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制裁往往無效

    對於美國古巴關係開始正常化，我認為現任美國政府這一步是對的。當然，美國以往歷屆政府對古巴半個世紀的經濟制裁以及嚴酷封鎖我也不認為是極端失策；因為美國當年的這一政策的實施畢竟有着時代的背景。當今美國政府改變對古巴的政策，不管怎麼說也是明智之舉；畢竟時過境遷。而且從以往的歷史事實看，想通過經濟封鎖達到改變一個國家政府的目的往往效果不彰。

    之所以這樣說，我想到的是西方世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的嚴酷的經濟制裁及封鎖，以及對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封鎖。現在對北朝鮮的經濟制裁是否使金正恩政權一絲一毫地改變了專制統治？在歷史事實中，前蘇聯的崩潰，南非消除種族主義隔離政策，伊拉克原獨裁政權的覆滅等等和經濟封鎖政策有多大關係？再者，經濟封鎖的副作用也太大了。儘管如此，現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烏克蘭問題上仍採取對俄國的經濟制裁。

    對美國在半個世紀前的導彈危機後一直沒有入侵號稱社會主義的古巴，我想說的是，當時美國和前蘇聯就導彈危機達成妥協時保證，絕不入侵古巴。幾十年來，美國政府不願直接入侵古巴而違背諾言，眼睜睜地看着古巴這個“共產黨”政府，日復一日地在自己的“後院”存在着；同時他們也知道用經濟制裁古巴達未能達到古巴獨裁政府倒台的目的。然而這並非美國政府的一意孤行，而是綜合權衡各項政策後的不得已而為之。

    經濟制裁指一國或數國對破壞國際義務、條約和協定的國家在經濟上採取的懲罰性措施。常常被經濟實力強大的國家利用作為打擊、削弱其他國家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的手段。但經濟制裁也是一把雙刃劍，制裁國也會遭受一定的經濟損失。其實即使是整個世界對某一國實行經濟制裁，也很難達到預想的效果。例如，當年儘管聯合國對伊拉克實行了經濟制裁，但伊拉克獨裁政權仍可以集中力量在黑市交易中收穫收益，而且，黑市交易也因為制裁而繁榮了起來。

    黑市因此繁榮還不是經濟制裁的主要副作用。在很多情況下，經濟制裁會幫助獨裁者將臣民召集起來抵禦共同的敵人。古巴就是個例子。這很不幸！20世紀90年代，聯合國安理會實施了許多制裁，但是大部分並沒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從古巴到蘇丹，再到伊拉克都是如此。

    美國單方面的經濟制裁在改變一國行為上所起的作用就很小了。例如，美國對伊拉克的貿易禁運最後以傷害美國商人和伊拉克政府政策的微小變動而結束。沒有共同的聯合陣線，貿易制裁只能傷害實施制裁的國家：當美國石油公司撤出伊拉克時，法國石油公司乘虛而入，和伊拉克簽定了利潤豐厚的協定。

    實際上，經濟制裁更多的是對被制裁國無辜百姓造成痛苦，制裁對象國的政府精英常常能夠把經濟痛苦轉嫁給普通國民。同時，對被制裁國的鄰國和實施制裁的國家經濟也帶來損害。既然如此，為什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還要不斷地對一些國家實施經濟制裁呢？這是因為現代戰爭帶來的災難更嚴重。戰爭讓人卻步，但又不能裝聾作啞。那只好經濟制裁。

    冷戰結束之後，國際關係中的經濟制裁出現的越來越頻繁。經濟制裁與抵制的歷史很漫長。就當代而言，美國是動用這兩種手段最為頻繁的國家。據國際經濟研究所統計，1945年以來，大約三分之二的制裁都有美國參與。

    冷戰的結束消除了制約制裁行為的政治因素，因此經濟制裁的出現頻率急劇增加。冷戰期間，聯合國安理會僅僅實施了2次制裁；而1990年至今，安理會至少實施了12次制裁。國際經濟研究所指出，上世紀90年代共發生了50余次經濟制裁事件，比前一個十年增加了67%。

    “值得關注的是制裁的成功率，這裡的成功是指制裁對象至少接受制裁國的部分要求。基本估計。通行度最高的數字是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結論，即制裁的成功率為33%。低端估計。芝加哥大學的羅伯特·佩普認為，制裁的成功率只有5%。許多情況下，制裁對象確實改變了政策，但並非出於制裁國的經濟壓力”。

    從一些史實看出，制裁盟國往往比制裁敵國有效。例如，就未來可能爆發衝突的國家而言，任何一方的政府都很難退讓。及時作出讓步，敵國就會認為你將來也會讓步。盟國之間的利弊權衡則全然不同。以涉及核不擴散問題的制裁為例，美國對韓國、巴西和阿根廷等盟國實施或威脅的制裁就獲得了成功，對古巴、伊朗和朝鮮等國的制裁卻收效甚微，這並非巧合。

    以下是一篇論述經濟制裁副作用的論述，摘編如下：

    經濟制裁的邏輯似乎是這樣的，制裁能夠惡化該國的經濟狀況，從而激化國內矛盾，這種情況下，流氓政府或者會迫於民眾壓力而下台，或者會被反對派揭竿而起推翻。可惜，邏輯並不總是能轉化為現實。古巴和伊拉克是經濟制裁兩個最著名的例子，卻也是最失敗的兩個例子。古巴已經被美國經濟制裁了半個世紀，美國總統都換了十來位，卡斯特羅政權卻依然安然無恙。不但安然無恙，而且還可以“順手”將經濟的一切失敗歸咎於美帝制裁。伊拉克則遭受過史上最“慘重”的經濟制裁，十幾年下來，薩達姆不但沒倒台，反而被“制裁”成了全世界第六富有的人。最後薩達姆雖然被趕下了台，卻不是因為什麼制裁，而是因為美軍的飛機大炮。與此類似的例子還有緬甸、蘇丹、塔利班、伊朗、津巴布韋等，都是“你制裁你的、我獨裁我的”。事實上，有研究表明，經濟制裁史中有87%的個案都是失敗的。

    如果經濟制裁僅僅是政治上無效也就罷了，畢竟它還具有道義上的象徵意義。問題在於，從道義上講，經濟制裁是否值得推崇也很可疑。經濟制裁最大的問題，就是用獨裁者的錯誤來懲罰該國的百姓。制裁使被制裁國工廠訂單減少，失業率上升，投資銳減，物價高漲，食品醫藥短缺，國際社會衝着專制者打出去的耳光，最後扇到了普通民眾臉上。

    經濟制裁屢屢失敗的原因在於一個悖論：它的成功取決於專制政府對民眾疾苦作出反應，但專制政府根據定義就是對民間疾苦缺乏敏感性的。對這些政府來說，經濟制裁的害處都可以輕而易舉地轉嫁給民眾，比如津巴布韋政府，你不是削減糧食進口嗎？那我就只給政府的支持者分發食物。經濟緊張還為計劃型經濟提供了最好藉口，從而強化了民眾對國家的依賴性。甚至有時候，制裁不但不能削弱專制政權，反而可能因為一個“外敵”的存在而激發本國國民對政府的擁護。

    打擊獨裁者心態固然可敬，但如果“良心安寧”的代價卻使專制者更專制，弱者更無助，最後的結果卻是好心辦壞事。難道國際社會真的對流氓政權無可奈何？其實在動武和沉默之外，政治對話、貿易交流往往是比經濟制裁更有效的促進變革方式。對話可以避免專制者“狗急跳牆”，而貿易則能帶來經濟發展。眾多研究表明，經濟發展才是培養內生的自由化、民主化力量的根本動力。其實仔細想想這也合乎人之常情，如果一堆小朋友裡面有個搗蛋鬼，你要“帶他玩”，他可能還就慢慢學會了遊戲規則，但如果大家合起伙來孤立他，把他扔一邊不理，那他反而可能自暴自棄了，而自暴自棄的人最容易走向極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