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要饭的
这次“十一”回京探亲访友期间曾在西苑农贸市场看到个要饭的。西苑农贸市场虽然是小百姓逛的地方，可很少见到要饭的；所以这个要饭的出现引人注目。他是个小伙子。如果不是四肢有残疾会是个很像样的汉子。他匍匐在地上爬行，随身带着个小车，上面绑着个很老式，并且个头很大的录放机，悲惨的音乐一遍遍地传出来。可人们看见他爬过来就赶紧绕开，生怕沾了晦气似的。
他四肢的残疾很特别，好像是被故意扭曲成麻花状。一下子让我想起2013年春节，也就是一年半以前在北京西城道教的白云观寺院门前的情景。眼前这个行乞的残疾小伙子可以肯定和白云观前乞讨的是一个人。在白云观前我偷拍时被他发现；他朝我怒吼，底气十足。这次见到他，我没敢拍照。怕边上有他的什么“保护者”暗算我。
西苑农贸市场距离白云观相当远。反正那残疾小伙子不会是从那儿自己爬来的。我猜测这乞讨的残疾小伙子属于一个团伙。他在北京市被车拉着各处乞讨。如果他所属的团伙拥有机动车，这恐怕是个黑社会组织。不过我在网上查阅，并没有关于北京乞丐黑社会的有关资料。
在京期间我总乘坐地铁，时常看见要饭的；然而很少有人给他们钱。这些要饭的很多都是一个正常人领着个残疾人。他们还带着个录放机，里面反复地播放很凄凉的音乐。他们从面前走过的时候我往往保持着沉默，并不正眼看着他们。其实我会从余光中打量。那残疾人有时是个弱智者；那傻子会向周围挤眉弄眼。他会不会是他们所在团伙从什么地方找来的？
乞丐有帮派团伙可以理解，也很正常。下面是我摘编的网上有关北京乞丐的资料。
附录：过去北京要饭的
谁都知道要饭的没有可能和人打官司，到“大堂上论论理”。可是直至清末，北京常常发生要饭的打官司之事，而且诉讼对象大多是阔商。
北京要饭的虽无统一组织，但有帮派、团伙，并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各自在自己的地盘上要饭，其方式归纳起来不外三种，即“善要”、“哄要”、“恶要”。
“善要”是最普遍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要饭的大多是老弱病残或妇女小孩。这些人沿街乞讨，挨户恳求，用最能打动人心的言辞乞求怜悯。
“哄要”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方法，凡遇住户有喜事，即云集门前唱喜歌讨赏钱，以致妨碍婚娶的正常秩序，户主只好出几个钱来送晦气。
“恶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趁年节吉日，闯门入户，不给钱就不走，给少了也不走，公然对户主声称：“要饭的好打发，也要看个时辰……”户主怕和要饭的发生冲突沾上晦气，只好破财免灾。
这“恶要”会是这样开始。一群要饭的聚集在某商店前进行乞讨，碰上店主“不开面”，出手太吝啬，便故意制造冲突，借机扭住店方伙计撞头，声称“撞死在你这里”。接着就自己弄破鼻子，抹一脸血，再趁机把藏在怀里的红颜色瓶倒翻，弄得浑身上下“鲜血淋漓”，躺在地下装死。其他要饭的则高呼：“打死人喽！”“出人命啦！”一时围观者如堵。店家要是识相，便赶紧破财消灾，但事态发展成这一步时，绝不是几个小钱可以了事的，只好实实在在地破费一番，才能让这群“恶要”的乞棍抬“尸”走人。
有时倘若双方争执不下，惊动了“地面上”派练勇、街兵前来，或是乞棍们抬“尸”上堂，到衙门口喊冤，变“私了”为“官了”。要饭的打官司，大老爷当然不会坐堂亲审，而是叫刑房来处理，刑房的职掌相当于现代司法科或初级法庭。刑房的师爷、吏目们对要饭的打官司的处理方式是“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将双方“肇事”者一同锁拿到案，甚至一同在衙门前戴枷示众，并不忙着审理。这时店家只好请客、送礼、托人情。只要银子花够了数，大老爷不用坐堂（开庭），案子在刑房也就结了。要是店家不开面，案子就会扩大化，大老爷就会开庭审理，店家可就要大倒其霉了。因为刑房师爷捞不到后异常气恼，早把案子“诓”好，单等开庭时让店家入套。所以上堂后要饭的振振有词，一堂结案，店家的后果可想而知。不但伤财，还要丢人，甚至被绳之以“法”。即便是店家的门子大、路子宽，把这场官司打赢，但堂堂“大掌柜的”竟然和要饭的一起对质公堂，也是贻笑大方，“沾了一身晦气”。况且要饭的也不怕输，官司打输了也不过是在店门前由官差押着戴枷示众，店主人还要用好酒、好肉款待“差爷”。
对要饭的来说，最严重的后果是“押解回籍”，但大老爷也不愿干这种傻事，因为要饭的身上无油水可捞，大老爷不但要给“解差”发“出差费”，还要给要饭的赔上几个饭钱，真是得不偿失，官司要赢到这一步，店方在大老爷身上的孝敬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过去，北京商业区是要饭的云聚之所。要饭的面黄体瘦，整天在天桥边一蹲，言及乞丐，有伤及大雅之嫌，所以老北京人谥之为镇桥侯。其实，对城市而言，乞丐是一个颇能反映实质的切入点。
有两种不同的乞丐。北京的乞丐也一样，一种乞丐大多是家乡遇灾而流入北京的，进北京后有“打工”的追求，也不会久滞，灾情一过也就返乡务农。
另一帮是职业乞丐。职业乞丐以要饭为业，无打工的追求，沦为职业乞丐之前，大多是各地的“游手之徒”。北京商界、民界不堪要饭的骚扰时，只好“打点打点花子头”，所谓的花子头，就是“丐帮帮主”。
“花子头”并不是电视剧中丐帮帮主的角色。概而言之，“花子头”有两手，一手是“打”，一手是“养”。“打”是在固定地盘上见要饭的就打，打服了，按月上交“孝敬”。
“养”是给要饭的提供冬季住所。职业叫花子四季滞留城区，冬季是老天爷“收人”的季节，更是“收叫花子”的季节。一夜风雪，街头巷尾总要出现一些“路倒”。这些路倒大多是叫花子。在一些城乡两不管地区，花子头在这一带建造低矮土坯房，老北京人称之为“鸡毛小店”。春、夏、秋三季租给“打工”的，冬季“打工”的都还乡了，“小店”也就成为了叫花子的“冬宫”。“叫花子住“冬宫”也不是白住，要按例“孝敬”。光凭着打，很难成为丐帮帮主，虽说叫花子不怕打，但也不能老打，逼急了兔子也会咬人。要是失手打出人命，后果亦难设想。建“冬宫”广收京城叫花子，帮主之尊也就“势之必然”。
附录：现在北京要饭的
北京乞丐叹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10年前可月入上万
小团体 不同区域自成一派
每天上午，金顶山村的乞丐就会三三两两地走向地铁，开始他们一天的“工作”。村里的村民评价这些乞丐说：“行乞就是他们的‘工作’。”也有人这样评价：“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江湖。”
穿过金顶山村中一条街巷继续向北，一排低矮的平房七扭八歪地排列在一座小山坡上，村里的人更愿意把那里叫做“西山坡”，在村子里，许多乞丐也租住在西山坡上。
上午10点，苹果园地铁外，两对中年男女从村子里出发。一个盲人男子扯着前面妇女的衣襟，一个男子手中拄着一根树枝做成的拐杖，身旁的妇女提着布口袋，一言不发地紧紧跟着中年男子。
在地铁进站口外的隔离栏杆外，四个人停下了脚步，围在一起用方言耳语几句，而后便转身刷卡进入地铁。
在北京行乞多年的老杨今年70岁，他的家在河南省民权县，他自称是一个不属于任何团体和帮派的自由人。“我和老伴儿在北京要饭，都是自己独自要饭，虽然住在金顶山村，但是没有和同行组织在一起。”老杨说，在乞丐村像他和老伴儿这样的“单兵作战”的乞丐并不多，更多的则是以小团体的方式组织在一起，“老伴儿眼瞎，我又有病，我们俩平时能要点钱够吃饭就行了。”
老杨说，乞丐村中的许多乞丐是以老乡的形式组织在一起要饭。“很多要饭的都是一个省一个省的，他们都住在一起，有的就是一个县一个县地抱团，甚至具体到一个村的几个人住在一起，一起去要饭，集体‘作战’。”
一个来自山东的乞丐告诉记者，北京的乞丐并没有统一的组织，但是来自同一地域乞丐相互聚集的情况还是不少，许多乞丐都是在一个老乡的小集体中，多的十来个人，少的也有四五个人，“这样的组织最大的作用就是不会被其他地方的同行欺负，互相有个照应，住在一起也能减少房租负担。”
换搭档 带头人分配俩月重组
下午2点，一个来自河南身有烧伤的乞丐坐进苹果园地铁的最后一节车厢，他的身后跟着一个同样被烧伤的中年妇女。地铁从苹果园站驶出，经过了三站后，车厢里的座位被全部坐满，两人起身，开始在逐个车厢行乞。
在老杨眼中，这种做法已经是“行规”，“要饭的会避开早上和晚上人多的时候，也不会在起始站就开始要。”
一个来自山东的乞丐说，在每个小团体中，都有一个带头人，此人有着比较重要的话语权，一般是年龄较大或入行时间较长的乞丐。“他主要是分配我们谁与谁搭配去要饭，谁去几号线。”
60多岁的乞丐老王就是这样一个有着话语权的“带头人”，在他的小团体里一共有6个人，三男三女，都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两个人里，有一个会有点残疾，有的是眼睛有的是腿。”老王和他的搭档们频繁变换着角色，多数时以夫妻的形式出现，有时也会以母子的关系行乞。
腿脚有些毛病的老王愿意与一位年龄相仿的妇女一起搭档，“我腿脚不好，她走路速度慢，我跟得上她。”老王说，搭档的乞丐每两个月左右就会彼此更换，并且也会更换行乞线路，“一号线、十号线、十三号线我们都经常去，如果不换人，总是两个人在一起，人家谁还愿意给钱啊。”
老杨一边取药，一边说：“有的乞丐其实没有病，手脚也都没有问题，是故意装出来的。人家要是不给钱，我不会赖着不走，遇到学生样子的人，我也不会管他们要钱，同行都说‘老杨要饭不赖皮’。”老杨曾经亲眼见到一个学生打扮的女孩在一个地铁通道里用粉笔写自己的“不幸遭遇”，刚写了个开头，一位中年男子便递给她一张百元大钞，她马上擦掉刚写下的几个字，跑到地铁站外的空地上，继续她的“写作”。
老杨曾经多次在地铁中遇到要饭的同行，老杨一般会选择主动换车，“如果不换车，我和老伴儿也不要了，坐到终点再重新上车。”“单兵作战”的老杨害怕与其他同行发生矛盾，“他们都是好几个人在一起，我们俩惹不起。有的时候，几个同行在车上如果看到不是自己的人，都会过去故意撞他一下或者过去骂几句。谁让他是来抢饭碗的呢。”
苹果园地铁站一位工作人员透露，许多乞丐都是老面孔，但是他们经常变换乞讨的搭档，“路线和人员都已经做好分配了，上了地铁后也就奔不同的地铁线去了。别以为他们是简单的乞丐，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江湖。”
调查发现，住在金顶山村的乞丐多来自河南民权县、驻马店，安徽淮北一带和山东曹县。
老王说，乞丐们来北京，多数是由老乡或是亲友介绍。乞丐的住处大都会与自己的老乡在一起。除了一些来打官司而最后用完身上的钱，只能要饭过日子的人以外，来北京的乞丐大多数的目的都是为了赚钱，“职业乞丐是为了养家糊口，有的乞丐则是为了要一些治病的钱。
不景气 乞丐改行做地铁保洁员
一个来自河南的乞丐走下西山坡，背着一个破旧的背包向地铁方向走去。他说，不同地方的乞丐行乞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一些来自河南省民权县的乞丐穿着破烂的衣服，靠半欺骗性的乞怜方式获取同情。而来自安徽的一些乞丐则是带着孩子，以凑生活费和学费的方式行乞。驻马店的乞丐采用游击战术的比较多，用假装治病、假装财物被盗的方式行乞。
“现在要到的钱越来越少，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一个长期在北三环附近乞讨的乞丐说，最多的时候一天收入150多元，有一次一个人一下子就给了他100元，少的时候一天只有十几元钱。职业乞丐和为了治病行乞的人收入并不高，每天在三四十元左右。
“远不如十年前”，一个曾经的职业乞丐这样形容乞丐的现状，今年年初她转行成为一名地铁站保洁员。她的丈夫在一次车祸中被烧伤，手指被烧掉了几个，十年前，他们开始在北京行乞。刚刚入行的那几年，她和烧伤的丈夫，每月收入在一万多元，有的时候接近两万元，“四五年以前，北京的乞丐越来越多，钱也越来越不好要，一年不如一年。”在地铁站工作，她每月的收入1600元左右。“最近几年要饭的人太多了，有时候一个月只能讨1千来块钱，干保洁员虽然工资不高，但比较稳定。”而她的老公现在与其他的搭档一起，以夫妻的名义继续在地铁中行乞。
“前几年乞丐们的生活可好了，晚上出了地铁换上新衣服就直接去地铁对面的肯德基了，这几年这样的事儿少多了。”苹果园地铁站一位工作人员有时也会与乞丐聊上两句，“行乞的人越来越多，这三四年明显感觉从苹果园上车的乞丐比以前多了一倍，每天起码得有几十个人。”
风声紧 回家躲一段再出来“工作”
下午5点，四个乞丐从苹果园地铁口出来，穿过马路到了一个火车票代售点。买了一趟回河南最便宜的车票，几个人准备回老家，“这不是‘十一’了嘛，现在抓得很紧，不让要饭了。我们就回老家待一段时间，等过了这个风声再回来。”
曾经的乞丐小刘现在转行，靠收废品为生，他的妻子是一个侏儒人，仍在地铁中行乞度日。
小刘的邻居都是山东老乡，大多数以行乞为生，“现在给钱的人也不多了，人的警惕性都高了，不愿意掏钱了。”
社会学专家李迎生认为，救济管理制度实施后，在执行中的跨度较大，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增加了大城市里流浪乞讨人员的数量。对流浪乞讨人员应分成三类进行管理和救助，以借乞讨之名存在违法犯罪活动的流动乞讨人员，如偷、抢、有组织地违法乞讨等，由公安部门对其管理。管理和限制的对象，是对市容环境和市民正常生活造成影响的人，如强讨恶要的乞讨方式，由城管等部门管理。真正需要救助的对象，确实生活困难的，由民政部门进行救助。
余晖下，小刘将三轮车放在地铁外的一个角落，站在地铁出站口来回踱步，不时向站内张望，他在等待乞讨一天归来的妻子……
地铁族如是说
地铁这东西不太可能所有的线路都坐几遍，然后搞横向对比，捡我有印象的说几个吧：
1号线早高峰人太多，不太可能有卖艺乞讨的出现；晚高峰时候有大约两到三对中老年搭档吧，其中一个一般是残疾，然后健全的拉着残疾的串车厢。残疾人身上背个音箱，放曲儿，有时候也会唱两句。
10号线前阵子每天下班都会碰到“音乐蛋挞”，不过我从来没买过，印象较深的一次是碰见一个小伙子弹吉他唱歌，很好听。我想给他钱。他说我只卖蛋挞，不接受施舍。
此线还有一次印象较深是碰见一个大爷大妈串车厢。开始以为还跟以前似的，一个人背音箱一个人拉着要钱，结果大爷抄起一类似二胡的东西一拉，大娘一张嘴，唱的特有味儿，旋律萦绕在我脑子里好几天，而后发现大爷拉的东西是板胡，他们唱的可能是河北梆子。我当时把钱包里小于50块的零钱都放大妈的兜子里了，约么有个四五十吧，但我觉得很值，就当买票了。
5号线我大概2年前老坐，感觉“单打独斗”的乞讨者比较多，约么有四五个吧，会碰见下肢全都没了的残疾人，把自己拴在一块板上，用双臂走路，一般看见了我会给个一两块；还有一个拄着双拐，一条腿膝盖以下用某种银色的有金属光泽的材料裹起来的大叔，岁数大概四十多不到五十，一直觉得他的“银腿套”很神秘，很有个性，有时候也会给点儿钱。直到有一天我看见他等车，没拄拐走路，顿时觉得被骗了……
要饭的很多都是团伙，一批一批的。上次有个孩子抱着我朋友就要钱。我朋友当时就说：太可怜了，走，阿姨带你去派出所，结果小孩他妈赶紧把孩子拉走了。其实那些人几乎都是骗子，千万别上当，北京有专门的收容所和救助站，那些人不愿意去，因为收容所不给钱，只给吃的喝的还有住宿。之前曾经强制把他们带去过，据说都跑了，又回去要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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