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

　　　　　　　（七）

　　就在母亲病逝的前两天，应该是春节刚过吧，我去临终医院探望。她老人家已经昏迷一个月了。我和妹妹早就在“不积极治疗”的议定书上签了字，所以那时母亲除了鼻饲外，什么其他抢救措施都没有实施。母亲刚开始昏迷时，大夫还让护士打上点滴，用一些药，两个星期后我和妹妹都要求撤掉。我们的意思都是希望妈妈平静地走了。

　　妈妈头发还有不少，灰白色，一缕一缕，由于长时间没洗，显得有些难看。护工倒是天天给妈妈梳头发。她还经常给妈妈擦身体。尿布也换得很勤。“老太太受罪哪。”护工喃喃自语着。她说妈妈的大便几天能有一点点，但尿越来越少了，估计快走了。这两天老太太总是一下子出汗。她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呀？前两天妹妹来，她也这么说。

　　护工这位农村妇女对妈妈不错，不是因为我们时常塞给她些钱，而是她真的心地善良。妈妈昏迷不醒，她完全可以根本不管。

　　母亲半边身子冰凉，这是中风的表现。我摸了一下，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这算什么呀？为什么我不能悲痛？！一个月下来妈妈又瘦了不少。她骨骼粗壮，年轻时舅舅和姨妈们都笑称她是牛。一点都没错，妈妈干什么都使足力气干，一刻不停的干。因为她骨骼粗壮，所以到现在了也不觉得皮包骨。我仔细看着她。微微半睁着眼，呼吸比较粗重，该是毫无知觉。真的像护工说的那样，妈妈只是不能动，不能说，可心里还明白？要是那样她在想什么？

　　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１９６７年夏天的一个夜晚。那时“文革”进行到“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她忽然两个星期日都没有回家。爸爸那时虽然在单位里“陪斗”，可还能天天回来。第二个星期日妈妈仍然没回家后，爸爸显得有些不安，但又像是有精神准备的样子。因为我们要与父亲“划清阶级界限”，所以我和妹妹几乎不和爸爸说话。晚上吃饭的时候，父亲说到母亲，“（你们的）妈妈在学校里被审查了。现在正式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了，她的历史问题应该重新审查的。”他并没有看着我们，有些吞吞吐吐。

　　“什么历史问题？”我心里“咯噔”一下。

　　“解放前她加入过（中共）党组织，后来脱党……再后来被捕自首出狱……”

　　“那她是叛徒？！”我大吃一惊。妹妹也目瞪口呆。根本没想到母亲会有这样的“历史问题”。

　　“解放初期，（你们的）妈妈在‘坦白交待运动’时已经向政府、党组织老实交待了。当时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从宽处理了。现在‘清理阶级队伍’应该重新审查的。”爸爸眼睛看着别处。

　　“那是不是‘敌我矛盾性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脱口而出。你看，现在的人们听这些简直就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可当时谁都懂得“敌我矛盾”的意思。

　　爸爸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但他默认了。我冷汗淋漓，妹妹脸色苍白。随后的几天，母亲的“历史问题”让我寝食不安。原来认为只是父亲是个“摘帽子右派”，没想到母亲竟然是“叛徒”！党和革命事业的叛徒！可耻的叛徒！在电影、小说中最终都有个可耻、可悲的下场。看电影时，叛徒被打死，孩子们都情不自禁鼓掌的。现在自己的母亲就是这么个可耻的人。写了自首书真的就算叛徒？原来是这样。“文革”中揭发出“大内奸、大工贼、大叛徒”刘少奇不就是自首出狱的吗？揪出的以薄一波为首的６１个叛徒不就是写了自首书出狱的吗？

　　两个星期后母亲竟然回来了。我和妹妹都没有和她打招呼，狐疑地看着她。父亲用家乡话问了两句。母亲说审查仍在进行，因为她的事情档案上写的很清楚，就先“挂”着，至于如何定性，要看以后“上面”如何规定。她现在正在学校住“牛棚”，每天到附近生产队干农活。学校革委会“专案组”认为可以一个月回家一次。我和妹妹都听见了，但都没出声。

　　那天晚上非常闷热。阴天，沉闷的雷声滚滚，可就是不下雨。外边漆黑一团。我无所事事地坐在黑暗中什么也不想干。也不知道坐了多久，觉得与其枯坐不如睡觉。这时妈妈忽然叫我和妹妹，她说要把她的“历史问题”好好跟我们讲，要“认真交待”。我打了一个激灵，心狂跳起来。

　　妈妈见我俩坐在边上，眼睛都看着别处，沉吟半天，先说了番“开场白”，意思是她的“历史问题”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党和政府犯下的罪行，现在再后悔当初也没用，只有老老实实地向党和人民老实交待，争取多做些革命工作赎罪云云。她说自己曾在老家加入过共产党。后来脱党了。再以后被人告发被捕入狱。开始她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后来家人都来劝说，她就动摇了，写了自首书出狱。

　　我听着，冷汗又开始流淌。“有没有出卖自己的同志？”

　　母亲愣在那里。我一下子就明白她的意思。她出卖了自己的同志！当时脑子“轰”的一下，眼前发黑。

　　“我当时已经脱党很久了，写了党员的名字没实际作用，那些党员早就不在当地活动了……我要是不写，他们（国民党）也不肯放我。”母亲木讷地说着，毫无表情。

　　我的心都快不跳了，脑子一片空白。

　　“全国解放之后不久，党开展了‘坦白交待’运动。我觉得该向党组织忠诚，就如实地说了此事。后来党组织经过多次当地调查，认为我虽然自首出狱，但脱党在先。同时，我也没有给当地党组织造成损失。后来做了结论：敌我矛盾性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次‘清理阶级队伍’，我的这个‘历史问题’重新审查……以后做什么结论我都接受……这是我的罪行。”

　　前几天父亲已经说到妈妈的“坦白交待”，可现在再听到还是非常受刺激。妈妈似乎不想再说下去，我和妹妹也没话。我只是不断地冷汗，呼吸都感到困难，衣服都湿透了。天气太闷。

　　半晌，妈妈又轻声说道：“就在我自首出狱的第二天。日寇在老家沿海登陆，国民党军队和官员们都跑了，监狱没人管，所有的犯人都自行跑掉了……后悔呀……”

　　原来命运是这样捉弄人的。

　　当时我简直坚持不住了，浑身颤抖。见母亲不再说什么，就想到院子里走走。我出门看见树下有吸烟的光，知道父亲一直在院子里来回走，不断地吸烟。我不知道该到院子里走，还是回屋，呆呆地站在门口。天啊，为什么我生在这样的家庭？为什么父母要生下我？这就是我当时最真切的体会。

　　我开始不由自主地怨恨父母，特别是母亲。在我“上山下乡”中，我无论怎样“积极要求进步”也没用，因为我有个“右派”父亲，有个“叛徒”母亲。这种情绪虽然在“文革”后淡化，但已经深深地毒化了我与父母之间的感情。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在日后的自我反省中，我知道自己在农场的“积极要求进步”是懦弱的表现，是笨拙的投机。但感情这种东西，伤了就特别难愈合，或根本就残了。

　　小的时候我们兄妹俩和妈妈多亲呀。星期六下午一般都是我们的老姑姑去接我们从幼儿园回来。见妈妈风尘仆仆从远郊的中学赶回来时，我和妹妹欢呼雀跃，大声喊着“妈妈，妈妈”。晚上睡觉时都想和妈妈一起睡。妈妈提出只能一个孩子，于是我们俩就用类似猜拳的方式决定谁和妈妈睡。弄了半天，总有一个人输了泪汪汪。于是妈妈笑眯眯地说“大家一起睡”。我和妹妹顿时雀跃。晚上才八点多，早早地洗脸、洗脚钻进被窝，大喊着“妈妈快来呀，妈妈快来呀”。

　　妈妈躺在我们俩中间，笑闹一会儿就给我们讲小故事。然后说“关灯睡觉啦”。她轻轻拍着我们入睡。见我们很快睡着了就轻轻地爬起来，用衣服罩住书桌上的台灯，开始判学生的作文，直至深夜。

　　那时的妈妈多好啊！我们稍大，她会在我们晚上睡觉时用手指蘸着花露水，在我和妹妹鼻子上点一点，微笑着轻声道“夜里梦见游花园”。她偶尔会带我和妹妹去拿所郊区的中学踏青，秋天的时候在玉米地里掰老玉米，在白薯地里捡白薯。一次学校春有去长城，我和妹妹四肢并用爬上高高的烽火台。她还会在节日的晚上带我们去公园高高的亭子下面看焰火。这和她晚年的形象简直是天壤之别。不，别这么说，妈妈是变了，除了生理上的还有精神上的。我实际上对母亲的感情上也变了，只是在潜移默化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