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的老爸

    在六十岁生日的这天凌晨，我像往常一样地坐在电脑前上网浏览，不过心不在焉。在我五十岁之后有时会想老爸在这个岁数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想法。老爸五十岁时是1965年。那时老爸总是很振奋的样子。中国人民在伟大的党领导下团结一致，斗志昂扬，“美帝”和“苏修”日薄西山，“无可奈何花落去”。您说我老爸能不情绪高昂嘛。每天大清早都要准时听“新闻联播”。那时只有收音机，“新闻联播”节目一开始是“东方红”乐曲，半小时结束后放“国际歌”。我老爸，正襟危坐，早上六点半就坐在收音机边上认真聆听，听完了就急匆匆地挤公共汽车上班。

    您可别说我在挖苦老爸。咱一点儿都没夸张。他，上海地下党的，后来组建中科院当了干部，工作起来兢兢业业，没日没夜。可不知道为什么干的活儿一多就有了很多“政治上的错误”，1957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党票”没了，还去了安徽“改造思想”三年。1961回北京屁股还没坐热，又去河南搞“四清”一年多。这一转眼就到了1965年。这时老爸仅仅是个编辑部里的普通编辑了，可您看我的描绘，他到了这地步还像个极有热情的共产主义者；不，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老爸六十岁时刚刚从“干校”回来。那是1975年初。他1969年秋天去的“干校”，一去就是整整五年。在干校他什么都干，先是在农场种地，后来在一家小小的药厂操纵机器压药片。咱们算算看，从1950年到1974年底，他有多长时间是在“改造思想”或“基层锻炼”，要不然是“黑帮、特务分子”？将近25年时间里，真正干本职工作的时间是12年。剩下另一半时间就是不断地“锻炼”，百炼成钢，成为愈发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他是真心爱党的。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去世，他难过得要命，后来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在与“文革”激进派斗争中被罢官。老爸极其气愤，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他表述了自己的心情，说“文革”激进派是倒行逆施。结果信居然被公安部门查获，若不是老爸所在单位的头儿有意保护他，老爸恐怕要被关起来。

    “文革”之后的日子老爸过得顺心起来，特别是“右派平反”以后。我当时也很激动，我这个“右派崽子”过去活得也不容易。您猜我老爸怎么讲？他说“我在1957年的时候还是犯了错误的”。我当时听完真有目瞪口呆的感觉。另外，他把补发的工资都交了党费，那时一两万块钱呢！在1980年，这钱该是个多大的数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终于选择了最正确的路线，全部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我还要争取多干几年革命工作。”老爸说这话时是六十四岁。

    其实我老爸在“文革”期间思想也是相当“左”的。1969年赶上“上山下乡”，我想和老爸去“干校”；他却断然拒绝。“你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看看，跟自己儿子都这样。老爸对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敦促是“落在实处”的。首先他拒绝我求他给我找“关系”转出农场。我家有亲戚在部队，他们满口答应让我参军。老爸以“不能走后门”拒之。老爸还不断地给我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要我“好好学习”。我同伴们的家长是给他们寄些吃穿用品。大家都问“你爸是怎么回事”，我无语。

    1990年我出国前，看见老爸常和老同学们聚会，在一起探讨“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问题”。看着一群老头儿老太太极其认真的样子，我只是感叹，“老爸还真不是一个人这样面对现实世界。看看，这群人都一样的精神面貌。”

    老爸在六年多以前走了，很高寿，92岁。最后的一个月他被病痛折磨。他走后我总在想，老爸其实是个苦行僧的形象。不过老爸从来认为自己活得不错。他说自己“从年轻时代就开始寻找党，越来越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或许了解了过去灾难频仍的中国，我们会对当时左倾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结有所理解。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新中国总是当“运动员”，却始终不改变初衷的解释。记得他在晚年在政治观点上总和我发生争吵，我一说他“过于天真”，他就勃然大怒，说“你根本不了解旧中国的惨状”。但现在我仍然要说老爸那时想法有天真的一面；因为时过境迁，我们就不能总固执己见。

    另外，人的政治理念形成后是极难改变的。不过，人的生命的有限便有了思想界思潮的新旧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