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是悲剧

    刚刚看了于光远的大女儿于小红写的回忆。于光远于今年九月去世，终年98岁。他可以算是中共的“笔杆子”；在当年中共搞计划经济和意识形态研究上是个重量级人物。他的妻子比他小19岁，是解放初期在北京遇到的。当年中共干部这种事情司空见惯。1957年于光远的妻子被打成“右派”；后于光远与之离婚。“文革”初期于光远前妻自杀，终年34岁。她女儿的文章回顾了他们家庭生活的种种经历，充满伤感。这篇文章在网上容易查找到，名为“怀念妈妈的文字”。

    我当年也是个“右派”崽子。在我们家族中“右派”很多。我老伴儿的父亲当年也是“右派”。为什么要在“右派”上打引号？因为被打成“右派”的人绝大多数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他们最多是满腔热情地给他们敬爱的党提出些善意的批评，仅此而已，完全是出以公心。这点现在大家都是很清楚的。

    既然如此，毛为什么执意要把这些所谓的“右派”打翻在地呢？在1957年时，中共的统治无比稳固，民众对毛泽东像神一样的崇拜，对执政的中共无比的盲从。毛发动“整风”，党内外一些人善意地提出些批评意见，这值当“龙颜震怒”吗？可毛就是大发雷霆了。此后，特别是“文革”之后，很多史学家对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不过在我看来，毛在“整风”之时本以为会有无数的人为他歌功颂德，没想到居然真的有人敢“犯上”。他无比骄傲的自尊心或多或少受到了的伤害。在当时来说，毛已经自认为是上帝了，那自尊是一点点也碰不得的。

    小时候自从知道父亲是个“摘帽子右派”后，我就非常压抑。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我的生活道路上总是充满着政治歧视。不过我当时并没有听到周围的人们如何给“右派”明确定性；也就是到底是“人民的敌人”，还是“犯错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从安徽“思想改造”三年回到北京后，他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了；也就是“通过思想改造，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了”。然而他又成了“摘帽子右派”，仍是“另类”。我认为，1957年被定为“右派”者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了“摘帽子右派”。

    我在网上找有关资料，论证了当年是如何为“右派”定性的。文章附在后面。读过资料后我感到齿冷；“反右”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我仍然浑身发冷。毛泽东对“右派”们不屑一顾，根本听不得一点点批评意见。他的奴才们“遵从圣意”，不问青红皂白地把满腔热情提出善意批评者统统打成“右派”，而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何等的冷酷；同时，也是何等的愚蠢。

    那么，这些被打成“右派”的人们都是怎么想的呢？以我父亲为例，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想“反党反社会主义”被定为“右派”。记得我刚上小学不久，曾多次悄悄地问母亲“爸爸为什么是‘右派’”。母亲总是沉默一会儿，然后缓缓地回答我，“（你）爸爸那时犯了错误，不过现在已经改正了。”我没敢去问父亲，因为他那时对我很粗暴，因为我的淘气，他动不动就狠命地揍我。现在推测，起码我的父母心里都明白“右派”在当时是如何定性的。

    在1979年，中共关于“反右扩大化”的决议下来了；父亲因此被“平反”。我当时很兴奋，这可是22年的冤屈啊。从此不但我父亲，我也不再背“右派崽子”的政治黑锅。父亲那时已经64岁。他当然也是非常激动。可我竟然听他说“我当年也确实犯了错误”。我其实心中愕然，但没有说什么。他或许真是这么想的。不过他应该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有“罪行”，只是“犯错误”。

    父亲在“大鸣大放”中的“右派”言论主要是提到“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在后来上纲上线地定为“反对党的领导”。其实他当时是相当有资历的国家干部，怎么可能“反党”呢？那如何理解他说的“犯错误”呢？我想大概是这样，他认为尽管自己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可客观上起到了“反对党的领导”的作用。真的很荒唐。

    父亲的老同学许良英先生在1957年被定为“极右”分子。其实他当时思想非常激进，在“大鸣大放”中没有“右派”言论，可他对后来的“阳谋”极其反感，并在公开场合非常尖锐地发表自己的政治看法。他后来被开除公职回老家当农民去了。许老先生后来谈到当时他的思想状况时说，他在被打成“极右”分子后就认定自己犯了错误，但绝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认定自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许老先生后来公开表明与中共决裂。这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事情。他从不否认自己有个思想认识上的极大转变。我父亲在晚年的时候则保持沉默。在我看来，起码在1989年以前，他一直是个中共的忠实追随者。为什么这些“右派”要相信共产主义？我认为他们年轻时代痛感中国一盘散沙，战乱和灾难频仍，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强烈地刺激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然而他们对西方国家有效的资本主义制度又不了解；结果就一厢情愿地相信了标榜工农至上的强权国家苏联，相信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真是具有讽刺意义。越是对中共忠心耿耿者，在1957年的时候就越有可能被打成“右派”。刘宾雁先生当年也是“右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写了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他认为第一种忠诚是愚忠和盲从；而第二种忠诚是真正的忠诚。当年的“右派”们很多都是怀有第二种忠诚的人。这种人有信仰，有理想献身的精神。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敢于公开地对执政的中共提出善意的批评，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因为他们忠于共产主义信仰。不幸的是，中共专制者出于本性，往往只认定第一种忠诚。

    因为刘宾雁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忠于自己的信仰，多少年被迫旅居美国却一直声称“寻找共产党”。我对他是很尊重的；但我绝对的否定中共。首先他们仅仅拿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作幌子，且不说他们的马列主义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的；第二，他们仅仅是些成功的造反者，和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的创建者没有本质的区别，根本不可能是老百姓的代言人。第三，随着他们独裁统治时间的延续，他们越来越腐败，现在完全是普通民众的对立面。

    我可以这么想，可像我父亲他们这些曾经的“右派”分子就不然。其实他们也看到中共的腐败愈演愈烈，也怀疑中共是否还是什么“先锋队”；但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以往的信仰是错误的。大概他们觉得承认自己一生追求是错的等于认定人生的失败。像许良英老先生那样的人少之又少。哎，这不能不是悲剧。

附录：历史上有多少右派？他们的性质是怎么定的？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同时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在数量上将50多万不该划为右派的同志错划右派；二是在性质上将右派由人民内部的落后者定性为敌人。所以，“严重扩大化”不仅是一个量的问题，更是一个质的问题。特别是后者，对于反右扩大化造成的不幸后果起了决定性作用。

　　先说数量。1957年6月26日中共中央的一份党内指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首次对右派分子的数量作了估计。“全国暴露出来的企图复辟的右派分子，已经是数以千计。”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加写了一段文字，称“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似北京34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畴内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左右，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7月7目，中共中央转发了《吉林省委关于高校斗争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说，先前在第一线公开向我们进攻的右派分子，主要是一批“虾兵蟹将”，更凶恶的“鲨鱼”多在暗地活动。“吉林地区高校教师中右派分子占7％至15％不等。”7月9日，中央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有8000人。例如北京约有800人，上海有700多人，包括大学生中的右派在内。”

　　8月17日，中央转发的北京市委的报告说：到8月7日止，北京全市已发规右派分子7511人，已在大小不同范畴内重点批判的为3529人。其中高校的右派是4230人。8月18日，毛泽东对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整风运动的意见作了修改，其中谈到右派的人数：“全国约有10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已划右派6．2万多人，据会上的‘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15万人。”“15万”，是1957年对全国右派人数的最高估算。

　　进入1958年后，15万的说法很快不准确了。4月6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讲“全国有右派30万”。这比八届三中全会的“透底”估算陡然翻了一番。时隔不久，毛泽东又说右派的总人数是“40多万”。1959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说“1957年，党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韵猖狂进攻，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伟大胜利。在这一斗争中，全国揭发出右派分子约45万人”。“45万”这个数字保持了20多年，这个指示是1978年以前叙述右派人数最多的最权威的党内文件。

　　但是，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细致的复查统计，全国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实际上是55万多人。到1980年，有54万多被错划的人得到改正，余下的5000人继续甄别。最后的结论是，96人不予平反，其余的全部摘去右派帽子。

    再说性质。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前，右派一直都归属在“人民”这一范畴里，是被当做人民来看待的，尽管他们是人民中落后的一群。

　　1949年8月，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说：“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所谓“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就是说他们是人民(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落后分子。显然，落后归落后，他们绝不是敌人。

　　时光荏苒，眨眼间7年多过去了。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说：“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这里说得很清楚，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人民内部，是有左、中、右之分的。

　　4月4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全国第七次统战工作会议上发言。他说：1956年下半年，有一股反社会主义制度和反思想改造的风。这股风是从哪里来的呢?主要是从右派那里吹来的。右派是这股风的主帅、军师。个别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从中挑拨和煽动。右派之外，还有附和的人，还有受影响的人。李维汉虽然指出“右派是这股风的主帅、军师”，但又明白无误地将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区分开来。因为他是从人民内部、统一战线内部的左、中、右角度来谈右派问题的。李维汉说：右派是唱对台戏的主角，因此，要让他们尽量唱戏，唱个够。并且不因人废言，把他们言论中任何一点合理的东西接受过来，充实我们自己。同时诚恳地指出他们的错误，向他们说清道理。他特意强调：“这些现象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对待这股风，右派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只能这样对待。”

　　5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报道党外人土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说：“目前，对于党外人士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右倾分子的言论，不要反驳。”“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这个指示用了“右倾分子”和“反共分子”这样的词汇，表明“右倾分子”与“反共分子”是不能画等号的。5月16日，中央指示把“带有反共情绪的人”称为“右翼分子”，要求“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此处有所谓“右翼分子”和“右派”的提法，显然也是在人民内部作这样的划分的。

　　6月6日，中央发出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待时机成熟的时候，即动员左派和中派“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在这里，“右派”和“反动分子”仍然是两个概念，换句话说，右派虽然可恶，但并非反动派。

　　6月8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写就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下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一般认为，这是反右派斗争的正式开始。但是，这份重要指示，除了使用“右派”(或“右派分子”)外，仍然出现了五次“反动分子”和三次“反动派”的字样。此外，还有“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等概念，仍未将右派与反动派完全等同起来。6月10日的中央指示继续保留了这种区别，要各地“团结资产阶级大多数，孤立民主党派中、知识分子中和学生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就是说，直到此时，毛泽东仍未把右派完全视为反动派，即人民的敌人。

　　两天后(6月12日)正式印发党内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就不再有意作这种区分了，的确是“事情正在起变化”。文章径直把右派称为“毒草”和“牛鬼蛇神”，说右派是“喜欢吃人”的“鲨鱼”。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提出要在新闻伺题上开展“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把“左”和“右”上升到两条路线的高度。6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不平常的春天》，在右派分子前面加了“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10个字作为限定，说他们的“鸣放”是“反动言行”。6月26日，中央《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的指示》则说：“右派分子同人民的矛盾，实际上有些已经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但是，还需要按照情况的变化，加以分析，才能分别确定。”

　　7月1日，毛泽东撰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不但公开点了章伯钧、罗隆基的名，而且把资产阶级右派叫做“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称右派是“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和“丑类”。在随后的青岛会议期间，毛泽东写的印发党内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开门见山说：“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

　　8月18日，中央统战部的一份文件（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代替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就丧失了前一个时期的积极性的一面，变成了根本反动的东西。因此，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人，即资产阶级右派，也就成了反动派。资产阶级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包括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但不叫反革命派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右派的一部分有可能转变过来。这是必要的。”

　　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说：“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到1958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更把右派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派相提并论。右派再不是人民中的落后分子，他们成了纯粹的、地道的、完完全全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