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搞“文革”的认识

    这实际上已是议论了几十年的议题；现在网上仍很火。这些年我也屡次上帖侃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我的想法是，甭管毛主观愿望如何，“文革”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华民族的灾难。注意，我这里强调了“文革”的客观作用，而非毛的主观想法。本人体会，在讨论这个议题中很多人认为毛就是恶魔，否则他就不会这么冷酷，发动一场一个人对整个民族的战争。对此，我认为太极端了些。还有人认为，矫枉必须过正，对毛的批判有必要上升的人身攻击的层面。如果真是这样，诅咒一个人就可以解决中国社会制度的弊端，那我们不必大声疾呼，中国必须实行自由民主的制度才能获得历史上的真正进步。

    我体会，毛是个“乌托邦”情结很重的人。他和他讲求实际效果的奴才们的想法确实不一样。刘少奇和邓小平之流讲求“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实用主义。虽然他们骨子里顽固地坚持“党天下”，不过对“乌托邦”是排斥的。这点毛心里是清楚的，所以他最终要搞“文革”。

    似乎不能把毛搞“文革”的动机归纳的如此简单。实际上，1962年以后，毛“退居二线”后他有“大权旁落”的失落。他这个人的人生哲学就是独往独来，我行我素，从来不甘心做局外人。当“太上皇”他是不可容忍的。于是他经过两年的地下准备，便开始了夺权斗争，最终发动“文革”。另外，毛在1962年已是经69之人，老年后他有被迫害狂的精神病倾向，总觉得周围的奴才们有谋害他的可能，死后他也怕被“鞭尸”。他在1964年时宣称“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文革”后刘少奇被描绘成“中国的赫鲁晓夫”，实际上毛指的并非就刘一个人。当然他对刘少奇在1962年之后的“阳奉阴违”从感情上特别痛恨，据说在“文革”初期曾咬牙切齿地说刘是“老反革命”。

    毛搞“乌托邦”不遗余力，从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时就开始了。在1958年又搞“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另用自己呼风唤雨般的能力“大炼钢铁”。其结果就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和经济暂时困难”。毛凭着个人感情胡作非为，他的奴才们则暗中抵制。毛搞“乌托邦”遇挫后主动“退居二线”，从那时起他越发地看刘邓这群人不顺眼。兴许自认为他的失败就是奴才们暗中拆台。您说毛能不恨刘吗？

    可刘少奇们在毛主动“退居二线”后，为什么还要神化他们的主子毛泽东？其实对毛的神话从他成为中共名副其实的党魁之后就开始了；中共建国之后更甚，到了1962年之后便登峰造极。这跟他们之间的主仆关系分不开的。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王朝不都是如此吗？中共并非什么“马列主义者”组成，他们不可能摆脱历史的局限性。就其具体原因来讲，刘少奇及其同伙可以奉毛为最高精神领袖，绝对的服从，可他们之间便一个个居心叵测，勾心斗角；谁都要利用神化毛“拉大旗做虎皮”。刘少奇们一个个都表现出自己才是毛“最忠实的小学生”的样子，既希望于以此得到毛的信任保住自己，同时削弱其他奴才的地位。刘少奇应该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后爬到了“接班人”的位置。毛则绝对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毛本人对此看得很清楚。奴才对他的神化他不动声色，到时候就利用自己神一样的地位突然袭击发动“文革”。结果是毛的奴才们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被毛狠狠地收拾。我在网上有关史料中摘一点作为自己看法的根据：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多次对中央一线的工作提出批评。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他进一步认为，全国的党、政、军各界混进了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有发生反革命政变的可能。毛泽东对中央第一线的工作越来越不满意，逐渐失去信任，因此有些重要问题不再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核心成员商量，而采用非正常的程序和手段直接处理，包括改变中央第一线领导的集体决定和处分一些高级干部。……刘少奇等在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显然感觉到了这种不正常局面，但又没有办法出来抵制和纠正，只有加强集体领导。多请示汇报，尽量按毛泽东的指示行事。尽管如此，仍不时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和否定。

    1966年2月2－22日，江青与林彪相勾结，由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宣称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次座谈会的纪要经过毛泽东几次亲自修改。这两件事在进行过程中都有意保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不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66年5月4日在北京召开。这时毛泽东仍在杭州，依惯例，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上情况由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汇报。这种做法和以往不同。刘少奇以前曾多次主持中央高层会议讨论重大问题，都是由他本人直接向毛泽东报告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天，即5月26日，刘少奇在大会上发言。他主要讲了对毛泽东一系列指示的理解，并且用很大的篇幅作自我批评，历数了自己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直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错误。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他说：“在我们这次讨论发言中，对文化革命问题讲得比较少，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

    “文革”开始时刘少奇被冠以“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头衔，其实他哪敢反对主子呀。他百般地“服罪”，希望换来毛的赦免，可毛不为所动。毛就是要清除掉对他搞“乌托邦”阳奉阴违的奴才们。当然，对绝大多数奴才，他是想惩罚一下便可。挡道的奴才们被整治了，新上来的奴才们－－中共内以林彪和江青为首的“文革”激进派大搞“文革”了。这个“文革”实际上是毛式“乌托邦”的继续尝试。

    毛的“乌托邦”的实质是什么？就我的看法，简言之就是“均贫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者都有着这种情结。在这种完全平等的社会中，人们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平均分配。我们今天是过来人，对此可以很遗憾地说：设想也许是好的，但完全违背人性。因为这个社会要求每个生活其中的人都有奴性的思想境界，听命于领袖。这完全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后便开始尝试他的“乌托邦”的建设。上面讲了，他现实主义的奴才们大都不相信这种“乌托邦”。不过他们要神化毛，同时为了自身统治，也要自觉不自觉地愚弄民众。毛为了实现自己的“乌托邦”便要“教育”民众“思想革命化”。毛的奴才们便也跟着鼓噪，让人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因为他们知道用此可以束缚老百姓的思想，巩固其专制统治。当然，您也可以把这称为“洗脑”。记得当时有首歌叫《毛主席的书是革命的宝》，歌词大意是：

    学一辈子毛主席的书，

    走一辈子革命的路，

    一辈子改造思想，

    一辈子为人民服务，

    毛主席的书是革命的宝，

    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向。

    学习它，反帝反修意志坚，

    学习它，改天换地干劲足，

    学习它，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学习它，革命路上迈大步。

    回想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共对民众的“洗脑”一浪高过一浪。这种宣传在短时间内对青少年是有极大作用的。“文革”为什么一下子就掀起社会巨浪？千百万青少年经过“洗脑”已经成为毛无条件的崇拜者，并且极其狂热。我想，毛那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下面百万如醉如痴的“红卫兵小将”，他的心情也是激动的，实现他的“乌托邦”的人被教育出来了，动员起来了，到社会上去“大破大立”了。呵呵，中华民族的大悲剧也开始了。

    尽管我这样写了，但我不想把毛描绘成十恶不赦的恶魔。我认为无意的过失往往比有意的犯罪更可怕。毛泽东在1966年早已觉得他就是无所不能的上帝，而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民族的利益，民众的福祉；而他又有神一般的，对蒙昧民众无限的感召力。可怕呀！假如毛宣扬他的“乌托邦”根本没人跟着走呢？希特勒一个人能屠杀犹太人，能发动侵略欧洲各国的战争吗？毛呼风唤雨的能耐是有那么多奴才为他“抬轿子”，老百姓又是被如此的“洗脑”。其实归根结底，这问题的实质是中国两千年形成的专制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