇跑了”。母親認為父親是在說謊，還是不放心，在家裡總是吃不好睡不好的。常了，看到每次討伐過後，警察署去的警察都平安的回來，沒有一個掛花的，更沒有死亡的，漸漸地母親也放下心來。 1938年5月初，有一天快到中午，日本憲兵隊乘快艇到達通化屯，下了快艇直奔警察署，劉日宣署長和全體警察接待了日本憲兵隊並安排他們吃中午飯，日本翻譯官說，隊長不同意吃午飯。劉署長就對日本翻譯說了些讚頌憲兵隊的話，經翻譯後，憲兵隊長同意吃完午飯履行公事。就在吃午飯時，劉日宣帶領全家包括大師傅（炊事員）過江到了蘇聯。日本憲兵隊長吃完飯後找不到劉署長，也找不到劉署長的家眷，才知道中了劉署長的計，一怒之下，把警察署的警察全部關押起來，接着把全通化村的居民趕到村外一塊空地，四周架起機槍，看樣子要屠殺。母親站在人群中一手抱着春傑妹妹，（春傑妹妹當時還在吃奶），一手領着迎春妹妹，我跟在旁邊。當時我才四周歲，還不知道害怕，還到地邊薅蔥葉，母親又把我拽回來。村民在空地上被困到快到天黑，憲兵隊才把全村百姓放回家。後來聽說當時多虧屯長李魁一（李魁一於1941年被日本憲兵隊以通蘇罪名抓入監獄，後來也無音信）打電話苦苦哀求，虎頭日本司令官才放了老百姓，倖免於難。天黑後，父親也回到家。聽父親說被關押的警察全部放回家，這次就是抓劉署長的。1958年夏天，劉署長的妻子從蘇聯回來，得知我母親還健在的消息，就從北京來到虎林看望。見到母親後，告訴母親，那天他們全家過江後，劉署長說：‘完了，這下子李厚賓他們可能都完了，我雖然跑過來，他們可完了’。我母親告訴她說：‘當時沒完，聽鎖子（我的小名）他爹說就是來抓劉署長，沒抓到劉署長就把警察署的警察都關起來，當天又都放了。以後把鎖子爹調到下亮子、密山、平陽鎮等地方，聽說倒木溝警察署的警察都調開了，最後他還是被日本憲兵隊以通蘇罪名抓走，再無音信’。劉署長的妻子說：‘劉署長過江後不久，又被派到饒河縣那邊工作，這一去再沒回來，日本投降後，也沒有信，肯定犧牲了’。兩位老人通過交談，溝通了情況，都認為劉日宣和我父親生還的可能性沒有了，兩人對着傷心地痛哭了一場。 1938年劉署長過江事件發生後，倒木溝警察陸續被調離分散。我父親先後被調到下亮子警察隊、密山警察隊和平陽警察隊，我記憶在平陽鎮居住期間過了一個春節，父親常託病不上班。1940年夏，父親以身體多病辭職，帶我們一起由平陽鎮回到虎林縣虎林區與祖父母住在一起。在祖父家居住期間，常來陌生人找父親，每次父親都把陌生人領到棚上去。因祖父家和伯父的照相館是連在一起的，來往人多，只有棚上避靜。有幾次被祖父碰上就問父親上棚幹什麼？父親藉口說抽大煙。祖父還罵了父親。當我在2000年看到日本當年檔案得知父親犧牲的真相時，猜測：當時父親領陌生人到棚上去，很可能是與情報員進行秘密工作。在祖父家居住半年多，父親感到不方便，托外祖父租了一間半房，開了一個雜貨鋪，經營油鹽醬醋等小型商品。父親只管進貨，其他活計全是母親承擔。為此，母親常埋怨父親‘不管家，就知道往外跑，誰也不知道他跑什麼’。 李厚賓落入日本鬼子魔爪 1941年（中華民國三十年、偽滿康德八年）8月8日，農曆辛巳年6月16日早晨，母親在外屋(廚房)做早飯，我和父親、兩個妹妹、一個弟弟都沒起床，聽父親給我們講故事。那時，父親經常講司馬光砸缸、岳母刺字、孔融讓梨的故事，我和大妹妹都願意聽。那天早上講的是岳母刺字，我們正聽得入迷時，從外面進來兩個人，一個穿着灰色便衣，頭戴八角帽，另一個頭戴禮帽，身穿深灰色大衣。兩個人個頭差不多，中等個頭。母親跟在他們後頭也進了屋。頭一個進屋的人問父親：‘你叫李厚賓嗎’?父親把被掀開坐起來說：‘對，我是李厚賓’。那個人緊接着說：‘那好，你把衣裳穿好跟我們去一趟憲兵隊’。父親沒說話，從炕上下來穿衣服,父親給母親遞了一個眼色，母親就把牆上掛的那件舊棉衣拿下來給父親披上，就在這時，母親趁那兩個人沒注意，把父親的錢包拿出來裝在自己的衣兜里，父親沒和我們說一句話，只是向母親點了一下頭，就跟那兩個人走了。父親被抓走時只有32歲。後來母親告訴我：‘這個錢包是劉署長給的，你爹把它當成寶貝帶在身上，來人找你爹時，見面還沒說幾句話，他就把錢包拿出來顯示一下，好像就他有個好錢包。那天憲兵隊來抓他時，我怕被日本憲兵隊搜查出去，趁那兩個來抓他的人沒注意，就偷着裝在我兜里’。土改清算時，我父親因曾經當過偽警察，農會來查封時，母親也一直把錢包放在自己身上才保存下來。解放後，母親也經常把錢包放在身上，就好像父親還在他的身邊，一直到1990年病重去世前才把錢包交給我，囑咐我說：‘這是你爹留下的惟一的念想，你好好保存下來吧’。 當記者問：“這個錢包還在嗎”？李鋼老人進屋從柜子裡拿出一個精緻的小盒，小心翼翼的打開，拿出一個煙色鹿皮印花的錢包，看樣子好像是日本貨。雖然有些陳舊，但仍不失精緻。我拿過來打開一看，只見裡面還有大概是用刀刻的“李敬之記（紀）念”五個字。李鋼對記者說：“敬之是我父親的字”。我仔細端量着這個錢包，同時也感到它沉甸甸的分量，它不僅是當年李厚賓同地下抗聯人員接頭聯絡的暗號，同時也是他留給親人們惟一的紀念物。 李鋼老人又接着對我說：“父親被捕當天早晨，母親只給我們做點飯，她一口也沒吃，就急急忙忙出去給祖父和外祖父家報信和求救，可是跑了一天也沒有信息。第二天母親又出去了，一天也沒回來，我妹妹、弟弟都餓得直哭。對面屋的王嬸過來聽說我父親被日本憲兵抓去了，就偷偷地給我們送來一個苞米麵大餅子，再也沒來。連續幾天，母親帶着我們都是在飢餓、睏乏、淚水中度過。我爺爺、奶奶、外祖父、大伯和叔叔也都到處去打聽。外祖母去找在日本特務機關幹事的劉文西（同外祖母家沾親）求他把父親放回來。劉文西對外祖母和母親說：‘你們不要指望他回來了，李厚賓他通蘇，到了憲兵隊一過堂，他就罵起來了，他一罵，日本憲兵隊就勢就把他綁起來了，扔到狼狗圈裡去餵狼狗了’。我大伯父還去求偽虎林縣長李象山幫忙，到最後也沒打聽到確切消息。土改時，劉文西被人民政府槍斃 李厚賓被捕後家庭的悲慘遭遇 李剛接着說：“父親被捕後約五、六天，又有兩個人來我家問我母親：‘有沒有不買東西的人來過’？我母親說：‘沒有’。其中一個人還拿出小手槍指着我母親的腦門說：‘你不說就打死你’。把我兩個妹妹嚇的直哭，那兩個人才走了。我放學回家後媽媽哭着對我說：‘那兩個人要是把我打死了，你們姐弟可怎麼辦’？說完，全家人又哭作一團。有一天傍晚，來了一個不速之客，穿戴講究，站在櫃檯旁和母親說着什麼，我和妹妹們在屋裡玩。不知道為什麼，母親和那個人廝打起來，母親說話聲都變了，象吵架一樣，我急忙下炕保護母親，把那個人打跑了。母親一邊哭一邊說：‘小鎖子有用了，以後幫媽媽打壞人’。後來又聽人說：‘日本憲兵心可狠了，晚上把誰誰全家人裝到麻袋裡扔到烏蘇里江淹死了，連屍首都找不到’。母親擔心這樣的事件發生，才答應祖父搬回去和他們以及大伯父家一起過。 屋漏偏逢連天雨，大約在我父親被捕半個月後，我弟弟二鎖因患病沒錢醫治病逝；緊接着雜貨鋪倒閉停業；搬回祖父家第二年春天，母親又生下妹妹黨玉子。我母親特別要強，產後十二天就下地幹活，又患了風濕病，腰腿疼得厲害時就躺一躺，稍微輕一點就又下地幹活，也沒有精力照顧新出生的孩子，可憐小妹妹不到一周歲就患白喉病沒錢治而夭折了，當時還是我年僅14歲的八叔李厚文（原中國醫科大學校長）給抱出去的。白喉病就是憋的喘不上氣，臉色發紫發黑。我母親讓我八叔把奄奄一息的孩子抱出去。我八叔把她抱出去，她就哭了，我八叔又把她抱回來，回到屋裡又不行了，來回折騰了幾次她才咽氣，她也是不願意死啊！母親悲痛地說：‘這個孩子生沒見到爹，死也沒見到爹，真是苦命啊’。1947年春，我11歲的大妹妹迎春突然又得了肺病吐血，也沒有錢治，就用土辦法治也沒治好，半個多月就死了，媽媽又一次受到割肉之苦。妹妹死的那天，母親直到天黑也沒回家，全家人都出去尋找，五嬸等人找了很長時間，才找到一個人坐在北崗路邊（日軍守備隊舊址）水泥板上獨自哭泣的母親。五嬸勸她回家，母親說：‘我生了五個孩子，從你四哥（李厚賓）被抓走後，就死了三個孩子，我哪有心回家，我太難受了，你就讓我哭個夠吧’。五嬸連說帶拽的把我母親拉回了家。 我母親特別堅強，雖然居住在我大伯父家，但她一年四季都到太平村種地、鏟地、割地、打場、扒苞米，回家還要挑水、做飯、推磨、餵豬，一時也不閒着。大概在我十歲那年，我和母親去外祖母家，外祖母看我母親太辛苦了，可憐我媽，就勸我母親改嫁，我當時還不知道改嫁是什麼意思，就問外祖母，外祖母說‘不讓你媽在你們老李家，太受罪了，再給你找個爹，你好享福’。我母親說什麼也不肯，他總想着我父親能夠回來。 我祖父、祖母、伯父、伯母和叔叔嬸嬸們也對我母親都畢恭畢敬，我媽要是有什麼事，他們都趕緊去辦。我大伯常說：‘人家是為咱們老李家守了這麼多年，一直守寡到現在，我們不管啥事能幫就幫’。要是沒有家裡人幫着，我們母子可能就活不下來了。 由於當時只剩下我和春傑妹妹，母親把我倆看成心尖寶貝，非常疼愛。但是事與願違，春傑妹妹到了十五歲時突然患了腦膜炎，住院四十多天，母親一直守在病床前，因醫治無效病故。當時我的外祖母也剛去世，我母親痛苦極了，折騰得很厲害，一連幾天沒吃飯，就是哭，眼睛都哭腫了。母親連遭失夫喪子亡女之痛，真是心力交瘁。 李家後代人丁興旺 就剩下我一根獨苗了，我母親生怕我再出什麼意外，我要是患個感冒什麼的，把我母親嚇得直掉眼淚。直到我結了婚，有了兒子，母親才鬆了一口氣。老人家親孫子心切，把精力都關注在孫子身上。母親也經常對老鄰舊友們說：‘我對得起鎖子他爹，他也有孫子啦，他要是能回來看看孫子該有多好’。還說：‘如果鎖子以後當了官，給我豎貞節牌坊，一定能豎起來’。到了1980年，曾孫出生後，母親高興的對我說：‘我見到了四輩人，我和你爹的後人興旺，說明我和你爹沒做過損人坑人的事’。到了1986年，母親有了三個曾孫，老人家更高興了，母親經常對我說：‘人口多旺興啊，我滿足了你爹的願望’。 1983年2月，母親患腦血栓住院半個月，不能自理。三個孫子媳婦輪流護理，大孫子媳婦淑蘭不僅給奶婆做好吃的，還給奶婆洗淨被體便弄髒了的衣褲和褥子。經過半個多月精心護理和治療，母親出院二十多天身體康復，又健在了八年。 在1989年的夏天，母親對我說：‘你爹看來是不能回來了，可能真的是讓日本鬼子給害死了啦，把你爹影葬了吧，他也有個歸宿，我死後也可以和你爹併骨了’。我聽了後心裡萬分難過。到1990年正月二十六，母親與世長辭了，享年79歲。我父親被捕時，我母親才29歲，可憐她老人家一直盼了五十年，也沒盼到我父親的消息。我們把她併到父親的墓里。我的三個孫子都知道，太祖父、太祖母的墓里只有太祖母的遺骨，沒有太祖父的遺骨。那麼，他老人家的遺骨在哪裡呢”？ 得知父親犧牲的真相 2000年10月，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楊玉林和刁乃莉二人來到虎林找到我，讓我先談一下父親的情況，我講完後，二人互相對視點頭說：‘找對了，是李厚賓的後人’。接着，就把黑龍江省檔案館珍藏的侵華日軍“特殊輸送”的檔案材料交給我看。我仔細看了之後，感到有六點都對：原籍對、出生地、年月日對、密捕時間、地點對、家庭人口對、當時的家業對、父親的活動地點對。可是‘彬’字不對，應該是賓客的‘賓’，別名敬‘元’不對，應該是‘之’。楊玉林說：‘賓’與‘彬’是同音字，‘元’與‘之’是連筆字寫的筆誤。 經楊玉林解釋後，我恍然大悟。我說：‘對，是我的父親。但什麼是“特殊輸送”我還不曉’？楊玉林說：‘特殊輸送’是日本殺害中國人用的特殊名詞，就是用人做細菌實驗。我當時一聽，悲傷的淚水奔涌而出，一時間我的心情非常悲痛，用顫抖的聲音說出了‘感謝楊主任和刁乃莉，讓我知道了父親的真正下落，六十年啦，才知道父親是被日寇用極其兇狠的手段殺害，對我來說這一消息是多寶貴，是任何東西也取代不了的。但遺憾的是：母親沒來得及知道這個消息就離開了人世。所以我得知父親是被日寇做細菌實驗而死的消息，我心如刀割，冒雨趕到了母親的墓地，讓母親也知道父親的真實情況。我跪在地上哭着告訴母親說：‘媽媽，你盼爸爸的消息盼了一輩子，現在我終於知道了爸爸的下落，他在被捕以後不久，就被日本人送到哈爾濱的731部隊用細菌實驗害死了。爸爸是因為參加抗日才被日本人殺害的，他是為國家而死的，是革命烈士，爸爸如果能魂歸故里，現在你們兩位老人也能團聚了吧’！ 李鋼率兒女淚灑731祭奠父親英魂 2002年6月8日早晨，我帶着兒子李肇源、女兒李肇泉坐火車專程來到位於哈爾濱市平房區日軍731細菌部隊遺址，專門來憑弔父親李厚賓。我們懷着悲憤的心情參觀了設在原731部隊本部大樓里的日軍細菌戰罪證展覽，在被稱為是“死亡之路”父親李厚賓的銘牌面前跪倒在地，悲傷的淚水奔涌而出。我告訴一雙兒女：‘這就是你們祖父被秘密關押和殘害的地方，我們要永遠記住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永遠不能忘記我們家庭過去的慘痛歷史’。我們還參觀了當年“731”細菌部隊本部大樓後面的四方樓和7棟、8棟的遺址，看着一間間罪惡的牢房。展覽館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們：‘這裡就是你們的親人最後走過的地方’。我問工作人員：‘這裡能不能找到一些遺骨啊’？工作人員說：‘1945年8月14日，“731”部隊潰逃之前曾集中殺害了特別監獄中的400多名‘犯人’，而且就匆匆焚燒掩埋在部隊院內。但是，您父親是1941年被“特別輸送”的，恐怕他活不到1945年，而此前所有被害人的遺體都是用專門的焚燒爐燒毀滅跡了’。聽到這裡我心如刀絞，我憤恨地說：‘日本法西斯、731部隊，你們這些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真是太殘忍、太可惡了。我們今天來到這裡憑弔，就是來拜望祭奠冤死的父親。我告訴父親：現在，我們李家的後人興旺，您的4個孫子、孫女，有的是國家幹部，有的做生意，生活的都很好。您有3個重孫子、1個重外孫女，他們現在學習都很好。您就安息吧”！ 李鋼老人的心願 當記者問起李鋼家現在的情況，老人欣慰地說：“現在我的三個孫子都大學畢業了，外孫女也在上大學，大孫子是北京大學博士後畢業，現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命科學。我和老伴每天到老幹部局唱歌、打太極拳，孩子們也都特別孝敬，我很滿足了，但是就有一件事讓我遺憾。各種證據都證明：我父親是以警察身份作掩護，從事地下抗日情報工作，是為了抗日、為了國家而犧牲的，應該是烈士。但是直到現在，我們還都背着‘偽警察孝子賢孫’的帽子，找了無數次有關部門，推這推那，就是不給辦，我今生最大的一個心願：就是希望有關部門把這個事給解決了，以慰藉我父親的在天之靈”。 在採訪結束時，我們自然也談起近一個時期以來日本挑起釣魚島事端的事，李鋼老人氣憤起來，他說：“日本鬼子就是侵略中國的野心不死，他們不甘心當年沒能制伏中國和二戰的失敗，妄想重複再來，他們的本性太野蠻、太殘忍了，我們堅決不答應”。 原雞西人民廣播電台高級記者 劉景艷發表於2012年11月24日《雞西廣播電視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