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母親

　　　　　　　（七）

　　就在母親病逝的前兩天，應該是春節剛過吧，我去臨終醫院探望。她老人家已經昏迷一個月了。我和妹妹早就在“不積極治療”的議定書上簽了字，所以那時母親除了鼻飼外，什麼其他搶救措施都沒有實施。母親剛開始昏迷時，大夫還讓護士打上點滴，用一些藥，兩個星期後我和妹妹都要求撤掉。我們的意思都是希望媽媽平靜地走了。

　　媽媽頭髮還有不少，灰白色，一縷一縷，由於長時間沒洗，顯得有些難看。護工倒是天天給媽媽梳頭髮。她還經常給媽媽擦身體。尿布也換得很勤。“老太太受罪哪。”護工喃喃自語着。她說媽媽的大便幾天能有一點點，但尿越來越少了，估計快走了。這兩天老太太總是一下子出汗。她是不是有什麼心事呀？前兩天妹妹來，她也這麼說。

　　護工這位農村婦女對媽媽不錯，不是因為我們時常塞給她些錢，而是她真的心地善良。媽媽昏迷不醒，她完全可以根本不管。

　　母親半邊身子冰涼，這是中風的表現。我摸了一下，有點毛骨悚然的感覺。這算什麼呀？為什麼我不能悲痛？！一個月下來媽媽又瘦了不少。她骨骼粗壯，年輕時舅舅和姨媽們都笑稱她是牛。一點都沒錯，媽媽幹什麼都使足力氣干，一刻不停的干。因為她骨骼粗壯，所以到現在了也不覺得皮包骨。我仔細看着她。微微半睜着眼，呼吸比較粗重，該是毫無知覺。真的像護工說的那樣，媽媽只是不能動，不能說，可心裡還明白？要是那樣她在想什麼？

　　我的思緒一下子回到１９６７年夏天的一個夜晚。那時“文革”進行到“清理階級隊伍”階段。她忽然兩個星期日都沒有回家。爸爸那時雖然在單位里“陪斗”，可還能天天回來。第二個星期日媽媽仍然沒回家後，爸爸顯得有些不安，但又像是有精神準備的樣子。因為我們要與父親“劃清階級界限”，所以我和妹妹幾乎不和爸爸說話。晚上吃飯的時候，父親說到母親，“（你們的）媽媽在學校里被審查了。現在正式開始‘清理階級隊伍’了，她的歷史問題應該重新審查的。”他並沒有看着我們，有些吞吞吐吐。

　　“什麼歷史問題？”我心裡“咯噔”一下。

　　“解放前她加入過（中共）黨組織，後來脫黨……再後來被捕自首出獄……”

　　“那她是叛徒？！”我大吃一驚。妹妹也目瞪口呆。根本沒想到母親會有這樣的“歷史問題”。

　　“解放初期，（你們的）媽媽在‘坦白交待運動’時已經向政府、黨組織老實交待了。當時定性為人民內部矛盾，從寬處理了。現在‘清理階級隊伍’應該重新審查的。”爸爸眼睛看着別處。

　　“那是不是‘敵我矛盾性質，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我脫口而出。你看，現在的人們聽這些簡直就不知道說的是什麼。可當時誰都懂得“敵我矛盾”的意思。

　　爸爸沒有回答我的問題，但他默認了。我冷汗淋漓，妹妹臉色蒼白。隨後的幾天，母親的“歷史問題”讓我寢食不安。原來認為只是父親是個“摘帽子右派”，沒想到母親竟然是“叛徒”！黨和革命事業的叛徒！可恥的叛徒！在電影、小說中最終都有個可恥、可悲的下場。看電影時，叛徒被打死，孩子們都情不自禁鼓掌的。現在自己的母親就是這麼個可恥的人。寫了自首書真的就算叛徒？原來是這樣。“文革”中揭發出“大內奸、大工賊、大叛徒”劉少奇不就是自首出獄的嗎？揪出的以薄一波為首的６１個叛徒不就是寫了自首書出獄的嗎？

　　兩個星期後母親竟然回來了。我和妹妹都沒有和她打招呼，狐疑地看着她。父親用家鄉話問了兩句。母親說審查仍在進行，因為她的事情檔案上寫的很清楚，就先“掛”着，至於如何定性，要看以後“上面”如何規定。她現在正在學校住“牛棚”，每天到附近生產隊干農活。學校革委會“專案組”認為可以一個月回家一次。我和妹妹都聽見了，但都沒出聲。

　　那天晚上非常悶熱。陰天，沉悶的雷聲滾滾，可就是不下雨。外邊漆黑一團。我無所事事地坐在黑暗中什麼也不想干。也不知道坐了多久，覺得與其枯坐不如睡覺。這時媽媽忽然叫我和妹妹，她說要把她的“歷史問題”好好跟我們講，要“認真交待”。我打了一個激靈，心狂跳起來。

　　媽媽見我倆坐在邊上，眼睛都看着別處，沉吟半天，先說了番“開場白”，意思是她的“歷史問題”是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對黨和政府犯下的罪行，現在再後悔當初也沒用，只有老老實實地向黨和人民老實交待，爭取多做些革命工作贖罪云云。她說自己曾在老家加入過共產黨。後來脫黨了。再以後被人告發被捕入獄。開始她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後來家人都來勸說，她就動搖了，寫了自首書出獄。

　　我聽着，冷汗又開始流淌。“有沒有出賣自己的同志？”

　　母親愣在那裡。我一下子就明白她的意思。她出賣了自己的同志！當時腦子“轟”的一下，眼前發黑。

　　“我當時已經脫黨很久了，寫了黨員的名字沒實際作用，那些黨員早就不在當地活動了……我要是不寫，他們（國民黨）也不肯放我。”母親木訥地說着，毫無表情。

　　我的心都快不跳了，腦子一片空白。

　　“全國解放之後不久，黨開展了‘坦白交待’運動。我覺得該向黨組織忠誠，就如實地說了此事。後來黨組織經過多次當地調查，認為我雖然自首出獄，但脫黨在先。同時，我也沒有給當地黨組織造成損失。後來做了結論：敵我矛盾性質，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這次‘清理階級隊伍’，我的這個‘歷史問題’重新審查……以後做什麼結論我都接受……這是我的罪行。”

　　前幾天父親已經說到媽媽的“坦白交待”，可現在再聽到還是非常受刺激。媽媽似乎不想再說下去，我和妹妹也沒話。我只是不斷地冷汗，呼吸都感到困難，衣服都濕透了。天氣太悶。

　　半晌，媽媽又輕聲說道：“就在我自首出獄的第二天。日寇在老家沿海登陸，國民黨軍隊和官員們都跑了，監獄沒人管，所有的犯人都自行跑掉了……後悔呀……”

　　原來命運是這樣捉弄人的。

　　當時我簡直堅持不住了，渾身顫抖。見母親不再說什麼，就想到院子裡走走。我出門看見樹下有吸煙的光，知道父親一直在院子裡來回走，不斷地吸煙。我不知道該到院子裡走，還是回屋，呆呆地站在門口。天啊，為什麼我生在這樣的家庭？為什麼父母要生下我？這就是我當時最真切的體會。

　　我開始不由自主地怨恨父母，特別是母親。在我“上山下鄉”中，我無論怎樣“積極要求進步”也沒用，因為我有個“右派”父親，有個“叛徒”母親。這種情緒雖然在“文革”後淡化，但已經深深地毒化了我與父母之間的感情。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在日後的自我反省中，我知道自己在農場的“積極要求進步”是懦弱的表現，是笨拙的投機。但感情這種東西，傷了就特別難癒合，或根本就殘了。

　　小的時候我們兄妹倆和媽媽多親呀。星期六下午一般都是我們的老姑姑去接我們從幼兒園回來。見媽媽風塵僕僕從遠郊的中學趕回來時，我和妹妹歡呼雀躍，大聲喊着“媽媽，媽媽”。晚上睡覺時都想和媽媽一起睡。媽媽提出只能一個孩子，於是我們倆就用類似猜拳的方式決定誰和媽媽睡。弄了半天，總有一個人輸了淚汪汪。於是媽媽笑眯眯地說“大家一起睡”。我和妹妹頓時雀躍。晚上才八點多，早早地洗臉、洗腳鑽進被窩，大喊着“媽媽快來呀，媽媽快來呀”。

　　媽媽躺在我們倆中間，笑鬧一會兒就給我們講小故事。然後說“關燈睡覺啦”。她輕輕拍着我們入睡。見我們很快睡着了就輕輕地爬起來，用衣服罩住書桌上的檯燈，開始判學生的作文，直至深夜。

　　那時的媽媽多好啊！我們稍大，她會在我們晚上睡覺時用手指蘸着花露水，在我和妹妹鼻子上點一點，微笑着輕聲道“夜裡夢見游花園”。她偶爾會帶我和妹妹去拿所郊區的中學踏青，秋天的時候在玉米地里掰老玉米，在白薯地里撿白薯。一次學校春有去長城，我和妹妹四肢並用爬上高高的烽火台。她還會在節日的晚上帶我們去公園高高的亭子下面看焰火。這和她晚年的形象簡直是天壤之別。不，別這麼說，媽媽是變了，除了生理上的還有精神上的。我實際上對母親的感情上也變了，只是在潛移默化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