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社会基础
什么是民主政治？就是“凭借公共权力，和平地管理冲突，建立秩序，并实现平等、自由、人民主权等价值理念的方式和过程。民主政治是奉行多数人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与君主制、寡头制和独裁制相对立”。那民主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在侃这个题目之前，先看看专家是如何论述的。在网上有篇题为“民主的社会基础：利普塞特政治发展理论解读”的文章，分析了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利普塞特的有关理论（他生于1922年3月，于2006年12月去世）。他的“政治发展理论聚焦于民主的社会基础，认为稳定民主的社会生态建立在多元的社会基础之上：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物质基础，民主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政治价值、认同、合法性基础等社会心理因素，则构成了稳定民主机制有效运作的政治文化基础。通过对民主社会的政治人场域的讨论，利普塞特进一步阐释并建构了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一体平衡的结构，揭示了政治发展和稳定民主机制有效运作的理想的社会结构基础。利普塞特有关稳定民主制的基础条件的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我认同他的观点。这篇文章既然是政论文就比较难读。我摘编了一下：
经济发展：稳定民主的物质基础
“稳定民主的社会生态建立在多元的社会基础之上：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物质基础，民主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政治价值、认同、合法性基础等社会心理因素，则构成了稳定民主机制有效运作的政治文化基础”。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城市化”、“识字率”、“人均收入”是很重要的变量；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秩序的稳定程度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亦即民主制确立并走向稳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
“理性的政治人人格、宽容的政治原则是在高的社会教育程度的前提下培育而成。社会财富的增多，贫富差距缩小，中产阶级的数量才能增加，从而扩大稳定民主的社会阶层的基础。“国家越是贫穷，越是强调裙带关系——亲戚和朋友的支持。普遍主义原则的薄弱将减少作为现代民主国家的一个条件的有效官僚政治成长起来的机会。”“中立的官僚系统、法治的治理方式和自治的社会中间组织，也只有在教育充分发展、社会财富保障人们有充裕空闲时间的条件下才能充分繁荣起来”。
价值、认同与合法性：稳定民主的政治文化基础
美国的价值模式强调成就、平等主义、普遍主义和专一性，在这种价值体系中，社会冲突相对缓和，上层阶级能够容忍下层阶级的成就与自我提升；下层阶级则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而无须通过革命改变自己的社会生存状况。因此，“这种价值变量的结合模式，功能上有利于稳定民主的运作”。
成功、普遍主义、平等、专一性的价值模式有益于稳定的民主机制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更能促进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的接纳、下层阶级不采取背叛共同体的行动，是各自政治认同的重要体现；认同是“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主观心理基础”，而“政治认同的危机则可以表述为存在于文化、心理决定意义上的个人—群体认同和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认同之间的紧张”。现代民主政体的稳定与有效运作，期待这种认同危机的消解，期待个人—群体认同与政治共同体认同的一致与重合，从而使紧张得以缓和，民主实现稳定。
与价值、认同密切相关的是政体的“合法性”。合法性指的是“政治体系有能力培育并维续这样的信念：即现存的政治制度是最适合于社会需要的”，“一个特定的民主制度的稳定性……依赖于政治体系自身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而合法性的寻求有赖于建立在缓和的价值冲突之上的坚定的政治认同基础。要建构政治体系合法性，就应通过给予不同社会阶层进入政治体系的机会，承认其平等的政治社会地位，为稳定的民主政治体系提供一种社会心理和价值基础。
政治人场域：稳定民主之理想的政治、公民社会结构基础
现代社会实现稳定的民主社会生态，是有独特价值、认同与合法性诉求的政治人，在特定的政治、社会场域——现代社会经济基础上培育出的各种政治、社会要素，与民主的政治体系良性连接的一种空间中，以其政治、社会行动来实现的。
“就现代民主理论……重要的不仅仅是要对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差异性进行区分，而且要探讨其互补性”。如果要形成稳定的民主，就需要期待特定的政治人人格、宽容的政治价值取向、居社会多数的中产阶级群体、自治的社会中间组织、中立的官僚系统、法治的规则系统等复杂的政治、社会要素能够形成良性互动。基于稳定民主的物质基础之上的这些要素的互动，形成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间的互补性，从而达致平衡一体的理想结构关系的形成。
大型复杂的现代社会，不同阶级、阶层间的利益纷争不可避免，在政治、公民社会中，政治人、“不同团体之间的冲突，作为一种恒常的危机，与所有的民主体制共生；这些作为民主体制的生机之源的冲突有可能集结成瓦解社会的威胁”。因而政治人必须通过政治、公民社会的整合机制来寻求冲突中的一致。这种整合机制，一面通过上述连接政治社会与公民社会的各种要素的互动来实现，进而构建起两者的平衡结构；另一面，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平衡结构，亦表现于两者在结构上的交融与无法截然剥离的关系。政治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本身虽独立于公民社会结构，然其本身即作为一种结构形态融入公民社会结构之中，深刻影响着非政治的社会结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区分何者应被更优先地建构，而是要考虑通过何种具体途径可以将两者连接成平衡一体的互动结构。
“稳定民主的几率仰赖于提升社会阶层、群体和个人多重交叉的政治性隶属关系的程度。如果人口中占优势比例的部分都受到来自相互冲突的政治力量的交叉影响，那么这些群体和个人就会倾向于减轻政治冲突的强度。”与这种“交叉隶属”与“交叉压力”相对的，政治人“隔离”状态之下政治社会与公民社会两相剥离的状态，则是冲突恶化、最终导致政治极端主义社会结构的根本原因。“因人口中的不同阶层分属不同有组织的政治、宗教团体，并成体系地相互隔离，那些引发世界政治的长期累积而未加解决的问题所导致的激烈冲突将持续存在。相应地，应该注意到的是，任何自然演进的社会结构中，如其个人与团体被隔离在具有相同政治倾向与特质的团体内部而不与不同观点的人接触，那些被隔离的个人与团体便倾向于支持政治极端主义”。
总结与探讨
从利普塞特的政治发展理论，我们可以得到诸多启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稳定民主的建构其实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的转型过程，这种转型既有赖于以工业化为特征的长足的经济发展，亦有赖于与工业化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密切相关的、独特的价值体系和政治认同，以及在此价值体系与政治认同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这更需要在此种基础维系过程中，建构起一个理想的政治人场域，即政治社会与公民社会一体连接，政治、社会隶属交叉多元，从而使得政治人在多重交叉的社会价值选择压力之下，维续政治、公民社会冲突中的一致和动态平衡中的稳定。
在一个缺乏民主基础的发展中国家，要推进政治现代化、建构稳定的民主制，需要克服和跨越民主先发国家所没有过的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文化障碍，需要创造和培植让外来的、移植的民主赖以生长的基本条件，而这无疑是一项有着高度艰巨性和复杂性的世纪课题。
通过对135个国家近五十年政体变迁的比较分析，“从（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看，向民主的过渡是随机的：没有任何一个的民主过渡可以仅仅通过（经济）发展的水平来预言”。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可能生成稳定民主，但经济发展只是稳定民主的必要条件而绝非充分条件（充分条件---有之则然，无之未必不然；必要条件---有之未必然，无之必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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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利普塞特是针对稳定的民主社会进行阐述的，不过我认为，对希望中国大陆社会转型的人们来说，他的理论也有意义。第一小节“经济发展：稳定民主的物质基础”容易理解，稳定的民主体制要有物质基础。第二小节“价值、认同与合法性：稳定民主的政治文化基础”我认为极为重要；一个社会内各阶层都要相互包容，同时各阶层民众对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认同。第三小节“政治人场域：稳定民主之理想的政治、公民社会结构基础”讲的是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相辅相成。我讲得极其简单，其实这是门科学。
我前几天贴了“五大‘右派’”的帖子。在1957年的时候，章伯钧和罗隆基的政治思想确实是倾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不能容忍他们。想当年，“右派”们颜面扫地，被“广大工农兵”痛批。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才8年，民众中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的比例都很低，高中毕业就该算“知识分子”了。“反右”一下子将55万人打成“右派”，我想“右派”者在当时恐怕大都是文化程度很高的人。1964年中国大陆进行过人口普查。当时中国大陆人口为69122万人；其中大学文化程度者287万人，高中文化程度的912万人；初中文化程度的3235万人，小学文化程度的19582万人。也就是说，当时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在中国大陆人口比重中不到2%；如果仅算大学文化程度以上者，每1000人中只有4人。在1957年以上比例会更低。“反右”可把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整惨了。
半个多世纪前的1957年，中国大陆被毛泽东形容为“一穷二白”。这是确实的，穷不单单是物质上，在精神上更穷；到了1964年70%的人还是文盲呢。毛泽东说，我们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以为并不可怕；那原因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呵呵，建“乌托邦”呗。毛本人当时对中国知识分子是蔑视的。他认为知识分子是脱离群众的“智叟”。在民众中他们的比例很小，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只是统治者的附庸。1957年他们中间居然有人敢对中共政权挑战，简直是不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现在想想，当时的中国大陆社会去搞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确实没有条件。经济极其落后，民众也“民智未开”。老毛掀起“反右”运动，极其孤立的知识分子只有“改造思想，重新做人”。那时中共的政权超稳固，老毛甚至说明朝不识字的皇帝搞得比较好。这种情势下，希望中国走资本主义民主自由道路的章伯钧和罗隆基们可真是悲哀。
在“五大‘右派’”的帖子的跟帖中有个网友这样写道：
57年反击右派完全正当，非常及时。这帮资产阶级右派对建国没有尺寸之功，却梦想与共产党平起平坐，不自量力，可笑之极。
今天我看到这样的话，觉得此君还活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估计当时老百姓很多都是这样想的。还有一网友在跟帖中说：
五几年实行民主还有社会基础。知识分子还有胆识，有风骨，有是非，有头脑。60年红朝风暴……民主还真没了社会基础。中国之悲哀。
他这样讲我也不认同。我认为正相反，半个多世纪以前中国实施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完全没有基础，而今天的情况则大不一样。1990年再进行中国大陆的人口普查时，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人有1576万人，每1000人中有14人。人群中高中文化程度，初中文化程度和小学文化程度的比重均大幅度增加。文盲半文盲人口仅占总人口的5.88%。这是1990年的数字。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按人口总数受教育程度划分，大学以上文化占总人口的8.93%，高中以上文化占总人口的22.96%，初中以上文化占总人口的61.75%，小学以上文化占总人口的88.53%。中国大陆人口中大学以上学历的比重高达9%，这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差不了多少。当然，中国大陆这几年大学生招得过多，大学商业化倾向严重，人文科学教育欠佳；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重毕竟比半个多世纪前大幅度提高。在当前的中国大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由于日后的经济收入已形成阶层，再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来形容之就很可笑。这一阶层在中国大陆现今社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能够影响政局至关重要的政治力量。
中国大陆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当然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现在中国大陆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二。通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国人的人均收入已大幅度提高。1979年中国的人均收入185美元，到了2012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6100美元。如果说1957年中国大陆政治制度的转变毫无可能，现在已时过境迁。当然，这并非说当前中国经济和政治上的状况，已达到制度从专制到民主转变的必然情势；但中国大陆社会的越来越不稳定已成为必然趋势。
我个人看法，中国大陆社会的不稳定首先是中共的统治力下降。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一党专制的中共层层官吏向心力的缺失，一般党员更是以实用主义为宗旨，入党就是要得到好处。这个政权已专制统治了六十多年，不可遏制的腐败大面积蔓延，用现在达到话来讲是“没有最腐败，只要更腐败”。这种情形下民众当然是对中共政权缺乏信任度，这是其二。几十年前中共的力量可是非同小可，特别是对民众的思想控制方面。
既然中共无法再像以前那样控制人们的思想，中国大陆民众中的各种思潮便逐渐兴起，特别是近二十年。在国外中文网站上，你可以看到各种政治观点的人在“云山雾罩”，各抒己见常常引起激烈的辩论。在国内的各个网站上也很热闹。这些年“乌有之乡”和“炎黄春秋”两派政治观点的人的争吵火爆，我对他们两派的一些看法都有些不以为然，但还是觉得这种公开的辩论是有益的。有些思潮是官方禁止的，认为“有碍社会稳定”；如果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或许被投入监狱。有人曾总结了中国大陆各种政治思潮，分出了五、六种之多。其实各种思潮的兴起就是中国朝着民主社会迈进的表现。不过我个人体会，这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思潮中，很多都是流于形式的空谈，不切合实际。
您问了，什么是“切合实际”的政治理念？我个人看法，那就是针对当前中国大陆社会客观现状的政治理念。我知道中国大陆有一批学者针对中国农村中的各种亟待解决问题，就制度变迁、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以及农村财政金融税费体制改革等方面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研究课题，进而提出可行性方案。这些学者以温铁军为代表人物，踏踏实实地干活。这就叫切合实际。
提到中国大陆社会的实际状况，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贫富差别急剧拉大，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是显而易见的。当前中共决策层不是看不到这些危机，而是束手无策。中共已蜕变为各种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怎么会在制定各种现行经济政策时兼顾弱势群体的利益？那底层老百姓怎么想？只有怀念毛泽东了。我看底层老百姓的“怀念毛泽东”只是认为几十年后他们沦为社会底层。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在网上很少，现在难以估计中国底层老百姓在民众中的比重。我反正认为中国社会现在没有形成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整个社会呈现金字塔型，即穷人最多。如此一来，仅代表各个利益集团利益的中共在全民中便失去代表性，老百姓的不满日益加剧。这不但使中共统治不稳，也使整个社会缺乏统一的价值观。想想中共带领农民造反大军夺取政权的岁月，“均贫富”为穷人的梦想，有产阶级都倒楣。现在中国大陆的底层百姓会不会再次“均贫富”，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行造反呢？应该不会，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和政治和1949年以前的中国不同，但“阶级斗争”是有的。
实际上，如果是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底层民众应由他们的代言人通过政党形式在议会中为自己争取和捍卫自身利益。当然，这是多党制，现在中共是绝对不肯放弃权力的。照我想，他们越是不肯放弃权力，将来被清算的可能性就越大。最终引发社会灾难，独裁政权垮台后，中国还是要走民主的道路。那时民主制度可能极其不稳定，如同东欧各国和前苏联各国制度变更后的道路。我曾看过一些东欧现状的文章，那里的民主制度下，各个政党代表着社会各阶层的民众；而专制制度刚垮台时的最高调的反共知识分子在民众中都没了市场，因为他们太注重意识形态了。这些国家制度变更后显得不稳定；其实这正是社会缺乏民主的社会基础；这会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阶段。总之，东欧各国和前苏联各国制度变更的经验值得中国人借鉴。
我以上写的只是对中国大陆如果实施民主政治的感性上的认识；实际上本人正在一个不断学习和认识的过程中。利普塞特的理论对我是有启发的。以往漫长的中国历史是专制大王朝的更迭，新生的专制大王朝在旧王朝的废墟上重建专制制度。现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应该与以往历史所表现得不同，因为中国大陆这几十年来在经济上，特别在人群的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共固步自封，最终专制制度要崩溃；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民主制度；或许那时民主制度因为缺乏稳固的社会基础显得不稳定，这是中华民族必须承受的阵痛，可历史是不会倒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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