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静致远黄祖洽
当年于敏领着轻核理论组的人们进行氢弹爆炸理论攻关的时候,我见到了黄祖洽的名字。实际上他也是轻核理论组的业务领导;不过现在人们说起中国核武器的发展时很少提及此人。我在网上查询他的有关资料,上面是这样总结的:
从核武器专家到大学教授,有人说黄祖洽“一生两辉煌”,并用“殚思求火种,深情寄木铎”来总结他科学人生的两大阶段。辉煌背后,是他对人生的不懈思考与追求。
黄祖洽1924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理论物理学家。194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50年清华大学理论物理研究生毕业,同年8月分配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1980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核理论、中子理论、反应堆理论、输运理论及非线性动力学等方面的研究,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和设计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在缔造“两弹一星”伟业的诸多科学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祖洽有着较为特殊的一段经历。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核武器研制进入理论设计阶段。当时的黄祖洽,是唯一同时参加原子弹和氢弹两方面研究工作的科技人员。
在2004年黄祖洽80岁寿辰的纪念活动上,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曾这样评价:黄祖洽对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都有极重要的、历史性的贡献。那天,前去给他祝寿的人中不乏德高望重的科学界泰斗,更有曾与他共事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然而有很长一段时间,黄祖洽总会被问起这样一个问题:与“两弹一星”元勋的荣誉失之交臂,是否觉得留有遗憾?
“不是因为可以当功臣,我才去做这件事。它是国家的需要,也是我个人的兴趣。”黄祖洽的回答总是平静如水。
每一次面临事业抉择时,上面这句话,也的确是黄祖洽所遵循的朴素原则。1980年,正处于科研事业巅峰期的他,决定在自己迈向花甲之年的人生旅途中开启全新的事业——走上大学讲台,开始默默无闻的教书生涯。
从核武器专家到大学教授,有人说黄祖洽“一生两辉煌”,并用“殚思求火种,深情寄木铎”来总结他科学人生的两大阶段。辉煌背后,是他对人生的不懈思考与追求。
1980年,就在黄祖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后不久,他出人意料地接过教鞭,受聘出任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长,那一年他56岁。这是为什么?“希望能培养更多的人才,使得中国的人才断层问题有所弥补。”黄祖洽先生是这样回答的。
从事教育工作后,黄祖洽最为深刻的体会是要“教学相长”,他觉得“只有学得好了,才能教得好”。80岁寿辰纪念活动上,黄祖洽向前来祝寿的嘉宾致答谢词,仍是谦虚地说:“这么多年来,我始终保持着一名学生的心态。”
在《抒怀》一诗中,黄祖洽写下“杏坛二三子,起舞亦婆娑”两句。看到青年才俊的出现,他总是满腔喜悦、心情舒畅,并把它看作从教的最大成就。而“雏燕离巢去,良才异国挪”,则是他痛惜人才流失的写照。
自1999年起,黄祖洽开始为一年级本科生讲授选修课“现代物理学前沿选讲”,从微观、宏观、宇观多个层面介绍现代物理学的前沿发展,希望让同学们从接触物理学一开始,就生发出浓厚的兴趣。
兴趣,让黄祖洽在动荡的求学时代坚持着自己的理想;投身科学和教育事业,他又时时不忘国家和时代的需要。一步步走来,对于这位文学功底深厚的物理学家,我们很容易想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样的句子,来描述他一生的追求。
附录:记黄祖洽教授—老爸还在给大一学生上大课
黄萌(黄祖洽长女)
暑期就要过去,眼看就要开学了,2012年,今年88岁的老爸还要坚持给大一学生讲大课。用他的话讲,“大学教授给学生讲课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一生做事认真,无论年轻求学阶段、在原子弹氢弹的理论设计过程中,还是后来在大学里带研究生、给本科生讲课的这些年里,做事的态度一贯如此。
此外,我想还有一个原因是不能忘记的,就是西南联大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及联大教授们的言传身教对他的影响。联大的教授不管多么有名气,都亲自给本科生讲课,可以说,没有一个不上课的教授,许多名教授还亲自给大一的新生上基础课。这一点当然也是老爸所说“大学教授给学生讲课是理所当然的事”的依据,老爸1944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在这个民主堡垒之中,受到了自由、民主的熏陶,他的老师有叶企孙、王竹溪、赵忠尧、余瑞璜、周培源等这样大师级的人物。尽管是大师,但给学生们讲起课来也都是追求先进,把最新最好的知识教给学生,他们教学认真,作风严谨,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学生上课,也照样一对一的讲。在学术上,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学生可以没有任何顾忌地与老师争论问题,也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与当时联大倡导的自由、民主精神有关。老爸在清华做研究生时期,先从师于钱三强四个月,后由钱三强把他让给了彭桓武做研究生,学习理论物理,毕业后又跟随他们共同搞原子弹、氢弹的理论设计,从两位科学家那里,他受益匪浅。联大和清华的老师们都是留美、欧回来的精英,所提倡的是学术自由,通才教育和政治民主。他们给学生足够的空间,让学生发挥自己的才智,并给与启发,在学生需要帮助的时候,随时伸出援助的手,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西南联大的这种老老实实做学问,踏踏实实搞研究,认认真真讲课的传统,在老爸身上都能体现出来,这真是名师出高徒,高徒也成了名师。老爸1980年从核工业部九院调到北师大后,当时那个专业还没有招本科生,他就带硕士生和博士生,一共带了19个硕士和博士生。1999年,所里开始招本科生,他就主动要求为大一学生讲大课,所讲课程是《现代物理前沿选讲》,其内容主要介绍20世纪物理学家在宇观、宏观和微观三大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课程用书由他本人编写,他说,“开此课的目的是想让刚开始接触物理学科的大学生能对物理学的全貌有一个鸟瞰,引导他们注意:物理学的前沿有许多意义深远的、十分有趣的问题,值得一个青年人用他的毕生精力去探讨、去追求”。
这门课开出以后,除了物理系的学生选修外,也有其它专业的学生参加,甚至也有文科的学生选修此课,每次都有140人左右听课,把一个大教室都坐满了。他给学生上课,也很讲民主。他认为“学习是学生自己的事,不需要别人来强迫,而强迫的方法也是无效的”。上课时,不用点名的方法来考核有没有缺席,也不强迫没有兴趣的学生硬坐在那里听课,他说,“如果觉得他讲的没有意思,只要不影响别人,可以在课上睡觉”。他是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主动学习和思考的能力来教授的。讲课时,老爸考虑到刚刚入学的新生,还没有学习高等数学,在开始的几讲中,避免使用高等数学,以讲故事的方式,着重介绍每讲中涉及的主要物理内容和所蕴涵的物理概念,介绍物理学家取得有关成绩的历史背景,他们的献身科学、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要确定目标,坚持不懈的努力。讲课中,老爸还常常引用古诗和小故事,学生们都很有兴趣地听他讲,不知不觉中受到物理学的熏陶和科学家人格的感染。为了加深同学们对课程内容的理解,他适当地留些习题,通过解题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期末时,他指定学生阅读一篇英文文章,读后写一篇小论文,与平时的习题合起来就是这门课的成绩。老爸并不看重分数,而是注意学生是不是真的学懂了?是否对物理学感兴趣了?能否提出问题了?有没有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了?他曾对我说过,每一年,都能发现有几个学生对物理学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不用提示,就能主动去做实验,思考问题,并提出有水平的问题。事实证明,一个学期下来,不点名,缺席的人也并不多。
为了上好这门课,每年老爸都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修改课件,查阅有关参考资料,不断补充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和新知识。搞不清楚的地方还要做些推算,或找各方面的专家请教,今年,为了配合科学出版社再版他的《现代物理前沿选讲》,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对讲义课本做了认真的修改,他患有老年视网膜脱落,但还是一字一句地查看,插入最新的内容和图片,甚至在休假过程中,也在工作,和出版社不断地沟通,直到落实为止。
为了与时俱进,他每周三晚间都要看凤凰卫视的“军情观察室”,有时错过了时间,第二天也要在网上补看,同时也特别留意在网上看物理学的新动向,以及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主的成就。他也喜欢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到各处走走,开阔眼界。
另一方面,当同学们提出问题时,他也积极思考,与同学们讨论、研究。还给学生们留下电子邮箱,并及时回复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去年秋天,他因肺炎住院两周,康复后马上又回到讲台,补上了落下的课程,同学们很担心他的健康,在留言簿上写下许多思念和祝福的话,课后他高兴地把留言簿拿回来给我看,我想正是和这些年青人在一起,看到他们的成长,对这门课感兴趣,能够提出有深度的问题,他才从内心里感到高兴。老爸正是用自己的现身说法传承着西南联大的精神,继承着他的前辈们留下的优良传统。
附录:师生情(摘编)
2007年3月1日,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黄祖洽院士像往常一样来到自己的办公室,打开电子邮箱,不曾想,却收到良师益友彭桓武先生的噩耗。一时间,两人多年交往、钻研共事的情景浮现眼前。沉静片刻,他写下了这样的悼词:“文章道德,体现遗爱;高尚理想,后人承载”,既是对故人的哀思,也是对自己和后来者的共勉。
1948年,黄祖洽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由于热爱物理学,他选择了继续攻读研究生。当时在清华任教的王竹溪先生告诉黄祖洽,钱三强即将从美国回来,建议他报考钱的研究生。于是,黄祖洽在钱三强的指导下开始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和工作。其间,钱三强发现,黄祖洽的物理学理论基础很好,适合做理论研究。
当时,彭桓武还在国外,时常与蜚声国际物理学界的大师玻恩、薛定谔及海特勒等人共同从事研究工作,这使他的理论修养、工作能力和对学术问题的见识与判断能力都得到了很大提高,并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对共同研究的工作作出重要贡献。1949年初,北平解放,彭桓武绕道香港回到中国,在清华大学任教,钱三强就把黄祖洽推荐给彭桓武做了研究生。从此,黄祖洽和彭桓武结下师生缘,也逐渐成为一生的好友。
谈起师从彭先生的那段经历,黄祖洽说:“我们虽是师徒,胜似朋友。偌大的清华园里,我们经常一边散步,一边讨论问题,往往忘记了时间。有时候,食堂开饭的时间早过了,彭先生就说:‘我请客吧!’于是,我们就到‘工字厅’旁边一个小饭馆吃晚饭。我们天天在一起,所以这种事情常常发生。”1950年,黄祖洽完成研究工作,从清华毕业,暂时告别了老师彭桓武。
彭先生的生日在10月6日,黄祖洽的生日是10月2日。两位晚年时,有一次在10月4日一同出游,算是一同过生日,彭先生就此留下了“廿月师徒,多年战友,逢时顺势同行走”的诗句,说明彭先生也非常珍惜二人的师徒之情。
1952年10月至1955年6月,彭桓武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讲授量子力学,1954年暑假在青岛由教育部举办的讲习班中为各大学培训了一批量子力学的师资。黄祖洽曾撰文写道:“他讲授量子力学,既注意使学生清晰掌握基本的物理概念,又注意引导学生将量子力学用于解决原子、分子等微观系统中的物理问题,从而培养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他平易近人,与学生亲如朋友,常到学生宿舍谈心,或与学生一起漫步园林,在散步中讨论问题、讲述他的见解。春风化雨,诲人于无形。他曾说,做研究时要把眼光放开,看到每一条可能走的路,不要局限于一隅,而每一条路又要坚持走到底,这样得到的结论(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的)才靠得住。平时他常常提到‘做最多工作’的原则。” 1955年,彭桓武被调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并兼任理论研究室主任,时隔5年,黄祖洽成为彭桓武的部下,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1955年10月以前,彭桓武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将量子力学应用于原子核这一多体系统。1955年10月至1956年4月,彭桓武参与由钱三强带领的实习团去苏联学习反应堆理论。一直到1972年11月,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所需要的青年干部培养、理论研究和学术组织工作上。
“我们在钱三强的带领下到了莫斯科,住在十月宾馆,当时我正好和彭先生住在一个房间。我们每天早上一起到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研究所学习反应堆理论。除了研究人员给我们办讲座以外,我们还一同研读资料,并且对其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这为后来计算出反应堆的临界值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黄祖洽说。这又是一段天天和彭先生一起钻研物理问题的时光。
1956年上半年,彭桓武和黄祖洽合作,在中科院物理所举办为期一年的反应堆理论训练班,学员近20人,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反应堆理论研究人员。
1978年,彭桓武调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任所长。1980年,黄祖洽北京师范大学任教。“那个时候我们还经常见面,一起出游,骑上自行车到北京郊外去,隔一两周一次。当时去得最多的是北京植物园,最远的一次,我们骑车到大觉寺看杏花。我清楚记得,有一次遇到理论物理所当时的党委书记,他开玩笑说:‘老黄,你怎么把彭先生带到大觉寺那么远的地方去了?’我就笑着说:‘不是我带他去,是他带着我去的!’”黄祖洽说,那是从清华园里沿袭下来的传统,游玩和讨论学术分不开。
这个时候,彭桓武和黄祖洽讨论的问题除了物理学还有哲学思想。“我觉得和彭先生比较谈得来,彭先生也这样认为。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都很感兴趣。”黄祖洽告诉记者,彭先生上大学的时候也看诸子百家的书,特别爱看荀子,看了之后把其中的道理浓缩成很简单的东西。他比较推崇法家的思想,法家注意人世间的规则,彭先生就把它扩展到注意自然界的规则。
“彭先生还比较推崇道家的思想,按照中国的传统,法家和儒家都是出自道家的。他的思想里有一点很突出,就是‘顺其自然’,不要太勉强。'顺其自然’也和法家有关系。因为自然是有规律的,‘顺其自然’就是要按照客观规律去做事,不要勉强,不要违背客观规律。”黄祖洽如是说。
“我们交往多年,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小学、中学都是连级跳,到清华读书的时候是班上最小的一个。除了物理学,他感兴趣的学科很多,涉猎很广。读大学的时候,他还自学化学、生物学等,有时候还去上这些专业课。”在黄祖洽眼中,彭桓武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另外,他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颇深,他的爱国思想、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也就是解放后他为什么会回到祖国的根源。”黄祖洽说,彭桓武的父亲彭树棠曾在东北当过司法官,当时,东北边境和俄罗斯、日本经常发生争执,他的父亲据理力争,为维护国家主权做了很多工作。“所以,彭先生的爱国思想也是受到他父亲的影响。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黄祖洽回忆说,彭先生个人生活非常朴素,吃穿都很节俭,但是对待朋友和同事却非常大方,时不时请手下的年轻人一起吃饭。这也显现出他的平易近人。“他喜欢下象棋,有时候走在路上,看见别人下棋,他就会蹲下来看。”回忆起彭先生的往事,黄祖洽时常露出会心地微笑。
然而,彭先生晚年丧妻、暮年失子,心灵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虽然他还是沉迷在科学问题的探索中,以此排解这种失去亲人的悲痛,但是我想他还是一个普通人,他的心情因此不太好。”彭桓武逝世前几天,黄祖洽曾到医院探望,看着老朋友在病中忍受着痛苦,他的心里很难受。
“我写的悼词‘文章道德,体现遗爱;高尚理想,后人承载’是说,彭先生的渊博知识和高尚道德体现着他对科学、对祖国、对朋友的爱;他的崇高理想还要后辈继承和完成。这也是对我和他的同事们的一种共勉吧。”黄祖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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