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令民族问题恶化
朋友热心公益，在国外总不断地回国去参加赈灾。他其实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局面悲观。他常告诉我的话就是“我们总该为祖国干点事情”。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他作为志愿者去那儿救灾，工作之余采访，了解到不少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中共干部腐败的实例。他说“其实这种情况多少年前在国内时因工作关系就常有所闻，但现在再次了解到这些腐败现象仍无法平静”。
他非常肯定地说，藏族的中共干部比汉族中共干部更腐败，更贪婪。中共政府为扶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断从内地对其进行“输血”从道理上讲没错；然而种种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款项，不少都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流入少数民族中共贪官污吏的私人腰包；其肆无忌惮的程度触目惊心。
其实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汉族中共贪官多如牛毛，少数民族中共官吏怎么会清廉呢？因此藏族、维族和蒙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中共干部的贪腐和汉族中共官吏是彼此彼此的，甚至要加个“更”字。为什么呢？首先是少数民族地区多为“输血”地区，各种支援款项多。另外就是中共为了表面上的各民族平等，也要有少数民族中共官吏维持其统治。
就目前来讲，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比汉族地区民众更厌恶中共统治。除了恨中共官吏的腐败外，他们的民族意识也日益强烈。您说，维族中共干部会不会死心塌地地为中共政权服务？他们应该明白自己的民族民众对中共统治的反感。可他们为什么还要当这个官儿？那肯定是个人利益。当官只是为了捞钱。维族民众是非常恨维族中共干部的，说他们是“维奸”。
作家王力雄先生对新疆的现状一直在做很多研究考察工作。他的维族朋友告诉他，那些“疆独”分子的现行活动之一就是打击“维奸”。在这种情况下，维族中共干部会特别卖力地为维护中共统治工作吗？干得太卖力了会被自己的同胞“灭掉”；那索性阳奉阴违，只要自己能捞钱就行。这样一来维族人非常集中的地区，中共其实是无法维持有效统治的。这些地区在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中又相对贫困，维族民众中正不断滋生“疆独”极端主义情绪。这时候维族分离主义者一煽动，能没有追随他们的维族人嘛？维族极端分子积极准备进行暴力活动的时候，中共其实只能是瞎子；他们无法了解到维族极端分子正在进行的各种恐怖活动的准备工作。
一方面是“疆独”分子在积极活动，一方面是腐败的维族中共官吏的阳奉阴违，这就是为什么维族极端分子针对汉族人的暴力活动越来越多。中共面对这种维族暴力活动的升级，只能是不断增加维族地区的警察部队加强治安。这又进一步引起维族民众的不满。这种局面恐怕还会持续下去，维族人的暴力活动不会停止。
王力雄讲，新疆维族人正在日益“巴勒斯坦化”。或许是吧。绝大部分维族人的汉语水平不高，这妨碍他们在经济发展相对好的汉族地区找到工作。他们的人口繁殖率又很高，劳动力过剩，年轻人失业现象很严重。现在因不断有维族极端分子制造暴力活动，中共警察部队事实上正不得不对维族人集中地区实施更严格的管制。说这是“巴勒斯坦化”也不是无的放矢。
在毛泽东刚建立他的政权的时候，中共制定的少数民族政策在当时来说有效。毛泽东以阶级来划分人群，表面上让穷人“翻身做主人”。这种政策在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都有效果，让多数人“专政”少数人，以此建立和巩固中共统治。以阶级矛盾掩盖民族矛盾，这种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效果尤彰；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数穷人是相对的受惠者，此举分化了少数民族中的人群。同时，中共当局在少数民族地区给予老百姓一定的所谓“优惠”安抚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政策渐渐过时，特别是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策略明显失效。然而中共后来的执政者却不改弦更张，治理少数民族地区仍换汤不换药地沿用毛泽东那套统治少数民族策略。这当然不能有好的效果。很多人说，维族人被中共惯坏了。如果中共在新疆地区对各族人都一视同仁，那汉族百姓的怨气能稍微小些。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前些年在发生民族纠纷的时候总是说汉族人不对。这等于挑拨汉族人和维族人之间的关系。另外，当年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少数民族一厢情愿地乱来，在西藏和新疆让藏族人和维族人用援建的资金大盖寺院也是脑残行为，他当时说这是“宽松”；现在确实自食其果了。
那么解决腐败问题后，是不是民族问题就迎刃而解？没那么简单吧？但至少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会拥戴为他们服务的本民族的各级干部。这只是理论上这么讲，因为无论什么制度，如果不能有效运行，猖獗的腐败就是“衍生物”。我们或许意识到有效的民主制度在抑制腐败方面比僵化的专制制度有效，然而建立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不是说说就能建立起来的。专制制度过渡到民主制度不仅仅是思想认识问题，这里还有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种种因素。或许我还是没有表述清楚我的意思？那我可以这样说：一个得了癌症的人在身体上有种种的不适和病痛。理论上说，把癌肿消除就解决问题。但对癌症晚期病人来讲，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这个“癌症晚期病人”就是中共的统治。“脱胎换骨”能否抑制癌症？可上帝造人会那么容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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