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不是衛道士
我這話的意思是說，作家並非拯救“心靈的工程師”，但可以是描繪“心靈的工程師”。不過咱小的時候可有作家是拯救心靈的工程師的感覺。大概那時是因為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官方不但要求“文藝要為廣大工農兵服務”，實際上也強調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那時的文學作品充滿着說教。當然，自從“文革”結束後，這種局面已一去不復返。漸漸地，作家是描繪人類心靈的工程師這種看法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所接受。
正因為如此，我覺得一個作家的作品的好壞與他的品行並非相輔相成；這裡可以拿高行健說事兒。他是200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其代表作是《靈山》。學者認為高行健的作品“故事性不強，但因為充滿人性，容易令觀眾投入”。記得當年他獲獎後我曾和一些文學愛好者就其作品談了些讀後感。高的作品我讀了兩部小說，《一個人的聖經》和《靈山》，確實故事性不強，極其勉強地讀完。最強烈的感覺就是不真實。我想，如果作家是描繪人類心靈的工程師，可他所描繪的情感並非來自真實性的現實世界，這還如何準確地描繪人性？當時其他文學愛好者對我想法進行一致的批判。還有人說，科幻小說絕對不是真實的，你如何解釋裡面人物人性化的描寫？我說實際上《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是揭露現實陰暗面的作品，通過揭露當時中國社會陰暗面來表現人性。然而高行健所揭示的中國社會陰暗面很多都是虛假的；而真正壓抑心靈的陰暗面的東西，比如人在政治高壓下的虛偽，他並沒有着重描繪；換句話說，高並沒有通過他的作品描繪出“文革”期間中國大陸社會的真正畫面；他只是在投其所好。
事情是發生在十多年前。高行健其實已差不多銷聲匿跡。昨天忽然在網上看到他的前妻寫高行健的文字。看了一下，想到十幾年前的那場爭論，不覺一笑；同時我還得稍稍修正一下我對作家的定義。那就是，作家如果想成為描繪人類心靈的工程師，甭管他品行如何，在寫其作品的時候必須忠實於人物和歷史背景，投機取巧走終南捷徑都是不可取的。
下面是我摘編的高行健前妻的文章：
和高行健結婚離婚
王學昀文章：《蘋果日報》去年十二月刊登的一篇文章“高行健的元配夫人”，作者是我老友高皋的丈夫嚴家祺先生。
我於一九五五年九月就讀南京第十中學（現在的金陵中學）。與高行健認識是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學校舉辦的一次舞會上，高行健通過一位跟他同班的男同學來找我，說希望我教他跳交誼舞。此後，放學路上經常會和他“巧遇”。和他比較熟悉以後，我憋不住好奇，問他學跳舞為甚麼不自己來找我。他說怕被我拒絕，並說很早就注意我了，因為經常在學校體育場看到我的身影，也去觀看過我參加朗誦比賽。在跟我接觸之前，他已經通過好幾位同學了解了我的家世。
一九五七年暑假開始後，我收到一封信。此前，除了收到學校的錄取通知書和比賽的獲獎通知之外，沒有人單獨給我寫過信。打開一看，竟然是高寫來的，欣喜地告訴我他被北京外國語學院錄取了。後來我考上了南京大學中文系，我們地分南北，主要是通過書信相互了解對方。文革爆發後，我的家庭也像許多教授家庭一樣受到衝擊。高那時已經大學畢業留在北京工作，利用出差機會回南京來看我，勸我跟他到北京避避風頭。我們於一九六七年十月在北京結婚。
高在中學時就表現了對文學的愛好，只要嘗試寫一點東西，就會拿來聽取我的看法，結婚以後仍然如此。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六年，我看到的作品有十篇，短的有兩頁，最長的有十頁紙。每一篇的內容情節至今還歷歷在目，不是醜化揭批右派分子，就是謳歌文革。其中有一篇他特別滿意，署上筆名“紅飈”，寄給了江青。
自二○○○年高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有一種關於我們離婚原因的傳聞大為流行起來。據該傳聞稱，高的第一個妻子反感他一天到晚不停地寫作，抱怨他直寫得家徒四壁，連孩子也養不活。傳聞還說，高在文革期間繼續暗中寫作，而妻子威脅他要向組織告發手稿里有見不得人的東西。高怕因文獲罪，一邊掉淚，一邊把一整箱手稿燒個乾淨。關於這件事，我在這裡不妨多說幾句。
首先，傳聞的“作者”似乎沒有在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生活過。高和我當時都有固定工作，拿固定工資。他愛不愛寫作、寫多寫少，都不影響家庭的經濟狀況，“寫的家徒四壁”不知從何說起。我們僅有的一個兒子出世後，從小到大一直寄養在南京我父母家裡，高沒給過一分錢生活費，直到離婚後才根據法院判決支付了三年的撫養費。
第二，這位傳聞的“作者”與我素昧平生，不知根據甚麼說我迫使高燒掉手稿？又是根據甚麼認定高當時有“一整箱的手稿”可燒？實際情況是，高在文革時期作為造反派頭目、學習毛主席著作先進分子，多次對別人進行抄家、批鬥，還催逼我和哥哥燒掉了家藏的所謂“反動”書籍和海外親友的照片。
一九七五年，高以我父親女婿的身份，找我父親的學生南楚珍推薦，從安徽農村調到北京的中國旅行社。之後又經過我母親的親戚龔普生（喬冠華太太龔彭的大姐）推薦擔任了《中國建設》雜誌社法文組組長。一九七九年，高陪同作家協會主席巴金到法國、意大利訪問，回國後首次跟我提到他對諾貝爾文學獎志在必得，說：“巴金老兒不敢拿，我敢拿！”我當時很納悶：你手頭沒有甚麼作品，靠甚麼去拿這個獎呢？他也曾對我說，魯迅之所以拿不到諾獎，就在於作品太少，都是短篇的。不過就是從那以後，他的確把重心放到了寫作和加強與知名文化人的交往上來。
他最早提出跟我分手是在一九八○年。他說：過去想方設法調我到北京解決兩地分居，現在終於搞清楚老是調不成的原因了，因為我的檔案里給我父親的結論是“特嫌”（“特務嫌疑”的簡稱）。他還說：特嫌是永遠翻不了身的，即使表面上給平反了，實際上仍然受到嚴密監控。根據內部規定，特嫌的子女是不能嫁軍人，不能嫁黨員，不能嫁幹部的。“你怎麼偏偏就嫁了我，你是個完蛋了的人，可我還要發展，你幹甚麼揪着我這根稻草不放呢？”我反問他：“當初你山盟海誓地追求我，怎麼這個時候變成了我偏偏要嫁給你？你利用我們家關係調回北京的時候，怎麼沒有嫌棄我們這個特嫌家庭？”
此前，已經有親朋好友告訴我他在北京有外遇，並說我精神有問題，夜裡磨刀要殺他，我還不太相信。看到他這幅嘴臉，我難忍心頭怒火：你有了別的女人提出要跟我分手，光明正大說出來不行嗎？何必要給我扣一頂“特嫌子女”的大帽子？聯想到他把許多歷史人物的成功經驗總結為兩條：一是“婚姻就是政治、愛情就是性”；二是“一切功勞歸於自己、一切錯誤歸於別人”。現在竟把這兩條經驗全用到了我身上，作為有自尊的女人，我感到受了極大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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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這篇文字否定高行健，我似乎在打自己的耳光；因為我已說過作家寫作應與品行沒有正比聯繫。然而，我還是引用這篇文字來說明一下高行健。他在“文革”期間是個“造反派”，他還寫“大批判稿”給當時紅極一時的“文革激進派”頭子江青；他還在生活中有種種令人啼笑皆非故事，不贅述。可他獲獎的小說恰恰是描繪那個時代的。您作何感想？
如果說他是實話實說也就罷了，可他卻挖空心思地編造。高不是說了嘛，他陪巴金去了趟法國便道“對諾貝爾文學獎志在必得”。既然這樣，我還能說什麼？或許他是個作偵探的天才，竟然如此準確地推測出諾獎評委老夫子們的心態。或者可以這樣說，高行健並不是個真正的作家。
其實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如何看待高行健的作品，不應該成為什麼“指導性的東西”。他們也是一般人。我們真的不要把這個獎看得太重了。我還是那句話，當今錢的社會裡，文學應該“沒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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