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街发生的故事

庙街，也叫庙屯；此地是黑龙江出海口。汉代为费雅喀人居住之地。唐代为黑水都督府辖地，金代为胡里改路辖地，元代由设在附近奴尔干地方的东征元帅府镇守，明代属奴尔干都指挥使司管辖，清代由三姓副都统管辖。现在是俄罗斯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属于俄罗斯远东联邦管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尼古拉耶夫斯基县。

在黑龙江入海口有一块中国明代碑刻。永乐十一年（1413）“永宁寺记”和宣德八年（1433）“重修永宁寺记”二碑的简称。“永宁寺记”碑记述明太监亦失哈，于永乐九年赴奴儿干（今黑龙江下游特林地方）设都司衙门及两年后建永宁寺等事，内容可补《明史》之缺。碑高1.79米，正面刻汉文，背面额刻蒙古文，下刻蒙古文和女真文，内容均为正面汉文缩写。

两侧上下还分书汉、藏、蒙古、女真文六字真言。“重建永宁寺记”碑用汉文记述亦失哈再赴该地重修永宁寺事。碑高2.06米。二碑是明初继前代管辖黑龙江、精奇里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及库页岛的重要物证。1858年沙俄与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后，碑所在地便属于沙俄领土。1904年，二碑被移至海参崴博物馆。这是庙街历史上曾是中国领土的证据。清末曹廷杰重新发现永宁寺碑并将碑文拓下，使其得以流传于世。

1917年，苏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苏维埃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停战协议。当时的苏维埃政府曾决定将沙俄侵占的黑龙江航权归还中国。列宁也说过，要将俄国与清朝1858年鉴定的《瑷珲条约》，和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占据中国的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中国。不过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不承认苏俄政权，对列宁的提议不予理睬。然而当时的中国政府确实组织了一支小小的舰队去了黑龙江出海口的庙街，并在后来逆江而上到了哈尔滨。下面我们来看看庙街的历史和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从明代说起吧。

明朝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明官署名。成祖永乐七年（1409）置，是中国明朝明成祖时在东北黑龙江出海口一带（今俄罗斯境内）所设立的一个军事统治机构。治所在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有卫、所四百余，屯驻军队，为当地军政机构。

1409年（永乐七年），中国明朝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作为管辖黑龙江流域及库页岛的最高军政机构。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理，明成祖朱棣以女真族宦官亦失哈为钦差太监，派他前往奴儿干都司巡视，宣谕抚慰当地人民。1413年（永乐十一年），当亦失哈第三次巡视奴儿干都司时，在奴儿干都司官衙所在地附近原有观音堂的基础上，修建了一座供奉观世音菩萨的佛寺——永宁寺。为了纪念永宁寺的修筑，亦失哈又竖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永宁寺记》碑文，记录了建立奴儿干都司的史实及亦失哈前两次巡视的过程。1432年（明宣宗宣德七年），亦失哈第十次巡视奴儿干都司时，见永宁寺已毁，便在第二年重建了永宁寺，并又立一块碑，铭刻《重建永宁寺记》碑文，以记其事。这两通碑被合称为“永宁寺碑”。

永宁寺碑原在永宁寺中，其位置在奴儿干都司城西南、黑龙江与亨滚河交汇处对岸的江边石崖上，现属于俄罗斯联邦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永宁寺距特林村2.4公里，距黑龙江入海口150公里；后因有永宁寺，黑龙江入海口的村镇被中国人称之为“庙街”，即今天的俄罗斯尼古拉耶夫斯克。

由于满清统治者一心掩盖其祖先臣属明朝的事实，坚持认为明朝疆域“东尽于开原、铁岭”，并且在其主持编修的《明史》中也没有奴儿干都司的记录。所以清朝时期奴儿干都司不为人知，而关于永宁寺碑的记录和考察更是接近于空白了。其实这一时期，外国人也有不少关于永宁寺碑的记录。

1808年，日本人间宫林藏奉德川幕府之命在进入黑龙江流域“探险”时，曾见到这两块碑，并写入他著的《东鞑纪行》一书中。他这样描述道：“众夷至此处时，将携带之米粟、草籽等撒于河中，对石碑遥拜”，可见明朝的永宁寺碑对当地居民的影响非常深远。但由于他是在船上遥看的，所以没有对这两块碑有仔细观察。

俄国人最早知道永宁寺碑是在1676年，当时俄国来华使节尼古拉·斯帕法里根据哥萨克的传说，留下简单的记录:“二十年前，在阿穆尔河上和阿穆尔河口同中国人打过仗的我们的哥萨克人告诉我们，沿河上溯两天路程，有一个悬崖上平整出来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个逾二十普特的中国吊钟。在那里，他们在三个地方发现有铭刻汉文的石碑。当地居民告诉我们：古时候有一个中国皇帝从海路来到了阿穆尔河, 并且在那里留下了这个碑刻和钟作为纪念和标志。”

19世纪中叶以后，沙俄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1860年，俄国透过《北京条约》占了黑龙江、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永宁寺碑从此沦落异域。此后俄国人又对永宁寺碑不断进行记录和考察。

185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律师、驻俄国商务代办佩里·麦克多诺·柯林斯横越西伯利亚，由黑龙江河源顺流而下，直至黑龙江口进行考察，1860年发表了《阿穆尔河纪行》一书，其中对永宁寺碑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其中这样写道：“这些土著居民对这个地方（永宁寺碑）及其在古代的用途，怀有一种神圣、持久和强烈的信仰，这种木片制成的花朵无疑是一年一度的献礼，还可能加上一头牲畜作为向这个地方的神抵赎罪的牺牲。”

1861年，英国人拉文斯坦发表了《俄国人在黑龙江上》一书，对永宁寺碑的历史遗迹做过简明介绍：“在阿姆贡河（即亨滚河）口附近的黑龙江左岸屹立着一处高达百英尺的断崖, 在其顶上发现有古刹的碑、塔二三处和其他遗物。碑石之一立于距绝壁大约二步远的地方，碑高五英尺。另一碑的碑座是花岗岩，碑身是纹理鲜明的灰色大理石。此二碑刻有铭文，记载着在此处建造寺庙之缘由。”1885年，中国学者曹廷杰奉吉林将军希元之命，到黑龙江东岸调查，也看到这两块碑，并拓了碑文。他对永宁寺碑的考察在他的著作《西伯利东偏纪要》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曹廷杰还根据碑文，首次确认这是中国明朝的永宁寺碑，并明确指出了这是明朝设置奴儿干都司时所立的石碑。这是历史上对永宁寺碑的第一次详细考察，并首次揭开了永宁寺碑和明代东北疆域的真相。碑文亦从此流传于世。

1904年，沙皇俄国将两块永宁寺碑拆除搬走，转移到海参崴的博物馆中。他们还将永宁寺附近遗迹（如石经幢、八角塔）等全部毁坏。现在两块碑仍在海参崴，碑文已经模糊不清了。

永宁寺碑是明朝政府对黑龙江流域及库页岛实行管辖的物证，也是研究明代东北社会各方面情况的珍贵史料。它不仅证明了奴儿干都司的存在及中国中央政府对东北地区的经营和开发，也反映出东北地区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碑阴的女真文，其语法已接近清初满文，对研究女真语的演变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它作为奴儿干都司存在的实物证明，亦可补《明史》等清代官修史书之缺。

1689年清朝与沙俄签定的尼布楚条约中也明确规定庙街属中国。1850年，俄国海军军官涅韦尔斯科伊率兵潜入黑龙江口，在此升旗占地，建立军事哨所，并以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名字将该哨所命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根据1858年所签订的《瑷珲条约》及1860年所签订的《北京条约》而割让与沙俄。不过，其实早在1850年8月13日，俄国人GennadyNevelskoy就在当地开设尼古拉耶夫斯基驿站，为沙俄至当地的居民提供邮政服务。其后，俄国在当地大幅殖民，并在当地兴建教堂、警察局、赌场、金库等各种基础建设。

1917年，苏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苏维埃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停战协议。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的苏维埃政府，决定将沙俄侵占的黑龙江航权归还中国。

为了能够控制黑龙江，北京政府海军部决定建立吉黑江防舰队。由于舰艇不足，海军部决定调拨第二舰队的“江亨”、“利捷”、“利绥”3艘炮舰和“利川”武装拖船组成北上舰队前往支援。在这4艘军舰中，最大的是“江亨”舰，排水量550吨，舰长是陈世英。他是福建人，毕业于江南水师学堂。

从第二舰队驻地上海到达吉黑江防舰队驻地哈尔滨，这是一次艰难的远航。为了增加北上舰只的抗风浪性，第二舰队对各舰进行了改装，并专门派运输舰“靖安”舰拖带护送。1919年7月21日，北上舰队在“靖安”舰长甘联趝的带领下从吴淞港出发，向北方前进。

北上舰队渡过黄海、日本海，穿过鞑靼海峡，经过近两个月的艰难航行，终于在9月上旬到达庙街(尼古拉耶夫斯克)，进入黑龙江。此时，“靖安”舰已完成了拖带任务，南下返沪，北上舰队的指挥任务交给了陈世英。

庙街位于黑龙江入海口附近，是进入黑龙江的必经之路，当时有华侨2000多人。俄国十月革命后，日本进行武装干涉，近千名陆军进驻庙街，另外还有4艘驱逐舰和一艘巡洋舰。除了日本军队，庙街还驻扎着日军支持下的白俄军队，当地形势极为复杂。

陈世英率舰到达庙街后，受到了当地华侨的欢迎和慰问。他们告诉陈世英，黑龙江再有10天即将封冻，若往哈尔滨应尽快起程，否则就有被困的危险。陈世英接受了华侨的劝告，于当天起锚沿江西上。但舰队起航不久就遭到了日军炮火的拦阻，4舰被迫退回庙街。不久，黑龙江封冻，陈士世英不得不率舰在庙街过冬。

10月下旬，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的红军向帝国主义干涉军发起反击。一支红军游击队向庙街地区日军支持下的白俄军队发起进攻，庙街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一天，一个白俄军官匆匆忙忙来到陈世英的住处，一进门就说：“我军遭到了红军的袭击，贵军在我军地盘之内，应派4艘军舰协助我军截击红军。”此人口气十分强硬。陈世英打量着这个满脸凶气的白俄头目，心中感到不快。他未加思索地告诉他：“我等乃是客军，舰中皆系水手，未谙陆战。”一句话就把对方打发了。白俄军官只得悻悻而去。

几天后，红军游击队进占庙街，白俄军队终因难抵红军攻势，向东溃逃。此时，日军已经占据了日本领事馆，打算利用地形守住防线。

这支游击队的正副司令员听说中国舰队驻在庙街，便亲自登门拜访。司令是一位中年独臂汉子，副司令是一位20岁出头的姑娘。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转眼就到了11月。一天，驻守在领事馆的日军突然向红军游击队驻地发起进攻，红军奋力反击，将日军打回到领事馆内。在这场激战中，独臂司令壮烈牺牲。由于日本领事馆防御坚固，红军游击队没有重型火器，久攻不下。在这时，他们想到了中国海军。

红军游击队派了一名代表前来拜会陈世英，想借两尊舰炮，以便攻破日军占领的领事馆。陈世英将“江亨”舰边炮一尊，“利川”舰格林炮一尊，炮弹21发借给游击队。红军有了大炮后，不久便将领事馆攻破，并击毙日军数十人，俘获130余人。

1920年3月，江冰开始融化，红军游击队决定撤出庙街。临行前，他们将所借舰炮全部归还中国海军，并告诫陈世英，日本在开冻时定来报复，劝中国海军4舰开到其他港口暂时躲避一下。陈世英得知这一情况后，命令舰上人员将“江亨”舰和“利川”舰进行了改造，对两艘舰上的大炮进行重新安排，并改编弹药库存表册，以备查对。

春天到来后，被围困在庙街整整一个冬天的北上舰队的官兵为开航做着准备。当江冰渐渐融化后，江面上出现了日本军舰的影子，共有日舰20余艘。与此同时，白俄的浅水炮舰也从上游顺流而下，它们一起向中国舰艇开炮示威。

没过多久，日本方面派了数名海军军官来到“江亨”舰上，一方面是来谴责中国海军借舰炮给苏维埃红军游击队，协助他们打日本；一方面是来为此事搜集证据。但最终他们是一无所获。日军扬言再等一个星期若找不到证据，就将中国海军的4舰全部击沉，不留一个中国人。此话一出，日本就派人将4舰监视起来。

陈世英进行了认真地思索。他预感到，正在返航途中的北上舰队可能已经受到了日本和白俄军舰的联合攻击。为应付不测，他一面命令各舰将舰底水门准备好，一旦日军开炮则打开水门，使舰沉没；一面告诫各舰官兵要抱九死不悔的信念，全力对敌。“庙街事件”就这样演变成了中日两国之间的争端。

数日后，日本政府就“庙街事件”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日本政府提出了4条无理要求：(一)由驻日公使向日本政府道歉；(二)由驻庙街的中国海军向日本总司令道歉；(三)严加惩处对此事负有责任的中国人；(四)向死亡的日本海军的家属支付一定数额的抚恤金。软弱无能的北京政府，竟屈从了日本的要挟，全部答应了这些条件，给予“江亨”舰长陈世英撤职处分。“庙街事件”的交涉到此得以平息。1920年秋天，陈世英率4舰到达了哈尔滨。

当时的中国海军部没有执行北京政府的决定，而是让陈世英改名“陈季良”，继续在军中担任重要职务。另外，还授予他“文虎”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