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败态度上，日本与德国不同
在日本二战战败70周年之时，有必要讨论日本国民对二战战败的态度。下面是几篇有关文章的摘编。
德国自二次大战战败之后，接受来自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对战争责任的审判和追究，肯定纽伦堡审判的历史贡献。自60年代以后，德国朝野上下对于反省侵略历史和战争责任，一直不遗余力，勃兰特、魏茨泽克、施罗德、默多克等德国政要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对战争时期纳粹德国所犯下的罪行进行深切反省。德国国内一旦出现煽动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言行，就会形成群起而攻之的局面。这种姿态和意识，也赢得了周边国家与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信任与尊重。相比德国，日本在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上，始终摇摆不定。究其原因，和日本的文化传统、战后知识界的论争、政治大国化和社会思潮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首先，在文化和社会心理方面，日本的集团主义心理和家社会传统让战争责任问题失去了真正的承受主体。文化人类学家们总结出日本人的“自我意识”观念较为淡薄。“耻感文化”、“集团主义”、“家族伦理”的这种意识，容易使得日本人将原本归属于自己的责任，推究到集体、大家长或者带领集团做出决断的个人或是组织上。具体到战争责任方面，经历过战争的民众认为带领整个国家发动战争的是军部和军国主义分子，民众是在集团主义和战前天皇制的怂恿、威逼之下而参与其中的。而战后成长的一代人则认为战争是父辈们盲从于时局而导致的，与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此外，关于战争的伤痛记忆回望，日本过于强调自身是被害者，而淡化加害者意识。
其次，战败初期，日本知识界曾讨论过战争反省和战争责任问题，但最终却形成了无责任的战争认知体系。战败后不久，时任首相的东久迩就提出“一亿总忏悔是我国建国的第一步”，于是，战后知识界就“战争责任主体”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影响巨大。尽管学者山田耕作提出了“一亿总战犯”的观点，认为日本全体国民都摆脱不了战争的罪责。然而，另一学者山根银二则认为，战争是国家发动的，真正责任应该在日本帝国，战争中的国民也是受害者，不应该承担战争责任。类似于山根的观点在战后初期的文化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许多人认为战争是集体行为，整个集体应具有战争责任，而具体到个人，则不具有战争责任。可见，在战败初期，日本国内就已经形成了“一亿总无责”的认知体系，这成为回避、推卸战争责任的思想渊源。
第三，在历史认识和民族主义情绪方面，部分日本人认为战争责任与日本近代的发展路线密切相关，态度鲜明地承认战争责任意味着否定明治以来日本“富国强兵”的崛起史。由于战后对侵略战争历史的反省始终不彻底，使得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许多人士，将近代日本的崛起与发动的对外战争联系起来，认为日本对外战争是为了适应弱肉强食时局而作出的选择，并把自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所进行的军事行动看成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帮助东亚各国赶走“白种人”的“义举”，在他们看来，承认战争责任意味着对日本近代化道路的背叛。
第四，日本保守政客为实现政治大国构想，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始终表现出摇摆不定的姿态。战后初期，日本在美军占领下进行了一系列清除军国主义的民主化改革，并接受了东京审判。50、60年代国内左翼运动的发展，关于战争责任和侵略罪责，确实做过一系列的讨论与反省。但是美国自朝鲜战争之后，由削弱日本转向扶持日本，日本实现了包括再军备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政治体制重建。包括岸信介在内的许多担任军国主义政府的官员再次走向政坛，并逐渐影响日本的政治与社会。随着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政治大国路线被提上日程，岸信介、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等政要为了实现“战后政治总决算”，力图卸下战争责任的“包袱”，为日本的军事化、修宪道路清除障碍。因此，战争责任问题，就始终与当前日本的政治大国路线紧密结合。
此外，近年来由于日本社会思潮日趋保守化，右倾化的政治家和媒体利用岛屿、海域争端不断渲染周边邻国所带来的威胁，以此来煽动国民，鲜明地承认战争责任反而在日本舆论界得不到太多支持。在战败六十年之际，《读卖新闻》的舆论调查中，有45%的民众没有感到日本对亚洲国家人民带来过灾难，因而不负有罪责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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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篇讨论了日本和德国对二战的态度为什么不同。
日本德国对二战态度不同症结何在
在全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德国人勇敢地站出来，承认过去的侵略历史，举国悼念在这场战争中的受难者，时刻反省，表示与过去决裂。德国总理科尔对德国人说，他们不能无视德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凡是德国人，只要站在以色列大屠杀纪念碑或者圣彼得堡公墓前，他就不能说这与他无关”。《柏林日报》在社论中写道，“考虑到德国人在本世纪所做的事，历史对待他们够慈悲的了。”在庆祝集中营解放的仪式上，战后的德国人也会感到，接受一段他们没有参与制造的历史是多么困难，但他们知道，“这是我们必须付出的部分悔恨，事实上这并不苛刻”。
而日本却是另一种面孔，且不说以往的教科书问题，对南京大屠杀的否认，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在今年举世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际，不但日本政府连一个象样的“不战决议”也拿不出，而且日本国内右翼势力通行无阻。今（1995）年2月初，他们在外务省、通产省等官厅集中的霞关一带浩浩荡荡地示威游行，公然打着“大东亚战争是圣战”、“不许国会通过谢罪决议”的标语。5月30日，日本47个右翼团体联合行动，出动了108辆宣传车包围了河野洋平副总理兼外相的住宅，反对议会通过谢罪决议。31日下午，奥野诚亮在集会上鼓吹大东亚战争是解放战争。藤尾正行还企图在东京召开纪念包括阵亡日军在内的“亚洲共生共荣祭典”，邀请台湾的李登辉参加，以便向他们一向敌视的中国示威……
两个负罪的国家，一个认真反省，一个推卸责任，发人深思。如果比较战后五十年德日两国的历史，便不难发现其原因所在：
一、战后美国的“扶日反共”政策，使得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未遭到应有的打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强大，战后世界政治斗争的焦点是美苏对抗，于是“冷战”开始。在远东，1947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反攻，国民党大势所去，为了防止“汹涌而来的共产主义浪潮”，美国便把眼光移向日本，考虑日本在美国未来战略中的地位，决定将日本建成远东“反共产主义的桥头堡。”特别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便扶持日本，起用日本右翼势力，在惩治战犯、赔款、日本政治制度改革等问题上偏袒包庇，使日本国民失去了深刻反省的机会。
惩治战争罪犯，确定侵略战争是国际性犯罪，可维护人类正义和警示后人。战后欧洲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战犯经过长时期严正审判。战后德国共抓了20万名大小头目，花了半年的时间初审。逐步缩小惩办范围，到1945年11月才正式开庭，次年8月结束。审判中允许战犯充分的自我辩解，任凭被告挑选律师，迫使战犯在事实面前伏罪，这样也教育了人民，体现了对历史的负责。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虽然在1946年10月1日宣判11人死刑后就结束了，但德国政府惩治和审判纳粹的活动都一直在进行着，战后不少隐匿他国的纳粹凶手被押解回国，接受审判。几年前在巴西抓获了隐姓埋名的纳粹巴比，被押回德国接受审判，即是一例。
二、主宰两国命运的政治家的不同态度，影响了国民对战争责任的认识。诚然，战后德国国内也经常就历史问题争论，民族主义右翼势力也一心想从希特勒的阴影下摆脱出来，企图阻止政府的道歉，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德国的历届领导人都明确承认，德国应该为发动那场世界大战和制造那场现代史上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承担主要责任。从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受害者纪念碑前下跪，“当时感受到的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历史重责和对纳粹德国的深深耻辱”，到赫尔佐克总统在参加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纪念会上对纳粹受害者的真诚忏悔，都说明过去几十年，德国政治家敢于正视历史。在谴责新纳粹分子的排外暴行及抑制极右势力抬头的努力中，德国朝野组成了最广泛的联盟。
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抬头，日本当局是难辞其咎。政府要员中，有的就是当年战争的发动者和参加者，如前首相岸信介之流，要这样的政府领导国民深刻反省二战，无异于缘木求鱼。
造成日本当政者对二战看法短视的原因很多，有的本来就坚持反动的战争观和历史观，有的认为，经济上大国的日本，要成为“堂堂正正的大国”，就得修改限制扩军的现行和平宪法，而要修改宪法，就要医治日本人的“恐战病”，也得为战前的“圣战”恢复名誉，有的要员以此将自己打扮成英雄，以便在选举中也可捞一大把选票，有的为维持统治地位，而不得不去迁就右翼保守势力，日本要员出访中避免使用“谢罪”、“不战”这类字眼，便是例证。事实表明，在二战责任问题上，日本当政者态度越软弱、越暧昧，右翼势力就越猖獗。
三、历史教育的不同，也影响到国民对战争问题的看法。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但又必须用历史去教育国民。将本民族的不光彩的污点，载入史册，可警戒后来，这是一个敢于向历史负责的民族的表现。德国人以思想深刻而著称。但他们对二战的反思也颇费周折。五十年代的教科书在涉及纳粹罪行时一律是不关痛痒的轻描淡写。进入七十年代，西德青少年可以在教科书中读到更多的关于战争罪行的细节描写。近几年来，德国教育当局让教师鼓励学生就二战历史提问，最好能“给学生以历史责任感”，要讲真话。这样，德国年轻一代就能较客观公正地看待本民族的这段历史。
日本就大不相同了。日本的右翼势力从未对侵略的历史作过真正的反省，反而梦想从抹煞历史作为扩展势力的基石，他们的言论极有市场。他们竭力掩盖日军过去干过的许多坏事。田中正明否认历史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和篡改过的《松井石根上将的阵中日记》却能出版。石原慎太郎等人翻案言论到处发表。上映的文献纪录片《东京审判》，把东条等战犯说成是爱国英雄。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日本政府愚弄民众，掩盖历史真相，美化侵略战争和战犯。绝对禁映反映日军细菌战的电影《荒原城堡731》，将“投降日”、“战败日”改为“终战日”。建立原子弹爆炸遇难纪念馆，大肆渲染日本是主要的受害者，但它却从不对导致轰炸的原因作出解释。于是，由于美国扔了原子弹，使得许多日本人产生一种安慰感，觉得从道义上说，大家都是一样的。
1982年《读卖新闻》进行舆论调查，将中国战争看作是日军侵略的日本人还不到十分之一。军国主义的威信正在青年中树立。否定侵略罪行和性质的社会基础正在培育起来。
日本与德国态度不同，除上述因素外，还有着文化地域政治等因素，试想，如果日本也象德国那样是一个处于英、法等西方强国之中的内陆国家，如果也遭受多次打击并受到强大力量制衡，那么，它还敢这样肆无忌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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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日本政客对待二战战败如此态度？其实是国民认识上的因素。日本是民主国家，日本政客首先要得到日本民众的支持。
日本为何没有彻底反省侵略战争？
上世纪90年代堪称“日本道歉与和解的10年”。1991年，太平洋战争50周年，首相海部俊树访问新加坡时表示反省，1993年，首相细川护熙访问韩国时列举“创氏改姓”“随军慰安妇”和“强制征用”等具体事实就日本殖民统治道歉；1995年日本众议院通过了一份面向战后50年的反省决议，称“本院对世界近代历史上许许多多殖民统治和侵略行为进行回顾时，认识到我国过去进行过的这种行为及给予他国人民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对此表示深刻的反省。我们必须超越关于过去战争的不同历史观，谦虚地吸取历史教训，并建立和平的国际社会。”
1995年可谓是绝无仅有的一年，众议院通过决议后，首相村山富士发表战后50年谈话，表示由于“过去的侵略”与“殖民统治”给亚洲各国民众带来“极大的损害与痛苦”，对此表示“沉重的反省”和“由衷的道歉”。
不过战后60年以来日本多数民众仍习惯于从被害者和受害者的立场出发理解这场战争。 日本最大的非商业性广播电视网络NHK分别在1982年10月、1987年10月、1994年12月作调查显示，在90年代，日本民众为“侵略战争”或“不得已发生的战争”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日本民众认为战争是侵略战争的认识，从80年代到90年代几乎没有大的变化。90年代52%日本人承认战争是侵略，亦有3成人承认战争是不得已行为。
NHK的调查中有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不得已发生的战争”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既然战争是“不得已的行为”，那么就无需寻求真正意义的“责任”，所谓“不得已的战争”这种判断意味着对历史的一种思考停止，亦很难产生的进行批判性、内省性的再检讨这样的思想。
此外，大部分日本民众认为自己受害者，侵略战争没有责任。NHK下属的广播文化研究所，在2000年上半年以《日本人的战争》为题进行过一次舆论调查，其中关于日本一般国民有没有战争责任问题，有一半左右的被访者认为“当时的国民是政府、军部发动战争的受害者，他们没有责任”，勉强认为“从结果上看当时的国民与政府、军部合作，从这个意义而言是加害者，有责任”者不到30%。
长期以来，日本国内右翼保守派别认为和平宪法所倡导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破坏了日本优良传统的一面，难以忍受全盘否定战前日本发展的氛围，但又由于修宪无法如愿以偿，于是采取曲线形式试图回归日本战前传统。日本政客们一方对外有限度承认战争责任避免刺激他国，一边又巧妙回应右翼的民族主义诉求。于是，这就造就了日本对待战争的两重性。
日本对外即便表示反省，但经常只是限度的表示歉意。为何日本惨遭失败后，为何没有彻底地反省，没有萌生对亚洲国家的罪过感？这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输给亚洲的意识十分淡薄。
日本人没有败给中国的实际感觉。那是为什么呢？ ……日本是向联合国投降的，而当时的联合国主要是英美中苏。日本只是向其中的美国低头服输的感觉强烈些，对苏联也是如此。特别是，日本败给中国的实际感觉非常淡薄。若问原因何在，可举各种复杂的理由。主要理由是美国占领了日本，再有一个条理由或许就是对中国的蔑视吧，总认为日本不可能败给中国的。从军事力量来说确实如此，当时的军事力量对比，日本远远超过中国。日本人的理解是，因为美国拥有压倒日本的军事力量，日本才战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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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与其逼日本“认罪”，不如自强；免得以后再被日本人往死里整。既然日本民众就是这种心理，那怎么“日中亲善”也没用。下面还有篇专门阐述日本国民心理的。
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国民意识
在日本军国主义形成、发展到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直至崩溃的整个过程中，日本的国民意识深受军国主义影响，并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社会思想、意识基础。
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国民意识的形成
通过军国主义教育影响国民意识。日本主要通过学校教育、军队教育和社会教育，灌输军国主义思想，转变国民意识。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天皇至高无上”、“忠君爱国”、“忠勇尚武”。明治初期，日本在学校教育中就颁布了《学制令》、《教育令》和《教育敕语》。《教育敕语》以天皇之口对国民提出了服从军国主义的总要求，是军国主义的大纲，也是约束国民思想意识的大法。《教育敕语》成为每一个学生和日本人思想意识和言行的规范和准则。明治以后，在日本军队教育中又颁布了《军人训诫》、《军人敕语》，使军人从《教育敕语》中被灌输的军国主义思想意识，更加深化和固定化。社会性军国主义教育更具广泛性。自大正末期开始，日本政府全面开展“国民教化运动”，向国民灌输军国主义思想。此外，日本还制定了名目繁多的法规，在各领域影响和控制国民的思想意识。
极端民族主义对国民意识的影响。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如明治时期的玄洋社、黑龙会，大正以后的“大日本国粹会”、“神武会”、“国家主义青年同盟”等，极力支持日本实行军国主义，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极力宣扬国粹主义、大亚洲主义，鼓动军事扩张，严重影响和毒化日本国民意识。
宗教被作为推行军国主义和改变国民意识的重要手段。以拥护天皇制为主旨的神道教被作为日本的国教，宣扬“神国”论。1869年创立的“东京招魂社”（后改为靖国神社），是当时日本神道首要神社，招、祭参与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各类死者，宣扬“军国精神”。佛教则沦为“镇护国家”的宗教，支持“对中圣战”。“大日本宗教报国会”等控制了宗教界，成为欺骗国民、将国民意识导向军国主义的御用宗教。而其他反战教团则受到镇压。
民族精神被转化为军国主义。日本国民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团队精神，被军国主义扭曲为绝对服从天皇制及军队的集团意识。日本国民崇敬神灵的传统意识，被军国主义利用为对天皇的绝对崇拜。日本国民勤劳、勇敢的民族特性和尚武精神被军国主义者转变为“效忠天皇”、“为国捐躯”、“英勇善战”的主导性意识。传统的武士道精神被转变为军国主义的主体精神。
日本军国主义时代国民意识的主要特征
日本无论在政治、文化传统上，都具有独特性。作为一个特定的国家，又在由封建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型时期形成军国主义，日本国民的思想意识也具有突出的特征。
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和情绪。日本历史上落后于中国，在现代又落后于西方国家，在明治维新以前存在劣等感，有寻求自尊的民族意识。明治维新后逐渐国富兵强，日本不断增强自信，自视“神的子孙”，更加促使民族主义情绪不断膨胀。在军国主义的煽动下，传统的民族意识与军国主义意识相交汇，形成一种新的国家主义意识，表现为过度自信和自傲，形成一种盲目的民族优越感。
形成“效忠天皇”和“绝对服从”的国民意识。把天皇与绝对服从主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其目的就是要国民“绝对服从”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
国民意识中普遍存在盲从意识。在军国主义时代，整个日本国家和社会都处于盲从状态。即使日军在战争后期败退时，军人仍盲目地去为“圣战”的“胜利”而战。
国民意识中的极端主义倾向。“绝对效忠”天皇和“绝对服从”国家和军队，是国民意识中的一种普遍的极端主义倾向。在国民意识中还普遍存在着一种狂热的情绪。例如，每当日军在各大战役“胜利”时，日本全国都沉浸在“狂喜”之中。这些极端主义意识，在当时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极端的军国主义情绪，表现为极端的残酷和残忍性，整个国家对内对外实行法西斯主义。受蒙蔽的日本国民对日本军国主义残忍地侵略别国，不仅表现得麻木不仁，而且还把这种行为视为“为国捐躯”，加以颂扬。
丧失自我与个性的国民意识。日本国民作为“天皇的臣民”，将为天皇而死作为最高道德，完全无视“个人”的存在价值。整个日本国民完全失去了个人的个性、价值观和意识。
受到严酷控制的国民意识。在军国主义时代，整个日本国民的思想意识处于“精神禁锢”的状态，在战争时期，日本警察、监狱遍于国中。人们到处受到监视，不允许民众有不同的想法和声音。
日本军国主义时代国民意识中的国际意识
在军国主义时代，日本极力对国民进行对外侵略和扩张政策的灌输和教育，使民众的“世界观”和国际意识也呈扭曲状态。这种国民意识促使民众“助纣为虐”，支持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对外侵略战争。
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对国民国际意识的影响。具有狭隘的岛国性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以自我为中心来看待世界；以优等民族自居，歧视亚洲国家，把日本视为“世界万国之本”，鼓吹日本“永为东方魁首盟主”。日本军国主义宣扬“天皇是日本的中心”，“日本是亚洲的中心”，鼓吹大和民族文化的“优秀”。
对西方国家产生对抗意识和情绪。日本虽然曾与西方列强共同参与瓜分中国和亚洲，但同时又以争霸者的意识与西方人对抗。随着军国主义的日益膨胀，日本社会上和国民意识中的这种对抗意识也日益滋长、蔓延。帝俄是日本推行军事扩张的首要障碍。日俄战争给日本国民的意识中留下深重的敌对意识，苏联的崛起则使日本又增加了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恐惧和敌视心理。日本霸占朝鲜、侵略中国后更加狂傲，欲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争霸，终于挑起“太平洋战争”。当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后，日本“举国欢腾”。
对亚洲的侵略扩张在国民意识中的影响。日本宣扬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是“劣等”民族。这种歧视、蔑视和无视亚洲国家和人民的思想意识，严重毒害了日本国民的思想意识，在社会上广为泛滥，使之成为侵略亚洲国家的思想意识基础。从明治时期开始，日本就鼓吹“大亚洲主义”，到昭和时期又鼓吹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从白人手中解放亚洲”和与东亚国家“共存共荣”。因此，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实行的侵略扩张政策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使日本国民误认为日本在“拯救”和“解放”亚洲，日本军队侵略亚洲国家是“圣战”，是“解放者”。
日本国民意识中的中国。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实行侵略扩张的首要目标。福泽谕吉就曾鼓动“长驱直入北京”，“蹂躏支那帝国四百州”。在后来的军国主义泛滥时期，歧视、仇恨中国的言论、意识更是充斥整个日本。这种歧华、蔑华和仇华意识使日本民众从感情上、心理上与中国形成了严重的对立，并成了军国主义侵华的附庸。当时在日本民众和军人中，普遍存在的认识是“日本是东亚的盟主，支那是从属国”，“日本人是天孙降临的优秀民族，支那人是劣等民族”，“中国是日本侵占的对象，支那人是我们的统治对象”。
在侵略和占领中国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这种歧华、蔑华和仇华意识，则体现在日军对中国人民的极端残忍、残暴统治和杀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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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在日本国民这种意识仍相当浓厚。因为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所以他们只能把这种意识埋藏在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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