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学者邹承鲁（上）

邹承鲁(1923－2006),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著名生物化学家。1923年5月17日生于山东省青岛市，祖籍江苏无锡。1941年，毕业于由天津迁到重庆的南开中学高中部；同年，考入设在昆明的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就读于化学系。1946年，赴英深造。1951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1958年，他参加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为胰岛素的人工合成做出了重要贡献。2006年11月23日，邹承鲁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邹承鲁在1951年获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后立即回国，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工作。他与王应睐等合作纯化了琥珀酸脱氢酶，并发现辅基腺嘌呤二核苷酸与蛋白部分通过共价键结合，这是以往从没有发现过的。他们对呼吸链和其他酶系的系列工作奠定了我国酶学和呼吸链研究的基础。1958年，他参与发起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负责胰岛素A、B链的拆合。他和他年轻的同事们成功地完成的这项工作确定了胰岛素全合成的路线，为中国科学家最早完成人工合成胰岛素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人工合成胰岛素课题是1958年12月底正式启动的。1959年初，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工作全面展开。首先是由钮经义、沈昭文、龚岳亭几位研究人员组织有关人员解决了氨基酸的大量供应的问题。天然胰岛素的拆合工作在邹承鲁的指导下几经波折得以解决，为全合成胰岛素奠定了基础。1965年我国科学家完成了牛结晶胰岛素的合成，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多肽类生物活性物质。

中国科学家完成了结晶牛胰岛素的合成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由于蛋白质和核酸两类生物高分子有生命现象中所起的主要作用，人工合成了第一个具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质，便突破了一般有机化合物领域到信息量集中的生物高分子领域之间的界限，在人类认识生命现象的漫长过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胰岛素的全合成开辟了人工合成蛋白质的时代。结构与功能研究、晶体结构测定等结构生物学亦从此开始。多肽激素与类似物的合成，在阐明作用机理方面提供了崭新的有效途径，并为我国多肽合成制药工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由于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发展史上几个里程碑的工作都是以胰岛素为对象的，不少科学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例如，Banting和Best于1921年发现的胰岛素为第一个蛋白质激素，可作为治疗糖尿病的特效药物，因此获得诺贝尔奖。1966年，胰岛素工作发表后，也在国际上引起轰动，有上百名科学家来信祝贺。英国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出了中国成功合成人工结晶胰岛素的消息，《纽约时报》也用大篇幅报道了这一消息。它被认为是继“两弹一星”之后我国的又一重大科研成果。

20世纪60年代初邹承鲁回到酶学研究领域。他建立的蛋白质必需基团的化学修饰和活性丧失的定量关系公式被称为“邹氏公式”，被国际同行广泛采用；他创建的确定必需基团数的作图方法被称为“邹氏作图法”，已收入教科书和专著。

上个世纪60年代的酶学教科书中通常只有涉及酶的可逆抑制动力学的理论和计算，忽视不可逆抑制的理论和计算。1965年，邹承鲁最早提出了酶的可逆与不可逆抑制之间存在共性，可以用统一的动力学理论来处理。他系统地研究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可逆与不可逆抑制，提出了确定两种抑制中各种动力学常数的新方法，开创了酶催化动力学一个新的理论分支，并解决了传统方法不能解决的问题。有关综述应邀发表在国际酶学领域权威性的丛刊Advance in Enzymology上，这是至今我国唯一的一位在此丛书发表综述论文的中国生物化学家。

1970年邹承鲁调北京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1979年，他发现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在活性部位形成荧光衍生物的工作在英国Nature杂志发表，这是“文革”后中国科学家在Nature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邹承鲁是世界级生物化学家。他曾任国内外一些重要科学期刊的编委。1981年—1982年应聘担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教授。1986年—1990年间应邀分期任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高级研究员（Fogarty Scholar in Residence）。他还为海峡两岸的科学界同行能越过政治障碍一起参加国际学术组织和国际会议，进行学术交流作出过重要贡献。

邹承鲁一贯强调基础研究，不断呼吁要重视基础研究，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他一贯坚持科学上的重大决策应该充分听取科学家的意见，反对用行政手段解决科学问题。他提倡自由探索，积累创新，立足国内，走向世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邹承鲁满腔热情地积极为国家科技政策和科学发展建言献策，为我国科学事业快速健康地发展呕心沥血。他曾先后40余次撰文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关于维护科学尊严，反对不正之风等问题的意见。他坚决拒绝论文署名“搭车”，坚决拒绝有偿宣传，决不接受不属于自己的“荣誉”。他是一位刚直不阿的斗士，他是一位杰出的爱国科学家。

早在1997年的两会上，他就批评了科技界学术道德滑坡的现象。此后，他两次联合其他院士，倡议讨论“科研工作中的精神文明”，呼吁尽早出台科学道德规范。针对科学家为核酸营养品做商业广告、留学归国人员夸大学术成果、企业虚夸“5年克隆全部人体器官”、院士涉嫌论文数据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他不顾年迈体弱，一次次披挂上阵，为净化学术空气擂鼓呐喊。邹承鲁对学生说，“像这些得罪人的事情，你们可能不大花时间去管，还是由我来做。”

“努力追求科学真理，避免追求新闻价值”，是邹承鲁一生做学问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是，他却往往成为“新闻焦点”。从上世纪60年代参与牛胰岛素人工合成的辉煌，到65岁至70岁“青春再现”的第二个学术高峰，邹承鲁始终站在中国生物化学研究的前沿。他最想对高中生说的话：“办老实事，说老实话，做老实人！”

附录：中国生化界泰斗邹承鲁（摘编）

邹承鲁几次提出想吃冰激凌都被女儿拒绝了，因为他有糖尿病。最终还是给他买来了。吃完这杯甜美的冰激凌后，83岁的邹承鲁心满意足地睡去，再也没有醒来。

邹承鲁被誉为中国生化界的泰斗，他最广为人知的成就是上世纪60年代作为主要贡献者成功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一重大成果，使他成为中国生化科学界的权威。

中科院讣告说邹承鲁一生淡泊名利，学识渊博，远见卓识，维护科学尊严，反对不正之风。在其生平介绍中，更是罕见地评价他是“刚直不阿的斗士”。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邹承鲁的声名开始从学术领域扩展到公众空间。他将严厉目光投向科学界学术腐败，以院士之高位自揭学界家丑，批判不良学风。

这种改变却引来微弱非议——研究上做不出什么名堂，只好靠学术打假出名。女儿邹章平说，说这话的人显然并不了解我爸爸，他这一生还需要名吗？

自1950年代以来，邹承鲁因其成就获奖无数，多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以科学界惯用的衡量标准来看，他创造的数字可算非凡：研究论文209篇，其中被Science(美国《科学》杂志)收录98篇，引用次数3200余次。

尽管获奖无数，但邹承鲁却淡泊。他说，做研究的时候就没有想得奖的事情，为得奖而工作，不可能成为好的科学家。他还说，国外也没有像中国这么重视诺贝尔奖，一些学校诺奖学者很多，是稀松平常的事。

2004年在北大医院接受治疗的邹承鲁曾对本报记者说——我已经老了，不会像年轻人那样怕挨整。无非是以后不给我这奖那奖的，我这一辈子得的奖已经够多了，真的不需要了。

说此番话时，他刚刚和美国西北大学教授饶毅、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实验室主任鲁白联名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文章，严辞抨击人治下的中国科技体制。文章认为计划经济时代的科技管理体制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创新和发展。

这是邹承鲁在晚年向中国科学界投下的最后一颗重磅炸弹。和其他两位身在海外的学者不同，邹承鲁当时在国内孤身面对看得见的赞扬与看不见的责难。

早在1957年，34岁的邹承鲁就提出“应该由科学家管理科学院”。在那个恐怖年代，他的“错误理论”还包括：不应该歧视有海外关系的人，允许研究生和导师相互选择。

198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不久，58岁的邹承鲁便首次在科学界提出“科研道德”问题。“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可是有的人却弄虚作假，用以追逐名利。个别人甚至不择手段剽窃他人成果，就更令人不能容忍。”

多年以后，邹承鲁坦言当年说这番话其实心有所指，是批评当时的三件学术腐败，而且是涉及高位的重要人物。

当年剑桥求学，邹承鲁在向《自然》杂志投的第一篇论文中习惯性地署上导师的名字，却被导师删掉。为人师后，邹承鲁打破了中国科学教育界导师署名的潜规则。他曾说：“最可恶的是仗势署名。我当这个实验室的主任，这个实验室所有的文章都把我的名字写上，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并且写在最显著的位置，仗势欺人，这是一种欺人的方式。”

2001年，那场著名的“核酸风波”中，邹承鲁提出核酸营养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他还公开指责生化学会一位副秘书长为核酸营养品作商业宣传。

2003年中国科协年会，邹承鲁总结了中国科学工作者违背学术道德的七宗罪：伪造学历、工作经历；伪造或篡改原始实验数据；抄袭、剽窃他人成果；贬低前人成果，自我夸张宣传；一稿两投甚至多投；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署名；为商业广告作不符合实际的宣传。

身为院士的邹承鲁坦言中国院士选举最大的毛病就是不透明。去世前20天，邹承鲁完成了最后一篇文章《必须严肃处理学术腐败事件》。文章说，“学术腐败问题已经蔓延至院士群体。”

邹承鲁表现出来的焦虑远远大于他的恐惧，至少外界和身边亲人从未能窥见过他的恐惧。或许正是有这种坦白无惧的心理垫底，他永恒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捅破窗户纸的人、一个充满风险的人、一个泄密者、一个同盟中的异端、一个孤立者、一个被谩骂者、一个悲壮者。

这个有性格的老人“不识时务”的举动，使他在公众中赢得“科学界真理斗士”的名字。科学圈外人因此知道了邹承鲁，也因此知道了科学界并非净土。

邹承鲁曾经尝试了一段退休的滋味，但不久又去所里上班了。他说，在我头脑清楚、身体健康的时候不让我工作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邹承鲁无数次表达，他人生最大憾事是自己真正用在科研上的时光太短了。

1951年邹承鲁取得剑桥大学生化博士学位后回国，进入上海生化所工作。他曾痛心地计算过，“从1951年回国一直到1978年，这27年中能够做工作的加起来不到10年，2／3的时间被运动花掉了。即使在不搞运动的1／3的时间，也是难以开展工作的——不断要开会！”

邹承鲁和他的同道恰恰是在政治风云变幻、科技条件简陋的情况下成功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但他仍不无遗憾地坦承，自己最重要的科学成果都是在1960年代做出来的。“文革”结束迎来科学春天的时候，邹承鲁已近花甲。

以邹承鲁的天资、努力以及对科学真诚的热情，或许可以做出更多的事情来，但他无法逃脱时代给他的局限。

1970年，为了结束12年的两地分居，邹承鲁由上海调到北京生物物理所工作。“当时正值‘文革’，工作条件很差，既没有分光光度计，更没有可控温的离心机，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所遇到的困难远远超过第一次创业。当时我甚至没有一间实验室可以进行工作。”

所幸中美建交后，邹承鲁的师兄美国E.Smith教授率领第一个美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行前他向中方要求参观邹的实验室。于是在代表团抵京前三个星期，在院领导指令下，邹承鲁获得了一间实验室。他马上四处借实验台柜、玻璃器皿等，连夜布置实验室。

“在Smith教授访问当天，所有的试剂瓶，无论标签是什么，里面都是自来水。幸运的是Smith教授访问后，我被允许保留这间实验室，这才有了一个容身之地。”

邹承鲁的实验室陆续得到一些最基本的装备均得益于他的剑桥师兄弟们的先后来访。若干年后，邹承鲁访问美国，见到Smith教授谈及此事。教授说，当时我一眼就看出来你什么也没干。

邹承鲁一直在一种追赶时间的心态下工作。所以他拼命，所以他着急。他的痛苦在于旧时没有安定的科学环境，如今有了，人却浮躁了。所以他愤怒、所以他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