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将张爱萍（下）

1949年9月，张爱萍作为海军代表，在北京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刚开过预备会议，周恩来就让他加入刘少奇为团长的访苏代表团，作为海军代表到苏联学习其海军建设经验，同时聘请苏联海军顾问。这时，刘少奇已率代表团在苏联了。让他马上赶去。

    张爱萍访问苏联，除带回六名海军顾问外，还带回一番深深的感慨：“求人莫若求己，上策莫若自治（《靖康朝野合言后序》）。建设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国家，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国时，苏联人并不想帮助中国建立大舰队，只想得到港口，所以没有同意向中国提供军舰。

张爱萍回忆道：“到苏联后，连海军的参谋长都没接见我。我说我们海军初建，希望苏联当老师，可苏方只派了个海军中校和我谈，而且谈得很简单。我看谈不出什么名堂，就提出到列宁格勒参观一下海军舰队。他们同意了，但只把我弄到‘阿芙乐尔’号上看了看。我提出看他们的战斗舰艇，他们既不答应也不否定，等了三天，也没有回音。他们接待很好，我和刘亚楼都出席了他们十月革命节的盛会。送给我一把海军的佩剑，镶金的，很漂亮，还有很多油画，有列宾的、苏里科夫的，但这不是我想要的。回国后向总理做了汇报。”

“阿芙乐尔”巡洋舰，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据从俄罗斯回来的朋友告诉我，今天的涅瓦河上，仍然停泊着这艘百岁高龄的巡洋舰，舰体油漆一新，在太阳下银光闪闪，舰上挂着大字标语：欢迎各地的旅游者！

中国海军代表团难道是来朝圣或旅游的吗？简直是个笑话！这里带着明显的嘲弄。中国方面提出的要求你可以不同意，可以讨价还价，但不能承诺了又反悔；即使反悔，也不能用这种方式，这比明明白白的拒绝更令人愤慨。用中国的观念衡量，难道连讲真话的勇气也没有吗？缺乏了真诚，难道还能是朋友吗？父亲在养伤期间积累起来的对苏联人的好感，荡然无存。虽然我看得出他十分欣赏那把做工精良的短剑。

海军自诞生起，就是与国家对外战略紧密相连的。俄罗斯是一个喜欢大海的国家，它濒临两个大洋13个海，共拥有4万公里海岸线。但机会不会总落在一个人身上，上帝给了你海洋，却唯独忘记了给你出海口。俄海军面临的几个大洋，天各一方。往西进入大西洋，要走西北的波罗的海，从沿线的芬兰、瑞典、挪威、丹麦、波兰、德国、法国和英国的鼻子底下经过；由西南的黑海走吧，又有土耳其、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还要经过狭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直布罗陀海峡；走西南进入印度洋吧，那就只有借道苏伊士运河，穿红海，过曼德海峡；进入太平洋就更困难了，且不说，日本像一条锁链紧紧地环箍着它在远东的出海港符拉迪沃斯托克，单就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维系东西方的生命线，就无法承载向外扩张所需的巨大的战略物资保障。北边呢？那是北极圈恶劣的严寒，终年封冻，要不发展破冰船，要不靠潜艇。而潜艇冰下航行是危险的，库尔斯克号的沉没至今让人不寒而栗。没有出海口的海洋就像橱窗里的蛋糕，其作用就是催生涎水。几个大洋和海域之间既无法进行战役的协同，也难以构成战略的支援。300年来，面对西欧列强的崛起和历史的挑战，为了打通地中海和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沙皇彼得一世开始组建海军。铁血女皇叶卡捷琳娜时期，在黑海、波罗的海、地中海、日本海频频爆发了为夺取出海口而引发的战争。但结果呢？300年来出海口的争夺，也只是个美丽的梦。

共产党在东方的胜利，似乎给苏联人带来了转机。中国是个海岸线达一万八千公里的临海大国，在她的东面是浩瀚的西太平洋；转道南中国海，可以直下东南亚、澳洲，迂回印度洋。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以及初生婴儿寻求母乳和襁褓的紧迫性，都给苏联人提供了畅想的空间。中国人需要什么舰队啊？他们只要提供军港就足够了。这个鬼主意，在后来的中苏谈判中，果然昭然若揭了。当然，谁都知道，当年掌握着权力的中国领导人，并不是吃洋面包长大的那批留苏的共产党人。更有甚者，他们还曾受过那批洋博士的欺负和嘲弄。对斯大林来说，这的确是个难于摆弄的精灵，既要使它迅速地长大，又不能大到难于驾驭，尾大不掉。机遇和风险同在，每一步都必须慎之又慎。

还能再说什么呢？当涉及到国家核心利益的时候，个人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呢？张爱萍的看法和回国后的汇报，并没有引起当时最高决策层的注意。共产主义运动本身是国际性的，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一度极大地鼓舞了各国共产党人的信心，强化了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对国家关系的主导作用，混淆和误导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和国家利益的关系。但在这个星球上最终起作用的还是利益。果然，没有多久，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这种脆弱的同盟关系，在受到国家利益的挑战时，合作就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后来发生的远东防空协议、建立长波电台和成立海军联合舰队等事项，终于激怒了毛泽东。9年后，也就是1958年他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以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

张爱萍心里清楚，一个大国的海军，靠别人怎么行？北洋舰队不就是想靠外国人吗？结果怎样？还是要靠自己。后来萧劲光司令亲自去了趟苏联，他比张爱萍强，多少要回了点东西。1950年8月12日这天，驻青岛的海军部队像过节一样兴奋，经萧司令亲自奔走，终于迎来了从苏联老大哥手里买来的6艘木壳鱼雷艇。大家都说，别看这玩意小，是木头壳的，大军舰也经不起它打。那倒是，当初对海军的认识，不都是从苏联电影上看来的吗。1953年6月4日，中苏签订了海军交货和技术转让协议。苏方承诺，两年内，卖给中国舰艇32艘，转让制造49艘。在这份菜单上，虽然一多半都是鱼雷艇，还有部分潜艇，但毕竟包含了4艘驱逐舰，后来它们被中国海军自豪地称之为“四大金刚”。对老毛子来说，中国海军不是进攻，而是防御；还不是近海防御，而是近岸防御。这距离父亲访苏已经整整过去了4个年头，而许诺的这点东西还要再等两年才能到手。喔！可怜的中国海军。

张爱萍一个人沿着涅瓦河畔走着。就这么回去吗？两手空空的？他听到手风琴的声音，伴随着俄罗斯歌曲低回忧郁的旋律，使人感伤。在一家乐器店的门口，他驻步良久，口袋里还有点卢布。他回忆说：“这东西只怕在这里还有点用处。”他买回了一架手风琴。在列宁格勒的涅瓦河畔，他想起了他的那支文工团。

江南古城苏州。自海军在白马庙的小村镇里成立后，父亲就率领他的13个人的队伍进军大上海了，在那里他将接管国民党海军。途经苏州，父亲和10兵团司令叶飞受到当地欢迎。晚会是由一支管弦乐队承办的，这是一次高水平的演出。父亲说，你们可真阔气啊！还养了这样庞大的一支乐队。这是一支满洲国的宫廷乐队，满洲国解体后这批人流落到江南，被荣毅仁收留，现在归了苏州当地，正面临个去向问题。叶飞说，那就跟我10兵团走吧；父亲说，当然是海军要了。这下可为难了。父亲说，干脆，由他们自己决定吧！

兵荒马乱、颠沛流离、浪迹天涯，忽然间，命运之门向他们开启，展现在这些艺术骄子们面前的是一条光明大道，这就可以穿上军装了！不会是在做梦吧？更惊喜的是，去陆军还是海军？由他们挑。或许是海军更浪漫些吧？大海、舰队、雪白的海军服和飘带，还有涌起的波涛，和跟在舰艇后面成群的海鸥……

海军，我们要去海军！于是，新中国的第一支海军，不是先有的坚船利炮，而是先有的会唱歌跳舞的文工团。当他们的司令从万里之外的异国给他们扛回了这架手风琴的时候，父亲说，出乎意料的是，大家把他举起来了。人们欢呼着：张司令万岁！

多少年后，当被问起这段插曲时，张爱萍只是说了句没头没尾的话：“海上生活是枯燥的。”海军官兵们当然知道，对他们来说，这世上的确还有比军舰更值得珍惜的东西。奇特的创业之路，只有亲历过它的人才能咀嚼出其中的苦涩甘甜。

    张爱萍将军回国后，他立即组织打捞“长治”号军舰，到海军学校了解原、新海军学员学习情况，到江南造船所找曾国晟了解舰船的修、装情况。

他要实施一个重要的举措，即把人和舰有机地结合起来。

他认为，有了懂得海军技术的人和作为海军技术装备的舰，还形成不了海军的部队，只有实现了人与舰的有机结合，才能称得上一支名副其实的海军部队。

随着1949年10月第一批舰船的抢修、改装完成，第一批学员也于11月9日圆满结业。华东海军临时党委决定将18艘军舰组成第一、第二两个舰大队，每大队都分别辖有护卫舰、炮舰及登陆舰各9艘，混合编成。

    一天华东军区参谋长张震来找张爱萍，递给他一份电报。电报是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自北京发来的，内容是：中央军委决定解放台湾，我们已经接受了任务，嘱军区海军抓紧准备，以配合参战。

张爱萍看完电报笑了。

张震问：笑什么？

张爱萍说，我这个海军司令一无所有，我拿什么配合几十万大军解放台湾。就是调动部队重新组织，也需要一定的时间。陆军好办，集中起来就行。海军要有人有舰，并且能开得动舰才行。我们的人正在训练，拿什么完成这个任务？

张震说，你直接向他汇报吧。

当天，张爱萍就向军委发了个转交粟裕的电报，其内容是：现在解放台湾根本不可能，海军无法承担这个任务，现在连登陆艇都没有，也没有力量掩护。

粟裕回来后，在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上，问张爱萍：“你怎么把电报发到军委去了？”

张爱萍说：“不是军委赋予的任务吗？”

粟裕说，我已经向毛主席表了态，由华东军区担负解放台湾的任务。

张爱萍说，这个任务是应该由我们华东军区特别是华东海军承担，但必须作一段时间的准备，目前我们海军正在训练，而且还缺乏登陆艇和军舰。

粟裕说，你看怎样进行准备为好。

张爱萍说，根据我掌握的情况，美国过去送给国民党相当多的登陆艇都作商船了。应该把这些船调给海军，编成登陆舰队。还有，要完成这个任务，海军现在的领导力量不够。我建议从陆军调几个建制单位和机构过来。

粟裕同意了张爱萍的建议，经前委讨论后，报请军委批准，决定把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的第三十五军和第九兵团的第三十军及其军部计一万余人，一起调归华东区海军。

张爱萍经过对舰上的生活的调查了解，感到在海军建设上，有了人和舰，只是第一步；有了人和舰的有机结合，加之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只能算第二步 ，还必须要有科学而严格的规章制度，这是第三步，这样，才能称得上一支完整的具有战斗力的海军。

这是因为舰艇装备设备繁杂，活动空间有限，要求每个舰员在任何情况下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规范有序。但新成立的华东军区海军没有教科书，也没有海军的条令、条例。固然，原海军同志是有经验的，苏联海军顾问也能给以热情指导，但是，能适合人民海军的特点和实际的规章制度毕竟是个空白。张爱萍认为，华东军区海军是解放军的第一支海军，也应当建立和提供第一份人民海军的规章制度。

如何形成这一套规章制度呢？张爱萍亲任舰上工作调查团团长。张爱萍率领的舰上工作团，确定登“元培”舰，利用在长江的南京至汉口段江面训练航行之机，进行调查研究。张爱萍一登上“元培”舰，就到指挥台找到舰长卢振乾说：舰长同志，你收个徒弟吧，教教我怎样指挥航行。

卢振乾是原海军人员，在国民党海军中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有这样的司令员 ，他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司令员，只是惊诧而又崇敬地笑笑，就没再说什么。张爱萍看出了他的心思，郑重地说：“真的，我是诚心诚意地拜你为师。”卢振乾看张爱萍这样认真，也诚恳地说：首长，你不用学这些。

张爱萍倒感到愕然了，说：“你这个同志这样认识就不对了，海军司令不懂航海，怎么能指挥海军？我不可能学得像你一样精通，但我要懂点皮毛呀！”

一直站在旁边的徐时辅说：“张司令员是诚心诚意向你学习，你就把航行、规避、离靠码头等基本知识讲给司令员听听吧。”张爱萍说：“你不能只是讲讲，而是要真教，我是真学。”卢振乾异常感动，立正应道：“是，我一定努力去做。”

张爱萍学得十分认真，一路学来，基本上掌握了有关要领。学习间隙，特别是在武汉训练的半个多月中，他下到各个舱室和战位，或跟班作业，或专项座谈，或个别谈心，掌握了大量情况，有急需解决的问题，他召开干部会、讲评会，立即予以解决。需要回去研究的，就专项立案。他带领的工作团同志也十分认真。据一些老海军回忆：这样大的工作团这样长时间跟舰工作，这在海军建军史上也是第一次。

“元培”舰自武汉返航时，张爱萍要求独立操作，卢振乾在一旁保驾。一路倒也顺利。只是到九江码头时，张爱萍按上水靠码头发布命令。卢振乾予以纠正说：我们去武汉时，是逆水行舟，可以正面顶流贴上码头，现在是顺流而下，必须掉转舰身，逆流靠上码头。张爱萍立即按照他的指导，指挥“元培”舰向码头停靠，果然顺利成功。同志们向他这个见习舰长祝贺。张爱萍说，我要感谢我的卢老师。

华东海军的老同志，几乎都知道张爱萍在华东海军工作期间，先后拜了三位老师，一位是海军训练专家徐时辅，一位是造船专家曾国晟，第三位就是航海专家卢振乾。因为在公开场合他也这样称谓他们。张爱萍却说：如果按照古人说的 “三人行，必有吾师”和“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来论，在华东海军我的老师就更多了。

张爱萍率领的舰上工作调查团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并充分发扬民主，形成草案，又反复实践，几经讨论、充实、修订，经过20个日日夜夜的紧张工作，制定出了护卫舰和炮舰的10余种基本部署、军舰一日生活制度和每个舰兵的岗位责任制，编汇在一起，名曰《水兵手册》下发各舰，人手一册。

这样，解放军就有了一部人民海军司、政、后行为规范的法典。在解放军建军史上实现了“零”的突破。后来张爱萍说，这些法典尽管不是那么完善，但总是打下了个基础。“抛砖引玉”，也是值得宽慰的。它凝聚了原、新海军同志的心血、汗水和智慧，以及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其中也有苏联海军顾问的功劳。

1950年2月，中央军委鉴于解放军在解放舟山群岛的登步岛和福建金门作战中，由于没有海军参加而遭受了空前的损失，报请毛泽东主席批准，决定暂时推迟解放台湾，加速人民海军建设，首先协同陆军解放舟山群岛，并限于1950年6月前完成一切准备。

    根据中央军委这一决定和华东军区有关指示，张爱萍在抓紧华东军区海军训练的同时，决定在已编成的两个舰队的基础上，扩编为七个舰队。到人民海军诞 生一周年的前夕，已经组成了四个舰队。

    张爱萍将军一生有两次婚姻。第一次婚姻很短。前妻叫杨纯（原名叫万国瑞。1917年3月出生），曾当过周恩来秘书，后来是国家卫生部部长杨纯。因俩人格性都很强，很快分手了。张爱萍的第二任妻子是李又兰，是个大家闺秀。李又兰和张爱萍也是第二次婚姻。前夫是皖南事变牺牲的新四军政委项英。李又兰刚和项英结婚几个月就发生了皖南事变。张爱萍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曾和一个叫孙力的姑娘发生了恋情。武汉蛇山刨冰堂有个抗日干部培训班，周恩来派张爱萍去授课。几次以后，下课时总有一个女孩子在等他，左问右问的，两人慢慢熟悉起来，自然有了好感。就在爱情悄悄地向这对青年男女走来的时候，军委特工部长李克农找到父亲。李是父亲的老相识，私交甚密，李告诉他，孙力是个托派。张爱萍忍痛分手后，李克农又告诉张，所谓托派问题，是孙力的一个情敌的诬告。可是张与孙的相恋已经这样阴差阳错地完结了。

    张爱萍将军与夫人李又兰的感情非常好，两人有了61年的婚姻，直到张爱萍去世。

见篇张爱萍将军纪念文，摘编如下：

    张爱萍将军文名满天下，有旷世之度，军中有才好学有识之士咸折节之下。

    张爱萍将军夫人李又兰解释将军名曰：青萍、莫邪乃干将之宝剑。爱萍，即爱剑，“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

    张爱萍将军喜摄影，战争年代曾拍摄照片上千张，十分珍贵。晚年仍乐此不疲，凡外出活动，相机必挂胸前，不识者误为摄影师，知之者称为“将军摄影家”。张爱萍将军善书法，尤善行草，得米芾、张旭神韵。

    张爱萍将军有“座右铭”曰：“将有三忘：出家忘妻，出门忘乡，出阵忘身。”

将军才思敏捷，殊出意表，凡来往公函，当日事，当日毕。持笔濡墨，随阅随改，涂抹勾勒，有原稿数千字而仅存百余字者，亦有添改至数十百字者，如疾风扫落叶，顷刻而尽。

将军戎马一生，1980 年，张爱萍将军即向中央提出离休，年年打报告，年年无消息。1987 年，中央批准将军离休。将军大喜，是日与家人欢庆至深夜。

    张爱萍将军称在位为“出家”，离休为“还俗”。将军曰，当“和尚”就得撞钟，而且还总想撞得响一点。晨钟、暮鼓、做佛事，好不清苦。如今“还俗”，一身轻松。将军离休后，公开声明：“我是老百姓了，百姓，百姓，百事不管。”故凡官方会议和活动，皆坚拒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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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两代军人的对话》中张胜写道：“我相信，父亲所受的苦难，并不是最骇人听闻的。肯定有人比父亲遭受的折磨更加残酷，肯定有比审讯父亲的这个专案组更加罪恶的审案组织。这种做法，在党的任何文件中都找不到依据，但它确实是真真切切地存在着。但父亲似乎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解释。我们和他谈到这种现象应该归于体制的弊端时，他说：‘什么体制？是人！是用人上出了问题！不要一出了问题就全往体制上推，把自己开脱得干干净净！’”看到这儿我心中很是感慨，张将军的思想意识毕竟有着时代的局限性啊。不过，张爱萍将军仍是我尊敬的人物。我尊敬他在与其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