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科学家钱三强
刚结婚时的钱三强、何泽慧夫妇
钱三强先生一家曾和我们家住一个大院；后来他们家搬到北京中关村那边去了，那时我还很小。记得家中相册里有张照片，是我们全家人和两个邻居的小女孩在四合院中照的。那张照片中我大约两岁，妹妹不到一岁。瞧着我那时倔头倔脑的样子不由的想笑；这人的性格从小就看出来。邻居的那两个女孩儿是谁？会不会是钱三强的女儿？
钱三强是核物理学家。中国内战最激烈的时候毅然决然地和妻子何泽慧女士回到祖国。是什么理念让这对海外赤子，放弃了当时世界上顶尖的居里实验室优越的科研位置，更不用说很好的物质生活，回到百年积弱，战乱频仍，各种灾难深重的祖国？只能用他们拳拳爱国之心来解释。他们是民族感情深重之人，有着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梦想。因而，这对夫妇，钱三强和何泽慧不顾一切地回归祖国。
在网上有些介绍钱三强的资料，其中有段老先生打架的逸事，应该是真实的。摘录如下：
那是“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的一个月明星稀的夏夜，钱三强先生家的楼前有几个穷极无聊的小痞子一样的年轻人在放声干嚎着他们的“夜曲”，并弹着五音不全的吉他。他们唱的好像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可听起来像电影《红高粱》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且带有狂嚎乱吼的“红卫兵战歌”风格，鬼哭狼嚎的，和钉子划玻璃有一拼。
“楼下的！行行好！都这么晚啦！”
楼上亮着灯光的窗户打开了。钱三强老先生实在是受不了了。“半夜三更的，求您们不要再唱啦！”老先生无可奈何地用着商量口气。
然而“嬉皮士”丝毫不理不睬，更加放声“扯破锣”。
“难听死了，别再嚎叫啦！”
第三遍请求了。“嬉皮士”们仍置若罔闻。忽然，有人下楼，快步走过来了。“好啦，这么晚啦！回家去吧，不要再唱啦！”
“老不死的！关你屁事！”“丫的，爷们今夜开心，要唱个通宵！”“滚！不爱听就滚一边去！”……小痞子们很是嚣张。
钱老先生忍无可忍，颤巍巍地伸出了手臂；他竟然和那几个年轻人拉扯起来。钱老先生年过古稀，这要是不慎挨上一拳一脚的，那还了得？还好，邻居有个叫小陈的邻居，他是个膀大腰圆的壮小伙子，正好归家。发现钱老先生要和小痞子们打群架，他立即冲了上去，充当“程咬金”。他一通猛揍，小痞子们一哄而散。其中有个家伙还拿出了一把刀子，被壮小伙子一脚踢飞。
当小痞子们跑远了之后，装小伙子赶紧和钱老先生打招呼，“钱老师！伤着了吗？”
“没关系。小陈你呢？”
“钱老师，我送你回家，扶你上楼。”
“谢谢！——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不愧书香门第，江南钱氏家风。小陈跟着接上，“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究竟是无枝可依，还是何枝可依？”钱老先生推敲起来：“我看‘何枝’好！‘何枝可依’，总还有点希望，在寻找嘛！何枝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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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宁愿相信确实有这么一回事儿。钱三强先生就应该有这么股执拗的“书呆子”劲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国时组建中科院，钱三强是筹备小组成员之一。当时他连个党员都不是，因为任务紧急，他和丁瓒共同起草了《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丁瓒写院部任务与组织机构部分，钱三强写研究所部分，基本上是根据对法国科研部门的观察。当时在钱三强的家中做的这件事，我父亲负责整理起草的文件。照现在的话说，钱三强就是敢想敢干。
在网上有关钱三强的资料多得很，不过我还是愿意再摘编一些写在博客里，以纪念这位了不起的中国核物理学家和爱国者。
钱三强，浙江省湖州市人，1913年10月16日生于绍兴；父亲为钱玄同。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赴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获博士学位，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同年与女科学家何泽慧结婚。1948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后改原子能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1992年逝世。
他是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50年代领导建成中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以及一批重要仪器设备。使我国的堆物理、堆工程技术、钎化学放射生物学、放射性同位素制备、高能加速器技术、受控热核聚变等科研工作，先后开展起来。在苏联政府停止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后，一方面迅速选调一批优秀核科技专家去二机部，直接负责原子弹研制中各个环节的攻坚任务，一方面会同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人，组织联合攻关。使许多关键技术得到及时解决，为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重要贡献。1960年，即在原子能所组织中子物理理论与实验两个研究组开展氢弹的预研工作，为氢弹研制作了理论准备，促成了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仅两年零八个月，就研制成了氢弹。
1965年8月，法国《科学与生活》6月号《在中国科学的后面是什么？》一文中写道：“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是由中国科学院领导的。北京原子能研究所的领导人是曾在巴黎大学索本部学习过的物理学家钱三强博士。他才是真正的中国原子弹之父。”
英国《星期日泰晤土报》1967年6月18日报道：“没有哪个国家进展得有这样快。法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比中国早４年，但是仍然没有实验氢弹……关于参加这项计划的人物，外人知道很少，但是这个计划很可能是钱三强领导的。”
钱三强出生在一个读书世家。父亲钱玄同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先在浙江嘉兴、湖州等地任中学国文教员，后又任北京高等师范和北京大学教授，为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学学家。由于接受了章太炎、秋瑾等革命党人的思想影响，他竭力主张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
1919年7月，钱三强7岁的时候，钱玄同把他送进了由蔡元培、李石曾等北大教授创办的子弟学校──孔德学校读书。幼小的三强感到，要使国家摆脱屈辱，走向富强，非建立强大的工业，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不可。于是他决意集中精力学习数学和物理，以备考南洋大学（即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学电机工程，以报效祖国。由于南洋大学用的是英文课本，而孔德学校学的是法语，恐难以适应。
1929年，他先考进了北京大学理科预科，以期英文适应后再考南洋大学。那时，北大理科学术气氛非常活跃，常请清华的吴有训和萨本栋先生来讲授近代物理和电磁学，他们授课口齿清楚，不照本宣科，对于基本概念和难懂的关节点重复地讲解，还边讲边演示，使初学者听得清，记得牢。这样，钱三强的学习的兴趣又渐渐转向物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中国，钱三强感到学电机工程很难救国。1932年，他便改变学工科的初衷，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正是这种选择，为他以后同原子核科学结下不解之“缘”奠定了基础。
1932年，旧中国的高校首次实行全国统考，清华大学物理系招生50余人，其中女生只有3人。原籍山西，在江苏苏州长大的何泽慧是班中年纪最小的女生。在这个班里，有一位出生在浙江绍兴，在北京长大的男生叫钱三强。根据学校餐厅用餐男女生搭配编席的规定，钱三强和何泽慧及另外6名男生编在一桌。何泽慧发现钱三强每逢入席退席，总是彬彬有礼，颇具风度。后来，她得知原来钱三强是一代国学大师钱玄同的次子。
钱三强的报国大志与小他一岁的何泽慧是共同的。他们从为数不多的几次谈话中，彼此有了了解。所以，他二人渐渐地滋生着相互倾慕之情。
他们班里三位女同学，有两位在亲友的劝说下，中途转学，唯有何泽慧不仅坚持到毕业，而且毕业论文夺得全班最高分--90分。这个班的男学生，能坚持到学业期满的只有9人，钱三强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毕业论文分数仅次于何泽慧，排名第二。与他们同期毕业的同学中，还有于光远。那时，于光远就称钱三强与何泽慧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
1936年，钱三强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大学毕业，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认为此人大有深造必要，便亲自写信把这个很有前途的学生介绍给北平物理研究所所长、物理学家严济慈教授。几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下午，严济慈又把钱三强找去谈话，“听说你过去学过一点法文，考考你，怎么样？”所长说着，当即到图书室取来了一本法文科技文献，让钱三强读给他听听。钱三强较流利地读了几段，严济兹听完他的即兴阅读后高兴地称赞说：“法语程度还不错嘛。”
严所长高兴地对钱三强说：“最近中法教育基金会有三个到法国做研究工作的公费生名额，其中只有一名是到居里实验室攻读镭学的。我看你行，我想送你出国深造，你快去复习功课，做好准备，认真应考吧！”
在严济慈所长的鼓励下，钱三强凭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法语，顺利通过几门考试，结果考取了镭学名额。1937年8月，严济慈领着钱三强到世界上原子核科学研究最先进的机构──居里实验室报到。而何泽慧则在大学毕业后留学德国。
居里实验室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实验室。老居里夫妇先后去世以后，他们的女儿伊蕾娜和丈夫约里奥继续领导这个实验室的工作。
1937年8月，国际文化合作会议在法国巴黎召开。严济慈教授作为中国代表，应邀到会，并将刚满24岁的青年留学生钱三强托付给约里奥·居里夫妇。
这一天，严济慈领着钱三强到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去报到。通过简短而融洽的交谈，伊蕾娜对钱三强的法语和学识水平是满意的，对曾获法国博士学位的严济慈先生亲自引荐人才尤为高兴。她同意作钱三强的导师，并亲自指导这位年轻人完成博士论文。伊蕾娜和她的丈夫商量后，决定让钱三强同时到法兰西学院由约里奥主持的原子核化学实验室学习。钱三强每天来往于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之间。他每天很早起来去赶地铁，分别在两个实验室工作一天以后，回到宿舍还要整理资料，写实验报告。
1940年，钱三强完成了博士论文及答辩，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1年，钱三强准备从马赛乘船回国。恰遇太平洋战争爆发，航线中断，回国的愿望遂成泡影。无奈，只得滞留法国，暂时在里昂大学物理研究所工作。一年以后，他几经辗转，重新回到巴黎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研究室工作。
1943年初，由居里夫妇推荐，钱三强担任了法国科学中心研究员。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和法国之间到1943年才开始恢复通信。忽然，有一天一封发自德国的信函寄到他的身边。这是何泽慧发来的。当时战争，信不能封口，信上只限25个法文单词。信的大意是：钱三强是否还在巴黎，如可能，代她向家中的父母写信报平安。至此，大学毕业后就没有相互联系的钱三强和何泽慧开始了书信往来。
1945年，年满32岁的钱三强发出一封求婚信。由于信不仅不能封口，而且只限25个字的法文，钱三强像书写物理学论文那样写道：经过长期通信，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要求。如能同意，请回信，我将等你一同回祖国。
不久，钱三强收到了何泽慧的回信：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后一同回国。1946年，大战结束后的第一个春天，何泽慧来到巴黎，来到了钱三强在巴黎的寓所，随身只带一只小箱子。他们如期举行了婚礼。
约里奥·居里向新郎、新娘祝贺新婚。他在致词中说：“令人怀念的比埃尔和玛丽·居里夫妇，曾经在一个实验室中亲密合作，以后，我和伊蕾娜又结为伴侣。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结合，其后果非常之好。亲爱的钱先生，尊敬的何小姐，我们的‘传染病’今已又传给你们了。我和伊蕾娜共同祝福你们家庭美满，祝愿你们亲密合作，在科学事业上做出令举世振奋的丰硕果实。”居里夫妇的祝福，应验了。
1946年，钱三强的科研课题获得新的重大发现，他发表了关于原子核在中子打击下“引起三分裂、四分裂”的论文，引起了巨大轰动。他和妻子何泽慧分别发现了铀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从此，夫妻二人为裂变物理推进了一步。
1946年，法国国家科学院授予钱三强最优厚的亨利·德帕尔维尔科学奖金。1947年，他被提升为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在留法人员中，得到这样重要学术职位的中国人，只有钱三强一人。但令人羡慕的职位和丰厚的报酬，并不能缓解钱三强心中与日俱增的对亲人、对祖国的思念之情。他永远不会忘记，他是为了建设自已的祖国，为了实现父亲的“学以致用”的教导才出国的。他在心中时时默念：祖国再穷，是自己的。
1947年，钱三强被提升为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当年，在留学法国的中国学者中，得到这样的学术职位的，只有钱三强一人。1948年春天，钱三强找到了中国共产党驻欧洲的负责人刘宁一和孟雨，向他们表达了他们夫妇盼望回归祖国的心情。刘宁一答应设法帮助他们尽快启程回国。不久，钱三强收到了严济慈教授的来信，希望他们夫妇早日回归祖国。1948年初，他与夫人何泽慧商议：他要回到祖国怀抱去施展才华，报效祖国。
钱三强回归祖国的决心感动了居里夫妇。一个星期天居里夫妇把钱三强和何泽慧请到家中，把酒话别。他们眼看着自己的学生、实验室里最优秀的研究人员要离开自己面去，确有满腹的离愁别绪和惋惜之情。但约里奥却通情达理地说：“我要是你们，也会这样做的。祖国是母亲，应该为她的强盛而效力。”他们把当时还很保密的重要数据告诉了钱三强，还将一些放射性材料及放射源让钱三强带上。1948年夏，钱三强与妻子何泽慧一起，抱着刚满6个月的女儿祖玄，踏上了归国的旅程。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临行前，约里奥·居里夫妇为钱三强与何泽慧饯行，并与他们在房后花园中合影留念。
在新中国诞生一个月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钱三强和何泽慧受命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筹建中的研究所，包括他们夫妇在内只有5个人，在皇城根的一个四合院开始了科研工作。
那时他们的研究所连最简单的实验仪器都没有。怎么办？钱三强和何泽慧每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在北京串旧货店和废品收购站，寻找可以利用的旧五金器材、旧电子元器件。何泽慧绘制图纸，钱三强动手制作。不久，两台简易的车床制造出来了。接着，便利用这两台车床制造出了他们所急需的仪器设备。
到1955年，由钱三强担任所长的这个近代物理研究所巳经初具规模--科研人员扩大到150人，新中国第一支核物理研究队伍形成了。他们自己设计并建成了我国第一台、第二台静电加速器。同时，对回旋加速器的高频、磁铁系统也进行了初步设计。在何泽慧的具体指导下，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核物理探测器……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开了有关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政治局会议。钱三强带了何泽慧设计并制造的一台小型探测仪列席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还用这台仪器在现场作了探测铀矿的表演。会上，毛主席向钱三强询问了发展原子核科学的诸多问题。在这次会议之后，我国便全面展开了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工作。
1955年中苏双方签订协议，苏联愿意提供核技术援助。这是中国科学发展的黄金时代，整个科学研究事业以空前的速度向前发展。钱三强除了担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外，还分别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科学院计划局局长、二机部副部长，忘我地投入原子能事业的领导和统筹工作。
1959年六月，苏联单方面停止对华提供核技术，并撤走专家后，中国决定自己造核武器。当时中国负责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十分器重和信任在科学上造诣很深、又有组织领导才能的钱三强。他说：“我们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攻克原子弹、氢弹方面的尖端科学技术问题，我们一定要争取在国庆 15周年前后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至于人员选定，由你负责点将，点到哪个单位，哪个单位都不能打折扣。”
会议结束后，钱三强立即着手从德、才、组织能力和健康状况等方面来挑选人才。经过多方商量和考察，经中共中央批准，钱三强把有组织能力和实干精神的邓稼先、朱光亚推荐到核武器研究所担任领导工作，又把有才华的3位科学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推荐到核武器研究院担任副院长。原来在苏联从事研究工作的周光召，请缨回国，被推荐担任武器研究院理论研究所的副所长。
人员调集齐备，他日以继夜，呕心沥血，组织科学家们展开原子弹的研制工作。1964年10月16日，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天下午，当时针指向2时45分时，守候在电话机旁的核工业部部长刘杰，用颤抖的声音问钱三强：“三强同志，再过一刻钟就要做试验了，还有万分之几的可能不响？”钱三强眼里噙着热泪回答说：“会成功的，会成功的！”当时，在场的人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时而看看那默不作声的电话，时而看看钱三强。大家屏声敛气地等待了长长的一刻钟。终于，从遥远的罗布泊传来激动人心的声音：“啊，响啦，‘596’它响啦！”这一天是钱三强51岁的生日。
然而中国第一个核装置爆炸成功３天后，钱三强被派往河南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四清。第一个原子弹爆炸后全国到处在欢庆，然而在很多应该有钱三强出现的场合却都看不到他。就在原子弹爆炸当晚，钱三强接到通知要参加一个批判会，听取大家的批评和意见。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原子弹上天，下午通知我，听听广播，5点到7点开会，对我提意见，把我送下乡搞“四清”运动。到了到河南搞“四清”那个时候，钱三强也改名了，叫徐进。
“文革”开始不久的1967 年 6月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时，钱三强正在被隔离审查，被关押在造反派看管的“牛棚”里。而他的夫人何泽慧则每天扫厕所。1969年10月27日，钱三强接到二机部革命委员会的通知，让他三天内离开北京，去陕西合阳“五七干校”，一边参加劳动锻炼，一边继续接受审查，走之前他壮着胆子提出，希望能和妻子何泽慧一起同到干校去劳动，好相互有个照应，当时他的要求没有被批准，直到12月1日，何泽慧才被批准去了合阳干校，钱三强年轻的时候爱运动，身体比较壮实，在干校时已经年逾花甲，但他还是什么活都干，虽然对各种农活很陌生，但他还是尽心尽责的对待每一件事情。
他是什么都做过，种过菜，养过猪，还在场院上碾麦子。钱三强赶牛碾麦子时发生一个非常有趣的事。那个牛在碾麦子的时候，尾巴翘起来要拉屎。这怎么办？没有东西接啊，有个背篓去接也好啊。结果他就用手去接，捧着拉下来的牛屎，然后扔到那个场地外面去。他说免得把麦子什么都给粘脏了。这是否太书生气了？干校的人们都讥笑他，说科学家书呆子就这样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牛拉屎拉到哪就算哪，但他觉得就不应该这个样子。
何泽慧女士呢？她什么情况下都保持着一贯的坚韧和乐观，干农活和做科研一样，认真准确分毫不差，由于身体不好，何泽慧在干校主要是负责看场和敲钟。何泽慧看场不是坐着不动，而是不停的围着场院行走，不要说鸡牛羊不敢靠近，连麻雀和老鼠也难得漏网。她被分配敲钟的时候，就像在实验室里测算数据一样精细，全神贯注一边看着手表，一边听收音机里的电台报时，准确地把大钟敲响。那时钱三强和何泽慧的三个孩子，也下放到陕西农村。
“科学家书呆子就这样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但他们爱国就够了！我敬佩这些有着民族自尊感，为中华民族作出贡献的科学家们！
有关钱三强先生的照片：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9%92%B1%E4%B8%89%E5%BC%BA%E5%9B%BE%E7%89%87&tbm=isch&tbo=u&source=univ&sa=X&ei=LAbhU-WgGsOayATJ5IKgCw&ved=0CBwQsAQ&biw=1680&bih=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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