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将张爱萍（上）

前些日子万维网上刊登了当年中国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的一件逸事。1984年6月国防部长张爱萍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在与当时的美国防长温伯格会谈结束后，“温伯格给了张爱萍‘一个意外的惊喜’——几位衣着整齐的美国老人，向张爱萍走来，其中一位身材魁梧的老者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军礼：‘救命恩人，您还记得我吗？’张爱萍认出，他就是当年自己指挥新四军营救的5位美国飞行员中的小队长萨沃埃。随后，温伯格把张爱萍请到新闻发布会现场，动情地介绍说：‘41年前，张部长为中美关系史写下了极其珍贵的一章，他今天的来访是在续写新篇……’”然而“紧接着，一个意外发生了。此前，中美两国正在筹备核能合作方面的协定。其间，美方声称在巴基斯坦的浓缩铀加工厂里‘发现了中国人’，并据此认定‘中国在帮巴制造核武器’”下面是张爱萍访美遇到针对性麻烦的描述：

6月12日下午，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与张爱萍的会面即将结束时，又把话题扯到“中国帮巴制造核武器”问题上，并指使副国务卿达姆与张爱萍进行交涉。达姆称，希望中方对此有一个更为具体的说法，还递给张爱萍一份文件，里面写有当天的会议记录，希望张爱萍签字表示认可。

对此，张爱萍礼节性地回应说：“我国政府没有授权我来谈这个问题，我也无权接受这个文书。”达姆却威胁说：“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贵国政府的进一步保证，就会直接影响美中的核能合作。”张爱萍闻言怒曰：“我们是出于友好的目的来拜会舒尔茨国务卿，副国务卿竟然提出了这样一件事，毫无道理。”说罢，他将面前的文书掷了过去：“请你转告舒尔茨国务卿，在与他进行友好会见后，发生了这样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是令人遗憾的。我告辞了。”说罢，便拂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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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认为张爱萍将军做得得体。而美国副国务卿达姆也没错。这实际上是深层次两国长远利益上的交锋。说到张爱萍将军，他应该算是中共将领中的一个异数。我在想：如果中共所有官员都是像张爱萍将军这样的人，“共产主义”都能实现。可惜张将军只有一个。

张爱萍将军原名张端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第六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1982年11月－1988年4月任职）。张爱萍1910年1月出生四川省达县；逝世于2003年7月5日，享年93岁。

张爱萍将军是上过中学的人，1925年春入达县中学。他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6月赴上海参加中共地下工作。张爱萍初到上海，忽一日得知京剧大师梅兰芳来沪演戏。他哪有钱？索性当掉铺盖卷，去听梅兰芳的京剧，为此晚上就盖几张报纸过夜。多少年后，陈毅宴请梅兰芳，张爱萍作陪，陈毅说起这个故事，让梅兰芳十分惊讶感动，表示以后张将军看戏不收门票。从中可以看出张爱萍的个性。

1929年12月张爱萍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底，张爱萍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参加第三、四、五次反围剿战争。1934年春张入红军大学学习，同年9月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二团政委，后参与长征。长征到达陕北后，曾任中央军委骑兵团政委兼代团长。1936年6月，进入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上半年，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爱萍赴上海任中共江浙省委军委书记，组织沪杭宁地区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春，任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做统战工作，并代表八路军115师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师以上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挂上校军衔。

1938年8月中旬，赴河南确山，发展武装力量，组建新四军挺进纵队。1939年1月，任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三师第九旅旅长，发展皖东北根据地。张爱萍曾指挥陈集歼灭战，全歼日军三十五师团的一个中队。5月，又指挥陈家港战斗，并营救美军飞行员。1944年9月，张爱萍接替阵亡的彭雪枫，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

1945年11月，张爱萍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在一次部队行动中，他坐在一辆缴获的日本大卡车上。行动中他探出头来，“向后面车厢里的人交代些什么……车缓慢地向后滑动，旁边刚好有一堵墙，他的话音还没落，头就被夹在车门和墙之间了……他顿时就失去了知觉”，“人当时就昏死过去，血从眉骨处汩汩流出”，“头盖骨从眉骨处裂开”，医生诊断为颅脑受伤和严重脑震荡，后被送到大连休养，伤情未见好转，又被送往苏联治疗。苏联医生检查后，开出的处方，如此奇妙：每天喝酸奶和划船，居然就这样治好了他的伤。

1949年1月张爱萍伤愈回国。任第三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即东海舰队前身）成立，张爱萍成为第一任司令员，负责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前身部队。

其实张爱萍将军的出彩之处，应该从他伤愈苏联归来开始。

1951年，张爱萍任第七兵团司令员兼浙江军区司令员，次年任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1954年9月，张爱萍调任副总参谋长，组织指挥了一江山岛战役，该战役是解放军首次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1955年，张爱萍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9月起，张爱萍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中央专委委员兼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军委委员，主持国防科技、装备和国防工业工作，并具体负责“两弹一星”工程。

文革中，张爱萍受到批判，被关押五年，左腿致残。后来在周恩来关照下，得以匿名保外就医。邓小平再次上台后进行整顿，张爱萍遂复出，任国防科委主任，整顿国防科技领域。反击右倾翻案风后再次被打倒。1977年3月起，张爱萍任中央军委委员、国防科委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家科委第一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并兼任中央专委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科技装备委员会主任等职。

1980年5月，组织指挥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的发射，同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82年9月，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1月任国务委员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改革开放期间，邓小平允许并鼓励军队各级部队经商的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张爱萍对此表示“（军队）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无异于自毁长城”。1987年11月，张爱萍离休，但又被安排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另据《美国之音》间接引述胡绩伟的说法，1989年六四事件中，张爱萍及叶飞、杨得志、萧克、陈再道、宋时轮、李聚奎等七位将军强调人民解放军的枪口不能对着人民群众。

下面讲些张爱萍将军的逸事，从中能体现他的为人。

张爱萍性格耿直，是出了名的管不住自己“嘴巴”的老实人。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邓小平说：“军队中有两个人惹不起，你，张爱萍，就是一个!”

有一次，新四军三师会操，恰逢师长黄克诚找张爱萍说个事情，张爱萍迟到了5分钟。会操结束后，张爱萍当众宣布：“副师长张爱萍同志迟到5分钟，罚站10分钟。

各单位自行带回，张爱萍原地罚站。在短暂的寂静之后，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建国后，家乡父老听说张爱萍在外面当了“大官”，不少人都过来找他，张爱萍每次都是热心接待，对于年轻的孩子积极介绍工作，但对那些年龄大、有明确目的性的，则坚决训斥回去。

有个亲戚曾打着他的牌子，到处混吃混喝，被张爱萍知道后，勃然大怒，立即挥笔给当地政府去信：“凡我家里人找你们办事、提出照顾的，一律给我回绝。记住：现在是人民的政府!”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了错误批判，张爱萍不仅在会上没有落井下石，而且当会议结束后听说彭德怀的飞机还空着，没有人跟着一起走时，他当即说道：“走，我们跟他一起走。”在大家都躲之不及的时候，张爱萍说到做到，和彭德怀同坐一架飞机返回了北京。

1966年5月在总参批判彭、罗、陆、杨反党联盟的会上，当听到台上声色俱厉地说彭真插手军区、妄图搞乱军队，以达篡党夺权之目的的罪行时，张爱萍当即向身边的与会人员小声说：“说好就好得很，说坏就坏得很，现在说坏就那么坏？人家（指彭真）又不管军队工作，可过去军队里的许多事为什么向他汇报？还是自己硬往人家那里挤？去年国庆节还请彭真吃狗肉呢！”正是应了中国人的古话“祸从口出”，会后不久的一天，张爱萍就被叫到中南海陈毅的办公室。

一见面，陈毅就说总理待会要过来，接着又问他知不知道彭、罗、陆、杨的事。张爱萍如实讲前几天听了传达，并把当时的不满和议论又说了一遍。陈毅听了哈哈大笑：“你呀，还没等审问，就先招了。看来你是搞阳谋、不搞阴谋的人。今天总理找你就是为这个事。”正说着，周恩来进来了，陈毅就把情况和周恩来说了一番，周恩来听了后，不无忧虑地说道：“以后讲话注意些，不要想到什么就讲什么。”临别时，周恩来又特别叮嘱张爱萍：“你以后讲话一定要注意！”但张爱萍仍然我行我素。

早在1964年5月底，张爱萍率领总参装备部、军务部、作战部等9个单位32名同志组成工作组，对酒泉原子弹基地进行全面检查。

检查过程中，有人请示张爱萍，林彪1960年10月来基地视察时，曾定下由基地出资30万元给林彪修个纪念亭，现在设计已搞好，位置也选好了，就等张爱萍来拍板了。

张爱萍听后果断地说：“我看没有这个必要。与其花那么多钱在这种地方修这样一个东西，还不如建一个汽水厂、冰棍厂呢!为基地同志解除干渴，创造些福利。”

“文革”期间，此事被揪出，造反派们粗暴地问张爱萍：“你要讲实话，酒泉基地要建林副主席纪念亭，是不是你坚决反对的？”　张爱萍正色答道：“我当然要讲实话，我从来不会说假话。关于要建林副主席纪念亭的事，是我不同意的。”

1986年，当年在兰州军区任政委的李宣化去看望已是国家和军委领导的张爱萍时，说起到军区摩托化步兵八师检查工作时，才知道这个师的前身就是当年张爱萍指挥过的军委骑兵团。不料当他谈起要求部队官兵继续发扬老前辈们战斗年代的光荣传统时，张爱萍却突然问道：“部队知道自己当年在陕北青阳岔打败仗的这件事情吗？”张爱萍拜托李宣化，一定要把这件打败仗的事告诉部队，而且要把他打败仗的这件事写在战史上，以警示后人。

1935年10月，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后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随后进行的改编中，以刘志丹的陕北骑兵部队为基础组建了第一支在中革军委直接领导下的骑兵部队，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骑兵第一团，张爱萍被任命为政治委员，不久又兼任团长。当时的骑兵相当于现在的机械化部队。深知其中分量的张爱萍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给了这支部队。他说：“每一个战士，每一匹战马，都是我身上的一块肉。”

但就是这样一支中央寄以厚望，人人称羡的骑兵队伍，在张爱萍出任的几个月后，偏偏时运不济，事与愿违，意外地唱了一出“大意失荆州。”

为配合红军主力东征，张爱萍率骑兵团一举荡平了盘踞在北部三边地区的马匪武装。部队随即奔赴安边，与蒙汉支队联合作战，现在还留下一首他当年在马背上写的诗：“百里扬鞭奏凯归”，兴奋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不料在回师途中马失前蹄。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八师（原骑兵第一师）师史》记载：“奉命返回瓦窑堡。途径安定县青阳岔的北道川时，遭敌伏击，战马损失三分之一。”

当时的情况是正率骑兵团回返的张爱萍路经青阳岔时，得知边区政府被一股游匪给端掉了。枪声就是命令，他命一营断后，自己率大部追击。“一口气就追出去三十华里，马出的汗把裤腿鞋子都打湿了……”这帮游匪见红军穷追不舍，只得丢弃掠来的人和物逃去。这次遭遇战如果到此结束，也就皆大欢喜了。但被解救出来的干部群众怒不可遏，强烈要求活捉匪首，下面的部队也嗷嗷叫，都说何不趁势端掉敌人的老巢？

张爱萍回忆说：“我当时是犹豫了一下，连续打下来，部队已经很疲劳了。”但匪巢就在眼前，踏破铁鞋无觅处，哪有放过之理？于是一场夺占敌人营垒的攻坚战开始了。然而打进去后，发现俘获的敌人并不多。一查原来那个人称炮兵张营的匪首带了他的人马之前出外抢劫去了。

事后才知道，正巧匪首返程，听说老巢给端了，就在红军撤回的路边设下了埋伏。又是赶巧，张爱萍预先安排掩护的那个营偏偏这时又撤离了警戒位置，擅自决定向这边靠拢接应。这就给了对手设伏的条件。

当各种偶然因素相交在一起时，灾难就降临了！这是一股凶险的对手。后来偷袭在保安的中央机关的就是这伙人，那次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都差点成了俘虏。张爱萍回忆说：“撤下来时，我在队伍后面断后，听到前面有枪声，一惊，趋马上前，一排子枪就扫过来了，打在马身上，把我掀翻，要不是被马压住，命就没了。我的腿部负伤，是事后才知道的。当时只顾得收拢部队，组织反击。”

回到瓦窑堡后，军委决定连以上干部开批判会。第二天，军委下令通报全军，给予张爱萍撤职查办的处分。之前周恩来找他谈话说，处分要重一些，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因为张是中央派去陕北红军的。

沮丧和懊恼是可想而知的。但吃一堑长一智，他说：“在后来的战斗中，攻克敌人后，我首要做的就是部署防御警戒。”

他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名为《受挫》的诗。其中有：欢笑欢歌营地返，碰壁碰在原路回。莫做蛮干鲁莽汉，铭心教诲带急追。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就在他接受批判自我反省的日子里，通知他立即去见毛泽东主席。张爱萍之前不是没有和毛泽东接触过，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会在眼下的窘境中与领袖这样尴尬的见面。

毛泽东见张爱萍进来便把书往桌上一扣，“怎么！你还不服气？”

张说“我没有不服气，我接受处罚”。

毛说：“接受处罚？胜败乃兵家常事，对吧？”原来早已有人将张爱萍的“不服”汇报上去了。

青阳岔一战失手后，有人调侃他说，张爱萍，你可长本事了，“落马湖”这出戏唱得不错嘛！《落马湖》是中国古典小说“施公案”中的故事，施公率黄天霸等众英雄擒寇，回归半途，不意被落马湖水盗铁臂猿猴李佩所擒。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哪里有肯示弱的，张爱萍说一句“胜败不过兵家常事，落马湖唱的也是英雄”。接下来又一句“处分怎么啦？杀头不过头点地，老子伸长脖子等着”。话赶话地斗起嘴来。没想到这话竟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

多年以后张爱萍还能清楚地回忆出他和毛泽东一问一答的细节。

“我说，那不过是句气话。”

“气话？我看你还是对处分不服气吧？”

“我能说什么？我向来认为，论功行赏，按律问罪，打了败仗理应撤职，我没有干好，带来了损失，撤职查办，理所当然。”

仔细询问战斗经过后，态度缓和下来的毛泽东对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并不错。但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不行。世上哪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呢？只要不当个鲁莽的军事家就好。接受这次教训吧。”

在汇报中他把一营擅离职守的事都揽在自己的身上。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澄清一下时，他却说：“错就错了，这时候还找下面干部的责任，为自己开脱，丢人！”

闲谈中，张爱萍谈到了自己曾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的经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时隔不久，毛泽东在谋划抗日战争大棋盘的时候，便点将张爱萍。

告别时，毛泽东问张爱萍对撤消职务还有什么想法。张爱萍说，这些年来，就是猛冲猛杀，懵懵懂懂走过来的，有机会还是想能好好学点东西。毛泽东高兴地说，红军大学要开学了，我来当你的介绍人吧！随即拿起毛笔，给张爱萍写了封推荐信（毛泽东真是聪明啊。编者）。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的枪声震动了中国。几乎同时，张爱萍接到了毛泽东的召唤。“那天晚上，毛泽东找我去，一进窑洞，他说，你不是想走吗？迫不及待了？今天就让你如愿以偿。他说，北平打响了，下一个就是上海。你立即赶赴上海，任江浙省委军委书记，和刘晓同志取得联系。尽快出发！”

李宣化听完张爱萍的介绍后，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回想起一些人常常喜讲自己如何“过五关斩六将”，却闭口不谈“走麦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精神境界。

临走时他请老首长给他写一幅字，张爱萍提笔写下了四句话：

勿逐名利自蒙耻，

要辨伪真休奴颜。

破世俗一尘不染，

立高洁两袖清风。

张爱萍的次子张胜为父亲写了本书《从战争中走来─张爱萍父子的对话》；书中谈到张爱萍与彭雪枫、黄克诚、赵紫阳、王震四人的关系和分歧。

在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彭雪枫曾是红三军团五师师长，张爱萍是四师政治部主任；红军过大渡河时，彭雪枫任十三团团长，张爱萍任该团政委。抗日战争初期，彭雪枫任豫皖苏军政委员会主席，张爱萍任豫皖苏省委书记；后来，他俩先后脚担任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部是应当向西发展，进入河南腹地，等待日军打通平汉线后伺机控制中原；还是向东发展，跨过津浦线，进入皖东北日伪占领区，开辟敌后根据地，彭、张二人长期持有不同意见。后来，彭雪枫部屡遭败绩，张爱萍多次出手相救。这是书中最为完整的一个故事。

在黄克诚担任红三军团四师政委的时候，张爱萍是师政治部主任；长征中扎西改编（扎西改编，1935年2月，中央红军由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编者注。）后，黄、张分别担任10团和11团政委。黄克诚出任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后，调张爱萍任副师长。《黄克诚自述》解释了调张的理由：“我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体质弱，高度近视，这都是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不利条件。而且我这个人偏于谨慎，选择战机时，对可能造成较大牺牲的作战行动，有时果断不足，这都是作为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在指挥大兵团作战时的不利条件。”张胜写道：“父亲调到三师后，他和黄克诚在总体思路上有些微妙的差异。父亲强调军事斗争，黄更偏重于根据地和党政建设。我问过母亲，她说：‘你爸这人也固执得很，黄老大概也烦他了，后来就不要他再管作战了。’”1942年11月，面临日军大扫荡，华中局召开紧急会议，饶漱石代表华中局党委做出反扫荡部署，决定由三师副师长张爱萍兼八旅旅长、政委、盐阜地委书记、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统一指挥八旅和七旅部分部队，坚持根据地内的反扫荡斗争。其他与会者没有不同意见，只有张爱萍唱反调：“‘我不干！’他站起来只说了这三个字就坐下了。”张爱萍给儿子讲述当时情形，得意地说：“哈，他们全都哑了。”后来在陈毅的劝说下，自然还是由张爱萍出马指挥反扫荡并取得胜利。他唱反调的潜台词是：“在书记、常委、军长、副军长、师长、还有华中局和军部机关的领导人面前，他的地位最低嘛。”干嘛还要他这个讨人厌的小人物留在包围圈内指挥作战啊。这个精彩的片段，充分展示了张爱萍“好犯上”又“惹不起”的个性。

张爱萍与王震历史上关系不深，张胜兄弟在“文革”前甚至没有见过王震。但是在1972年，张爱萍仍被关在单人牢房里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贸然闯入了王震家门。张家的申述信由王震通过叶选宁交给叶剑英，再由叶剑英递交周恩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组长周恩来批示，“同意李又兰见面”。于是，张爱萍在被关押5年后，首次与家人团聚。1977年邓小平再次复出后，王震向其推荐张爱萍任军委秘书长，说：“爱萍这个人有这个本事。”邓小平找张爱萍谈话时，张没有接受这个职务，转而推荐了罗瑞卿。1980年，根据王震的建议，张爱萍接替比他大两岁的王震，担任国务院主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张胜写道：“在我们最危难的时候，王震帮助了我们，以后又向小平同志力荐我父亲出任军委秘书长；这次，听说我父亲写了退休报告，就自己主动让贤，他说，爱萍同志在这个位置上要比我合适……可惜9年后，他们在一个重大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虽然彼此也都能明白对方的良苦用心，但毕竟有了一层阴影，不能不说是件憾事。”张爱萍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分清私谊与公义，不惜与自己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恩人分道扬镳，这是他晚年值得称道的一个闪光点。

张爱萍与赵紫阳的交汇点是在他们分别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的1981年。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赵紫阳和张爱萍有以下对话（摘录）：

赵：最后一个议题，关于大亚湾核电站的问题。这件事已经讨论了好几次了，法国的总理也来了，是不是今天就定下来。

张：秦山（秦山核电站）怎么办？

赵：喔，爱萍同志有什么具体意见吗？

张：我的意见是秦山要尽快上马。

赵：对秦山上还是不上，各个部门的意见不是不统一吗？

张：上秦山，能够带动整个核工业的转型，可以振奋精神，鼓舞士气。我还是坚持这个意见，请紫阳同志考虑。再补充一点，也是主要的，如果全套引进，我们自己也供应不上核燃料。

赵：你们不是报告过核燃料过剩了吗？

张：那是高浓铀，用于原子弹的，过剩了；我现在指的是低浓铀！核电需要的是低浓铀！燃料供不上，就要向人家买，这就必然受制于人。

赵：这件事都议过几次了，临到要做决定了，又是意见一大堆。这样搞，工作还怎么干嘛？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以后讨论重大问题时，不要老是请假。

张：凡和我有关的会，我都是参加了。

（会场上另外有人拍了桌子：上次研究你就没有参加嘛！）

张：你那个议程上有吗？事先不通知，不打招呼，这样大的事，临时动议。你们几个说了，就能算吗？！（也拍了桌子。）

（长时间的沉默。）

赵：就这样决定了。说我卖国主义就卖国主义吧！

张：总理，如果你是这样理解的话，那我从此就再不说话了！

半年后，国务院机构改革，原有13名副总理，保留了万里、姚依林2人，余秋里、耿飚、方毅、谷牧、康世恩、陈慕华（女）、薄一波、姬鹏飞、黄华9人改任国务委员，只有杨静仁、张爱萍2人不再担任国务委员。张爱萍事先毫不知情。张胜对父亲说：“肯定和那次核电站的争执有关，恨上你了！”紧接着，中共十二大召开，新一届军委成立。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张爱萍、余秋里、杨得志、洪学智为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继续抓国防科技与国防工业。又过了半年，张爱萍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他作为军方代表，再次顶撞国务院总理。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继四（电子）、六（船舶）机部之后，将二（核）、三（航空）、五（兵器）、七（航天）４个工业部由国务院直接领导。张爱萍说：“紫阳同志，这个手，我举不起来。涉及到军队的事情，国务院单方面决定是不妥当的。”赵紫阳说：“也好，我们这次会议先不做决定，就请爱萍同志把这个方案带到军委去吧。”军委召开的会议炸锅了。“事情反映到了最高层，稳一稳也好，那就先缓一步吧，邓小平说，分两步走吧，核工业部和航天部暂时不动，其他两个部，兵器和航空先划拉过去。”最后，还是张爱萍向赵紫阳表示：“虽邓主席提出‘除二、七机部外’”，也可不必照办。赵紫阳12月27日批示：“同意爱萍同志所批各点。”包括把二、七机部也一并划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