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观感 （八）“撑” “撑”这个字往往是吃多了的意思。肚子里本来已经很饱了，却又是硬塞进了乱七八糟的很多食物，满满的。在北京街头我常会有这种感觉。您会说“那时满街跑的，公路上像乌龟一样慢慢爬行的几百万辆机动车吧”。应该是这样，不过我看到的最多的是这些车无孔不入地到处停车。北京市机动车连年大幅度增长，然而没有相应的停车场；您说司机们停车能不见缝插针嘛？ 在这些年盖起的居民楼四周，所有能停车的地方都成为停车场。我看到那些车乱七八糟地塞在一起，每每感叹司机驾驶技术的高超，竟然在这么小的地方把车停进去，并且还不相互刮到车。街道两旁的便道和很多大街的辅路也成为收费停车场，司机们自如地在这些“螺蛳壳”般的地方停车；所有能停车的地方都停满了车，这真让我叹为观止。不过，您又让他们把车停在什么地方呢？机动车连年增加，却没有相应地建停车场。这如果是在西方国家，会在城市里建有大量的楼式停车场和地下停车场。谁在便道上不允许停车的地方停车，要吃重重的罚金，车子很可能也被公交管理部门无情地拖走。在中国的北京嘛，您就将就着吧。只是苦了行人，便道上几乎没有安全走路的地方。我揣测，北京开车的认为：活该，谁让你没本事弄辆车。走道的也自认倒楣：谁让我没车。 我的朋友的车可以停在自己住的居民楼的地下收费停车场里。他很得意地带我去看。我吃惊地发现，地下停车场里的车是双层停车。如果您的车是停在第二层的，那就得操纵移动升降机把车子从第二层停车的地方降下来。而且我还发现，并排的车与车之间的距离不超过两尺；如果您想把自己的车子停进升降移动机，转移到第二层，那就更需要耍杂技般的技术。 聚会上有一位朋友交给另一位朋友一个红包，说是补交对方儿子结婚的。事后我和老伴儿说，朋友儿子结婚，咱们也该给个一百块钱的红包。老伴儿一听笑了，说我是火星人，不食人间烟火。“现在北京市结婚送红包，一般朋友都得是一千块！”我一听直傻。如果一位退休职工的月退休金就两千多块，朋友中有两位子女结婚，他那个月就只能靠喝凉水活着了。老伴儿听了又笑，说“还可以借钱嘛”。想一想也是，如今这年轻人的婚礼办得跟贵族似的，朋友们不多送点红包，还不得倾家荡产？可为什么婚礼就不能办得简单呢？人家讲话了：愿意别人把你看成另类，就可以不讲排场。嚯，好像真有些身不由己似的。是啊，攀比之风渗透到大陆民众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大家都不得不然。中国人最怕没面子嘛。 我感到甚是荒唐是商品的过度包装和某些紧俏商品的价格。中秋节月饼的包装尤其可怖。茅台酒750块一瓶，云南普洱茶曾好几百块一饼；价格吓人？可谁让人们认为这些都是送礼的佳品呢？ 曾几何时，通过手机进行诈骗也“风起云涌”。我在北京认识的人，几乎都接到过诈骗的手机电话；每个人谈到这方面的情况都有不止一次的经验。诈骗电话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冒充手机的持有人的亲朋，说自己在什么地方因丢钱包或其他什么原因而陷入困境，急需接电话的人当时通过手机寄钱解困。北京市有多少人有手机呀，您说想通过手机作案的盗贼有多少？！向我讲述这种故事的人们描绘着进行手机诈骗者诉说，他们都是怎样装成陷入孤苦伶仃的，个个都是“表演艺术家”。据说最初这种把戏还真让某些人上当，可现在仍有大量的企图成为盗贼的人玩这种把戏。怎么有如此之多的人怀有不劳而获，无耻之尤地侵占他人利益的心态？ 我在探亲期间很多时间都在看电视。也是怎样一个“撑”字了得。现在电视中文艺节目非常之多；在我看来，几乎所有的文艺节目都很“撑”，无论是古装戏，还是现代历史剧，或是当代生活感情戏等等，感觉上比起香港消费文化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尤其是东北戏令人作呕。 看很多电视连续剧我只是觉得是在看极其无聊的武侠片。一个八路军勇士可以用手榴弹打下飞机，赤手空拳地用双手活生生地把日本鬼子一个个撕成两半。据统计，他一个人就能杀死几千日本人。感情戏就是反反复复地出现“节外生枝”，极其过分的感情折磨中男女主人公“死去活来”。乾隆皇帝微服私访，居然就被捉进地方为非作歹的官员的大牢，几乎被杀头；又不知道为什么被十恶不赦的劣绅的女儿相救，没完没了；等等，等等。这也太意淫了吧？各种抗日战争中的间谍片里，敌我双方者都武功了得，武打起来比武侠片中的侠客还了得。打来打去，也不知为什么他们都不想着用自己的枪。 这些片子一眼就能看出是无限夸张的，完全不合乎逻辑的虚构，为什么导演们还是要拍？我揣测，这种以意淫为主的故事能让很多人看了“过瘾”。反正是意淫嘛，何必不来个“登峰造极”，越邪乎越好？而且这类片子无论怎么演，首先绝对不会有影射当今政局之嫌；既然有那么多人看着过瘾，那就可着劲地灌呗。至于提到思想性，那是最不需要考虑的；因为这些影片仅仅是为了消费，如同一份炸鸡，营养成分虽然根本谈不上，但可以使食用者感到过瘾，有快感。我个人对这类纯粹的消费文化恐惧。这才是纯粹的靡靡之音。追求奢华生活的古罗马人就是看着角斗士相互厮杀沉沦的，渐渐地，国家也逐步走向灭亡。 说到这里，我要提到的是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1931-2003），写的《娱乐至死》。他是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生前一直在纽约大学任教，直到2003年去世。他对后现代工业社会有着深刻的预见和尖锐批评；特别是在媒体的作用方面。 “《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我读到这一段只是苦笑，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尼尔.波兹曼告诉我们《美丽新世界》里的预言：‘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和‘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将成为现实。未来会正如赫胥黎担心的那样，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在低俗的意淫中，过瘾者最终会得到什么呢？我感到当局是有意在纵容这种意淫的泛滥；因为如果民众认为他们是有思想的，并需要认真思索整个社会现象，那对一个专制的，没有公众认同的政权是极其可怕的，而且早晚是起颠覆性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