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的“叛逃”

    在网上看到有网友评价一本名为《一個女知青的克格勃生涯》的小说。他说“……当年叛逃苏联的（“知青”中）真有傅索安这个人？有人说这本书文学创作成分较大；有人说是真人真事，因为里面还引用到了西德某记者读过克格勃“契他亚斯卡雅”特务学校已经公开的文档资料后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这个学校的禁闭室第一个关押的对象是个中国女“知青”，第二个对象是中国男“知青”。据作者推测，可能是皮勇和黄一湟两位……”

    此网友列了书的梗概：

    该书总共描绘了五位中国知青叛逃间谍：

    傅索安，天津人，1968年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跳入额尔古纳河叛逃，原因是被公安机关定罪拘捕，脱逃。1974年在贝加尔湖畔学校内因肝癌，自杀身亡。

    钟秀翔，1968年和男友盛炜富一起叛逃，男友不堪苏联人殴打，自尽。钟投靠了克格勃，1972年在新疆散布“新疆出血热”，被抓，病死于看守所。

    皮勇，上海人，扒手出身，女，71年叛逃，在苏培训3个月，到云南兵工厂作案，上海逮捕，73年枪决。

    黄一湟，黑龙江知青，父母移居苏联，插队时叛逃，两次潜回东北搞特务活动，被抓，73年被枪决。

    网上还有另一本东方明先生写的小说《狂花凋零》，内容与《一個女知青的克格勃生涯》一样（大概一本小说两个名字吧）。里面讲述了女“知青”克格勃间谍傅索安的一生经历。据说她是天津人，当年她的所作所为惊动了江青和苏共最高层。“她是被公安机关定罪拘捕，脱逃。1974年在贝加尔湖畔学校内因肝癌，自杀身亡。在墙上用血写了‘悔’字”。这部小说最近被改编成电视剧在沈阳热播。写帖子的网友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生的，对“上山下乡”毫无感念，他急切地想知道这部小说中所说的这些事情是否有人物原型？

    我在1969年到1979年在黑龙江一个农场里待了九年多，或许可以就这本小说的内容说几句。作为“知青”，有的人走上犯罪道路是很常见的事情。像我们连队两百北京“知青”，因各种犯罪被判刑的，被“强劳”的（强迫管制进行劳动改造，不是判刑，类似“劳教”）有六个男“知青。在社会上的流氓团伙混在一起，经常在火车线上作案的也有两个男“知青”。一百个男“知青”中竟然有八人是这种状况，这个比例确实惊人。另外，连队里的上海“知青”和东北“知青”也有走上犯罪道路的人。黑龙江北安县有个很大的监狱，里面因各种犯罪被判刑的“知青”多得很。我说这些是想说明，当时黑龙江省的“知青”因精神上绝望，走上犯罪道路的很多、很多。

    既然很多“知青”因精神绝望走上犯罪道路，也免不了其中有些人“叛逃”到“苏修”那边去。那时候有件事我还清楚的记得。在黑龙江边的生产建设兵团某团有两位男女“知青”“叛逃”苏联。他们当然是男女朋友，冬天江上结冰，他们就在夜间跑了过去。他们被苏联边防军抓住后，先送到KGB那儿进行审讯。据说KGB的人对中国这边生产建设兵团里面现役军人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每个团有多少现役军人都知道。这对男女青年不会有多少情报能让苏联人感兴趣的。或许要不是因为苏军的一条狗跑到中国这边来，那两位“知青”没准就得被KGB送去训练，然后再派回中国当特务。

    然而就在这两位“知青”“叛逃”后，苏军那边有条军犬不知为什么从结冰的黑龙江上跑到中国这边来。当时苏联照会中国方面，希望能找到这条狗并送回来。中国方面说，狗是捉住了，苏联可以引渡回去；不过中国方面也希望引渡前几天跑过去的那两个“知青”。苏联那边立即答应了中方的要求，于是两边相互引渡越境者。

    那条狗回到苏联那边继续作为军犬使用；而被引渡回来的那两位“知青”被所在团公审后就地枪决。想一想吧，“苏修”有多么的王八蛋！他们明明知道中方引渡回去的“知青”的命运，可还是毫不在乎的这么干。或许他们认为这两个“知青”太没有利用价值？要不然“叛逃”的知青有的是？

    当时到底有多少“知青”“叛逃”苏联我不清楚，反正是有，而且不是一个两个。大概是1971年吧，我所在的农场（山河农场）被上级命令组织几百人的“知青”参加森林灭火。记得到了边防检查站，哥儿几个去人家办公室看新鲜，我忽然发现，在一面墙上有百十个被通缉的人的相片。都是年轻男性，可想而知是“知青”。看着那些人头大大小小的照片，我仔细看是否有我们连队那几个“长期不归”的主儿；当然没看到，但这个情景我一直记得。可以说，确实有一些“知青”跑到了“苏修”那边。当然，我不知道“上边”是如果晓得这些人已经“叛逃”？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们农场护林防火队曾经与两名持手枪者对峙。我们农场在小兴安岭脚下。每年都被上级指令进行指定森林区域内的护林防火巡逻。这种巡逻都是马队，由武装基干民兵带枪执行。有一次，我们农场的巡逻队在林间休息，有个队员解手往林子里边多走了几步，忽然发现两名持手枪者面对着他。他大惊，呼喊着跑了出来，随后是人家的枪击声，巡逻队也马上开枪，往想象中的“两名苏修特务”的方向射击。其实人家早跑了。

    不管怎么说，确实有“苏修”把训练成特务的“知青”派遣回来执行任务。可现在这些人的命运呢？命运……有谁能知道命运呢？

附录：知青傅索安：受毛泽东接见 叛逃苏联成克格勃

    核心提示：几天后，工作组终于查清了集体户知青在这次事件中的行为，他们不无震惊地发现这次几乎酿成惊动全国的械斗事件的起因竟是这几位知识青年尤其是傅索安造成的。用当时流行的说法，傅索安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

    本文摘自《江南都市报》2003年11月27日刊。原题为：叛逃女知青参与林彪尸身验证。

    傅索安，毛泽东主席首次接见的红卫兵中的一员，中国第一个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一个很具号召力的活跃分子。因为挑起村民械斗，她叛逃到前苏联，成为了一名克格勃特工并且参与了对林彪尸身的验证。

从红卫兵到插队知青

    傅索安，1949年6月5日出生于天津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一家科研单位的英语文字翻译。傅索安从小就长得很漂亮，她的周岁照片曾被照相馆放大后陈列在橱窗里。从生下来直到1968年，傅索安曾拍过不少照片，有的还请人画上了彩色。这些照片，在傅索安后来越境叛逃后，都被她的父母付之一炬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傅索安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

    她在班级里担任着班干部、英语课代表，又是共青团支部副书记，是一个很具号召力的活跃分子。1966年8月18日，她成为毛泽东主席首次接见的红卫兵中的一员。

    接着，傅索安开始了“革命大串连”。三个月中，傅索安的足迹走到了新疆、内蒙古和东北三省，不但去城市，还下农村，她甚至还在内蒙古距中国、苏联的界河额尔古纳河不到二十公里的奇玛村落户，成为中国第一个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认了一位“干娘”。这也为她后来越境，提供了一个主要的有利因素。

知青挑起的械斗事件

    鲍家庄，与奇玛村相距四华里，那是黑龙江省境内的一个小村庄。1958年，两村为解决长期困扰生产的水利问题，经过协商，决定合修一个小水库。水库利用原先的一块天然低洼地修造，两村根据土地面积、人口数量按比例出劳动力。两年后，水库修成了，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想的目的。但是，投入使用后不久，就出现了问题：首先是在蓄水量有限，不能满足两个生产队土地的灌溉量时库水如何分配。再有就是水库每年的维修养护的劳力费用如何分摊。

    傅索安觉得应当为奇玛村在这件事上出把力。于是，在一天夜里，她带领一队农民，与鲍家庄人发生激烈的武力冲突。受袭击的鲍家庄生产队员5人被殴伤，其中三人骨折，一人一只眼睛被打瞎。

    几天后，工作组终于查清了集体户知青在这次事件中的行为，他们不无震惊地发现这次几乎酿成惊动全国的械斗事件的起因竟是这几位知识青年尤其是傅索安造成的。用当时流行的说法，傅索安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

    1968年5月8日，工作组在鲍家庄召开批斗会，对傅索安等几个“黑手”的罪行进行揭发、批斗。鲍家庄的社员对“黑手”恨之入骨，除了口诛，有少数人还跳上批斗台以暴力教训这5人，就像当年对付地主恶霸一样，要不是押解民警尽力阻止，5人没准都是直着上台，横着下台。5人中傅索安因是首犯，接受的教训最为深刻，等到批斗会结束时，她的半边脸肿得像发面，一只眼睛呈青紫色，鼻子淌血，头发也被拉掉了一束。傅索安此时也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工作组要拿她开刀了。

    几天后，傅索安避开岗哨的视线，逃离了奇玛村。

    作为高中一年级的优等生，傅索安的各门功课都学得很好，琢磨各类问题都很有悟性。不几天，她便弄清了手铐的结构和原理。

    弄懂了原理，傅索安也找到了不用钥匙开启手铐的办法。那天夜里，傅索安强作镇定，佯装睡熟，竟把看守蒙了过去。待那人去对面屋子检查时，傅索安立刻轻轻爬起来，打开窗子，跳窗而出，遁身黑夜之中。

    傅索安从临时监押所逃出来后，一头扎进了黑暗，四周漆黑，通过视觉反映到大脑里的，俨然是一大片故意涂成的幻异图景。她无法选择道路，就在野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额尔古纳河方向狼狈逃窜。

    从奇玛村往额尔古纳河边的实际距离大约是十九公里，傅索安使出她以前在学校参加1500米长跑赛的劲道，拼命奔跑着。

    傅索安越境位置的对岸，是苏联克格勃边防管理局的第36号地区。苏联方面在该地区布置了一个营的边防部队，并在执行巡逻勤务时时常故意侵入中国境内，向中国方面肆意挑衅，就在傅索安在寒气逼人的河水中拼命乱游的时候，远处，一艘巡逻艇正在中速行驶着。艇上，苏联边防军人不时打开探照灯，朝主航道中国一侧的河面上乱晃乱照。突然，他们发现了傅索安……“你的公民身份证号码？”“中国没有公民身份证。”“你的身份？”傅索安想说是学生，但头脑里倏地冒出“政治”两个字眼，便灵机一动道：“我是红卫兵。”

    上尉脸上呈现出兴奋的神情，语调也略显缓和：“你既然是中国红卫兵，怎么会出现在额尔古纳河苏联一侧的境内？”

    傅索安说：“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投奔苏联的。”

    上尉将这句话译给值班主任听后，又问：“你投奔苏联的动机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实行的一套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我冒险前来投奔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寻求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上尉把傅索安的情况很快汇报给了苏联特务机构。特务机构头子安德罗波夫对如何处置傅索安着实损失了若干脑细胞。想来想去，他的头脑里忽然冒出一个主意：何不把这个中国姑娘放在克格勃，把她培养成一名特工！

    安德烈上校送傅索安去的特务学校，是特维尔谍报学校。傅索安，成了该期学员的佼佼者。

参与辨认林彪尸体

    转眼到了1971年。傅索安已从特维尔谍报学校毕业一年多，并被派往国外执行过多次间谍任务了。10月中旬，傅索安又被调到喀山克格勃第四高级特工学校任教官。这天晚上，傅索安刚准备洗个澡后看电视时，电话铃突然发出一阵刺耳的响声。她迟迟疑疑地望着电话机，不肯伸手去取耳机。因为极少有人在晚上给她打电话，铃声执拗地响着，她在无可奈何中终于拿起了耳机。

    电话是学校政治委员打来的，只有一句话：“傅，请你马上到我这里来！”

    傅索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了校部，一踏进政治委员办公室，那个有着克格勃少将军衔的中年秃顶男子便把一纸电传递给她：“傅，你看一下，五分钟以前，从莫斯科发过来的。”

    傅索安定睛一看，电传内容是让她阅到这个命令后，立刻去喀山澳托尔军用机场，当晚22时45分左右，将有一架伊尔运输机从莫斯科飞来，她即登上该机，具体任务由在这架飞机上的伊凡诺夫上校向她交代。

    伊凡诺夫拿出一份地图，摊在桌上，边指点边向傅索安作了叙述，也就是交代任务：1971年9月13日凌晨，大约两点左右，蒙古温都尔汗附近的牧民被一阵难听的“嗡嗡”声响所惊醒。这时，牧民发现从西南向北飞来一架飞机，飞得很低。这架飞机在巴图脑尔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了一圈后，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片刻，这架飞机在山谷尽头的苏布尔古盆地坠毁，随后燃起了连天大火。

    傅索安听得如坠云里雾中，却又不敢发问。这时，伊凡诺夫上校说：“这架在温都尔汗坠毁的飞机，是英国制造的三叉戟运输机，是中国二号人物林彪的座机。”

    “啊？！”傅索安大吃一惊，林彪的座机怎么飞出了国境线，又怎么坠毁了？她再也忍耐不住问道：“上面坐着谁？”

    “据来自中国的情报，那架飞机上有九名乘员，全部遇难，其中有林彪、林的夫人叶群！林的儿子林立果！”

    政治局责成安德罗波夫主席主持查明坠机事件中的九名死者中究竟是否有林彪，因此，国家安全委员会抽调了克格勃的医学专家、痕迹专家、化学专家、摄影专家等，组成了这个调查小组，专门前往坠机现场作调查。至于你，虽然不是专家，但你来自中国，曾是狂热的红卫兵，亲眼见到过林彪和他的夫人叶群，并且有一段时期生活在睁眼就可看见林彪的照片、电影、电视的环境中，头脑中对林彪的形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决定让你一起去坠机现场，辨认遗体，作为鉴别依据之一。”

   傅索安一边听一边点头，表示明白这层意思了。但她觉得头脑里像是打翻了一盆糨糊，昏昏糊糊不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傅索安一行来到了埋葬尸体的地方，那是苏布尔古盆地西北陂的一个名叫扎森的小山。墓地位于小小南陂，距失事现场大约四公里。整个墓地呈圆形，在十米长、二米宽的空间里，设立了三座坟墓，每座坟墓前都立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相同的文字：“中国遇难者之墓”。埋葬时，谁也不清楚死者的身份，只知道他们是中国人。

   墓地上有四个蒙古牧民等着，他们是当时参加埋葬尸体的，现在被召来替克格勃挖掘坟墓。伊凡诺夫上校客气地和他们每个人握手，送给每人一包苏联纸烟，用流利的蒙古语向他们询问了当时埋葬尸体的情况，然后下令把三座坟墓全部挖开。上校强调：“牧民弟兄们，请千万手下留情，不要损坏了尸体，以免影响我们的鉴别工作。”说完后又用俄语嘀咕了一句：“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摄像机又打开了，拍摄了挖掘尸体的全过程。坟墓的土层很浅，不一会九具尸体便全部挖了出来。尸体外面裹着的白布尚未破损，只是已被尸体腐烂时分泌的尸液和泥土弄得肮脏不堪。当尸体全部暴露出来时，克格勃的医学专家立刻用喷雾器对墓穴进行细致的消毒。消毒后，伊凡诺夫下令开始检查，尸体外面的白布很快就被刀子割开了。专家对尸体直接喷洒了消毒液后，伊凡诺夫对傅索安说：“傅，现在，你去辨认，看这九具尸体中哪具比较像林彪。”

    傅索安其实早在观察了，尸体入土已经五个星期，9月中旬气温不算很低，而且墓地低凹，出现渗水现象，因此每具尸体的脸部都已经腐烂得难以辨认了。她走到尸体近前，一一看下来，叶群那具是长头发，自然马上认出来。傅索安接着认出了右侧墓穴中的林彪尸体：“我想，这是林彪吧。”

    这个结果，与牧民叙述当时埋葬尸体时“年龄最大的一个”所埋葬尸体的位置相吻合。

    傅索安后来对叛逃女知青胡国瑛说起这件事时说，她记得林彪的尸体并未与叶群埋在一个墓穴，而是与一个大个子尸体及另一个中等个子的尸体埋在一处，大个子可能是飞机驾驶员，中个子是否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那就不得而知了。至于叶群，与另外两具男尸埋在中间那个墓穴；叶群毛发浓密，由于毛发不易腐烂，所以在已开始腐烂的一堆尸体中显得特别醒目。

    伊凡诺夫在和医学专家低声交换意见后，用外科医疗器具切割下了林彪和叶群的头颅，放在随车带来的一口铁锅里，用沸水煮了一阵，消除了全部皮肉及软组织，只剩两个骷髅，然后带走。

    这次带回苏联的，还有一个林彪座机上的发动机。克格勃根据发动机上的钢印号码很快就查明那架失事的三叉戟机确是中国从英国进口的运输机。但最后确认死者确是林彪，则是在一个多月后的事：克格勃收集了大量林彪生前的照片，予以研究，进行“头骨鉴定”。在精密仪器下，专家发现有几张照片上的林彪头部的右上角有一个伤疤。

    头部皮肉极薄，形成如此明显的伤疤的伤口当时肯定会有骨头上留下永难消失的痕迹，专家据此认为：如果从温都尔汗搞回的头骨确是林彪的，那么在相应位置应当找得到受伤的痕迹。经验查，果然发现骨上有受伤痕迹。这样，克格勃便向苏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林彪死于‘九·一三事件’”的汇报。（据《读者参考》）(江南都市报)

    网上我还找到一个题为“老知青们的故事”的段子，里面有描述叛逃者的事情，链接如下：

    http://www.my285.com/zj/wg/wgxg/00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