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农业学大寨”

我1969年9月随大流到“北大荒”一个农场“上山下乡”的时候，全国农村已经展开“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在1970年代的头几年，农场里居然也想搞梯田，也就是所谓“大寨田”。因为我们那里是小兴安岭边上，农田多有点坡度，所以有些当地干部别出心裁，居然说“我们这里学大寨，也可以搞梯田”。据说有的分场还真十分荒唐地弄了点“大寨田”，大概是为宣传报道用的吧？

农业学大寨是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一场运动，依据的是毛泽东于1963年发布的一项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有关资料介绍：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相当于现在大寨镇下属的大寨村），全村位于山西东部太行山区环境气候恶劣的区域，包括“七沟八梁一面坡”的石山，在1950-1960年代，在当时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当地农民从山下担土到石山上造田，在山顶上开辟蓄水池，所谓“万里千担一亩田”，改造了本村的生活状态，受到政府的重视，毛泽东认为符合“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原则，因此号召全国农民向大寨学习。

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当时主要是在冬季农闲时，组织农民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我所在农场有的分场在冬季装模作样地弄了点梯田；各个分场都在河谷地带的湿地里挖水渠，打算排干了水后将湿地改造成农田。其实湿地因地势太低，即使排了水也很难种庄稼。据我所知，各地农村农闲季节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劳动强度都很大，各级政府投资很少。

山西省昔阳县的那个大寨生产大队到底什么样？大寨的名称是因为北宋时，宋军在此驻兵抗击辽兵，因此得名。全村共有160多户人家510口人。村东西长约两公里，南北宽约一公里，总面积约为1.88平方公里，海拔为1162.6米。全村共有七百多亩地，但被山梁、沟壑分割成四千八百多块，恶劣的地形俗称“七沟八梁一面坡”。全年无霜期只有五个多月，十年九旱，灾年平均亩产只有七、八十斤，自然环境非常恶劣。

1952年陈永贵担任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人从山下担土到山上，造起了旱涝保收的人工梯田，平均个劳动力搬运土石方作业量达1000多立方米，担土80多万担；每人每年担石头880多担，担粪、担庄稼十万斤。

陈永贵带领农民制定了改造大自然的规划。他们凭着扁担、箩筐、锄头、铁镐，在土石山上开沟造地，平整田地，蓄水保粮，抗旱防涝，用秸杆还田，增施农家肥，改良了土壤，使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952年亩产237斤，1962年增至亩产774斤。1963年8月，大寨遭受特大暴雨，冲垮100条大石坝，颗粒无收的耕地180亩，冲塌了113孔窑洞，倒塌房屋77间。灾情十分严重，但，大寨人没有气馁，他们不要国家救济款、救济粮、救济物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仅用一年时间，就医治了这场毁灭性的灾害。“大寨大队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在逐渐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交售粮食175万斤，每户平均2000斤”；因而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196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农业生产毛的政策性失误损失极大。毛泽东还是关心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但国家又不能以更多资金支持农业。正在这时，他了解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以自力更生精神将“七沟八梁一面坡”的穷山沟改造成为“层层梯田米粮川”的事迹。一贯认为自力更生是立国之本的毛泽东，很自然地认为大寨的事迹符合他的思想；因此他决定在全国农村提倡大寨精神。

“文革”中的1969年，陈永贵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开始进入中央政治领导层，并在毛泽东的提名下，任命陈永贵为国务院副总理。可见毛泽东对“农业学大寨”的重视。

记得当年在农场，每年开春开“战地动员会”时，大家“表衷心”是总念一短所谓的“最高指示”（也就是毛泽东曾说过的话）：“大寨能做到的，为什么别的农村做不到？一年不行，二年不行，三年四年总可以了吧！”这话到底是不是毛说的呢？我现在在网上查找资料，大概是这样：1970年的8月20日，北方农业会议在昔阳召开。陈永贵介绍了经验。与会人员听说昔阳县粮食产量三年翻一番的惊人成绩，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不禁大受感动。在山东组的讨论会上，一位山东汉子操着山东腔问道：“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同是一个太阳照，同是毛主席的好领导，为什么昔阳能办到我们办不到？”

国务院工作人员在写“会议报告”时，把这个问题写了进去：“在学习昔阳经验的时候，都应当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昔阳能办到的，我们为什么办不到？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后来这份报告呈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发。”既然是“照发”，也可以理解成毛泽东说过的话了。这话一变成“最高指示”，全国农业的“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又再掀“高潮”。197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在《农业学大寨》的社论中指出：“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

当时已成为风云人物的陈永贵也跟着说“这就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提的：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我这次跑了不少省、市，不少地方，看了以后想，三年行不行？行。四年、五年怎么样？完全可以”。

正是因为这样，从1970年以后，我们每年春季开“动员大会”“表衷心”就说“今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的第一年……”过了一年，这“第一年”变成了“第二年”，再过一年成了“第三年”，随后成了“第四年”；1975年成了“今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的最后一年……”。到了1976年，我们再也不说这个“最高指示”。毛泽东去世后，不切合实际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销声匿迹。

我在农场的那些年，因为地理条件与大寨很不同，更加上各地“知青”的消极对待，“农业学大寨”在我们那里也只能走走形式。不过中国大陆很多农村则不然，逆来顺受的老农民被“农业学大寨”运动折腾得很苦，而且多为无用功。我有一亲戚在山西环保部门，他那时看过山西省其他各县修“大寨田”。那些坡度很大的山地修的梯田很不牢固。暴雨一来，梯田外部的石头墙从大大小小的缝隙中往外流淌出滚滚的泥水；很快，梯田就被冲毁了。这些梯田都是农民们辛辛苦苦修建的。如果要能耐暴雨的冲击，最起码得使用大量水泥加固梯田外边的石头墙。这仅仅是看到的一处情景。他还看到山西农民建设大型农田水利设施的时候，中午吃饭往往只是随身携带的窝头。灰头土脸的农民们说“这就是很好的吃食啦”。

当年大寨成为典型后，国家对大寨的投入可是非常多的。部队的工程兵在那里去搞定向爆破，平整不少“小平原”；各个梯田里使用的都是小型机械；梯田的建筑也是很坚固的。然而，国家只能有一个大寨，当时中国大陆政府没有这个财力再全国的村村寨寨都像大寨那样投入大量资金。再说精神也不是万能的。宗教式的热情是长久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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