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氢弹之父”于敏（下）

牵住了“牛鼻子”

    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实现自持燃烧。而要满足这一条件，必须提供大量的能量。然而，能量从何而来？以何种方式提供？大家提出许多方案。于敏经过反复比较推敲，最后下定决心，利用原子弹的能量来引爆氢弹。但是，原子弹一爆炸，能量迅即四处飞散，有多种因素的巨大的破坏作用，如何驾驭，控制和有效地利用它？于敏绞尽脑汁，苦苦思索和论证。他首先把可能的物理过程进行分解, 把从原子弹爆炸到热核点燃的全过程分解成若干个子过程, 他发现每一个子过程都有复杂的物理现象。这些现象由互相矛盾着的多种物理因素相互制约，有的起破坏作用，有的起好的作用。因此，要有效地利用原子弹的能量，就必须全面分析所有的物理因素，把握它们的质和量的辩证关系和确定它们的界限，并利用性能良好的材料，设计精巧的结构，抑制它的破坏因素，促进它有效提供可利用能量的好的因素的发展。

    于敏再次向理论组的年轻人讲解了自己的思考和粗估论证结果。大家根据于敏的部署和物理思路，做了大量物理粗估和数值计算，不断分析和讨论，将研究工作逐步推向深入。当于敏将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归纳整理成从原理到材料和结构的完整方案，又一次做学术报告，逐一分析物理因素，物理现象，总结各个过程的物理规律，描绘出一幅氢弹的完整物理图象时,会场一片欢腾。人们终于看到了氢弹成功的希望。“百日辛苦，大战告捷”！人们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都高兴地嚷着“老于请客！”“我请客！我请客！”于敏也高兴地应道：“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

    （怎么就牵住了“牛鼻子”？说得具体点儿？对不起，我们局外人不能知道。于敏构型（也称于敏－邓稼先构型）氢弹构造是中国最核心的绝密。您说：“咳，说出来谁能懂？”嘿嘿，世界上能人多了去了；您想让很多国家都玩儿起氢弹来？）

    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突破氢弹原理的喜讯迅速传到北京。邓稼先高兴得一夜无眠，第二天就专程赶到上海。一下飞机就直奔机房，兴奋得不住地向大家鼓掌祝贺。大家见老领导来了，都欢呼雀跃起来，要他请客。那时，几乎每人的工资只有四五十元，于敏是副研究员，月工资约一百八十元。平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一遇高兴事，谁工资高，谁请客。因此，理所当然总是于敏请客。这回邓稼先来了，他是三级教授，月工资230元，无疑问轮到他了。邓稼先自是满口答应。晚上，在一家餐馆请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螃蟹。几天后，于敏奉调回京汇报。他详细向上级领导和理论部研究人员汇报了上海的工作进展和氢弹原理理论方案。经各方面专家反复推敲讨论，又做了些改进，使方案更臻完善。

终于造出氢弹

    当然，氢弹试验装置的研制，除了理论方案的确定以外，还有大量的技术问题和工程制造问题需要解决。为此，1965年12月，二机部和核武器研究所的领导在西北武器研究基地召开了一次规划会议。会议由吴际霖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刘西尧、李觉、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等部、所领导，邓稼先、周光召、于敏和理论部的部分同志及各所有关专家应召参加了会议。于敏在会上详细介绍了新的氢弹理论方案，他从氢弹原理理论设计方案，到加工制造，安装和实验测试的要求等等,整整讲了一天，并详细回答了大家的提问，与各位专家进行了仔细的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于敏报告的新方案，物理思想新颖，科学可行性论证充分，研究工作扎实，比原来的加强型方案更优越，可以作为首选方案。会上，刘西尧当即决定按这个新的理论方案开展工作，作为研制导弹氢弹头的主攻方向，并据此安排此后两年的有关氢弹的科研和生产计划，二级部党组很快批准了这个决定，并报请中央专委批准。

    1966年12月28日，随着罗布泊的一声巨响，氢弹原理试验获得成功！这表明我国氢弹研制中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已获得解决，实现了氢弹原理的突破。氢弹试验指日可待。

    1967年6月17日，大漠深处，艳阳高照。大家等在隐蔽室里，像母亲聆听孩儿的第一声清啼一样，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静候着那个关键的时刻。

    8时整，徐克江驾驶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罗布泊空投区。随着指挥员“起爆！”的指令，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弹体降到距地面两千九百多米的高度时，只听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霎时间,两颗太阳一大一小同时悬挂在碧空之中,绚丽多彩,交相辉映。“大太阳”逆射出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光芒，顷刻又变成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蘑菇云下产生的强烈的冲击波卷起沙尘，呼啸着以摧枯拉朽之势肆虐在空旷的漠野……红色烟尘向空中急剧翻卷，愈来愈大，火球也愈来愈红。

    强烈的光辐射，将距爆心投影点四百米处的钢板铸件烧化，水泥构件的表面被烙；布放在八公里以内的狗、十公里以内的兔子，当场死亡一半；七百米处的轻型坦克被完全破坏，车内动物全部炭化；冲击波把距爆心投影点近三公里、重约五十四吨的火车吹出十八米，近四公里处的半地下仓库被揭去半截，十四公里处的砖房被吹散。科技人员把爆炸当量的数据送上来了——三百三十万吨。

    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新闻公报》，庄严宣告：“我国在两年八个月时间内进行了五次核试验之后，今天，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人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于敏和他的同事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但在短短五年内攻克了原子弹的原理，提交了第一枚原子弹试验装置的完整的理论方案，而且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只用了两年时间就乘胜攻克了氢弹原理，提出了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并实现了氢弹爆炸成功。这是科学研究领域少有的奇迹！

于敏是“拼命三郎”

    在进一步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我国正在准备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于敏参加了这两次试验。当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1969年1月，于敏和同事一起踏上了去往西南的专列。也许因为临时加车，有站就停有车就让，车速很慢。有时在深山峡谷中一停就是好几个小时。除了少数老弱病残者坐硬卧车厢外，大部分人挤在没有厕所的大闷罐车厢内。于敏当时本来身体就不好，加上长途跋涉，休息不好胃病发作，整整四天四夜，差点把他折磨死。

    到了大西南，由于工作条件不具备，上面只好又做出决定，家属留在深山，科研人员全部返京。于敏带着还没有休息过来的身体、没有治好的病，只身回到了北京。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他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祖国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进一步开拓

    早在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过程中，国防科工委和二机部就提出了研制第二代核武器的任务，并指示要采用先进技术，以高比当量，小型化作为第二代战略核武器发展的核心，同时研制中子弹。从难度说，要实现核武器进一步高比当量，小型化的突破，无论在原理，材料和构型上都要有新的发展，新的突破，难度之大，任务之艰巨局外人是无法想象的。

    早在开始研制氢弹时，于敏曾想：等氢弹研制成功了，还回科学院。在这时，复出后的钱三强跟于敏提起这事。回不回科学院？于敏经过慎重考虑，觉得自己的选择还是应服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决不能光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一走了之，便婉言谢绝了钱三强的好意。1980年，于敏就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领军第二代核武器的研制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第二代核武器研制虽然已经取得重大的决定性进展，并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当时美国虽然仍在不断地做地下核试验，但已接近理论极限，假如美国从政治需要出发，提出全面禁试，我们必须做的热试验没有做，该拿到的数据没拿到，岂不“功亏一篑”。

   于敏与邓稼先联合给中央打报告，要求加快核试验。中央很快批准了他们的报告。从此，进一步加大了投入和研究力度，终于争取了时间，赶在全面禁试条约签订之前全部做完了必须做的热试验。

    于敏认为，现在的核武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某些核大国的核战略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是威慑性的，现在则在考虑将核武器从威慑变为实战；二是某些核大国加紧研究反导系统，并开始部署，使得核武器对它没有威慑性。防御了对方的威慑，就成为新的垄断。

    于敏说：“我们当初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的。对此，如何保持我们的威慑能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丧失了我们的威慑能力，我们就退回到了上世纪50年代，就要受到核讹诈。但我们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以保持我们的威慑力。”

    在中国核武器发展里程中，于敏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上世纪80年代初，于敏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了我国核理论研究的开展。1986年初，邓稼先和于敏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我国核试验的建议。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我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88年，于敏与王淦昌、王大珩院士一起上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加速发展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使我国的惯性聚变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如今的于敏虽然从领导岗位退了下来，但他仍然关注着这一领域的最新动向。他认为，现在的核武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某些核大国的核战略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是威慑性的，现在则在考虑将核武器从威慑变为实战；二是某些核大国加紧研究反导系统，并开始部署，使得核武器对它没有威慑性。防御了对方的威慑，就成为新的垄断。于敏说：“我们当初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的。对此，如何保持我们的威慑能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丧失了我们的威慑能力，我们就退回到了上世纪50年代，就要受到核讹诈。但我们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以保持我们的威慑力。”

退下来的于敏

2004年78岁的于敏告诉记者，目前，他除了轻微地有一些老年人似乎非有不可的病外，身体很好。1988年，于敏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了下来。如今还挂着个顾问的头衔。

他一天的生活是这样的：早上7点钟起床后，洗漱完毕，先打一打太极拳，做一做健身操，然后吃饭。他说，他做的健身操，太极拳，都是野路子，不规范，锻炼身体活动筋骨罢了。饭毕，看一些科技资料，电视新闻。然后上网看看评论和消息。一上午的时间就这样打发了。午饭后还要睡一会儿。然后，起来看看报纸和专业的书籍。剩下的时间大多消耗在读史上了。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竟然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如今，工作少了，他至少一天要拿出3个小时的时间来读他喜欢的书。这些书包括《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隔三岔五地，他还会去看上一次打小就爱看的京剧。他说：年轻时最爱看“三国”，年老了最爱看“红楼”。

由于学习和工作的繁忙，多年来于敏的休息时间一天只有6个小时左右。而至少有30年了，于敏是靠古诗词的安眠来完成这6个小时的睡眠的。他一边说一边给记者背起了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