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别传（摘编） 顾则徐 撤消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 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反“围剿”之前，毛泽东和朱德之间是有很深的矛盾的。 当时，军委在以前多数时期也都存在的，但当有了前委后，军委也就基本处于了摆设的地位，最终就被毛泽东武断地撤消了。如果刘安恭的军委仍然是摆设，问题还不大，延续了一年的朱、毛冲突并不至于一下子“决战”起来。但刘安恭的军委是个非常强势的军委，这样，就发生了问题。刘安恭是个热情、急噪而缺乏经验的人，他马上把军委置到了前委之上。当时的前委秘书、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江华回忆：“在他主持的一次军委会议上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刘安恭刚到红四军时，由于是中央来的人，而且很有知识，所以很受欢迎，但他不等立稳脚跟，就卷进大家几乎已经习惯和麻木了的朱、毛冲突当中，并站在前台谴责毛泽东，反而引起了很多人反感，毕竟，毛泽东也有一帮他的人，即使不属于毛泽东的人，但一个刚来的外来人这样，人们总是很不舒服的。不过那些终究是口水仗，刘安恭这一决定则不同了，他是颠覆了基本的体制，于是引起了很多人愤怒。前委本来是中央指定的，兼有领导红四军和协调地方党的职能，可以使红四军比较好地处理与地方党的关系，而军委是红四军自身的党组织，应该受前委领导，现在反过来要领导前委，这就伤害了很多人的利益。结果，6月8日，朱德消灭了在白砂的卢新铭旅一部后，在毛泽东威胁辞去前委书记的情况下，大家在白砂开了个前委扩大会，反而以绝对多数票撤消了军委，并免去了刘安恭政治部主任职务，改由陈毅担任政治部主任。 按理说这样的结果毛泽东应该是达到了“改进”的目的，获得了胜利。但毛泽东显然对刘安恭来了后短时期里就夺了自己权很愤怒，更知道真正的对手其实还是朱德，而不是刘安恭。既然击败了刘安恭，毛泽东就要追穷寇，把自己郁积在心里的不能达到专制目的反而处于劣势的长时期愤懑释放出来。他在白砂会议上突然拿出了一封林彪在会议前几个小时送给他的信向大家展示，会后他甚至还把这封信在他控制的《前委通讯》上发表出来。林彪这封信写的是什么呢？林彪在这封信里主要是三个内容，一是肯定毛泽东正确，二是希望毛泽东不要辞职，三是直指自己的顶头上司朱德，对朱德进行人身攻击，认为“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专门吹牛屁的攻击别的同志”，朱德用“政客的手段”“拉拢部下”，“希图成立军委以摆脱前委羁绊”，是“卑污的行为”。林彪的这封信一拿出来，立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几乎一边倒地站到了朱德一边，毛泽东不仅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反而导致了自己很惨地失败。从这封信的语词分析，林彪本人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思维能力写出这些东西，很显然是在毛泽东授意和启发下写的。朱德非常愤怒，但他还是忍耐了，没有采取铁腕行动，后来他跟龚楚重见时说：“最令我痛心的，是林彪这个家伙，他竟公开反对我？我当时以最大的忍耐，才没有使局面破裂。” 朱德“三打龙岩”后，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这次会议开了一个晚上，但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滑铁卢，他的另一次滑铁卢是几年后由项英等人制造的，但没有这次惨。会议由政治部主任陈毅主持。 在这个会议上，基本程序先是朱德阐述他的一系列观点，然后是毛泽东阐述他的观点，然后是由朱、毛接受大家询问，期间夹杂一些争吵。朱、毛谈话的核心实际就是权力分配和体制，具体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 一，党的领导问题。既然军委已经撤消，这一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前委的领导权问题。毛泽东主张“党管理一切”，主要理由是因为红军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他的这一理由其实暗指了军阀出身的朱德的对中共来说具有不可信赖性。朱德主张坚持党的领导，但认为“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这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朱德直截了当地指出“党管理一切”的本质恰恰不是“党管理一切”，而是“书记管理一切”。朱、毛这一问题的争论，本质上是中共集体领导与个人独裁的争论，是党政、党军是否实行分开体制的争论。 二，支部领导权问题。毛泽东主张“一切工作归支部”，朱德同意“一切工作归支部”，但反对“由上而下的家长制”，主张“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认为在“由上而下的家长制”基础上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最后就是一切权力归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反而是没有了支部的领导。朱、毛这一问题的争论，本质上是中共党内的民主与独裁问题，在当时就是红四军中共组织的民主与毛泽东个人独裁的问题。 三，中共党员的个人自由问题。毛泽东主张限制党员的个人自由，朱德从军队管理角度同意这一主张，并且强调必须要有“铁的纪律”，但指出恰恰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做得最不好的，总是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同志。朱、毛这一问题的争论，本质上是中共党员的平等问题，从而也就涉及到党内的民主与独裁问题。 总之，在同样坚持中共领导前提下，毛泽东主张的是独裁，朱德主张的是民主。就双方进行争论的方式来说，在德国受过哲学系专业教育熏陶的朱德更显示出了理论素养和严密的逻辑性，毛泽东在这方面则明显地是修养不足。但双方头脑都非常清晰，意志也非常坚定。朱德更强调的是制度合理性，毛泽东采取的则是彻底的功利主义原则。这样的争论毛泽东肯定处于了被动的地位，因此，在会上他讲得比较少，而胸有成竹的朱德则是少见地滔滔不绝，对大家说：“讲得不对你们可以打我五百屁股。”毛泽东则很无奈但很自信地告诉大家：“将来事实自会证明。”果然，不久后李立三、周恩来“证明”了毛泽东是正确的，而朱德则是错误的。久在中共高层的毛泽东深谙李立三、周恩来那帮人的品格，也知道莫斯科那帮人的倾向，他们都不过是些专制主义者，绝不会愿意让朱德这样的民主分子和军头来分割和限制所谓“党”的权力。 会上毛泽东很少得到支持，写了信的林彪支持毛泽东，但说了没有多少话就被愤怒的人们封住了嘴。一向沉默寡言、很少说话的胡少海一反常态，当即站起来指责对朱德进行人身攻击的林彪，说林彪不尊重上司。现在这朱、毛争论已经不是那么点意见问题了，就“忠心”来说，军人们大多数选择朱德而不是毛泽东，最重要的是林彪的信和发言对朱德进行人身攻击，只会让那些跟着朱德在血与火里闯荡并非常崇敬他的军人们格外反感，此外一个问题是，林彪本身是个人缘很不好的人，地位比较接近的人一般都不愿意跟林彪合作。胡少海的尊重上司意见，等于表达了军人们的一个共识：不管怎样，朱德是他们真正的上司，是他们必须忠诚的领袖。 会议最后的结果，是撤消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改由陈毅代理。陈毅则代表前委宣布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警告处分。对朱、毛来说，所谓的处分其实毫无意义，因此，朱德实际上是全面获胜，毛泽东则由于失去了前委书记这一他好不容易弄到的职位，等于是在朱毛冲突中全面败北，彻底输掉了这场“路线”斗争。 四次反围剿是朱德战术的集大成发挥 三次反围剿，以及之后朱德指挥的顶峰之作第四次反围剿，无论是在中国战史上还是世界战史上，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战例。就之前的中国和世界战史来说，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不胜枚举，但从来没有过如此集中而连续的情况发生。三次反围剿是三次大战役，但由于其连续性，也可以看成是一次战役，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就中国和世界战史来说，就大的战役角度讲，三次反围剿标志着了一种新型的军事艺术和战争模式已经正式诞生，这种军事艺术和战争模式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不仅改变了中国，而且也改变了世界，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前所未有的民族独立运动中被广泛运用，最经典的战争便是著名的越战。 三次反围剿朱毛红军的显著特点是兵力基本没有变化。红军本来约为四万人，毛泽东的大屠杀自己损失四千多人，“富田事变”分流和损失约二、三千人，因此，朱毛开始应战实际兵力约为三万三、四千人，到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时兵力略减为三万人左右。蒋介石围剿一方则是从十万增至二十万再增至三十万。问题不只是一个兵力问题，而且双方军队的其它一些要素也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就兵种而言，红军只是步兵兼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炮兵，蒋介石方面则拥有比较强的炮火，而且还有一个师的骑兵，更重要的是拥有一支空军部队，即使不考虑空军的攻击功能，只考虑它的侦察功能，就已经拥有了绝对的配备优势。就通讯而言，蒋介石方面各师都具备无线电设备，很方便于协同，而朱毛则没有进行协同的无线电装备。最致命的是武器配备，蒋介石方面军队拥有充足的装备和弹药，朱毛则装备和弹药不足，只能通过缴获补充，而且由于是通过缴获补充，按照朱德的说法是“中国的新式武器来自各国，类型也日益复杂化”，因此朱毛实际是标准的杂牌军，很多武器连一般军官都不会正确使用，军队相应的训练程度难以跟上。 蒋介石的失败单纯就军事角度说，归根结底是输在他当时以二十万元天价悬赏人头的朱德身上。在第三次反围剿前夕朱德专门写了篇文章《这样创造铁的红军》，他强调：“红军在战术方面必须超过敌人。”他完全做到了这点。由于这时候毛泽东已经成熟，而且他主要的权力争斗对象已经不再是朱德，因此，在军事上朱德不仅没有了大的干扰，而且更是朱、毛合壁，借助毛泽东的专制风格顺利地贯彻了自己的战略、战术思想和主张。在朱德的耐心熏陶下，和在自身的探索下，红军的中、高级将领已经成熟或初步成熟，他们各有特色地掌握了不同于“古今中外”的战术，而且互相弥补，彭德怀在硬打硬冲的特色下掌握了游击，林彪除了还不很适应大范围运动外，几乎全盘继承了朱德的衣钵，不仅敢打，而且非常机智。在朱德的熏陶下，本来很一般的人才，也成为了非常出色的战将，最典型的莫过于罗炳辉。罗炳辉，1897年生，彝族农奴出身，18岁入滇军当兵，曾是朱德学生李文彬手下一名营长，1928年6月朱德在新七溪岭亲自击败李文彬时，罗炳辉差点死在朱德的追击下，到了朱德手下后对此仍然心有余悸，跟何长工说：“我的娘呀！你们跑的好快啊，几乎把我捉到，我的骡子挂了花，我一个跑，我是大胖子跑不动，几乎把我抓到。”象罗炳辉这样的平常之才在国军当中可以说是多如牛毛，但到了朱德手下，经过熏陶，接受了新战术，就很快成为了非常出色的战将，第三次反围剿中，他把蒋介石的主力拖着运动半个月之久，消耗掉了国军最后的精力，促使蒋介石最终下了撤兵决心。 三次反围剿以及第四次反围剿中朱德的战术，都可以从朱德之前指挥的战役和战斗中找到要素，比如大范围的运动是朱德从三河坝撤下来后最鲜明、一贯的特色，不断干扰、疲惫敌军是他最基本的战术要素，进行欺诈是朱德惯用的手段，隐蔽后突然出击是他常用的决战手段，等等，本书前面已经叙述、分析了很多，可以说，四次反围剿是朱德游击、运动战术的集大成发挥。朱德非常突出的一个优势是他的人格魅力，这是蒋介石及其手下将领所根本不具备的，对于红军最普通的士兵们来说，朱德是真正的军神，只要有他在，总是会有办法的，是会取得最终胜利的，这种凝聚力和胜利信心甚至可以说是最关键的“战术”。三次反围剿中，朱毛数次处于生死关头时，作为统帅的朱德都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和督战，甚至自己带着一个警卫排跑在红军大队前面追击敌人，第三次围剿中蒋介石在黄陂已经基本完成合围了，朱德却拿着指南针走在最前头，把三万大军从仅仅十公里的缝隙中悄悄带出了合围圈，这是国军高级将领中没有一个人能做到的，即使世界军史上也很难找到第二个这样英勇、卓越的统帅人物。 遵义会议前朱德铁腕定鼎 就红军战略而言，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已经完成了转折，黎平会议明确中央红军的目标是创建一个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但是，这两个会议都开得十分匆忙，中共中央需要作进一步的详细计划，因此，在进军遵义的过程中，要在遵义开一个充分的会议已经是中共高层人尽皆知的事了。也就是说，这个会议本来是一个关于以政治策略和重建根据地的会议，但当会议开始之后，在早已预谋的毛泽东策动下，方向完全转变了，开成了一个关于军事路线问题的会议，而军事路线问题的实质，则是军事决策权从而也是在当时的中共实权的调整。 红军“突破”后，毛泽东虽然没有权力，但名义上的地位很高，既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又是最高“政府”首脑，因而有能够比较自如活动的空间，从一开始踏上突破之路时，他就开始了被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半个世纪后写的书《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称作的“担架上的‘阴谋’”。毛泽东之所以在担架上进行活动，是为了与王稼祥进行联盟，当时王稼祥因伤躺在担架上随军委纵队行动。王稼祥本来已经是毛泽东的支持者，但仅仅支持并不够，毛泽东还需要他成为自己的同盟者，成为一个积极的共同主张者。毛泽东做到了这点。有了王稼祥的同盟，毛泽东与王稼祥又争取到了洛甫的支持。这样，他们三人就形成为了一个小集团，在遵义也是住在一起。 试图调整军事路线和权力的问题已经不是一般的政治分歧，毛泽东仅仅得到王稼祥的同盟和洛甫的支持，并不能够达到目的。王稼祥和洛甫虽然是中共政治核心人物，但相对权力较小，也没有什么实力。毛泽东的成功与否关键是在两个目前的实权人物周恩来和朱德手上。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的关系实在太微妙，他没有对他们有任何活动，也不敢轻易进行。虽然周恩来在军事立场上已经倾向毛泽东，但这种倾向也可以认为是对朱德的倾向，在政治阵营和派系上周恩来仍然属于博古一帮。朱、毛之间在军事上的想法彼此十分清楚，根本不需要进行沟通，但毛泽东同样心底很明白朱德始终没有放弃对毛泽东的不满。对这样两个决定性的人物进行活动，弄不巧反而后果会很难堪。这方面毛泽东只能是听天由命了，反正，即使达不到目的也没有关系，能够在政治局里形成自己的小集团就已经足够满意，是很大的成功了。 对毛泽东“担架上的‘阴谋’”，博古、周恩来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即使知道，至少在反应上是很迟钝的，因为，没有任何资料说到他们有过相应的准备行动。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毛泽东太当回事，因为，在政治局里，即使已经有王稼祥、洛甫的合作，毛泽东的势力仍然是比较小的。还在进行“突破”前，在安排人选的时候，博古、周恩来愚蠢地将老练的项英留在了中央苏区做最高领导，这可能仅仅是因为项英一直反对他们的大屠杀，但项英并没有在意，还特地提醒博古，叫他们千万别带毛泽东走，但博古拒绝了项英的建议，可见他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后果，或者明知道毛泽东将会捣乱也并没有在乎。 博古、周恩来之所以会犯轻视毛泽东的历史性致命错误，根源在于他们忽视了朱德这一关键性因素。从周恩来到中央苏区的一开始，周恩来就忽视了朱德在党内斗争中的重要性。博古到中央苏区后，同样也是继续犯了这一错误。朱德不参与政治权争和老实人的态度，以及他作为职业军人的服从命令特点，蒙蔽了专门的政治家们，朱德几乎没有任何抗拒就让李德取代了自己更是强化了他们的错误印象。他们几乎没有注意到，朱德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实质上已经是中共最重要的核心领袖之一，而作为政治局成员之一也事实上成为了一名政治家，他不只是一名完全的职业军人了，不可能不关注党内最高权力的权争和其它政治问题，他不卷入终究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一当朱德卷入政治权争将会如何？一当朱德站在毛泽东一边将会如何？在中共遵义会议之前，只有毛泽东非常清楚这点，并有过切身的深刻体会，所以，他始终非常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与朱德之间的关系。 朱德是个反对党的权力漫无边际地管理、指挥一切的人，也是个反对枪指挥党的人，他与毛泽东的冲突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发生的。朱、毛冲突的起点，是枪指挥党的问题，是井冈山时毛泽东作为红四军党代表和军委书记去指挥地方党。在党指挥枪的前提下，朱德希望寻找比较好的党的领导进行合作，因此，中共中央到中央苏区他很高兴，同时也不去参与和干涉党的权争，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已经涉及到中共中央和自己的军队生死存亡的问题了，他不参与和干涉政治已经不可能。对朱德来说，现在是必须要进行决断的时候了。就他的军事经验来说，他不会认为所谓的川黔边根据地计划将是可行的，遵义地区是个鸦片多于粮食的赤贫地方，在这样一个地方要弄一个有规模的根据地本就缺少基础，而且，强大的国军也会很快追击、围拢过来，如果不解决军事决策权问题，就将是毁灭的前途，而军事决策权问题最终就是一个政治权力问题。 有一个因素强化了朱德的决定性分量。博古、周恩来的权力合法性实质上是来源于莫斯科，但现在这个来源已经中断。1934年8月，在共产国际关于中央红军“突破”问题的含糊的答复指示之后，中共上海局突然被国民政府特工机构破获，这样，中共中央与莫斯科的联络就中断了。这意味着博古、周恩来已经不能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权争的胜负表面上就完全取决于了投票，但实质上则是已经取决于了以朱德为代表的军方实力派的取舍。博古、周恩来显然对政治局内的投票还充满信心，却没有注意到命运现在实际上已经掌握在了实力派手上，而所谓的实力派，现在也就是军方，具体说来，就是朱德之手。 当朱德准备干涉政治，选票问题对于韬略深厚的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这是个轻易就可以解决的“难题”，而且，一解决就解决到了彻底。朱德的第一个动作是用铁腕轻易制服了一直在自己面前装老大样子的周恩来，同时也救了这位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朱德的总司令部设在黔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新修的私人官邸，朱德与周恩来的房间同在主楼三楼，因此是邻居，彼此谈话很方便。在访问过周恩来本人和不少中共要人的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传》里介绍道：“据说，他（本书作者注：指周恩来）的老朋友朱德大概事先跟周打了招呼，表示自己准备推举毛。朱的这一举动在两派竞争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是至关重要的。周很明白大家肯定会对他投不信任票，为了使这一不可避免的情况不至于太糟，周同意了朱德的做法。”迪克？威尔逊在这里似乎还是没有充分认识到朱德的决定性分量，朱德要“推举”毛泽东并不需要周恩来“同意”。朱德跟周恩来谈了一夜话，据说周恩来在这神秘的一夜里甚至痛哭了起来。朱德向周恩来说明自己的决定，对周恩来来说就等于军队已经作出了决定，并且否定了周恩来过去的作为，而且，朱德实际就是逼迫周恩来必须立即决定自己立场，不然就将彻底抛弃他。虽然周恩来掌握着特工和政治保卫局，也是很强大的实力，但这种实力在“和平”状态下才是非常恐怖的威慑，当军人们真的动手起来，特工和政治保卫局的人就只是乌合之众而已。对周恩来来说，向朱德表明自己转变立场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虽然朱德会保护周恩来，但周恩来从此将意味着失去窥视中共最高领袖地位的任何可能，不仅以后莫斯科不会再进一步信任他，而且在中共党内也不会再有这方面的竞争力，而不转变立场的话，则更将可能失去所有，如果按照周恩来自己轻易杀戮季振同的思维来说，应该不得不想到如果朱德把红军大失败的罪责公开载到周恩来一个人头上，已经失去人心的周恩来甚至可能连脑袋都会保不住。对朱德来说，他事先制服周恩来，也是要救周恩来，他对毛泽东太了解和不满了，虽然对周恩来也不满，但周恩来是眼前的中共政治领袖唯一可以对毛泽东形成牵制力的实力人物，就象朱德曾跟龚楚私下表达过的想法，他的“民主”本性决定了他不愿意在中共出现由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 在制服了周恩来后，或者说不管周恩来是真服假服，朱德采取了第二个强硬的动作，就是让政治局会议成为扩大会议，让军队主要将领们一起参加会议。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说：毛泽东“还邀请了临时革命政府委员、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以及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等来参加1935年1月7-8日举行的会议。这些人形成了多数，他们违背党章的规定和党内生活的一切准则，不仅参加讨论而且还参加表决”。李德的这一回忆是错的，但说明了政治局以外人员参加会议对会议结果的重要性，不仅是“讨论”，而且还涉及到了“表决”，也就是票数问题。遵义会议参加者一共是二十个人，其中政治局委员六人：博古、洛甫、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人：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扩大了的人员有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扩大了的正式代表总共十七人。此外有作为军事顾问列席的代表一名李德，伍修权是李德的翻译，临时代替邓颖超中央秘书长职务的《红星报》主编邓小平是记录人员。十七个代表当中，并没有李德所说的较低职务人员，增加的非政治局人员全部是红军最主要的军队首脑。同样，所增加参加会议的七名军队首脑，也不可能是由毛泽东“邀请”来的，当时毛泽东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和权力，如果毛泽东胆敢这样做，会议不等召开，毛泽东就将因违反纪律而一败涂地了。促使做到这点的，只能是朱德。当朱德个别向周恩来摊牌时，周恩来已经无法拒绝朱德邀请军队首脑参加会议的要求，即使周恩来予以拒绝，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朱德也同样有权力以讨论军事问题的名义下达指令，当朱德下达指令，七个军队首脑站到了会场门口，政治局拒绝他们进入参加会议，后果就将不堪设想，因此，周恩来除了在这个问题上予以同意外，别无它法。而当周恩来、朱德一致要求会议扩大进行，博古也就根本无法予以拒绝了。 由于李德把政治局会议向军队首脑扩大弄成了是毛泽东的“邀请”，因此，他就由此理解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表现，他说：毛泽东之所以敢在遵义会议上攻击中央，是因为“突破封锁线以后，整个政治生活和党的工作实际上只是在军队中进行；而这支军队，正如我以前多次提到过的，几乎完全是由农民组成并受职业军人的指挥。毛在部队指挥员中和部分政治工作者中，由于多年共同战斗，有许多追随者。中央苏区的转移，在他们中间引起了一些不满的情绪和不稳定的感觉，这是他有机会煽动起来的。”实际上，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并没有对军队首脑进行什么冒险性活动，更没有找过朱德。但李德这理解说明了军人参加会议对会议后果的决定性影响，也说明了当时所谓党的工作实际已经就是军队的工作。李德说：“在党的最高领导人中有一些比较年青的干部，如王明、博古、洛甫和周恩来，他们中只有周恩来在军队中有支持者。”可见，李德事后认识到了博古他们缺乏实力基础的严重性。其实当决定会议要扩大召开时，博古他们就已经认识到了事态不妙。本来，按照他们的估算，毛泽东在政治局里面无法占到多数，军队首脑一参加会议，情况就大变了，但他们仍然对政委们比较相信，于是马上就展开了活动，博古最亲信的凯丰专门找聂荣臻谈话，试图寻求支持，结果被聂荣臻回绝。这样，不等会议开，博古他们就已经气短了，而毛泽东则有了意外惊喜，信心倍增起来。一般研究者跟李德一样，都认为周恩来“在军队中有支持者”，其实是不加分析的习惯性思维，实际上这时候周恩来已经失去了他在军队中主要的亲信，刘伯承、聂荣臻已经完全成为了朱德的亲信。 朱德决策百团大战 朱德的成就不仅为他在全国赢得了很大的声望，更是在中共内部和华北沦陷区获得了高度崇拜。1939年朱德五十四岁生日，这在中国传统本是个很一般的小生日，尽管他本人予以谢绝，但还是形成了一个庆祝他生日的大热闹，周恩来控制的《新华日报》甚至为朱德的生日专门发表了社论，并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撰写了专门的长文《贺朱副司令长官五十寿辰》。这标志了朱德作为中共之神的地位和威望已经完全确立。这时候，中共武装派系中的各主要派别的绝大多数将领，都已经被朱德完全征服，至于一般低级军官和士兵，更是把朱德当作了神。在所有的将领中，贺龙出道的资历仅晚于朱德，与朱德同是中共中两个军阀出身的人，在军人圈子里贺龙对其他人从不服气，南昌暴动时地位高于朱德，之后彼此没有合作，一直到红二、四方面军会师时才开始合作，抗战时贺龙彻底服了朱德，感叹朱德名不虚传，“的确是个帅才”。 1940年3、4月间，一直强调以打击日军交通线为最重要策略的朱德决定进行一次大规模交通破袭战。他认为可以达到三个目的：一，“它牵制了敌人进攻我大西北后方及进攻西南的企图”，“部分地错乱了敌人的部署，至少要延迟敌人的进攻”；二，“打破了敌人对付我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敌人企图利用它的铁路、公路、据点和碉堡来封锁我抗日根据地，陷我于绝境。而我们则必须切断敌人的交通命脉，以制敌之死命”；三，“打击了敌人的‘以战养战’的阴谋”。朱德决策的这次战役被称为“百团大战”。从朱德打百团大战的目的来说，他显然是站在全国战局来看的。还在1938年10月22日武汉会战期间，朱德特意飞到武汉与蒋介石见了一面，也是他与蒋介石的第五次见面和最后一次见面，见面时，朱德安慰蒋介石，跟他说即使退到重庆也没有关系，中国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人的。但日本在西进受挫之后，集中力量攻击长江地区国军正面战场，对蒋介石的压力是极其大的。1939年9月，日军又与国军进行了第一次长沙会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德决定打百团大战绝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朱德一直认为，日军地面部队的主要优势就是机械化，要消解日军这个优势的最好策略就是攻击它的后勤，缺乏后勤保障的日军机械部队就降低了战斗力，机械装备甚至就是一堆烂铁。当时日军向西北的进攻已经完全被阻滞，朱德于1938年3月一到太行山以后，就发展根据地经济，到1940年已经使华北根据地摆脱了粮食等困境，通过积少成多的对日军后勤的打击也已经使八路军拥有了比较充足的物资，各方面都积聚了很可观的力量，可以对日军后方进行一次大规模打击了，朱德称之为“游击战争的战役进攻”，要“使许多沦陷已久的地方，重新飘扬起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同时也可以减轻日军对国军正面战场的压力。 朱德对百团大战作了决策并进行初步安排后，即出发回延安。百团大战一开始是准备只使用二十几个团，但根据薄一波的回忆，朱德在离开太行山前已经开了扩大作战兵力和战役规模的口子，鼓励把部队拉上去好好锻炼一下，不在乎与日军作战时发生比较多的伤亡，朱德甚至认为一支部队损失三分之一也无所谓。朱德离开太行山之后，进一步的准备工作就交给了彭德怀负责，所有人都没想到后来各方面形势会发生大变，朱德再也没有能够回太行山，百团大战的指挥就也由彭德怀负责了。5月26日，朱德回到了延安。 百团大战后来在延安整风时成为毛泽东批彭德怀的罪状之一，因此成为了中共官方党史上的一个可笑的“疑案”。现在一些试图为百团大战“翻案”的人很重要的理由是毛泽东自己曾经同意过进行这个战役，觉得毛泽东是“忘记”了自己同意过，这并不能构成为百团大战“翻案”的理由。人们忘记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即百团大战是由朱德策划并决策的，战后他又立即肯定了这一战役对中国抗战和八路军抗战的意义，当时朱、毛之间的地位、威望和实力，毛泽东对朱德决策的百团大战根本不敢予以反对，除了同意别无选择。后来毛泽东用百团大战攻击彭德怀，不过是从侧面威慑朱德，而彭德怀不敢把责任往朱德身上推，只能哑巴吃黄莲，为朱德背黑锅，独自承担所谓的“责任”。要知道，百团大战如果不是朱德决策，彭德怀怎么有权力和胆量组织百团大战？至于现在中共官方党史一般认为的百团大战的缺陷，即过早地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更是荒唐，完全还是站在毛泽东消极抗日的地位上为毛泽东辩护。朱德策动百团大战的目的之一，恰恰是要显示八路军在日军后方的力量，以吸引日军，缓解日军对国军正面进攻的能力。不“暴露”八路军的力量，还打什么百团大战？毛泽东对百团大战的攻击，不过是朱德所忧虑的毛泽东太自私的表现而已，今天为毛泽东的辩护，不过仍然是站在毛泽东立场而不是中华民族立场的丑恶的“自私”表演而已。 编者按： 以上史料第一次看到。读后觉得作者还是下功夫收集史料编篡的。毛泽东当年有否这些行为，我看不是特别重要；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在1935年遵义会议后取得了红军领导人之一的地位，继而在抗日战争初期成为中共的统治者，一直到他去世。尽管如此，看看这些史料也是很有意思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