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父 姨父是“清朝人”。是啊,他是1908年出生的,那会儿是清朝末代皇帝宣统年间。其实我是说他老人家是特传统的一个人,里里外外透着儒者的气息。他是搞音乐理论的,抗战胜利后曾去台湾工作。国民党被打得逃到了台湾,他们夫妇却冒着生命危险坐船回了大陆;后来当音乐学院院长。我很尊敬他,但不喜欢这位谦谦君子,因为他总对我否定很多。他说我“没礼貌”;其实就是在饭桌上和客人搭腔。记得那是1980年代的事情,大家饭桌上吃饭讨论起当时的政治,我听着听着就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得,姨父--当时他是主人--事后到我父亲那儿告状,说我一个晚辈不管不顾地高谈阔论,不知天高地厚,让他在场的这个长辈很难堪。啧啧,我当时可是快三十岁的人。他还认为我“粗鲁”。其实就是我喝酒的样子把他吓着了。席间大家斟了酒也就是举杯客套一下,抿一抿;我这儿,一口干,然后竟自顾自地拿起酒杯再次倒满。此后,接二连三地一杯杯地喝茅台。好酒呀,有机会还不多灌点儿?老先生说到这儿“像什么样子,像什么样子”地猛烈摇头,像得了“摇头瘟”。哎哟,您让我这个农村生活多年的老“知青”装什么斯文呀? 老先生身体一直不是太好,总是为睡眠问题发愁。他一直有着胃病,饭吃得又少又慢。一小碗米粥兑上些牛奶,喝到最后还得再热热;一块大马哈鱼能吃好几天。我,那时一顿半锅红烧肉。早晚他和我大姨都要去散步的。老俩口相互搀扶着慢慢在院子里走。姨父的头发都白了,整整齐齐地梳得一丝不乱。肚子滚圆,更显得有风度(腰围绝对超过裤长很多)。有天晚上散步回来在灯光昏暗的楼道里一下子撞到了拐角的自行车,姨父顿时摔倒在自行车上,并挣扎不起。我大姨也拉不动他,急忙回屋叫我。“一大摊,一大摊!他摔倒了就瘫在那里!”我一激灵,冲下楼特麻利地把老先生揪起来,一转身,抓住他的双手一哈腰,就把他背起来,几步就上楼进了门。还好,姨父没摔着。但他觉得自己的形象太狼狈,当时脸都红了,喃喃道“你的动作也太猛”。咳,这个老夫子。 是啊,他总是慢条斯理的样子,我这“老农民”的劲头他受不了。想起“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姨父理所当然地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是书记。我姨父是无党派人士)。不过他在学院里人缘不错,所以没怎么受折磨。他后来说毛泽东的“老三篇”他都能背下来。记忆力真不错呀!但是他怕管理“牛鬼蛇神”的“红卫兵”抽查背“老三篇”。怎么回事呢?这种情况一般都在午饭前。一“红卫兵”嚷“‘为人民服务’ 的第三自然段,立即背”。当时老先生整个一个傻。要是从头到尾背应该没问题。可是一说第几自然段。当时就晕;只好心里默默地从头背起。那“红卫兵”一嚷嚷“你倒是背呀”。我姨父被这么一打岔,又忘了背到哪段了。结果呢?不背出了中午就不许吃饭。老先生只好求“红卫兵”,说“请你等一等,等一等”。终于,从头开始默默地背到了第三段。姨父朗声道:“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他这儿正背,“红卫兵”不耐烦了,“行了,吃饭去吧。”天呀。要是背“愚公移山”,人家让背最后倒数第二自然段;那还真得默默地背上一段时间呢。姨父回忆起那时光,总是说“好紧张呀,一辈子也没这么紧张过”。 其实他这话没说对。音乐学院“复课闹革命”啦,“工农兵学员”进来啦,他走上讲台讲课了。讲的什么呢?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乐理。这怎么讲?叫你讲,就得讲,不会讲也得讲。院革委会领导找姨父郑重地说:“这不单单是讲课,也是政治任务。”吓人吧?我姨父是搞音乐理论的,可那会儿怎能照本宣科?他战战兢兢地准备了一个星期。那天早上一上讲台,那脑子就有点儿乱。台下的学生有娃娃脸的“工农兵学员”,也有他最早的学生--“文革”时也已经是教授。他一紧张,一开口就把“南霸天”说成“南天霸”,而且是到了课结束时仍是“南天霸”。等他晃晃悠悠回到办公室,这才想起他“创造”出了个“南天霸”,当时血压都高啦。 回到家他和我大姨讲“当‘牛鬼蛇神’也有好处,起码没这么担惊受怕”。想一想,我姨父“文革”之初时是快六十岁的人。当时“红卫兵”先让他扫厕所。后来觉得应该照顾一下老院长的身体,就让他上厨房帮厨。没想到第一天帮厨他就出了问题。大师傅那天中午熬棒子面粥,大锅的水开了后,把调好的棒子面糊糊倒了进去,顺便个我姨父一把大勺子,让他不断地搅和。我姨父有生以来第一次干这差事。他只是用大勺子在大锅里的水面上搅。没一会儿,沉在锅底的棒子面受热后就不断地冒泡,大锅的水面上翻腾起来,水底翻上来的泡泡在水面上崩开,烫得我姨父连连后退,不知如何是好。等大师傅闻到焦味儿,赶来抢救棒子面粥已为时过晚,整个一锅粥都熬糊啦。那天中午,姨父主动站在食堂买饭口,看到有人买棒子面粥就道“对不起”。大家都打哈哈说“糊了的粥好消化”。 就此,食堂拒绝老院长来帮厨。我姨父后来被发配到图书馆整理书目。姨父说,他在图书馆里除了整理书目就是看书。冬天的时候,打开窗子晒着太阳,书一看,哈,什么都忘了。真没想到后来让他登台讲“南天霸”。 “文革”结束后姨父不再当院长了。他总算有时间整理自己的论著。他需要上北京图书馆查找资料。怎么去呢?挤公共汽车。其实他完全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派专车接送。当时他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然而他不肯,认为整理论著是个人的私事,得自己想办法。那会儿北京可没有满街都是出租车。这下老夫子遇到了困难。他根本挤不上公共汽车。得,我来“保驾护航”。我领着姨父来到车站。公共汽车一来,他看见人们往上拥,就连忙往下退,说“等下一辆吧”。我则不管三七二十一,拉着姨父的手抢上前去;在侧面狠命地一推,一伙正在抢上的人们顿时都偏向一边。我趁此机会,把姨父推到前边,让他上了车。那天车子确实很挤。到了北京图书馆下了车,姨父连说“你太鲁莽”。他手里还拿着本卷起来的杂志;我定睛一看顿时大笑。原来他在车上“左突右闯”时,竟然把不知道什么人上衣口袋里的钢笔给刮走了。我一看,嘿,还是挺好的金星钢笔呢。姨父一见就“这怎么好,这怎么好”地尴尬。 姨父真是高寿。我大姨后来重病卧床十多年;姨父却一直安然无恙。他在书房里做学问;时间长了,就来到我大姨病榻前默默地坐一段时间。大姨走了以后,他把我小表姐,也就是 他的小女儿叫来帮他整理文稿。2009年夏天,他忽然说有点吃不下饭;到医院一查是胰腺癌。两个星期后就平静地走了;享年一百零一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