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同情中国

    我说的是司徒雷登先生。在新中国，由于毛泽东的那篇“别了，司徒雷登”。他便有了个代表当时美国对华失败政策的注脚。在他去世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我看了有关他的生平资料，客观地讲，觉得他是真正同情中国人民的。对在中国最困难，最无助的岁月里真心同情，并身体力行地帮助中国人民的外国友人们，我都深深地敬仰。说心里话，他们的政治倾向性倒不是非常重要的。记得1995年，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栏里，我读到了纪念英国人乔治.何克的文章。他是来自英国一个富有家庭的青年，牛津大学毕业，抗日战争期间作为露易.艾黎的助手在中国西北农村办学，不幸在抗战胜利前夕病故（有关生平链接： http://baike.baidu.com/view/1528098.html?goodTagLemma）。读过介绍他的文字，我内心的激动无法用文字来表达。

    司徒雷登先生在中国有争议的事情是他在1946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到他1949年被迫离开中国的一些作为。1946年七月李公朴先生遭到暗杀才几天，闻一多教授又被暗杀，而且明显是国民党特务干的。当时刚刚接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向蒋介石提供的三条恢复局势的措施第一条，就是“不对暗杀事件公开承担责任”。他还否认闻一多教授是他的朋友。而闻一多在《最后一次演讲》中可是说“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演讲后即被暗杀）。

    我现在想，既然司徒雷登已成为美国驻华大使，作为政府的外交人员，他的言行就要符合和维护美国的利益。那个时候，在美国政府的决策人心目中，以闻一多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分量应该是远远比不上正在当政蒋介石政权。司徒雷登是非常敬业的人，成为驻华大使后的理想是“以促成中国的和平为己任，痴迷于组建中国的联合政府，他曾这样写道：‘我之参与若存一线希望，促使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及统一的军队以结束此场耗竭民力、自相残杀之内战，我即不惜代价，全力以赴。’”。但他不是美国政府的决策人，国民党政府也不会听他的；作为大使，他必须服从美国政府的决策。中国的内战全面爆发后，司徒雷登痛责失职，“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协议而作出让步。”1949年四月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试图和中共保持接触。“他表示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对华政策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世界和平的问题，希望解决好中美关系，这对世界和平是一大贡献”。

　　毛泽东当时还转托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陆志韦写信给司徒雷登，表示他可以个人身份到北平参加燕大校庆。周恩来则通过黄华表示，欢迎司徒雷登回燕京大学一行，并表示可能一晤。获此消息，司徒雷登很是兴奋。但是，在他就北平之行向美国国务院请示时，却遭到拒绝，并要求他立即返美。这样，司徒雷登在解放了的南京“坐着不动”一百多天后，不得不离开。国民党政府还希望他先到广州，再回美国，认为这将是对国民党政府精神上的支持。司徒雷登没有这样做，乘飞机从南京直飞冲绳，并在那里发表声明，赞成中共领导的中国政府，然而美国国务院未让这个声明在美国发表，还电告他不得再作声明。司徒雷登就这样黯然离别生活大半生的中国，从此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看到以上陈述，我对当年司徒雷登先生的处境深表同情。

司徒雷登先生

左一为司徒雷登

    中国的历史学家对司徒雷登有这样的评价：“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我在想，司徒雷登先生担当驻华大使的梦想――在中国成立联合政府，避免生灵涂炭的内战，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但他的内心世界是非常同情中国人民的。国共内战的历史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我们应该可以更客观地评价之，并对司徒雷登先生再做一次“素描”。我从内心里认为，他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毛泽东说他“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我是不能接受的。司徒雷登先生就是爱美国也爱中国，但当时只有很少一部分中国人相信他，美国政府也不可能理会他的天真；所以他在中国的理想以悲剧结束。

    我很庆幸司徒雷登的晚年能由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一家中国人照料，并养老送终。我们中国人真的对他歉疚太多！如能有机会到他慕前凭吊，一定会默诵“司徒雷登先生千古”。

    顺便说一句，我们生活在海外的一些华人，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总不自觉地受传统中国文化影响；这不但会有认识上的局限性，也影响了客观判断力。

附录：司徒雷登的晚年

傅海澜

　　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归葬杭州。日前，记者探访了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她讲述了司徒雷登的晚年境况。

应召回到美国

　　司徒雷登1949年末应美国国务院所召，返回美国。随行的有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一家。司徒雷登当时已是73岁的老人了，知道自己离不开傅泾波。傅泾波来华盛顿得到了马歇尔将军的特批。

　　当年正值新中国成立之时，美国对华关系十分微妙。司徒雷登在中国时就曾有过与中共方面接触的想法，结果未能如愿。司徒雷登一回到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立即向他下令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

　　司徒雷登及傅泾波一家先是租公寓住，1953年，傅泾波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凑了3万美元，买下了现在这所房子，一家老小搬了进去，司徒雷登当然也就成了傅家的成员之一。

　　由于国务院有令，司徒雷登的社交十分有限，大多是参加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活动。有一次，司徒雷登前往纽约参加一个基督教团体的聚会，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在火车上不幸中风，摔倒在厕所里。这一摔就摔成了半身不遂。

　　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凡是与苏联、中国等共产党国家有过关系的人都受到监控和盘查，像有名的中国通费正清都受到围攻。司徒雷登是从中国回去的大使，当然也不能例外。

　　傅海澜说：“麦卡锡的一个部下罗伊?科恩来到我们家，那人长得挺帅，但说起话来凶巴巴的。”科恩和傅泾波见了面，说了他来的两个目的，一是传司徒雷登“过审”，接受官方的当面质询，诸如出席听证会什么的；二是他们收到情报说，司徒雷登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要求他交出在中国期间的日记。

　　傅泾波以礼相待，但客气中给他一个软钉子。傅泾波说，司徒雷登由于半身不遂，已不怎么能说话。再者，行动不便，司徒雷登一般呆在二楼，很少下楼。他出去接受当面质询可以，但先得签一个书面协议：如果司徒雷登因出席听证会或其他质询时，病情出现异常或其他不可知的后果，美国政府必须承担一切责任。

　　听到这个要求，科恩与他的同行者商量后表示，“过审”可以免了。接着又提到了日记，傅泾波说：“是吗，我怎么不晓得，那得问司徒雷登本人。”科恩只好悻悻地离开了。

秘书夫妇视他为父

　　司徒雷登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他父亲是美国去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所以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从小说的是杭州话，11岁时被送回美国的弗吉尼亚州上学，直到大学毕业后又回中国传教。1919年~1946年间，司徒雷登在北京创办并担任燕京大学校务长27年，1946年，鉴于司徒雷登能说、能写中文，学生又遍及世界，其中有不少是国民党、共产党中的高官，美国政府任命他为驻中国大使。

　　司徒雷登的儿子杰克也出生在北京，杰克后来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市当了牧师，收入很低，没有能力照顾父亲。司徒雷登得病后惟一的指望就是傅泾波。傅海澜说：“我父母对司徒雷登完全像父亲一样看待，我们几个孩子一直用英文叫他‘爷爷’。”

　　司徒雷登得病后，先在海军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回到了傅家。司徒雷登对康复治疗特别积极，所以半年后病情有所好转，可以用右手写字、吃饭，也可拄着拐杖上下楼，并从屋内走到院子里。傅泾波到美国后没找工作，也没做什么生意，基本上是围着司徒雷登转。俩人一天到晚不是写信，就是去散步。

　　司徒雷登与傅泾波家有两世交情。傅泾波是满族人，祖籍中国甘肃，属正红旗。司徒雷登的父亲来中国传教时，正逢傅家出现变故，傅泾波的父亲离家出走，几乎发疯的母亲带着他，还有亲戚家的两个孤儿，生活很艰难。司徒雷登的母亲对傅母很关心，给了她很大的勇气。

　　司徒雷登到中国后，傅泾波的父亲和他谈起想送儿子上大学。司徒雷登说：“好呀，我们正办燕京大学，把他送到那里好了。”于是傅泾波就进了燕京大学。有一段时间，傅泾波交不起学费，司徒雷登还替他交了学费。毕业后不久，傅泾波就当起了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美国任命司徒雷登担任驻中国大使时，司徒雷登提出一个条件：要傅泾波继续担任他的秘书。

遗憾没能再回中国

　　人们一般会认为，司徒雷登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怎么说也该算个有钱人。但司徒雷登根本没有多少积蓄。

　　司徒雷登刚回美国后，采纳了傅泾波的主意，没有辞去大使职务。当时他们有两个考虑，一是担心美国派新的大使去台湾，给美中关系造成麻烦；二是从现实着想，不辞职就可继续享受大使待遇，每月拿1000多美元。但两三年后，美国国务院还是从多方面施加影响，司徒雷登不得不辞职。幸好，美国的一家慈善性机构“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委员会”每月给司徒雷登600多美元的生活费。1954年，司徒雷登出版了《在中国50年》的英文回忆录，出版此书的蓝登书屋给了点稿费，但由于印数不多，也没有再版。

　　傅泾波夫妇膝下有三女一子，傅海澜的大姐出钱给司徒雷登和傅泾波买了医疗保险。这样让老人们既有了保障，又有不依赖人的感觉。

　　1962年，司徒雷登不幸患病，在医院去世。傅泾波于1988年去世。

    傅海澜告诉记者，司徒雷登常常念叨一生中有两个遗憾：一是1949年夏天没有听傅泾波的话，来个“先斩后奏”，在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之前，就从南京前往北京与中共接触，造成既成事实。二是没有机会再回中国。他中风初期，积极参加康复锻炼，内心中潜在的一个意念是，恢复健康后再回中国去。他常说，他回到中国“可以更正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