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堕落的历史轨迹

宋圭武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既是一部成长史，也是一部堕落史。从奴才到汉奸，再到流氓，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堕落的历史轨迹。当然，这里奴才、汉奸、流氓三者在人格上也不是截然分开的，三者实质是有机统一的，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历史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重点和不同的层面，而三者在核心和本质上的统一表现就是对世俗利益和权力的执著追求。

    如果说在春秋战国时代或以前，中国还有一些真正知识分子的话，如孔子、诸子百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等，都可以算为真正的知识分子，那么秦帝国的建立，专制集权体制的确立，也就为独立和真正知识分子队伍敲响了淘汰出局的丧钟。因为皇帝在本质上是不需要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皇帝本质是喜欢奴才的。在集权体制下，权力就是真理，权力就是一切，权力就是神，有知识的人只有依附权力，才能得到利益，才能有苟活下去的希望，才能有不被戮杀的危险。

    在专制集权体制下，在知识分子队伍中，当然不乏也会产生一些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但总体上是廖若星辰，逐渐稀少，其主流演变路径就是奴才化，并且在现实中的主要表现就是对上“愚忠”，对下“愚弄”。中国的科举制度也为皇帝老儿培育了大批的奴才知识分子。但我们不能将知识分子奴才化的责任完全归结为科举制，因为科举制本身是一把双刃剑，本身只具有工具意义。在西方民主制下，科举制也可以变相利用，并且这种形式对一些国家产生的发展作用也是巨大的。而在我国清朝末年，科举制的废除，将底层士人的希望通道完全堵死，使这些人的能量无处释放，并促使这中间的一部分人最终走向了反叛的道路，这客观也为清朝的灭亡起到了一种催化和加速作用。所以，科举制仅仅是工具，而工具的社会效果最终取决于运用工具的人和国家基本制度的有效性。

    当外族入侵和国难当头时，面对巨大的利益考验，一些知识分子的堕落路径就是汉奸化，其主要表现就是对内高喊“爱国”，对外却使劲“卖国”。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一批所谓的“热血青年”，最后纷纷卖国当汉奸，就是例证。如汪精卫，想当年，何其悲壮：“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但最后竟成了抗日战争年代中国的头号汉奸！

    在当前的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中，一批所谓的知识分子正在流氓化，其主要表现就是理论上高喊追求“真理”，但在现实中，关注的中心却是个人“利益”。一些所谓的学者，为了蝇头小利，不惜一切，道德、良心、诚信等都成了可以用金钱交换的东西，抄袭的抄袭，剽窃的剽窃，可谓忙得不亦乐乎！

    如果说当奴才与皇帝老儿逼迫有关，也算是一种“被奴才”，其中有些知识人也确实是“被奴才”；当汉奸与鬼子逼迫有关，也算是一种“被汉奸”，这里也有些人客观与“被”有关；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学者当流氓则更多体现了一种自主选择，就不能完全算是“被流氓”。

    市场经济提供了选择的自由，而自由也是一把双刃剑。在自由的前提下，个人可以自由的选择当流氓，也可以自由的选择不当流氓。但在现实中，面对利益的诱惑，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更多选择的是当流氓，而不是不当流氓。当然，这里环境和制度也要负责任，因为有许多人都在流氓，你不流氓也是问题。如大家都在抄袭和剽窃，你不抄就白不抄，不剽就白不剽，抄了也就抄了，剽了也就剽了，何乐而不为！

    从知识分子的一般定义看，知识分子本质应当是社会良知的代表，应当是社会正义的化身，应当是科学真理的维护者，但为什么中国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并没有真正体现知识分子的本质？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本质是面子知识分子，在基因中天然就没有内在的正义感，是面子文化熏陶下的世俗产物，其所体现的正义感，也只是一种面子式的正义，本质是不神圣的，本质上就没有神圣的向往。甚至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连面子也越来越不要了，有些已彻底的流氓化，既剽窃别人的精神，也剽窃别人的肉体。

    如正义原则要求平等，但对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而言，正义原则仅仅属于面子范畴，是面子上追求平等，实质上追求不平等。从早到晚想的是如何管别人，是如何让别人成为自己的奴才，而自己则成为别人的主子；当自己当不上主子时，就极力将自己在面子上打扮成奴才相。问题是通向主子的路是不平坦的，也是艰难的。那么，如何才能快捷地成为主子？这时流氓手段就有了大用场。不怕有流氓，就怕流氓有文化。知识分子一旦流氓化，就是流氓手段的精巧化，其威力是别的阶层都无法望其项背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就成了为流氓手段服务的有效工具。在现实中，一些有知识的人，对权力和官员的献媚手段其高明程度，是一般农民工和大老粗绝多想不到的，可谓既巧妙又精致，既“艺术”又“科学”。

    中国知识分子这种内在不平等人格的终极体现就是皇帝情结的浓厚。在当前时代，虽然皇帝早已成为了历史，专制集权体制早已土崩瓦解，早已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在人格结构上，在面子包裹下，在心灵深处，中国仍有许多知识分子具有浓厚的皇帝情结和权威意识，只不过是披上了现代外衣，并且是采取了不同的实现形式而已。在市场经济下，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利用手中的一些学术权力通过市场交换的形式来实现自己的皇帝梦和权威梦。如有些研究生导师，利用手中的学术“皇权”，让女研究生变相成为自己的“妃子”，让男研究生变相成为自己的“臣子”。这里导师和“妃子”及“臣子”，三者在潜规则的基础上，共同演绎另一种形式的“皇权”生活，共同为导师成就“皇帝”梦！

    再如，为了实现自己的一些不可告人的利益目的，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对同行的排挤和打压，也是当代中国一些知识人流氓性的一种表现。由于在心灵深处没有内在的正义感，产生这种行为也就是一种必然。一些处于学术权力关键位置的学者，对权力所有者是极尽巴结之能事，而对同行，或有竞争关系的同行，或对一些有学术贡献但没有学术权力的学者，面子上是应付和表扬，也许有时也捧捧场，但背地里则是极尽打击报复和诋毁之能事。比如在评学术奖或评领军人才方面，你发表几十篇文章或几百篇文章的未必就评上，而发表几篇文章的可能就会被评上。你发表的文章比人家水平高或你发表的杂志规格比人家高，人家心里就会不舒服，在后面就会有可能采取一些不可告人的手段来平衡自己的心理。由于存在科学研究水平难以准确度量的特点，这也就为这些知识流氓提供了发挥流氓本性的余地。他们可以充分利用科学评价存在困难的现实，为自己的流氓行径进行流氓式解释。这种情况下，在知识阶层内部，也导致了分化，少数人成了学霸，成了通吃犯，而更多的学者和知识人，则形成了一个相对弱势的群体，成了这些学霸的鱼肉对象。这些没有学术权力而真正研究学问的学者，一方面，需要忍受做学问的孤独，因为要真正做学问，本身就是一件苦差事，是需要献身精神的，另一方面，还要忍受这些学术流氓来自暗处的无理欺压、打击和排斥，这既是知识界的悲哀，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知识分子是社会发展的脊梁，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守望者。健康社会和文明社会是离不开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撑和知识支撑的。而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既需要知识分子本身的自觉，也需要外在条件的不断创新。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队伍，外在条件是既需要制度创新，也需要文化创新。这里制度创新是关键，文化创新是基础。从制度创新看，就是要构建更加平等和更加公开的制度体系。这里既要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不断破解官本位体制，也要加快学术体制改革，也要对学术权力进行有效制衡，反对搞学术集权主义。不能在政治上打倒了皇帝，而学术皇帝却岿然不动。要对学术流氓从制度上进行坚决惩戒，要极大提高学术流氓的流氓成本，要让其不愿流氓和不敢流氓。从文化创新角度看，要建设有内在正义感的精神世界，中国知识分子需要良心的拷问，需要神圣的熏陶，需要心灵的震撼，更重要需要一种恐惧的约束。因为来自面子的约束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并且这种约束本质是表里不统一的，也更容易导致伪善，这是一种更恶的情况。从长远看，从习俗改造入手，逐渐培育敬畏精神、诚信精神、理性精神，应是实现中国人文精神合理化和实现中国文化自觉的一个方向。否则，正义精神就很难内化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和潜意识中，知识分子的知识也就只是啖饭的工具而已，只具有世俗的含义，而没有神圣的含义，只具有肉体的含义，而没有精神的含义，只具有面子的含义，而没有内在的含义。在这种情况下，正义的价值就只是一部分人实现个人目的和利益的形式和手段，正义也就变成了非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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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需要将作者提到的“知识分子”的定义明确一下。在几十年前，中国大陆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不多，那时知识分子可以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为大概的归类。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急剧增加。我们现在将作者说的“知识分子”理解为学者型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