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一廂情願
華國鋒和紀登奎都是毛澤東建國後看中的政治人物。我在以前的帖子中摘編了有關資料；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是如何認識和提拔華國鋒和紀登奎的。毛內心深處有着帝王的心態，華和紀簡直可以說是毛的“家將”。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對毛的忠心耿耿。正是因為如此，毛才委以重任。
上個世紀70年，我們這些北京“知青”還真的特別“關心國家大事”；平常總在大通鋪上悄悄地議論當時的國家領導人，還真有點兒不知天高地厚的“皇民”勁頭。當時我們不由自主地在政治局委員中“劃線”。以下是1973年8月中共“十大”上“選出”的中央組成名單：
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
其他常委：朱德、張春橋、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委員
委 員：毛澤東、王洪文、韋國清、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 德、許世友、華國鋒、紀登奎、吳 德、汪東興、 陳永貴、陳錫聯、李先念、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候補委員：吳桂賢、蘇振華、倪志福、賽福鼎·艾則孜
在這個名單中，我們把康生、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劃成“文革激進派”；他們暗地裡和周恩來作對，苦心積慮地謀取權力。王洪文、陳永貴、吳桂賢和倪志福等“花瓶”而已。葉劍英、李先念是屬於周恩來陣營的（朱德、董必武、劉伯承因年事已高，起不了什麼作用）。剩下是些中間派和軍頭兒。但是，華國鋒和紀登奎總讓我們猜不透。他們在“文革”中地位飛速上升，可又不屬於“文革激進派”。現在應該是明白一些了，他倆是毛提拔的“家將”。
毛搞的帝王之術的要訣是在群臣中搞權力平衡，讓各派互相鬥。絕對忠於毛的“家將”的作用是什麼呢？難道真是毛指望自己身後靠“家將”來繼承他的遺志？如果毛確實這麼想的，那他是一廂情願；因為“家將”沒有毛的威望和能力。
1973年8月中共的“十大”實際上是對1969年4月“九大”的修正。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永遠開除林彪、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的黨籍。再次修改了黨章。“文革激進派”及其追隨者的骨幹分子更多地進入新的中央委員會，同時一些在“文革”中被排斥在九屆中央委員會之外的老中共幹部，如鄧小平、王稼祥、烏蘭夫、李井泉、譚震林、廖承志等也被選為中央委員。
現在看看中共“九大”的中央組成名單：
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毛澤東、林彪、（以下按姓氏筆劃為序）陳伯達、周恩來、康生
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林彪、（以下按姓氏筆劃為序）葉群、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陳伯達、陳錫聯、李先念、李作鵬、吳法憲、張春橋、邱會作、周恩來、姚文元、康生、黃永勝、董必武、謝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紀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東興
在“九大”中，林彪一夥的勢力急劇膨脹，黃吳葉李邱都進入政治局；同時，現役軍人在政治局委員中占了很大比重。“文革激進派”主將康生、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也是政治局委員。同時，我們注意到，紀登奎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華國鋒是“九大”中央委員）。
然而毛澤東與林彪集團的合作因權力鬥爭出現轉折，最終林彪集團以覆滅告終；另外，與“文革激進派”很接近的謝富治也去世。老實講，林彪集團的覆滅不僅僅讓中國大陸的百姓對“文革”產生了懷疑，毛也在精神上遭到打擊，因為他起初並沒有要幹掉林彪集團的決心。現在通過各種資料看出，林彪確實和中共其他建國開拓者不同，他早就對毛懷有戒心，與毛的群臣對毛澤不是愚忠就是懼怕很不一樣；他敢於和毛澤東對抗到底。
中共“十大”和“九大”的中央組成名單一對照一目了然，此次中共代表大會是林彪集團被清除後的權力再分配。不過在政治局名單中並未顯示“文革”激進派實力大增；增加了幾個“花瓶”，如王洪文、陳永貴和吳桂賢。最讓人矚目的便是華國鋒和紀登奎成為政治局委員。這二位都是毛澤東點名進入中央，成為他的“家將”的。
毛的“家將”為什麼不能和中共內部各派政治勢力抗衡？其實華國鋒和紀登奎是崇拜毛澤東的，和當時檯面上的政治人物一樣，都不遺餘力地吹捧毛澤東。我在以往的黨史資料中看到這樣的情節。汪東興在回憶錄中寫道：
在廬山召開的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周總理說：“人民生活確實是改善了。這種形勢，主要是靠毛澤東思想的傳播。毛澤東思想傳播了，生產和經驗也就傳播了。”
康生接着說：“哪裡的毛主席思想深入了，哪裡的工作、生產一定就好了。規律完全是這樣的。”
毛主席聽了搖搖手，表示不贊成這種說法。毛主席說：“看我們是依靠誰的問題了。有的人依靠專家治廠。工業這方面，我看要依靠專家、科學家，甚至洋專家，除這之外，也還要依靠工人。”毛主席的意思是說，工業上既要依靠專家，包括洋專家，也要依靠工人階級。
林彪跟着說：“主要是調動全國億萬人民的積極性。”
陳伯達也隨聲附和說：“我到下邊看了一下，形勢很好。群眾積極性很高，幹勁也很大，連中學生都自辦工廠。”
周、康、林和陳赤裸裸地、肉麻地吹捧毛，毛自己都覺得太過分了；不過這是所謂“生存之道”是“臣子”又怎能不山呼“皇帝萬歲萬萬歲”？其實吹捧者每個人都居心叵測。我體會，華和紀的政治弱點在於他們在中央沒有根基，火箭式的提拔顯然不能讓他們從容地網羅自己的勢力；再說，毛澤東看中的是華和紀的“老老實實”和對毛的忠誠，這證明此二人在結黨營私上根本不如他們的政治對手。
毛提拔他的“家將”，這在毛還在世的時候是有用的，因為他們能貫徹毛的意圖一絲不苟。但毛一旦去世，那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了。毛其實在他去世前兩年已經意識到這點。他認為華國鋒是一個老實人，但老實也就是沒用。他曾和“文革激進派”成員交談中有這樣的意思，他走後中國政局恐怕要亂。他說：“我死了以後，是和平交班？是腥風血雨交班？”又對江青等人說：“我死了以後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可以想見，毛在他最後的日子裡已經感到了自己的失敗。
毛澤東總說自己是個很叛逆的人，實際上那是他在當革命者的時候。他有帝王之心，要成為中國的“大救星”，此時他不叛逆誰叛逆？但他一旦成為統治中國大陸的獨裁者後，他可就不叛逆了。他的治國之術都是中國古書中得到的；那都是帝王之術。說到毛治國運用帝王之術，這裡要提一個人。他叫王守仁（1472-1529年），字伯安，號陽明，明代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軍事家，代表作品有《王陽明全集》、《傳習錄》、《大學問》等。王守仁提出“致良知”的學術宗旨，認為這是從百死千難中得來，若信得這三字，譬之操舟得舵。
王守仁許多觀點與朱熹對立；其心學的特點是他的“良知說”。所謂良知，實際上是主觀的道德意識，它既是是非標準，又是善惡標準，即真理和道德標準。這種是非善惡之心人人皆有，聖愚皆同，本來圓滿，原無欠缺，不須假借。聖人不會多一些，常人不會少一些，因此，人人都可成為聖人。既然人人都有良知，人人都可用自己的良知作為衡量是非善惡的唯一標準，故不必求之於聖人。他又提出良知無善無惡的思想，認為良知是超出善惡之上的絕對至善，是超出是非之上的絕對真理。善與惡對，是與非對，這都是相對的，但良知是絕對的，因此他稱之為“至善”或“無善無惡”。
毛澤東的治國之術很多都源於明代的王守仁。另外，毛建國後，治理國家的主導思想和他的同志們不同。在一黨專制上他們都一致，然而毛要搞“烏托邦”則讓他的同志們牴觸。毛建國之後總是大搞“階級鬥爭”，實際上“不患寡而患不均”。這話來自《論語》，是古訓。然而劉少奇們則認為應改着重發展經濟，他們認為老百姓日子過得好了自然會擁護一黨專制的統治。毛和他的同志們因治國理念上的分歧，最終導致了“文革”。
毛去世後，繼任者鄧小平則甩開膀子搞經濟，政治上則堅持“鐵板一塊”。然而不論是毛的路線，還是鄧的路線，一黨專制最終導致政權的腐敗。現在中國大陸的全社會腐敗就是一黨專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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