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街發生的故事

廟街，也叫廟屯；此地是黑龍江出海口。漢代為費雅喀人居住之地。唐代為黑水都督府轄地，金代為胡里改路轄地，元代由設在附近奴爾干地方的東征元帥府鎮守，明代屬奴爾干都指揮使司管轄，清代由三姓副都統管轄。現在是俄羅斯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屬於俄羅斯遠東聯邦管區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的尼古拉耶夫斯基縣。

在黑龍江入海口有一塊中國明代碑刻。永樂十一年（1413）“永寧寺記”和宣德八年（1433）“重修永寧寺記”二碑的簡稱。“永寧寺記”碑記述明太監亦失哈，於永樂九年赴奴兒干（今黑龍江下游特林地方）設都司衙門及兩年後建永寧寺等事，內容可補《明史》之缺。碑高1.79米，正面刻漢文，背面額刻蒙古文，下刻蒙古文和女真文，內容均為正面漢文縮寫。

兩側上下還分書漢、藏、蒙古、女真文六字真言。“重建永寧寺記”碑用漢文記述亦失哈再赴該地重修永寧寺事。碑高2.06米。二碑是明初繼前代管轄黑龍江、精奇里江、烏蘇里江、松花江流域及庫頁島的重要物證。1858年沙俄與清政府簽訂《璦琿條約》後，碑所在地便屬於沙俄領土。1904年，二碑被移至海參崴博物館。這是廟街歷史上曾是中國領土的證據。清末曹廷杰重新發現永寧寺碑並將碑文拓下，使其得以流傳於世。

1917年，蘇俄十月革命取得勝利，蘇維埃政府與德國簽訂了停戰協議。當時的蘇維埃政府曾決定將沙俄侵占的黑龍江航權歸還中國。列寧也說過，要將俄國與清朝1858年鑑定的《璦琿條約》，和1860年簽訂的《北京條約》占據中國的約一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歸還中國。不過當時的中國北洋政府不承認蘇俄政權，對列寧的提議不予理睬。然而當時的中國政府確實組織了一支小小的艦隊去了黑龍江出海口的廟街，並在後來逆江而上到了哈爾濱。下面我們來看看廟街的歷史和後來發生的事情。就從明代說起吧。

明朝奴兒干都指揮使司，簡稱奴兒干都司明官署名。成祖永樂七年（1409）置，是中國明朝明成祖時在東北黑龍江出海口一帶（今俄羅斯境內）所設立的一個軍事統治機構。治所在黑龍江下游東岸特林，有衛、所四百餘，屯駐軍隊，為當地軍政機構。

1409年（永樂七年），中國明朝設立奴兒干都指揮使司，作為管轄黑龍江流域及庫頁島的最高軍政機構。為了加強對這一地區的管理，明成祖朱棣以女真族宦官亦失哈為欽差太監，派他前往奴兒干都司巡視，宣諭撫慰當地人民。1413年（永樂十一年），當亦失哈第三次巡視奴兒干都司時，在奴兒干都司官衙所在地附近原有觀音堂的基礎上，修建了一座供奉觀世音菩薩的佛寺——永寧寺。為了紀念永寧寺的修築，亦失哈又豎立了一塊石碑，上刻《永寧寺記》碑文，記錄了建立奴兒干都司的史實及亦失哈前兩次巡視的過程。1432年（明宣宗宣德七年），亦失哈第十次巡視奴兒干都司時，見永寧寺已毀，便在第二年重建了永寧寺，並又立一塊碑，銘刻《重建永寧寺記》碑文，以記其事。這兩通碑被合稱為“永寧寺碑”。

永寧寺碑原在永寧寺中，其位置在奴兒干都司城西南、黑龍江與亨滾河交匯處對岸的江邊石崖上，現屬於俄羅斯聯邦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永寧寺距特林村2.4公里，距黑龍江入海口150公里；後因有永寧寺，黑龍江入海口的村鎮被中國人稱之為“廟街”，即今天的俄羅斯尼古拉耶夫斯克。

由於滿清統治者一心掩蓋其祖先臣屬明朝的事實，堅持認為明朝疆域“東盡於開原、鐵嶺”，並且在其主持編修的《明史》中也沒有奴兒干都司的記錄。所以清朝時期奴兒干都司不為人知，而關於永寧寺碑的記錄和考察更是接近於空白了。其實這一時期，外國人也有不少關於永寧寺碑的記錄。

1808年，日本人間宮林藏奉德川幕府之命在進入黑龍江流域“探險”時，曾見到這兩塊碑，並寫入他著的《東韃紀行》一書中。他這樣描述道：“眾夷至此處時，將攜帶之米粟、草籽等撒於河中，對石碑遙拜”，可見明朝的永寧寺碑對當地居民的影響非常深遠。但由於他是在船上遙看的，所以沒有對這兩塊碑有仔細觀察。

俄國人最早知道永寧寺碑是在1676年，當時俄國來華使節尼古拉·斯帕法里根據哥薩克的傳說，留下簡單的記錄:“二十年前，在阿穆爾河上和阿穆爾河口同中國人打過仗的我們的哥薩克人告訴我們，沿河上溯兩天路程，有一個懸崖上平整出來的地方，他們在那裡發現了一個逾二十普特的中國吊鐘。在那裡，他們在三個地方發現有銘刻漢文的石碑。當地居民告訴我們：古時候有一個中國皇帝從海路來到了阿穆爾河, 並且在那裡留下了這個碑刻和鍾作為紀念和標誌。”

19世紀中葉以後，沙俄入侵中國黑龍江流域，1860年，俄國透過《北京條約》占了黑龍江、烏蘇里江以東包括庫頁島在內的4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永寧寺碑從此淪落異域。此後俄國人又對永寧寺碑不斷進行記錄和考察。

1856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律師、駐俄國商務代辦佩里·麥克多諾·柯林斯橫越西伯利亞，由黑龍江河源順流而下，直至黑龍江口進行考察，1860年發表了《阿穆爾河紀行》一書，其中對永寧寺碑作了較為詳細的描述，其中這樣寫道：“這些土著居民對這個地方（永寧寺碑）及其在古代的用途，懷有一種神聖、持久和強烈的信仰，這種木片製成的花朵無疑是一年一度的獻禮，還可能加上一頭牲畜作為向這個地方的神抵贖罪的犧牲。”

1861年，英國人拉文斯坦發表了《俄國人在黑龍江上》一書，對永寧寺碑的歷史遺蹟做過簡明介紹：“在阿姆貢河（即亨滾河）口附近的黑龍江左岸屹立着一處高達百英尺的斷崖, 在其頂上發現有古剎的碑、塔二三處和其他遺物。碑石之一立於距絕壁大約二步遠的地方，碑高五英尺。另一碑的碑座是花崗岩，碑身是紋理鮮明的灰色大理石。此二碑刻有銘文，記載着在此處建造寺廟之緣由。”1885年，中國學者曹廷杰奉吉林將軍希元之命，到黑龍江東岸調查，也看到這兩塊碑，並拓了碑文。他對永寧寺碑的考察在他的著作《西伯利東偏紀要》一書中有詳細的描述。曹廷杰還根據碑文，首次確認這是中國明朝的永寧寺碑，並明確指出了這是明朝設置奴兒干都司時所立的石碑。這是歷史上對永寧寺碑的第一次詳細考察，並首次揭開了永寧寺碑和明代東北疆域的真相。碑文亦從此流傳於世。

1904年，沙皇俄國將兩塊永寧寺碑拆除搬走，轉移到海參崴的博物館中。他們還將永寧寺附近遺蹟（如石經幢、八角塔）等全部毀壞。現在兩塊碑仍在海參崴，碑文已經模糊不清了。

永寧寺碑是明朝政府對黑龍江流域及庫頁島實行管轄的物證，也是研究明代東北社會各方面情況的珍貴史料。它不僅證明了奴兒干都司的存在及中國中央政府對東北地區的經營和開發，也反映出東北地區各民族的交流與融合。碑陰的女真文，其語法已接近清初滿文，對研究女真語的演變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它作為奴兒干都司存在的實物證明，亦可補《明史》等清代官修史書之缺。

1689年清朝與沙俄簽定的尼布楚條約中也明確規定廟街屬中國。1850年，俄國海軍軍官涅韋爾斯科伊率兵潛入黑龍江口，在此升旗占地，建立軍事哨所，並以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名字將該哨所命名為尼古拉耶夫斯克。根據1858年所簽訂的《璦琿條約》及1860年所簽訂的《北京條約》而割讓與沙俄。不過，其實早在1850年8月13日，俄國人GennadyNevelskoy就在當地開設尼古拉耶夫斯基驛站，為沙俄至當地的居民提供郵政服務。其後，俄國在當地大幅殖民，並在當地興建教堂、警察局、賭場、金庫等各種基礎建設。

1917年，蘇俄十月革命取得勝利，蘇維埃政府與德國簽訂了停戰協議。擺脫了帝國主義戰爭的蘇維埃政府，決定將沙俄侵占的黑龍江航權歸還中國。

為了能夠控制黑龍江，北京政府海軍部決定建立吉黑江防艦隊。由於艦艇不足，海軍部決定調撥第二艦隊的“江亨”、“利捷”、“利綏”3艘炮艦和“利川”武裝拖船組成北上艦隊前往支援。在這4艘軍艦中，最大的是“江亨”艦，排水量550噸，艦長是陳世英。他是福建人，畢業於江南水師學堂。

從第二艦隊駐地上海到達吉黑江防艦隊駐地哈爾濱，這是一次艱難的遠航。為了增加北上艦隻的抗風浪性，第二艦隊對各艦進行了改裝，並專門派運輸艦“靖安”艦拖帶護送。1919年7月21日，北上艦隊在“靖安”艦長甘聯趝的帶領下從吳淞港出發，向北方前進。

北上艦隊渡過黃海、日本海，穿過韃靼海峽，經過近兩個月的艱難航行，終於在9月上旬到達廟街(尼古拉耶夫斯克)，進入黑龍江。此時，“靖安”艦已完成了拖帶任務，南下返滬，北上艦隊的指揮任務交給了陳世英。

廟街位於黑龍江入海口附近，是進入黑龍江的必經之路，當時有華僑2000多人。俄國十月革命後，日本進行武裝干涉，近千名陸軍進駐廟街，另外還有4艘驅逐艦和一艘巡洋艦。除了日本軍隊，廟街還駐紮着日軍支持下的白俄軍隊，當地形勢極為複雜。

陳世英率艦到達廟街後，受到了當地華僑的歡迎和慰問。他們告訴陳世英，黑龍江再有10天即將封凍，若往哈爾濱應儘快起程，否則就有被困的危險。陳世英接受了華僑的勸告，於當天起錨沿江西上。但艦隊起航不久就遭到了日軍炮火的攔阻，4艦被迫退回廟街。不久，黑龍江封凍，陳士世英不得不率艦在廟街過冬。

10月下旬，蘇維埃政府領導下的紅軍向帝國主義干涉軍發起反擊。一支紅軍游擊隊向廟街地區日軍支持下的白俄軍隊發起進攻，廟街的局勢頓時緊張起來。

一天，一個白俄軍官匆匆忙忙來到陳世英的住處，一進門就說：“我軍遭到了紅軍的襲擊，貴軍在我軍地盤之內，應派4艘軍艦協助我軍截擊紅軍。”此人口氣十分強硬。陳世英打量着這個滿臉凶氣的白俄頭目，心中感到不快。他未加思索地告訴他：“我等乃是客軍，艦中皆系水手，未諳陸戰。”一句話就把對方打發了。白俄軍官只得悻悻而去。

幾天后，紅軍游擊隊進占廟街，白俄軍隊終因難抵紅軍攻勢，向東潰逃。此時，日軍已經占據了日本領事館，打算利用地形守住防線。

這支游擊隊的正副司令員聽說中國艦隊駐在廟街，便親自登門拜訪。司令是一位中年獨臂漢子，副司令是一位20歲出頭的姑娘。雙方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

轉眼就到了11月。一天，駐守在領事館的日軍突然向紅軍游擊隊駐地發起進攻，紅軍奮力反擊，將日軍打回到領事館內。在這場激戰中，獨臂司令壯烈犧牲。由於日本領事館防禦堅固，紅軍游擊隊沒有重型火器，久攻不下。在這時，他們想到了中國海軍。

紅軍游擊隊派了一名代表前來拜會陳世英，想借兩尊艦炮，以便攻破日軍占領的領事館。陳世英將“江亨”艦邊炮一尊，“利川”艦格林炮一尊，炮彈21發借給游擊隊。紅軍有了大炮後，不久便將領事館攻破，並擊斃日軍數十人，俘獲130餘人。

1920年3月，江冰開始融化，紅軍游擊隊決定撤出廟街。臨行前，他們將所借艦炮全部歸還中國海軍，並告誡陳世英，日本在開凍時定來報復，勸中國海軍4艦開到其他港口暫時躲避一下。陳世英得知這一情況後，命令艦上人員將“江亨”艦和“利川”艦進行了改造，對兩艘艦上的大炮進行重新安排，並改編彈藥庫存表冊，以備查對。

春天到來後，被圍困在廟街整整一個冬天的北上艦隊的官兵為開航做着準備。當江冰漸漸融化後，江面上出現了日本軍艦的影子，共有日艦20余艘。與此同時，白俄的淺水炮艦也從上游順流而下，它們一起向中國艦艇開炮示威。

沒過多久，日本方面派了數名海軍軍官來到“江亨”艦上，一方面是來譴責中國海軍借艦炮給蘇維埃紅軍游擊隊，協助他們打日本；一方面是來為此事搜集證據。但最終他們是一無所獲。日軍揚言再等一個星期若找不到證據，就將中國海軍的4艦全部擊沉，不留一個中國人。此話一出，日本就派人將4艦監視起來。

陳世英進行了認真地思索。他預感到，正在返航途中的北上艦隊可能已經受到了日本和白俄軍艦的聯合攻擊。為應付不測，他一面命令各艦將艦底水門準備好，一旦日軍開炮則打開水門，使艦沉沒；一面告誡各艦官兵要抱九死不悔的信念，全力對敵。“廟街事件”就這樣演變成了中日兩國之間的爭端。

數日後，日本政府就“廟街事件”向中國政府提出交涉。日本政府提出了4條無理要求：(一)由駐日公使向日本政府道歉；(二)由駐廟街的中國海軍向日本總司令道歉；(三)嚴加懲處對此事負有責任的中國人；(四)向死亡的日本海軍的家屬支付一定數額的撫恤金。軟弱無能的北京政府，竟屈從了日本的要挾，全部答應了這些條件，給予“江亨”艦長陳世英撤職處分。“廟街事件”的交涉到此得以平息。1920年秋天，陳世英率4艦到達了哈爾濱。

當時的中國海軍部沒有執行北京政府的決定，而是讓陳世英改名“陳季良”，繼續在軍中擔任重要職務。另外，還授予他“文虎”勳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