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尼和费克图（下）
囚禁中得出的经验
尽管唐尼和费克图认为他们被长期囚禁的经历不适合写成书，但他们面对困境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对当今的情报人员还是有巨大价值的。在这两人被释放后不久，印象还很鲜明的时候，曾对被囚禁的经历做过一些反思，提供了一系列“经验教训”，对于面临长期囚禁的其他人来说，可能是很有用的。
永不放弃希望。唐尼和费克图始终坚信，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政府正在尽一切可能营救他们，而他们最终会被释放。他们都拒绝接受中国人所说的他们已被抛弃，没有人再关心他们遭遇的说法。事实上，费克图甚至说他从来没有办法忘记他是一名美国人，一名中情局特工，因为关押他的那些人经常当面这样称他，以至于他从未失去他的身份和归属意识。这两人都从来没有考虑过自杀。
降低期望值。虽然从战略上他俩一直没有失去重返家园的信念，但在战术层面，他们学会了对过于美好以至于不太可能的事态发展保持谨慎态度。例如，在单独监禁一段期间后，他们往往会被与一个或两个中国同牢犯人关在一起。如果唐尼或费克图与中国籍囚犯相处得越来越好，那么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突然又会被单独监禁一年。有一次在经过这样“拉锯”之后，一名看守问费克图：“你现在寂寞吗？”因此，这两人强制自己降低期望。当费克图在1971年12月被带到中港边境时，直到他实际上过桥进入了香港之前，他依然在告诫自己，他们答应释放他只不过是又一次“拉锯”而已。同样，在1973年，当有人告诉唐尼他即将被释放时，他对此表现得并不感兴趣，只说他想继续看完电视上正转播的乒乓球比赛。他回忆说：“我严格控制自己的期望。”
建立一套固定的日程。这两人都表示，有必要给自己制定一个时间表，让自己每天都有事可做，哪怕是很小的任务都可以。当然，监狱环境本身就要求有一定的例行公事。但用唐尼的话说，在这个总体框架之下，还是可以“把每一天的计划安排得很满。”
我把自己的日子安排得非常紧——如果我错过了自己指定的某项任务，就会觉得不安。这样一来，那些日子会一直不停向前走。而如果你只是坐在那里想家，顾影自怜，那么时间就会过得很慢。
监狱的起床号一响，唐尼就会从床上跳下来，开始新的一天：先是健身操，然后打扫他的牢房，吃饭，读书和学习，收听广播，然后是“自由活动”——阅读家里寄来的信，书籍以及杂志。费克图也制定了类似的日程表，但不同的是，他还按星期计划每天做不同的内容。他后来说：“每个星期过得似乎很长，但每个月反倒过去得很快。”中国人有时允许他们阅读像《纽约客》和《体育画报》这类的期刊。除此以外，祷告与查经，以及学习中文和俄文，也构成了唐尼的一天中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央情报局在1951年曾对唐尼进行过评估，认为他既不喜欢呆在室内，也不喜欢按固定的时间表做事。
坚持锻炼。这两人都认为用锻炼来对付监禁期间的无所作为非常重要：每天做两三个小时的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慢跑，还有其他健身操。费克图说：
我发现，虽然有时要费很大力气说服自己去这样做，但锻炼对我的士气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特别当我很沮丧的时候。如果我起来，逼着自己做运动，它会使我的精神状态有巨大改观。它也会让我感觉更好，让我睡得更香，但它带来的好处远远不仅是身体上的。它会影响到我的精神面貌，当时我只是想增强意志，但是效果非常大。
给自己保留一个隐密空间。很明显，这两人所拥有的重要应对机制之一，就是他们有能力维护心中的某些秘密，不让关押他们的人知道。这给了他们带来心理上的好处。费克图不仅因为能够编造出滴水不漏的“供词”而提高了斗志，而且他也一直在心中保持这样的想法，即，作为一名美国人和一名中央情报局人员，他要与看守、监狱和中共政权一较高下。这有助于他保持自律，从不大叫或抱怨，而是默默忍受。这两人都报告说，他们喜欢跟关押他们的人说些与自己实际想法截然相反的话。
这两人都利用他们的想像力取得良好效果。唐尼喜欢想像自己的薪水是如何越攒越多，特别是当审讯员、看守或监狱的官员在场的时候，更是如此。因为他知道，他那4000美元的年薪，是这些人一辈子也见不到的数目。费克图则说，他把自己训练成为了“白日做梦专家”：
我努力回忆出自己六年级的那个班里每位同学的样子，和他们每个人坐在哪里。我想象自己从位于林恩市的家里出来，开车去格洛切斯特市上班，以及一路上能看到的每一处景象……我可以这样消磨掉4个小时。
费克图还在他的头脑里用一些虚构的人物构思出复杂的故事——拳击手，棒球球员，橄榄球运动员，演员和作曲家——这对他来说几乎就像是在看电影。随着他想象能力的提高，他甚至可以在头脑里更换“胶片”。
牢记大脑是不会被洗的。1952年，由于从中国遣返回美国的朝鲜战争战俘们的种种行为，有关“洗脑”的传闻甚嚣尘上。因此唐尼和费克图在被俘最初的几年里对此感到害怕，也就并不奇怪了。他们不想被变成满脑子某种主义的怪物，或成为美国的叛徒。中国方面要求他们必须表现出真正忏悔并改造自己思想，这些言论更让他们对此不安。虽然他们被允许阅读与共产主义无关的内容，但在大约1959年至1969年期间，他们每天都要参加学习讨论，内容涉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以及共产党的理论等。开始的时候，唐尼对这很厌烦，但他并没有抵制，因为他想着可以假装做出了足够的思想转变，也许在1962年他们被捕10周年时可以得到特赦。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个奢望。无论如何，他发现自己担心太多了：
当我最后发现一个人不可能真正被洗脑之后，就放心多了……有些事他们改变不了，而我出狱时基本上跟我进去时没什么变化……他们可以唬得你把什么都说出来，甚至可以说让我感到害怕，但实际上真正相信那一套要困难得多。
同样，费克图也指出，“除非我自己变了，否则他们不可能把我洗脑，或改变我想法。”
这两人都认为从学习班得到了至少三个好处：使他们的日子过得更有规律，并可以消磨时间; 为他们提供了人际交往，尽管非常的生硬和不自然；让他们获得了对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国文化的了解。正如费克图所说：“我开始理解了他们是怎么想的，以及当他们对我说这个或那个时，他们的意思是什么。于是我开始把学习班看作一个研究他们、了解他们的好机会。”
相互关照。虽然在那20年里唐尼和费克图很少见到对方，但他们研究出了一套联系方式。在最初几年里，他们用独特的咳嗽声来跟踪对方的位置，或在对方可能看到的地方，在尘土上写下一些单词或体育比赛的分数。后来，他们想出了方法传递纸条。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压低声音彼此沟通。他们总是被关在同一监狱中，彼此相隔不远。假如他们被分别囚禁在不同城市里，其精神状态不会这么好。
即使他们被单独监禁多年，“自己的同志就在不远处”这样的想法，总是会让他们得到安慰。当费克图被告知即将获释后，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唐尼是否也会被释放。获释后，费克图并没有被高酬所诱惑，公开讲述自己的故事以获得名利，因为他知道那样做可能会影响到唐尼的命运。直到现在，这两人依然是亲密的朋友。
尽量保持幽默。在招聘唐尼和费克图时，中情局曾注意到这两人都有极强的幽默感。这种品质对他们熬过这段岁月的帮助，远远超过任何培训的效果。他们的处境很少能有什么笑料，但他们能够从不协调和荒谬中看到幽默。唐尼相对比较严肃，但他对自己在学习班里做180度立场转变的经历感到很好笑。当时他按苏联的观点阐述了对阿尔巴尼亚的看法，但随后却意识到中国的新立场是反对苏联的！费克图则反复回想从同牢犯人那里听来的幽默故事。有位犯人是因为算命被抓，在牢房里自制了一副纸牌。另外一位相信地球是驮在一只大乌龟背上的，因而受到其他犯人的嘲笑。他还被狱方给他的一本澳大利亚共产党人写的书逗乐了。那书中把中国监狱里的条件写得天花乱坠，跟他自己的亲身体验形成鲜明对比。
要有耐心。因为缺乏足够的训练，这两人都承认自己在过了好几年之后才制定出有效的应对策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自己会疯掉。费克图说，他开始出现“精神异常”：“墙壁好像在向我挤过来。我得把脚伸到面前，量出距离，以确认墙壁没有真的在动。”唐尼除了“非常害怕”之外，还曾沮丧到了绝望的地步。他认为在监狱中的每一天，都相当于从生命中被抢走了一天。随着他们学会了如何应对自己的命运，日子慢慢变得容易起来。起初费克图的想象力并没有那么生动，但他把它作为一门技能加以培养。唐尼认为，如果他仅仅被关押5年后就被释放，那么他那时的情况将比关押20年后再释放更糟糕。
美国国内方面的情况
中央情报局总部对唐尼和费克图事件的出色处理，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当初导致他们身陷困境的灾难。一旦中国透露出这两个人还活着的消息，中情局迅速恢复了他们的现役人员身份。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将他们的行政关系从远东司转到由人事处掌管的一个特别名单上。在1957年之前，人事处官员乔治·卡里（George Cary）一直在负责处理这件事。此后，由本·德费利斯（Ben
DeFelice）负责。
虽然没有管理联邦文职雇员被别国长期囚禁的先例，但人事处创造性地运用现有法律，在工资和养家费、级别晋升、以及管理不断累积的资金这三个主要领域进行了处理。此外，人事处的代表还担负起了与这两人的家庭进行沟通的微妙任务。在有必要代唐尼和费克图做出决定时，人事处按照原本用于部队失踪人员的《失踪人员法案》（制定于1942年）和随后的中情局有关规定做了处理。
工资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保持这两人的工资帐户长期有效，将使得他们可以累积薪水，并使得他们一旦获释，立即可以支付这笔资金。人事处还确保他们能得到分居津贴和岗位津贴，以补偿这两人在执行“境外任务”中所处的“极端不利”境地。这两项都具有追溯性，在他们整个监禁期都有效。他们的工资预扣了联邦收入税，所扣税款存入托管账户，直至他们能够报税之时为止。
1958年，当看起来这两人好像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被释放时，局长杜勒斯批准了人事处的一项计划，将两人的级别从GS7晋升到GS11，并将它按时间表平摊在过去5年的时间里，逐级晋升。等他们的级别达到了与同龄人一致之后，中情局官员还保证了此后他们定期得到晋升，并逐步提高了工资，就如同他们的职业生涯仍在继续一样。最终，人事处主任决定唐尼和费克图在监禁期间应该被提升到GS13级的熟练工（journeyman）水平，并在此级别上再加一级，以弥补他们被囚禁的困境。因此，这两人的最终级别达到了GS14。他们是在1971年晋升到这个级别的，费克图在此之后几个月就获得了释放。这两个人获释后，都对他们得到的晋升和每年约两万两千美元的年收入感到惊讶，他们的思维仍然停留在自己1952年时GS7的级别和刚刚超过4000美元的年薪上。
对人事处来说，负责地管理两人不断累积的资金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德费利斯后来总结了他的观点：“我们不能追回他们多年被监禁的时光，但我们至少可以保证他们未来在财务上不用发愁。”做到这一点需要花费相当大的心血。最初的累计资金被用来投资在E系列储蓄债券上，但数额很快超过了每年一万美元的上限。从1960年到1963年，这笔资金用假名存到了储蓄账户上，但当国税局开始要求银行向存款人报告利息收入时，人事处不得不放弃这种方法。然后有大约一年的时间，中情局自己按当时的现行银行利率向这些帐户支付利息。最后，在1964年年底，中情局局长约翰·麦科恩（John McCone）批准将这些资金通过一个秘密的下属公司进行投资。当费克图在1971年获释时，他的帐户里累计了近14万美元; 而唐尼在1973年获释时，他的账户里面有超过17万美元。这两个数字差不多是这两人当时的GS14级别年薪的7倍左右。
家庭问题
照顾好两人的家庭也需要管理部门动动脑筋。中方允许唐尼和费克图的家庭每月给他们寄一个包裹。这对他俩的士气和身体健康都很重要——食物和维生素补品可以补充他们单调的饮食。虽然唐尼的母亲能负担得起寄给他的包裹费用，但是对费克图的父母来说，这构成了经济上的困难。在法律上，中情局不能直接给他们钱支付包裹的费用。从1959年开始，德费利斯创造性地想出一个办法，即中情局替这两人申请“均衡津贴”加到他们的工资上——这项津贴通常是被用来抵消岗位所在地过高的生活费用的。把它用来抵消中国监狱里的生活费用，说起来比较勉强。这笔钱每年数百美元，以养家费的名义发给了这两人的家属，而且是从他俩被逮捕之日开始补发。
给他们家庭的养家费，是在假定他俩同意的基础上被授权执行的。例如，费克图第一次婚姻中所生的双胞胎女儿的教育费用，即从他的工资帐户以养家费的名义拨款支付。当中央情报局的代表探望了费克图的父母，看到他们依靠固定的退休工资维持着微薄的生活水平后，便决定从费克图的工资帐户中增加养家费的拨款给他的父母，因为中情局假定费克图本人也会作出如此决定。
中情局还资助这两人的家庭成员几次去中国探望他们。从1958年开始，他俩的母亲和唐尼的兄弟都去探望了他们。中央情报局无法正式出面安排这些探监之旅，因为当时不存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外交关系，而且美国的政策要求不能暴露这两名囚犯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中情局向去探监的人通报了他们可能会见到的情形——主要是关于中共当局和囚犯的可能态度，以及应该避免什么样的话题和行为。因为这样的旅行超出了这些家庭的经济能力，同时也为了避免这两人的工资账户数额剧减，局长杜勒斯授权通过中介机构，用中情局的资金支付了这两个家庭的旅行费用。
作为中情局和这些家庭的联络人，本·德费利斯多年来跟他们——尤其是唐尼的母亲——进行过成千上万次的电话交流。玛丽·唐尼是位意志坚强的人，她能当面教训从艾森豪威尔到尼克松的历届政府最高层行政官员，告诉他们美国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来使她的儿子获得释放。德费利斯报告说，他至少每周都会跟玛丽·唐尼通电话，有时一次通话会长达几个小时的时间。这些电话费总是由中情局支付的。德费利斯和其他的人事处官员在这些年期间，也曾给两人的家庭写去数以百计的信件，并做过数十次登门拜访。
获释与调整
当然，到最后这两人终于恢复了自由。而中情局也继续做出大量努力，保障这两人得以正常退休，将一个悲剧变成了大团圆。费克图于1971年12月获释，而唐尼在15个月后获释。大约在此期间，美国和中国的关系逐渐升温。尤其是1971年出现了“乒乓外交”，美国取消了贸易限制，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那年秋天，这两名俘虏第一次被带到了北京的百货公司购买包括外套在内的新衣服。费克图对唐尼说：“要么是咱们快出去了，要么是他们打算再关上咱们20年。”
1971年12月9日，费克图被传唤到法庭，通知他即将获释。费克图询问他们，唐尼是否也会被释放。他们说唐尼的情形比较严重，他不会马上被放。他们允许费克图把他的一些物品留给唐尼，但由于一名警卫一直站在唐尼的牢房前，费克图无法与他交谈。费克图坐火车前往广州，然后步行穿过罗湖桥来到香港。一名英国军官给了他一支香烟和一瓶啤酒，他对此用“难以置信”来形容。费克图在狱中服了19年零14天的刑，而他的刑期是二十年。
很快费克图便被送到福吉谷军医院接受身体检查。他的身体状况让医生们吃惊，但他的举止非常内向，不习惯与人交往。只有在别人跟他讲话的时候，他才会用低沉的声音开口说话。而且他宁愿别人替他作出决定。但是在几天之内，他变得开放起来，主动适应起新生活。不久，他便重新开始工作，向别人讲述自己过去的经历。出于担心唐尼的安全，费克图在公众场合说话非常小心，声称他对中国人民或他们的政府没有任何仇恨。
在费克图获释时，北京宣布唐尼的刑期已从无期徒刑减至从该日起5年——这对于中情局和唐尼的家人来说都非常失望，特别是他那当时已经七十多岁而且身体不好的母亲。尽管有很多高层的会谈和干预，但实际上是由于她在1973年3月上旬严重中风，才最终促成了她儿子的获释。尼克松总统向北京发出基于人道主义理由的呼吁——而他在前一个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已经承认唐尼是中情局雇员——这使得唐尼在被监禁了20年3个月又14天后，终于获得了自由。此前唐尼在狱中看了六遍《战争与和平》，以及俄文版的《斯大林选集》。
他在3月12日穿过边境进入香港。他说，在过境点一名英国士兵向他敬礼，那是他在20年里第一次感受到尊严。第二天他就来到了自己的母亲身边。玛丽·唐尼当时已经恢复到能够认出他是自己的儿子。她告诫他说：“你现在是个名人了，但不要让它冲昏你的头脑。”
适应生活
两人重返故乡时都有着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胸无怨气，对他们GS14的职级和积累的工资感到惊讶，对美国的环境和文化的变化感到震惊，并且对中情局在处理与自己有关的事务上的所作所为表示感谢。两人以行动人员的身份回到中央情报局的东亚司工作，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情况汇报。他俩都因“英勇表现”而获颁杰出情报勋章，以表彰他们在经受“几十年的困苦中所体现出来的毅力和不可动摇的生存意志，以及对自己国家的坚定信念”。费克图在获释后为了保护唐尼的出狱机会，拒绝了媒体和出版商为让他讲述自己的经历而许诺的高额报酬。为此，他还被授予了情报功勋奖章。
唐尼出狱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两个人都希望自己已经达到了退休的资格，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算进在监狱中的所有年份，他们也还是没有到退休所需的25年服务期。为了弥补这个差距，德费利斯设法使这两人都重新获得超过20年期间内的所有年假——此前其中90%都算做自动放弃了，但现在被重新恢复有效。人事处还尽力帮助这两人统计他们应得的政府服务期——他们都曾在20世纪40年代在邮局做过临时工，费克图还曾在商船局服务过一年。德费利斯的最后一招，是他根据五角大楼处理回国战俘的先例，提出为这两人增加一年的“康复假”。这使得唐尼和费克图在返回家乡后，有一定时间来照顾自家的事情，同时照常领取中央情报局的工资。唐尼利用这段时间去了哈佛大学法学院读书，而费克图则在家进行装修，照顾他的父母，并找了份假释官的工作。费克图在1976年取得了退休资格；而唐尼于1977年也取得了这个资格。
理查德·费克图和约翰·唐尼实践了他们自己的愿望——着眼于未来，而不是纠缠于过去。他们没有把自己局限于过去的经历中，而是自从返回美国后便一直过着充实的生活。
唐尼成为一名受到尊重的康涅狄格州法官，专业处理青少年事务案件。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根据需要，他还在每星期工作3至4天，继续处理案件。位于纽黑文市的“约翰·T ·唐尼法庭”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后来考入哈佛法学院，并于1975年结婚，他的美籍华裔妻子奥黛丽，就出生于中国东北，离他的飞机被击落处不远。他们有一个儿子已经成年。
费克图回到他的母校波士顿大学担任体育事务副主任，在1989年退休。他和已经成年的女儿们重新恢复了联系，他被击落时，她们才两岁。他还与前妻复了婚。他在牢里时，她一直都在为他祈祷。
这两人都和以前的同事保持着友谊，而且对中情局有着归属感。
在1998年，唐尼获释25年后，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把唐尼和费克图请回到中情局，向他们颁发局长奖章。特内特说，他们的事迹“是在中央情报局的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故事之一。”在典礼上，费克图明确表示：“这里现在仍然是，今后也永远会是我的单位。”唐尼则表示：“我很自豪能够成为你们中的一员。”特尼特赞扬了他们“非同寻常的忠诚”——他们的奖章上也刻着这些词——并告诉他们：“不管愿意不愿意，你们都是我们的英雄。”唐尼代表自己和费克图回答说：“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如果你们非要把我们称为英雄，我们也没有力气再和你们争论，（但）我们心里有数。”
约翰·唐尼被俘时22岁，获释时将近43岁，如今已是76岁了。理查德·费克图被击落时25岁，重回故乡时44岁，到明年8月就满80岁了。他们的故事以及我们从中获得的经验教训，将长久地流传下去。他们在中国的经验教会我们许多东西：在外勤地点做出正确决定十分重要，错误的决定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要具有当前途渺茫的时候，仍然相信“一切还没结束”的能力；要有熬过连续七千个不顺利日子的韧性；要坚信自己会得到关照，并因此而获得力量。然而，他们归来后的经历对我们也同样很有启迪，因为它印证了一个久经考验的道理：绝对不要虚度生活在自由中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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