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頭兒的秘密
老王頭兒老伴兒死後常去她的墳頭看望，拄個拐棍走得很慢。一天他昏倒在路邊，碰巧分場趕大車的看見，把他拉了回來。這以後他身體就不行了，也不能再“打更”，常見他坐在門口曬太陽，默默的。可有一天老王頭兒一下子成了分場裡大家議論的中心。他在美國的兒子寄來三百美元！他還有個兒子？怎麼從前根本沒聽說過呀？如今在美國的兒子居然把信寄到父親手中。他是怎麼找到父親的地址的？據說分場的幹部們都看了那封信。一幫好奇的“知青”都奔到老王頭兒的小黑屋裡看美元。
老王頭兒正在炕上歪着，聽清來意，便從炕席下邊拿出個信封遞了過來，並不說話，也無表情。三張綠白相間的一百美元一張的鈔票被抖了出來。這就是美元！一個洋鬼子印在上邊。沒人認識上面的英文，但四個角都印着１００的阿拉伯數字。不過這信封不是從美國寄來的，是省農墾分局轉來的。據說隨錢一起轉來的還有一封他兒子的信，是繁體中文寫的。可人們滿懷好奇地問時，老頭兒卻說看完就燒掉了。真的嗎？看到兒子的親筆信，一定是充滿思念之情的，怎麼會隨便燒掉？再問這老農工，他只是閉目養神。人們不解地喊起來。
“怎麼從來沒聽說你有這麼個兒子呀？”
“你兒子是怎麼知道你在這裡的？聽說他在美國是大學教授？”
“你燒了那信幹什麼？你瞎說吧？”
“你兒子信上說‘母親已去世’；他母親……是你前妻吧？”
……
人們七嘴八舌，老王頭兒還是一動不動。被問得急了，慢慢來了一句，“事情都過去了。我也活到頭了。”是不是覺得這一切對他都沒有意義？他原本把這三百美元交給分場處理，幹部們好奇地看了半天，又親自給送了回來。1978年已不同以往，這個過去的勞改農場來過好幾次司法部門的幹部，都是來為勞改就業農工平反“冤假錯案”的。說不定老王頭兒哪天也被“平反”了呢。
老王頭兒一直不說話，就在炕上躺着，表情平靜。大家都默默地退了出去。他似乎已不再眷戀人生；大概寶貴的生命已一點點地在蹉跎中耗盡，畢竟七十三歲了，是“閻王不叫自己去”的坎兒。
老王頭兒本是東北人，年輕時進講武堂，後來當然從軍；1931年“九一八”事變隨部隊撤到關內就發誓，不打回老家決不結婚。等到1937年“七七”事變，這就跟日本侵略軍血戰了八年。抗戰勝利他已經四十整。那時他不是人們眼前的“老王頭兒”，而是國軍的“王團長” ，大高個兒，腰板挺直，走路生風，身上被日本人的子彈穿了幾個窟窿也威風不減。部隊到了瀋陽他結了婚，一個上過大學的姑娘嫁給了他。幾個月後“王團長”退伍了，說是自己身體不好帶不了兵。其實他看出苗頭國共兩黨要打內戰。他從來都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自己帶着夫人回了老家，並在鎮子上當了兩年鎮長，人稱“王鎮長”。國共兩軍在東北大地上廝殺，他待不下去，攜夫人和幼小的兒子進了北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盤了個布店，成了“王掌柜的”。
當時的王掌柜的對國民黨的腐敗不滿，對共產黨並無惡感，只是覺得國共兩黨該坐下來好好談，中華民族打了太多年的仗，該休養生息啦。這日本人總算被打敗了，和平建設的多好機會啊。百姓們都說“寧為太平犬，不為戰亂人”，有着太多的切膚之痛呀。然而內戰的烽火燃遍北方，雙方幾百萬軍隊你死我活的廝殺，他也只能不斷嘆息，祈禱戰亂趕緊結束，老百姓也能過個太平日子。他沒什麼明確的政治主張，只是個本本分分的，有血性，有傳統道德觀念和民族感的中國人。
很快，攻勢凌厲的解放軍席捲中國大陸，國民黨敗退台灣，中國共產黨人取得了大陸政權。王掌柜的認為，這種局面不管怎麼說也是件好事。國家統一了，仗就不用打了。就在這時，他過去在軍隊的一位姓劉的摯友通過友人輾轉送給他一封信。信上說自己一家人現在隨國民黨部隊都退到了台灣。因為一直和共產黨的部隊打仗，他肯定不能留在大陸。但他遠在法國留學的女兒卿雲卻一心一意地要回大陸參加國家建設，現在就在北平。他無法勸阻女兒，想到她女孩子孤身一人，只好托王掌柜的多多照應。這當然是義不容辭的事。當即捎信告訴摯友：你女兒就是我女兒，此事就該託付給我，有我在就有她在。
卿雲時年二十七，抗戰勝利後去法國留學，學的是物理。1950年初剛剛拿到博士學位就急匆匆回國，說是“一定要參加新中國的建設”，家人根本無法勸阻這位滿懷希望的女孩子。她在台灣的父母不好讓他人知道卿雲和台灣的親屬還有聯繫，所以才寫了信給在北平的摯友。很快，王掌柜的找到剛到北京（北平已經改名）“參加新中國建設”的卿雲。這是位極有熱情，極為單純的，沒什麼“政治頭腦”的姑娘。她立即成為王掌柜的家裡的座上賓。
然而政治風雲突變，1950年底開始了“鎮壓反革命”。開始政府的有關幹部來動員王掌柜的“坦白交待，向黨交心”。對此他雖然心裡有點彆扭，但一轉念，自己帶兵打仗時從來沒和共產黨交過手；後來在東北老家當鎮長的那兩年也僅僅是做些事務性工作；到北京當掌柜的就更沒什麼了，於是就仔細地把自己的經歷寫成材料交給了政府有關部門。可後來覺察出不對勁了。原來相處得很好的街坊鄰居們開始敬而遠之，店裡的活計們也對他漸漸愛答不理。更讓他心驚的是南方傳來的消息，廣東、廣西那邊“鎮壓反革命”很嚴厲，天天都在槍斃人。忽然間他有了不寒而慄的感覺；原來“王團長”、“王鎮長”和“王掌柜的”不是說說就完了的事。
他坐立不安，猜測自己要“完蛋”。在好幾個晚上睡不着後，終於在一天夜裡和妻子徹夜長談。長話短說，意思就是自己是“泥菩薩過河”，要妻子立即辦理去香港探親。他知道妻子的兄長早在兩年前就去了香港，在那麼做買賣，生活上相對安定。
“那我們該一家人一起走啊？”妻子不解地問。
“我現在就是想走也走不脫。”王掌柜的沉吟着。“ 再說，老劉把卿雲姑娘託付給我，怎麼能走呢？”
“可你不是說自己‘泥菩薩過河’了嗎？”
“我當然明白……但就是能走也萬萬不能一走了之。那還有臉做人嗎？哪能不守信義呀！”
“那咱們就在一起！甭管什麼樣的事情發生了，我們三個人扛着。我不走！”妻子哭起來。
“聽我說，你跟了我沒過什麼好日子，我對不起你，連累了你……我們就這一個四歲的兒子，怎麼也不能讓他受我的牽連。你們能走趕緊走！我早就該明白呀，改朝換代的事就是這樣的……”
妻子撲到他懷裡抽咽，王掌柜的強忍着眼淚又輕輕說出番驚人的話，意思自己以後如果被抓走，妻子一定要和他離婚，否則政府不會批准她帶着孩子去香港探親的。妻子驚呆了，哭着不能同意。“如果你們娘倆能走脫，就是立即讓我死都成！我也是不得已呀。”王掌柜流了眼淚。“咱倆說的這‘離婚’的事只有你我知道。你們要是走不成，我會死不瞑目的……”這時妻子上來捂住了王掌柜的嘴。
等夫妻倆稍許平靜，王掌柜的又囑咐妻子，到時候告訴卿雲，不要讓她再到家裡來，婉轉地告訴她“你王伯伯恐怕要出事”。
一切都不出王掌柜的所料。1951年的夏天他被“革命群眾揭發檢舉”後很快被抓走，接着作為“歷史反革命”被宣判十年徒刑，押往“北大荒”勞改服刑。他的妻子隨即和他“離婚”，半年後被批准前往香港探親，從此娘倆音訊皆無。
十年勞改的歲月讓王掌柜的變成一個號碼，刑滿釋放後“自願留場”成為就業農工。他那時便成了老王頭兒。算一算1962年他五十七歲，已是滿臉滄桑；背有些駝，頭上半禿頂，剩下不多的白髮，但身子骨還算硬朗。成為就業農工的第一天他就給劉卿雲寫了封信，簡單地告訴她，自己已刑滿釋放，並在當地農場就業，希望她能回信說說生活如何。那封信寄往卿雲住的宿舍，可在一個多月以後信退了回來，上面有個大郵戳“查無此人”。他本來就沉甸甸的心幾乎沉到了底。老王頭兒知道十年前卿雲工作單位的地址，他沒敢寫信去詢問，怕的是自己的身份會給卿雲帶來麻煩。算一算卿雲快四十歲的年齡，也該有個家了。她在哪裡？
老王頭兒尋思了好久，幾個月後找到隊裡的指導員，說自己被捕後有些財產到現在也不知政府是如何處理的，希望回北京幾天把這些事情料理一下。這是實情。他當然是想如能請下假來回北京一趟，無論如何也要打聽一下卿雲的情況。這事是不能照實說的。指導員過去是個老獄警，現在轉業在就業農工生產隊當幹部，相當沉默寡言。他聽了老王頭兒的陳述簡單地說了句“你先回去，我到‘上面’查一查，到時候給你一個答覆”。一個月後，老王頭兒正在豬舍幹活，有人傳他去辦公室。
指導員讓老王頭兒坐，半晌沒說話，一個勁地抽煙。正當老王頭兒憋不住想問，指導員開了腔：“你過去財產的事要通過政府來辦，到時候會把結算下來的錢寄給你……看了你的檔案，你還有個遠房侄子在北京工作。”他頓了頓，“這樣吧，你在農場干到兩年的時候就有探親假了。到時候我會給你一次探親假……就這樣吧。”
老王頭兒不敢多問，當夜睡不着。他知道就業農工有兩年一次的探親假。可他在國內可以說是單身一人了。遠房侄子確實是有，然而探親的規定只是探望父母、配偶和子女呀。忽然他有所醒悟，這是人家網開一面呀。他定是認為我該回北京看一看。
兩年後老王頭揣着寫有“希沿途軍警查驗放行”的探親假證明來到了北京。先在澡堂洗個澡，在個小旅館裡安頓好住處，換身乾淨衣服直奔劉卿雲十二年前的工作單位。在門口登記的地方他沒說找劉卿雲，而是找卿雲的同事李月梅。這是他早就想好了的。老王頭兒怕卿雲在這些年會有什麼磨難，不如先打探這位女士。李那時和劉卿雲是非常要好的同事，當年他是王掌柜的時候也見過幾面，印象相當不錯。
事情很順利，他說自己是李的朋友，到北京來了想看望一下。這是個出版社，單位不大，門口管登記的告訴老王頭兒李在哪個編輯室。
李正在辦公，聽到老王頭兒輕聲說“我是卿雲的王伯伯”後頓時愣住，忽然眼圈一紅。隨即從抽屜里找出個信封，示意老王頭兒和她一起出去。在走廊里她輕輕問：“您…沒事兒了吧？”老王頭兒點點頭。李隨即掏出信封，把信拿走，空信封交給老王頭兒，“卿雲給我的信。她現在的地址在上面。她有時和我聯繫。我的地址也在上面。有時間您可以到家裡找我。”
老王頭兒出了出版社，在街頭掏出信封看。信是從豫南的一個縣的農場寄來的。他當機立斷，去旅館拿上自己的東西，上火車站買了車票直奔而去。一路上他不斷地感謝上蒼，說自己定是上輩子積德，竟順利地打聽到了卿雲。
兩人見面充滿辛酸，但相互也有了安慰。卿雲是在十一年前被“開除出革命幹部隊伍的”，除了“未能與反動的家庭劃清界限”外，當然也因為“與歷史反革命分子（王掌柜的）未能劃清界限”。其實還有個最重要的不能公開的原因，她拒絕“服從組織需要”嫁給一位她根本不認識的進城幹部。對她的懲罰是“開除出革命幹部隊伍”，保留公職。她被發配到豫南這個農場成為一名普通農業工人。她體質本來就不好，重體力勞動讓她患上慢性肝炎。老王頭兒見到她時，卿雲已骨瘦如柴，而且一直是孤身一人。
卿雲告訴她的王伯伯說“王伯母到香港不久還給她來過兩封信。第一封說他們母子到了香港，生活安定了下來。幾個月後來了第二封信說會離開香港到‘另一個地方’去。此後就再沒音信”。老王頭兒聽着，臉上沒有表情，只是點點頭，猜想自己的妻子和兒子是去了台灣。
老王頭兒內心都是愧疚，卿雲姑娘到底還是受了他的牽連。他告訴卿雲，自己過去的那個鋪子被政府折價了點錢，回農場後就給卿雲寄來，讓她買些營養品。“不，我不要。我要和您在一起！一個人的日子太難熬了，我活不下去了……”卿雲喊了起來，跟着就是默默地流淚。老王頭兒半晌也說不出話來。許久他慢慢地說：“卿雲，好吧，我現在就應該是你的父親了。你就是我的女兒。我們相依為命。”
卿雲默默地點頭。
“你的意思要到我現在就業的農場？”看着卿雲繼續點頭，他又道：“你要來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我們倆‘結婚’。”卿雲吃驚地瞪着眼睛，老王頭兒像沒看見一樣自顧自地說下去，“不用這個辦法你沒法去我就業的農場。你現在是我的女兒，我是你的父親，但我們必須在名義上‘結婚’。你要想好嘍。”
卿雲同樣的木然地再次默默地點頭。老王頭兒看着遠方，“這事情只有你我兩個人知道。”
幾個月後，劉卿雲終於辦理好和老王頭兒的結婚手續，在豫南的那個農場辭職，來到“北大荒”的一個農場成為老王頭兒的“老伴兒”。
“文革”開始後的1969年，大批“知青”來到了這勞改農場。勞改犯都遷走了，有些就業農工留了下來。老王頭兒那時他已經六十多，他是分場“打更”的，夜裡專門在豬舍、羊舍、雞舍（養着許多雞鴨鵝）、牛圈（養着許多母牛和小牛）、馬號和牛號（養套車的馬和牛的地方）巡邏，兼燒豬舍的豬食。那一帶離分場住宅區較遠，離草甸子近，冬夜裡會有飢餓的狼出沒；叫一個大小伙子大黑天的去那兒都有些害怕，他一個老人“打更”安全嗎？咳，他是什麼人？“農工”，再說幹了很多年了，也沒見他被狼吃了呀。
“老王頭兒，你晚上‘打更’害怕嗎？”“知青”們曾好奇地問。他微微笑一下，“看見了狼，我就這樣。”用拐棍敲敲地。他拄着個拐棍，戴個破氈帽，一身落滿補丁的老棉襖、棉褲，還扎着褲腳，蹉跎的歲月讓他老態龍鍾；但個子仍很高，花白的山羊鬍子，腫眼泡下有幾塊老人斑，樣子挺慈祥。
老王頭兒的“老伴兒”還活着時，傍晚他去“打更”，總看見他倆一前一後地往那邊去。他“老伴兒”也去“打更”？哪兒呀，是送送老王頭兒，天天如此。她有時也在連隊裡干點雜活，多半是搓細麻繩；樣子憔悴，可她總是很平靜的樣子。老王頭兒偶爾上分場小賣部買些糖，說“老伴兒”肝不好，吃些糖有好處。
1977年老王頭兒“老伴兒”去世。連隊裡給她釘了口薄皮棺材，埋在十來里地外的亂墳崗子上。老臧頭兒在“老伴兒”入葬前，把幾本很舊的法文書放進棺材。不是什麼信物，是法文版的“人民中國”雜誌，而且還是小二十年前的。怎麼，她會法文？後來大家才知道，人家法國留過學，法文好着哪。是嘛？“知青”們覺得真有點不可思議。再問老王頭兒，不知是耳背，還是不堪回首，表情木訥。
豬舍幹活的一位上海女“知青”前來看望；她經常悄悄照顧老王頭兒。見只有她一人來，老王頭兒忽然求她給自己的兒子寫封信，地址已寫好在一張紙上。大致意思是說他沒有盡父親的責任，非常對不起；但知道兒子有出息也就放心了。他要兒子好好做人。他知道兒子正辦理手續來找他。如果兒子來時他已經“走了”，請兒子“務必將我和你媽合葬在一起。還有一事一定要辦，就是把卿雲也帶走，交給她的家人，讓他們團聚。說我對不起他們，沒有照顧好卿雲。兒子，你父親這輩子活得堂堂正正，現在生死已看得很淡。請你告訴卿雲的家人，蒼天作證，我從來沒做過缺德事……”
歲月啊，歲月……嚴冬的夜空布滿陰雲，飄着零星的雪花，到處一片漆黑，只有地上似乎永遠不化的積雪隱隱襯托出附近房舍的輪廓。老王頭兒提着馬燈在“打更”的路上慢慢走着，經過豬舍、羊舍、雞舍、牛圈、馬號和牛號。忽然他感到了狼，伺機嗜血的狼在不遠的地方盯着他。他鎮靜地站下，用拐棍“咚咚”地杵地。狼稍退，但並不遠去，像鬼魅一樣遊蕩着。他又前行。回頭看看，覺得他們住的那棟茅草房中還亮着熟悉的、昏暗的油燈，像天上唯一的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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