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不是卫道士
我这话的意思是说，作家并非拯救“心灵的工程师”，但可以是描绘“心灵的工程师”。不过咱小的时候可有作家是拯救心灵的工程师的感觉。大概那时是因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官方不但要求“文艺要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实际上也强调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那时的文学作品充满着说教。当然，自从“文革”结束后，这种局面已一去不复返。渐渐地，作家是描绘人类心灵的工程师这种看法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
正因为如此，我觉得一个作家的作品的好坏与他的品行并非相辅相成；这里可以拿高行健说事儿。他是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其代表作是《灵山》。学者认为高行健的作品“故事性不强，但因为充满人性，容易令观众投入”。记得当年他获奖后我曾和一些文学爱好者就其作品谈了些读后感。高的作品我读了两部小说，《一个人的圣经》和《灵山》，确实故事性不强，极其勉强地读完。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不真实。我想，如果作家是描绘人类心灵的工程师，可他所描绘的情感并非来自真实性的现实世界，这还如何准确地描绘人性？当时其他文学爱好者对我想法进行一致的批判。还有人说，科幻小说绝对不是真实的，你如何解释里面人物人性化的描写？我说实际上《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是揭露现实阴暗面的作品，通过揭露当时中国社会阴暗面来表现人性。然而高行健所揭示的中国社会阴暗面很多都是虚假的；而真正压抑心灵的阴暗面的东西，比如人在政治高压下的虚伪，他并没有着重描绘；换句话说，高并没有通过他的作品描绘出“文革”期间中国大陆社会的真正画面；他只是在投其所好。
事情是发生在十多年前。高行健其实已差不多销声匿迹。昨天忽然在网上看到他的前妻写高行健的文字。看了一下，想到十几年前的那场争论，不觉一笑；同时我还得稍稍修正一下我对作家的定义。那就是，作家如果想成为描绘人类心灵的工程师，甭管他品行如何，在写其作品的时候必须忠实于人物和历史背景，投机取巧走终南捷径都是不可取的。
下面是我摘编的高行健前妻的文章：
和高行健结婚离婚
王学昀文章：《苹果日报》去年十二月刊登的一篇文章“高行健的元配夫人”，作者是我老友高皋的丈夫严家祺先生。
我于一九五五年九月就读南京第十中学（现在的金陵中学）。与高行健认识是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学校举办的一次舞会上，高行健通过一位跟他同班的男同学来找我，说希望我教他跳交谊舞。此后，放学路上经常会和他“巧遇”。和他比较熟悉以后，我憋不住好奇，问他学跳舞为甚么不自己来找我。他说怕被我拒绝，并说很早就注意我了，因为经常在学校体育场看到我的身影，也去观看过我参加朗诵比赛。在跟我接触之前，他已经通过好几位同学了解了我的家世。
一九五七年暑假开始后，我收到一封信。此前，除了收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和比赛的获奖通知之外，没有人单独给我写过信。打开一看，竟然是高写来的，欣喜地告诉我他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录取了。后来我考上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我们地分南北，主要是通过书信相互了解对方。文革爆发后，我的家庭也像许多教授家庭一样受到冲击。高那时已经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工作，利用出差机会回南京来看我，劝我跟他到北京避避风头。我们于一九六七年十月在北京结婚。
高在中学时就表现了对文学的爱好，只要尝试写一点东西，就会拿来听取我的看法，结婚以后仍然如此。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六年，我看到的作品有十篇，短的有两页，最长的有十页纸。每一篇的内容情节至今还历历在目，不是丑化揭批右派分子，就是讴歌文革。其中有一篇他特别满意，署上笔名“红飈”，寄给了江青。
自二○○○年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一种关于我们离婚原因的传闻大为流行起来。据该传闻称，高的第一个妻子反感他一天到晚不停地写作，抱怨他直写得家徒四壁，连孩子也养不活。传闻还说，高在文革期间继续暗中写作，而妻子威胁他要向组织告发手稿里有见不得人的东西。高怕因文获罪，一边掉泪，一边把一整箱手稿烧个干净。关于这件事，我在这里不妨多说几句。
首先，传闻的“作者”似乎没有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生活过。高和我当时都有固定工作，拿固定工资。他爱不爱写作、写多写少，都不影响家庭的经济状况，“写的家徒四壁”不知从何说起。我们仅有的一个儿子出世后，从小到大一直寄养在南京我父母家里，高没给过一分钱生活费，直到离婚后才根据法院判决支付了三年的抚养费。
第二，这位传闻的“作者”与我素昧平生，不知根据甚么说我迫使高烧掉手稿？又是根据甚么认定高当时有“一整箱的手稿”可烧？实际情况是，高在文革时期作为造反派头目、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多次对别人进行抄家、批斗，还催逼我和哥哥烧掉了家藏的所谓“反动”书籍和海外亲友的照片。
一九七五年，高以我父亲女婿的身份，找我父亲的学生南楚珍推荐，从安徽农村调到北京的中国旅行社。之后又经过我母亲的亲戚龚普生（乔冠华太太龚彭的大姐）推荐担任了《中国建设》杂志社法文组组长。一九七九年，高陪同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到法国、意大利访问，回国后首次跟我提到他对诺贝尔文学奖志在必得，说：“巴金老儿不敢拿，我敢拿！”我当时很纳闷：你手头没有甚么作品，靠甚么去拿这个奖呢？他也曾对我说，鲁迅之所以拿不到诺奖，就在于作品太少，都是短篇的。不过就是从那以后，他的确把重心放到了写作和加强与知名文化人的交往上来。
他最早提出跟我分手是在一九八○年。他说：过去想方设法调我到北京解决两地分居，现在终于搞清楚老是调不成的原因了，因为我的档案里给我父亲的结论是“特嫌”（“特务嫌疑”的简称）。他还说：特嫌是永远翻不了身的，即使表面上给平反了，实际上仍然受到严密监控。根据内部规定，特嫌的子女是不能嫁军人，不能嫁党员，不能嫁干部的。“你怎么偏偏就嫁了我，你是个完蛋了的人，可我还要发展，你干甚么揪着我这根稻草不放呢？”我反问他：“当初你山盟海誓地追求我，怎么这个时候变成了我偏偏要嫁给你？你利用我们家关系调回北京的时候，怎么没有嫌弃我们这个特嫌家庭？”
此前，已经有亲朋好友告诉我他在北京有外遇，并说我精神有问题，夜里磨刀要杀他，我还不太相信。看到他这幅嘴脸，我难忍心头怒火：你有了别的女人提出要跟我分手，光明正大说出来不行吗？何必要给我扣一顶“特嫌子女”的大帽子？联想到他把许多历史人物的成功经验总结为两条：一是“婚姻就是政治、爱情就是性”；二是“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一切错误归于别人”。现在竟把这两条经验全用到了我身上，作为有自尊的女人，我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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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这篇文字否定高行健，我似乎在打自己的耳光；因为我已说过作家写作应与品行没有正比联系。然而，我还是引用这篇文字来说明一下高行健。他在“文革”期间是个“造反派”，他还写“大批判稿”给当时红极一时的“文革激进派”头子江青；他还在生活中有种种令人啼笑皆非故事，不赘述。可他获奖的小说恰恰是描绘那个时代的。您作何感想？
如果说他是实话实说也就罢了，可他却挖空心思地编造。高不是说了嘛，他陪巴金去了趟法国便道“对诺贝尔文学奖志在必得”。既然这样，我还能说什么？或许他是个作侦探的天才，竟然如此准确地推测出诺奖评委老夫子们的心态。或者可以这样说，高行健并不是个真正的作家。
其实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如何看待高行健的作品，不应该成为什么“指导性的东西”。他们也是一般人。我们真的不要把这个奖看得太重了。我还是那句话，当今钱的社会里，文学应该“没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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