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是最不齿的

    前几天我贴了“老‘知青’再当回‘祥林嫂’”，对自己当年“上山下乡”时的假积极（我怎么就一时忘了这个词儿了呢？上小学的时候总哼哼“真积极，假积极，为什么不当班主席”）进行了一点反省。在论坛的唯一的跟贴中，网友说：“有一点你一直没反省，那就是你当时的假积极给你周围的伙伴们所造成的伤害，是没有认识到呢，还是不愿正视？”

    我给“周围的伙伴们所造成的伤害”？坦白地说，确实没有想到这儿；因为周围的同伴中，不乏直言不讳者对我说“你Y傻B！再玩儿命干也是白搭”。他们虽然如是说，但和我的关系仍然很好。现在回想起来，我确实是个“傻B”，我周围的同伴们远比我要聪明，不然我不会总是不断地反省自己在农场的“傻B”行为。不过“假积极者”中确实有伤害他人者；其主要手段就是告密。而告密是取得农场干部信任的“终南捷径”。

    先揣测一下这位跟贴者为什么认为假积极给周围人造成伤害。我在美国干活干了好几年后才体会到，一个人甭管出于什么目的，若是不计报偿的使劲干活，会让其他同事恼火；因为你如果这样干了，老板会认为一个正常人在上班时间是可以完成这么多工作量的，由此可能会提高劳动定额。如果真是这样，工资没增加，工作量却增加了，其他同事可不是恼火吗？他们心里会骂“假积极”者。我不清楚对我诘问者是否假设是这种情况？在农场时，大部分“知青”都是得过且过。如果有什么人“假积极”，干活时拼命干，别的“知青”照样我行我素，继续磨洋工。农场干部不会因此增加工作定额的，青年们该干多少就干多少，定额定高了，大部分“知青”索性不干了。反正下一天地给一天钱（日工资1.25人民币）。这可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差别”。

    那要是“假积极”者在政治上极力表现自己呢？如开批判会“批判资产阶级好逸恶劳的思想”？“假积极”者确实会这么干，但不会指名道姓，只能泛泛一说，如“青年中有些人怕苦怕累，干活不认真”等等。大部分“知青”根本不在乎这种所谓的“批判”。这种形式化的政治活动，农场干部是根本不热衷的；因为对约束“知青”无效。也许对我诘问者也曾“上山下乡”，他们那里的情况与我所在农场不同。那也请他介绍一下，我也好长见识，他们那里“假积极”者是如何伤害到周围人的。

    上面我讲了告密者是农场干部最需要的。这告密者简直就是个“卧底者”，将“知青”中的“反动言论”（偷听“敌台”也算）和“各种非无产阶级革命化行为”（所谓悄悄搞对象、偷盗、讲下流故事等等）向农场干部打“小汇报”，农场干部将如获至宝。他们就是用这些东西整“知青”，控制“知青”。

    告密者和“假积极”者不能划等号。很多告密者是不动声色的。他们一旦告密成功，比如夜里有一“知青”去晒谷场偷了黄豆，打算探亲带回家，结果被告密者告发。农场干部这时是得意的时候（其实被批判的事情农场干部干得更欢），他们会组织批判大会，让偷黄豆者“深刻检查”，让很多“知青”上台批判他，搞得被批判者灰溜溜，尊严扫地。所谓“打架斗殴”、“思想低俗下流”、“偷盗”、“乱搞男女关系”等等都会遭到批判。如此说来，告密者是最令“知青”痛恨的。

    告密者也深知告密被揭露会声名狼藉，他们是很小心的。不过他们日后得到农场干部那里的好处（常常是混了个不下地的好活儿），大家都看在眼里。人们会估计到谁是经常“打小汇报”者。到时候人们的报复也是很可怕的。这种报复往往不是直言不讳地说“你TMD为什么告密”，而是找其他事情的借口，比如栽赃告密者在宿舍中偷盗，于是大家群起暴打，弄不好会让告密者几乎丢了性命（这里就不讲这些残酷的故事了吧）。另外，在农场时的告密者后来回城后都不和大部分原农场的“知青”来往，大家也疏远他们。

    哎，我在当“知青”的时候，在上大学的时候，后来在国家机关工作的时候，都遭到告密者的陷害。告密文化在中国有着“肥沃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