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白和他的家庭

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1921年8月14日－），1944年—1979年期間曾長居在中國，是第一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美國人。曾在延安工作，得以近距離觀察中共領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因先後牽涉蘇聯間諜案和“白求恩-延安造反團”而兩次入獄。1993年出版了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一書。

李敦白出生於美國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的一個猶太家庭。1942年參軍，被派往斯坦福美軍語言學校學習中文。老師中有張學良之女兒張閭瑛和美國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1945年夏隨軍派往中國，負責處理美軍和中國民間事務。戰後繼續留在中國，經宋慶齡介紹在聯合國救濟總署。後前往張家口協助新華廣播電台開辦英語廣播。1946年到延安，任新華總社英語專家。他說，自己抵達延安的當天，就見到了毛澤東，並漸漸認識了他，以及窩在延安的共產黨核心領導成員。李敦白奉命把領袖們的講話潤色、編輯成完美的英語，之後還翻譯過一些毛澤東的文章。毛主席甚至還在李敦白的那本紅寶書上簽了名。隨後他獲得中國國籍，加入中國共產黨。因任來訪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翻譯，開始熟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人。

1949年在蘇聯任報紙編輯的李敦白被指控為間諜，並組織了一個國際間諜網。約瑟夫·斯大林說他是美帝國主義派來破壞中國革命的間諜，要求毛澤東逮捕李敦白。李敦白於是被投入監獄，有一年時間都被關在終年不見陽光的獄室里。期間第一任中國妻子與他離婚。斯大林死後，李敦白獲得平反，他才被釋放。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擔任外國專家，與王玉琳結識，1956年結婚。

文化大革命期間，表現得非常激進。1967年他成為有約70名成員的“白求恩-延安造反團”頭目，並在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掌權。同年4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他的文章《中國文化大革命打開了通向共產主義的航道》。4月10日，他作為外國人代表在清華大學批鬥王光美。他還批鬥了當時居住在北京的一些其他外國人，包括馬海德（George Hatem）。

1968年2月, 李敦白和“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的許多成員被逮捕。他的妻子王玉琳則去了“五七幹校”。

1973年在押的外國人基本都被釋放，但李敦白仍然被視為“王力、關鋒和戚本禹（簡稱王關戚）”分子繼續關押。1977年11月他才被釋放並平反。1979年回到美國度假，並曾為《紐約時報》撰文講述自己的第一印象。1979年《紐約時報》也曾報道過他引人入勝的故事。

第一任妻子維奧萊特。婚姻維持三年，妻子另有新歡離異。

第二任妻子魏林。婚姻維持五年，離婚原因在於李敦白被關多年且無消息。

第三任妻子王玉琳。李敦白說“她是典型的北京人，在和我結婚的50年中，共同渡過了上下起伏的生活。她就是我夢寐以求的最完善的生活伴侶”。

李敦白眼中的歷史與毛澤東

李敦白前前後後在中國待了34年，總共在中國的監獄裡待了16年。經歷過共產黨的革命勝利、大躍進的恐怖，以及緊隨其後的饑荒和文化大革命。多年來的歷次採訪當中，談到那些年的惡行和破壞時，他表現出來的情緒是悲傷、愁苦、憤怒，甚至是恥辱。

李敦白在自傳的序言中說，他像其他人一樣，“走上共產主義道路，原因是希望建立一個更好的新世界。” “但同時，我也希望清晰地描繪隨之而來的罪惡，”他寫道。“我見證了罪惡，與罪惡並存。某些情況下我還曾參與其中，這讓今天的我感到恥辱和羞愧。”

李敦白對毛澤東的看法是“融大英雄和大罪犯為一身。”他說，毛澤東待人冷淡、講話緩慢，而且是“我見過的最好的傾聽者。”他說，毛澤東有時也會“十分搞笑。”

2011年，一位BBC記者問李敦白，今天還有沒有共產黨。他回答說，“按照我了解的任何一種定義來判斷，都已經沒有了。今天沒有多少道德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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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網上有網友轉貼文章“奔赴延安的美國人（李敦白）談回美後生活”。我也在網上找了李敦白和中國妻子的故事。還有他兒子寫的故事。摘編了一下。

李敦白：最崇拜他的中國妻子

1949年初，以上中共黨員的美國人李敦白神秘地消失了。原來，蘇聯當局認為在莫斯科幫助編輯英文報紙《莫斯科新聞》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個“美國間諜”，蘇聯當局逮捕了斯特朗，並通知中共方面，把李敦白也抓了起來。後來，蘇聯平反了斯特朗的冤案，被囚禁6年3個月的李敦白也被釋放。

1955年出獄後，李敦白在廣播事業局擔任外國專家。在時任局長梅益的辦公室，他遇見了他的終身伴侶王玉琳，一個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女孩，也是共產黨員。

王玉琳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初次見面，王玉琳給他們端上茶水，回到外面的辦公室，但並沒有把門關死。於是，李敦白聽到秘書們談論關於他的前一次婚姻。被捕前，李敦白有過短暫婚姻，但她在李敦白入獄後的第3年就改嫁了。李敦白聽到王玉琳和同事爭辯說：“什麼不能等6年，如果是真正的愛情，就算是10年20年，也要等下去。”正是這句話給李敦白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後，兩人常常在下班後一起做些喜歡的事，比如逛街、看電影。後來，李敦白寫了一封求婚信，偷偷放到了王玉琳的辦公桌上，告訴她：“我很高興，我希望我們能夠相愛、結婚。”第二天，王玉琳走進李敦白的辦公室，表情嚴肅地在桌子上放了一封信。信中說：“親愛的李敦白同志，我從沒有想過和你發展那種關係，現在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完全終止我們之間的個人關係，希望你未來一切順利。”

李敦白的心頓時涼了半截，但信的最後還有一行字：“我既然已經答應你，今天下班後一起去逛中山公園，我當然要遵守諾言。”當天晚上，李敦白高興地赴約。一番真誠的交流過後，兩人定下了終身大事。

1956年2月11日，李敦白和王玉琳結婚，但王玉琳的家人沒有出席婚禮儀式。那時，中國家庭很難接受女兒嫁給一個外國人。讓李敦白自豪的是，幾年後，他就成了王玉琳家最受喜歡的女婿。

“文革”開始，李敦白成了風雲人物，1966年10月1日，李敦白受邀與其他中共高級領導一起參加國慶慶典。毛澤東為他在紅寶書上簽了名。第二天，《人民日報》在第一版上刊登了毛澤東和李敦白的合影，李敦白的大名頓時傳遍了全國。

讓李敦白始料不及的是，1968年2月21日，他以“美國特務”罪名被送到關押重要犯人的秦城監獄。有人暗示他，如果他放棄與中國的所有關係，他就有可能獲准回到美國。李敦白說：“不行，我必須留下來，等到黨還我清白。”

再次入獄，王玉琳告訴李敦白：“你就說實話，他們就拿你沒辦法”。李敦白在獄中堅持4條原則：一是不論受多大委屈都不能不愛中國；二是不論受多少苦都不能倒下。三是絕不能忘了王玉琳和孩子們，否則就會活不了。四是絕不放棄自己信仰的民主社會主義事業。在獄中，他曾經好幾次都失去了生活的勇氣，是那些身邊的人和愛人的鼓勵讓他活下來。

當時，王玉琳吃的苦也不少，她成為批鬥的對象，被毒打，沒有人敢跟她說話，她下鄉勞改3年，在嚴寒下工作，壘磚頭、做飯、種玉米。即便如此，王玉琳仍做好交付給她的每件工作，她也從未想過離開李敦白。對於丈夫“間諜”的罪名，王玉琳根本不相信。她教導4個孩子，一定要相信爸爸是個好人。

1977年11月9日，經過9年8個月時間，李敦白等到了出獄的機會。他得到了結案報告：“間諜罪不成立，他是一個好同志。”李敦白與王玉琳再一次相見，這一別就是10年。他覺得這一切真的太美好了。他不僅活着回來了，還回到了一個幸福溫暖的家。李敦白在各種不同場合均表示過對妻子的敬意：“我對她的感情除了愛就是崇拜。”

1980年3月17日，李敦白攜妻子兒女回到了闊別35年之久的美國。對於他的這個選擇，他是這樣說的：“我回美國，並不是背離了中國，我一直希望在中美之間架設溝通的橋梁，現在中國的橋頭我已經無能為力了，到了該回美國那端努力的時候了。”李敦白和王玉琳回到美國後，借住在他姐姐家中。當時，王玉琳只提了兩個要求，第一她要有個工作，第二能有個獨立的廚房，她想在美國打理出一個家的感覺。開始，靠着王玉琳織毛衣、教中文和中國烹調，全家勉強維持生活。王玉琳的中國烹調課在當地居住的小鎮引起了極大轟動。因為能夠品嘗到美味，鎮長几乎每節課都來聽。李敦白也會去大學教授中國哲學，還參與一些講演活動。

2006年9月，李敦白在中國發行他的中文版自傳《紅幕後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我還是那個努力在中美之間架起橋梁的人，在中國，我找到了自己通向穩定、實在、幸福的道路。中國千千萬萬個有名和無名的革命英雄，用他們的智慧和毅力感動並教育了我。我是獨身一人到中國的，回到美國卻是和我心愛的夫人在一起。她就是我夢寐以求的最完美的生活伴侶。我同中國的緣分是從60年前開始的，我要為修建美中關係的橋梁而努力一輩子。”李敦白常說：“只要在這座橋上發揮作用，再小的人物也可以變得很偉大。”對於自傳，李敦白說：“這本書寫的是我的親身經歷。”他還動情地表示：“沒有我妻子，也不會有我，所以我把這部自傳，獻給我的妻子玉琳。”

現在，李敦白和妻子王玉琳住在華盛頓州福克斯島的一處庭院裡，窗外汪洋浩瀚，海浪聲聲。李敦白時常扶欄眺望太平洋，中國在遙遠的對岸，那裡是他人生傳奇的起點。在瀰漫着濃重中國氣息的家中，李敦白堅持讀中文書，吃羊肉餡餃子，看訂製的中國電視劇和中文電影，每年有3個月時間會回到北京居住。在他心裡，那段長達35年的中國歲月從未真正逝去。

一提起生活中的小故事，李敦白就像是一個老頑童，一個陽光大男孩的神情。提到夫人王玉琳，他一往情深地說：“沒有她我活不到今天。她是老天派來管我的。”在金婚大典時，賓客盈門，王玉琳對大家說：“他一直是我們的家長。”李敦白說：“其實，我只是副家長，她才是正家長。”李敦白談笑風生、幽默風趣，把曾經很沉重很苦澀的往事，包括獄中的遭遇都當笑談。他常說：“我愛人是個了不起的女人，她是我崇拜的對象。”

（據《黨史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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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李敦白我並不特別陌生。“文革”中他可活躍了。後來我認為他是個投機分子。看來我偏激了些。他還真是有理想主義情結的。也是，20世紀是理想主義的世紀。

下面是記者對李敦白兒子的採訪。李曉明讓我想起了美國人陽早和寒春夫婦的孩子們陽和平、陽建平和女兒陽及平；以及美國人韓丁的女兒卡瑪。

李曉明：“間諜”父親影響我人生（摘編）

1966年，李曉明出生在北京。然而他父親李敦白卻背上了“美國間諜”的罪名，身陷囹圄長達10年之久。李曉明從有記憶起，就生活在“父親是個美國間諜”的陰影之下。

李曉明5歲隨母親去了“五七幹校”。他對於“燒磚”有着深刻的記憶：“除了下地幹活，那裡的人們絕大多數時間都在燒磚。磚窯建在一個小土坡上，有的人背磚，有的人用獨輪車推磚。我媽媽一次需要背40塊磚，我就幫着其他人推車。”到了上小學的年紀，李曉明又被分配去養豬。每天清晨5點，他都會去食堂把頭一天的剩飯用桶拎到豬圈，給豬餵食。因為是“美國特務”的孩子，從小李曉明就被同齡的孩子排斥。即使是在幹校，其他孩子也不願和李曉明“同流合污”。“他們的父母是知識分子，犯的錯誤和我爸爸不一樣，我爸爸是美國特務，所以沒有人願意和我親近。”

有一回，李曉明和幹校的幾個小孩玩捉迷藏。當輪到李曉明把眼睛蒙起來的時候，一個孩子把他帶到了一個巨大的石灰坑邊上。然後，那個孩子朝他的眼睛上重重打了一拳，李曉明毫無防備，仰身翻到石灰坑裡。“當時眼睛就腫起來了。”回到家，面對媽媽的追問，李曉明一口咬定：是自己不小心，摔進了石灰坑。第二天在食堂吃飯時，李曉明碰到了食堂的大師傅。在大師傅的追問下，李曉明說了實話，他至今都記得當時的情景：大師傅聽完後，二話沒說，徑直走到食堂的另一頭，朝那個欺負李曉明的小孩臉上“咣”地扇了一個響亮的嘴巴。“從此以後，再也沒有小孩敢欺負我了。”6歲的李曉明當時有點發蒙，而多年以後回想起這一幕，依然覺得很溫暖。“其實也有人會偷偷地對我表示同情和關心，但這個食堂大師傅是惟一敢公開這樣做的人。”

1973年，在幹校生活了一年半之後，李曉明離開了依然留在幹校接受改造的母親，回到北京，進入育民小學讀一年級。

在北京，姥姥照顧着李曉明和他三個姐姐的生活。他們住在廣播局狹小的兩間宿舍里。房子沒有單獨的廚衛設施，李曉明一家必須與另一家人共用一個廚房和一個廁所。廚房和廁所的使用，使得兩家糾紛不斷。而一吵架，父親的事就總會被鄰居搬出來說。

在育民小學念書時，每逢學校有毛主席講話的廣播，他都會被要求離開教室。原因是：他沒有資格聽毛主席的講話。於是，無論春夏秋冬，操場上都會出現李曉明的身影。他一個人孤零零地站着。“就在那站着，惟一的想法就是廣播快點結束，我好回到教室去。”對於這樣不公正的事情，李曉明早已習慣，甚至於別的孩子欺負他，他也不還手。

在班上，李曉明有了兩個好朋友。“那是我僅有的兩個朋友。我們一起搭伴回家，一起玩扔石頭，身上經常被石頭打的青一塊紫一塊的，但是一點不覺得疼，特別高興。” 說起這段友誼，李曉明顯得很高興。“除了扔石頭，還一起打乒乓球、集煙標、玩彈球。我可以去他們家玩。”兩個朋友雖然歡迎他，但李曉明還是能隱隱感覺到，他們的父母對自己還是心存芥蒂，“他們從來不到我家玩。”對此，李曉明並不十分在意，在他看來，能擁有這份友誼，已經很滿足了。

在李曉明兩歲的時候，父親就已經被關進監獄。李曉明沒有見過父親的照片，也從不在母親面前提起父親，“我從來不問媽媽，不敢問，也不想問。”當時的李曉明甚至是有一點“恨”這個爸爸。在他看來，父親是自己一切不幸的根源。“就是因為他，讓我比那些受罪的小孩還受罪。”被別的孩子欺負的時候，李曉明很委屈，但他從來都不哭，“我就特別地恨，恨自己的另一半血統是美國人。”

從別人的議論中，李曉明對父親的最初印象就是“美國特務，被抓起來了，是死是活，不知道”。李曉明從來沒有想過，如果父親回來，家裡會是什麼樣子。

那是1977年11月的一天，李曉明的母親提前下班回家，“我媽手裡拎了兩大包糖。一進門，她就特別高興地對我們說，‘你們猜怎麼着？你們的爸爸要回來了。’當時姐姐們可高興了，我沒什麼感覺，就一直盯着那兩包糖。”對李曉明而言，兩包糖遠比父親要回來的消息更有誘惑力。“那時候，2分錢可以買一塊奶油糖，1分錢可以買兩塊水果糖。現在居然有兩大包糖放在我面前，饞壞了。”就在當天，兩輛轎車停在了李曉明家樓下，“我們被通知立刻搬家到友誼賓館。我還記得服務員出來幫我們拎東西，我特別不放心，跟他們說，別動別動，我們自己搬。”

第二天，母親把父親接了回來。“一進門，姐姐們都圍上去哭，我也圍上去，但我從來沒見過他，還是覺得這個人很陌生。”剛從監獄裡出來的李敦白，表情嚴肅。不過52歲，頭髮卻全部掉光，講話也不十分利索。

父親回來後，李曉明覺得很不習慣，“家裡突然多了一個很中國化的美國人。”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他們的生活質量明顯改善了。在友誼賓館，李敦白全家分別住在三套公寓裡。“爸爸媽媽住一套，我和姥姥住一套，姐姐們住一套。”也就是從這時起，李曉明才開始從姐姐們的口裡得知，家裡曾經的生活是多麼優越。

自從李敦白出獄後，夫婦倆就一面恢復工作，一面着手給4個子女辦理出國手續。而李曉明則把大量的時間都用來和友誼賓館的孩子們一起玩，爬山、游泳、騎自行車。“成天玩，學習上花的心思少了，成績一落千丈，以前我考試都沒有低於98分的。但是我的英文水平卻提高得很快。”

1981年，李曉明在人大附中初中畢業後，父親打算把他送回美國讀高中。因為姐姐們都給自己起了英文名字，李曉明便去問父親，快樂的英文是什麼，父親說是HAPPY。於是李曉明就說，那我就叫HAPPY，因為爸爸出來了，我很高興。“英文名中極少有這個名字，可能父親不想打擊我的積極性吧，也沒說什麼。後來到了美國那所高中，校長說這個名字會容易被別人取笑，建議我換名字。我什麼外國名字都不熟悉，校長就建議我用父親的名字。所以，我和父親是同名同姓。”

李曉明在中國生活了15年後去到美國，所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環境：不同的長相，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思維方式，美國陌生的一切讓他心生恐懼。第一天上課，李曉明在同一間教室從早上坐到下午，周圍的同學換了一撥又一撥，只有他坐在原處不動。“直到下午4點，才有一個學生發覺並過來跟我搭話。這時我才知道，這裡上課和中國不同，中國是老師上哪節課去哪個教室，在美國則完全相反，學生們上哪節課就去哪個教室。在美國，所有的課程都像天書，除了數學和體育。什麼歐洲文化，美國歷史，聽了一年，基本聽不懂，但是數學很容易。”

李曉明借住在紐約長島的一戶美國人家裡，父母則中國美國兩頭跑。“那時候我們在美國還沒有自己的房子，父母來美國都是住在朋友家裡。”一年後，父親給李曉明拿來了一份學校的介紹。“據說那是美國數一數二的一所男子寄宿制高中，聽房東說，能進入這所學校的孩子，全是來自很有錢有勢的家庭。他們給了我一份全額獎學金。當時我爸媽打算在紐約長住，他們就徵求我的意見，問我願意去紐約市還是願意去遠州的學校。我想都沒想，就決定去紐約市了。”

李曉明在美國上大學學的是電影製作。那時，他的父親李敦白已經在美國成立了自己的諮詢公司，幫助那些想要到中國投資的美國公司牽線搭橋。也因為和中國特殊的淵源，國內很多政府的訪問團到美國，也都會拜訪李敦白。“我爸接待他們，講着講着就開始講他在中國的經歷，講中國的歷史。”雖然李敦白說起這些興致勃勃，但李曉明一點也不喜歡，“當時無法理解一個美國人為什麼要滔滔不絕地給中國人說中國歷史。”在李曉明眼裡，父親“比共產黨還共產黨”。

畢業後，李曉明按照自己的意願去洛杉磯從事廣告攝影工作，他對於父親所從事的工作毫無興趣。雖然也經常從父親的口中聽到關於中國的種種變化，卻從未在意。直到1998年底，李曉明才答應父母來中國看看。14年後，李曉明再次回來，中國巨大的變化讓他感到驚訝，這個國家的開放與潛在的商機讓他動心。之後，他開始逐步接觸父親的工作，多次來往於美國和中國。2002年初，一家美國公司邀請他來中國工作，李曉明欣然接受，重新回到北京。

父親李敦白1993年在美國時，出版了一本自傳，“從1983年他就一直想寫，直到1993年才完成。我是在看完了他的自傳後才對他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的。”從理解父親開始，李曉明也開始正視、接受自己的過往。“現在想想，會覺得過去受的那些委屈其實不是壞事。當然，也不是說受那麼多委屈就一定是件好事。但是，現在我會覺得，有這樣一段經歷其實挺好的，那是我的一部分。”

《環球人物》 ( 2006-07-01 第九期 )

李敦白及其相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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