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越南人（下）

西贡长沼：像故乡一样

    多少个晚上，汉.林(Han Lam)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又一个14小时的工作日后，踢掉自己的懒汉鞋，像小孩一样卷起裤子，涉水进入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德拉克(Durlac)浑浊的格雷德卡罗运河(Grade Callou Canal)。他拔出一堆睡莲，慢慢地走回家，用它们来煮甜鲻鱼烩，并断言他又能尝到他在越南童年时享受的美味了。

    对庚元(Canh Nguyen)来说，当阳光刚好穿过桉树树藤，当虾还未长大或干脆不肯露面，从而使工作步伐放慢，当在自己那条“小吉恩”号渔船甲板上独自享受少有的时光时，他仿佛回到了故乡。他甚至能肯定地说，他回到了越南，正在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上乘风破浪。

    这些人是美国移民历程中最偏远的居民点之一的一部分，按人口统计学家的说法，是美国的越南人社区中较为奇特的一个“集合体” 。仅就人数而言，还有更大的社区。但是，如果按在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计算，散布于从得克萨斯州(Texas)到密西蝖西比州的墨西哥湾湾口地区的几个城镇，堪称美国国内越南人最集中的地区。

    根据1990年人口调查的统计，越南人集中程度最高的5个地区，有4个在长沼地区——路易斯安那州的阿米利亚(Amelia)等城市名列榜首。这里的人口近30％是越南人。阿米利亚市的一所小学，成了美国种族多样化程度最高的学校之一——主要是因为越南裔美国人学生现在已占学生总数的1/3。

    越南裔渔民受墨西哥湾地区丰富渔业资源的吸引纷至沓来。但真正使他们留在这里的是那种他们原以为已永远失去的纯朴的乡村生活。

    墨西哥湾的语言和文化对越南人来说是陌生的，但这里的生活节奏却与他们的家乡颇为相似：当地人在握手前先要在牛仔裤上擦擦手掌。他们生活在像昔日巷 (Bygones Lane)这样的街道和无名小溪的沿岸地段，通过数他们看到的吊桥来计算自己的往返次数。1978年逃离越南的林说“我觉得自己像在故乡一样。我们没什么改变，只是换了个地方而已”。越南裔捕虾蟹者群集在有打盹的美洲鳄和长着片片盘结柏树皮的小港湾里。他们经常将海产品卖给越南裔批发商，再转发给越南饭馆和市场小贩。

    许多越南裔美国人不会讲英语，与讲英语的社会不相往来，生活在越南人街区，去越南教堂，像在路易斯安那州摩根城(Morgan City)那样，邻居正是他们在越南老家的邻居。星期天下午，人们可以看到他们蹲在传统的越南菜园中，戴着他们在越南戴的土族斗笠，照料荷兰芹菜地。

    弗朗西斯.厥裴(Francis Quyet Bui)是路易斯安那州圣洁家庭天主教区的教士。他说：“他们根本不干白人干的事，也不说英语。没这个必要。”

    但是，这里决非天堂，至少从长远看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墨西哥湾沿岸，越南裔渔民和美国渔民之间出现了暴力冲突。在得州海漂城(Seadrift)，有两个越南兄弟被控谋杀了一名美国渔民。他们自称是自卫，被判无罪——但那是在他们的4条渔船被火焰炸弹炸毁之后。时至今日，仍有报道说不同街区的白人、黑人和亚裔美国人轮流将对方赶走。

    这一地区的许多白人仍然认为，越南战争后，美国政府直接把钱交给越南难民去做虾蟹生意。这一谣言纯属无稽之谈，但与之相关的偏见却阴魂不散。巴迪.戴西(Buddy Daisy)是路易斯安那州霍马(Houma)一家小型海产品公司的老板，他说：“我们同他们打仗，然后又把他们带回美国来养活他们。”他根本就不分共产党人和美国从前的盟友，现沦为难民的南越人。

    但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的谨慎结合中，一些越南裔渔民与海湾沿岸的当地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并掌握了长沼地区不成文政治策略而取得发展。举例来说，一个3月的早晨，在阿米利亚附近，阮悌(De Nguyen)灵巧地驾船驶近一个渔栅，并用手将其收起。渔栅里的30只蓝蟹发出响声——考虑到大多数渔栅直到5月才会挂满，这一网收获颇丰。

    阮得到允许在方圆130公里私有的路易斯安那州沼泽地中撒网，因为他与管理这片地产的人是朋友。这天，该是阮去德拉克市外一个简陋营地看望汤姆.唐泰(Tom Dontay)及其儿子布奇(Boogie)的时候了。

    布奇称他没有其他教名，曾在前廊击中一条13英尺长的美洲鳄（鳄鱼头是后卧室中最引人注目的物品）。营地内到处放着枪支，其中至少有一支是突击炮。布奇为他的稀客从码头下抓了一只牡蛎，啪的一声将其打开，将半边贝壳递了过去。他指出，这是他们弄到的最新鲜的牡蛎。

    在三月那天的简短交谈中，话题大多是关于偷捕者的事。聊完后，阮悌答应不久再来。临走时，汤姆.唐蒂说：“我不知道这船是谁给你的，可是他跟你够哥们儿的。”这条船其实是阮悌将捕蟹赚的钱省下后买的，但他转了转眼珠，拿那个关于难民靠政府的恩惠开展自已业务的老谣传开了个玩笑。

    他答道：“山姆大叔！福利！”这是墨西哥湾沿岸当今一个伤脑筋的话题。福利是美国政府重新安置越南难民政策的核心。与古巴人不同，越南难民有赞助时没有资格享受福利待遇。

    美国政府本想加快同化过程和减少对福利的依赖，但结果却适得其反。这一计划将难民分散到各地，从而推迟了移民社会的自然成熟过程，迫使这些越南人自己重新形成群体，如果这是他们想要的结果的话。由于没有提供曾给予古巴难民的集中援助和教育机会，该计划几乎没有帮助新来的越南难民摆脱立即陷入的贫困处境。

    1979年，美国住房、教育和福利部(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Education and Welfare)发表报告指出，大多数越南难民“生活在勉强糊口的条件下”，越南难民计划未能实现其最终目标。在一些社区，越南裔美国人中多达60%的人接受某种福利补助。这一调查发现：“他们几乎不会说英语，只能在较差的就业市场上寻找工作，或是靠福利补助生活，住在拥挤不堪, 像似贫民窟的住房中。”持批评意见的人指出，美国政府的这一难民政策还造成了其他一些非预期的后果。例如，政府鼓励雇主为难民提供赞助，从而为剥削行为打开方便之门。

    社会学家布拉德.沃顿(Brad Whorton)现为新墨西哥州(New Mexico)教育部工作。他1997年在堪萨斯大学(Kansas University)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说，俄克拉何马州(Oklahoma)一位家禽加工商人“赞助”了近700名难民。沃顿写道，一位难民协调员得出的结论是，提供的赞助中有“很大一部分”带有“合同工性质”。美国国务院仍在为这一计划辩护，并说它的难民政策没有改变。

    1978年，汉.林(Han Lam)走下飞机，踏在雪地上。他发现自己到了阿拉斯加(Alaska)。这是移民机构根据将越南难民分散到所有50个州的政策，为81名越南难民选择的目的地。这里真不像是家。它不像任何他愿意称之为家的地方。林说：“天气冷极了，白茫茫一片。”

    与许多越南难民一样，林在这里没呆多长时间。他先是去了得克萨斯州的阿马里洛(Amarillo)，后来又设法去了路易斯安那州。

    去与亲戚相聚或是建立越南人社区，有时仅仅因天气而迁居，越南难民开始聚集在一起。到1980年，他们中已有一半人不再居住在他们最初被安置的地方。1/3越南难民已在加州定居。“当时的设想是，如果我们将他们分散，他们会更快地美国化。他们将从根本上得到同化，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结果，我们要使难民不再是个问题，”米亚雷斯说道。“但是这在人身上行不通，特别是那些有把‘群体'看得比‘个人'更重要的文化背景的人。我们那时不理解这一点。”

    在像休斯敦或小西贡这样的较大的社区中，越南难民获得较好的机会接受就业培训和学习英语。他们并且找到了工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份政府研究报告称，大多数难民通过其他难民找到了工作。例如，在越南人开的杂货店中，向其他难民销售木波罗和红毛丹果。

    随着这类社区的发展，越南难民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根据美国人口调查的数字，1980至1990年间，越南裔美国人的平均家庭收入增长了一倍，达到33500美元，略高于美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越南裔美国人中可以熟练使用英语者，已从1980年的27％上升至近40％。

    阮庭胜(Nguyen Oinh Thang)是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Fairfax)非营利性社区服务组织船民紧急救援机构(Boat People SOS)的执行董事。他说，例如，有5万多名越南裔美国人 ——其中一半是船民——现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南部的郊区。今天，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投身于该地区的主要行业，即国防和政府部门，其他人则经营越南饭馆。许多人在苦苦挣扎，其他人自认为已融入美国日常生活，他们的同事和客户多半是美国人，而不是越南裔美国人。

    位于弗吉尼亚州瀑布教会城(Falls Church)中心的伊甸中心(Eden Center)是这一社区的社会中心，它是一个"L"型的长条商业街，以越南战争结束前西贡最大的商业街命名。该中心于1984年开张，有数十家由越南人经营专卖亚洲产品的商店。这里有饭馆、面包房、发廊、珠宝店、纺织品商店和草药店，以及旅行社和音像制品商店。

    黎剑文(Kiem Van Le)于1986年移居费尔法克斯县前在劳工营和难民营呆了10年，他说：“我曾经有个梦想，去一个地方过自己的生活。我来到美国后，我的梦想实现了。”

圣何塞：发展高新技术之地

    在美国，其他地方没有比北加州越南难民同化进程更顺利，经济成就最显著，同化程度最高的美国越南人社区。

    它的核心在圣何塞这一西贡陷落后难民最初的目的地。第一次越南难民潮中的许多人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他们发现，他们可以通过为那些蓬勃发展并最终形成硅谷的新兴技术公司组装电子产品，得到较好的报酬（而且不必先学英语）。

    许多早期越南工人被公司视为宝贵的雇员，学会了英语并受到提升而离开了生产线。他们的孩子，以及年轻的难民，则理所当然地受到因特网革命提供的机遇的吸引。

    一年前，一个由20来人组成的思想超前的小团体从他们小工作隔间脱颖而出，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开始寻求出资赞助商。硅谷风险投资商将数十万美元投入一个羽翼未丰的网络公司。没过多久，投资者纷至沓来。GolinQ网络公司的销售主任卡西.陈(Cathy Tran)回忆说，投资者“为这一技术所倾倒。他们为那种创造力和能量所倾倒”。令他们倾倒的还有其他的东西，比如种族特性。

    GolinQ网络公司的4位高级经理（包括它的首席执行官）和25名雇员中的大多数都是越南裔美国人。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该公司已筹集到125万美元种子基金——完全来自越南裔美国人投资者。

    按照硅谷的标准，这笔钱是个小数目。但是，这家公司帮助小企业在因特网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然后再从其在线赢利中分一杯羹，因而有希望今年有2000万美元的收入。公司最初的成功体现了主要是北加州越南裔美国人和电脑之间形成的象征性关系，今天，北加州已有10万多越南裔美国人。

    45岁的藩香(Phien Huong)在圣何塞市中心附近拥有一家小型成衣和纺织品商店，她说：“最初，我们团结在一起是因为我们选择逃离越南寻求自由。”7年前，藩从越南移居美国，7年的时间足以让她8个孩子中的3个或是开始在电脑行业工作，或是开始去上课，从而使他们可以踏进这个行业的门槛。

    阮盛在美国的职业生涯始于冬天在户外洗汽车，即使在路易斯安那州，如果你将全身弄湿，也是冷得要死。他通过上学设法找出路，后来去了北加州。他现在是Xros公司的网络系统经理。这是一家制造先进的光学开关的高技术创业公司，诺特尔(Nortel)网络公司刚以32.5亿美元买下了它的股权。这一交易将使Xros公司的雇员在今后4年中每年平均得到约100万美元，而作为经理的阮将得到更多，阮说这话时有些不好意思。

    像阮一样，“冠林冠”公司26岁的总经理迈克尔. 汉(Michael Han)也是在越南人移居美国之路上认识了自己的天赋。负责审核和选择投资者的汉说：“我想使这个社区，这个越南人社区，成为某个事业的一部分。我是这么对人说的：‘我们是新的一代。我们可以抱成团干一番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