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的面子 在纽约市CHINATOWN逛，忽然看见道边停满了豪华车，且颜色都是黑的，上前仔细一看，原来是送殡的。这么大排场？可不，那边路口已经站满了送殡的华人，都西装革履，衣冠楚楚。这些车依次开过来接这些人上车，然后想必是去送葬。人过世了，亲朋好友表示悼念，表达哀思理所当然；可这阵势得花多少钱？嗨，这不面子事儿嘛。这面子对华人来讲是最重要的。 华人甭管国内外，都是如此的。事事都得靠面子，自己就必须有面子。那人去世了，他也就不用再讲面子了吧？否！他是不用再讲面子了，可活的人还是需要的。这种婚丧嫁娶的重要事儿怎能不讲究排场呢？ 有关中国人好面子的问题其实自“五四运动”以来总被人们狠狠地挖掘其文化根源。哼，“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喊了一个世纪了，中国人依然面子事儿最重要。下面我在网上看到两篇有关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人为何如此好面子？ 
房地产开发商冯仑撰文：在中国讲人际关系的时候，最多提到的是人情：潜在的是人情，明面上的叫面子。那么，在面子下面掩盖的是什么？ 20世纪初，一个美国人曾经写道：“要想尽我们所能地了解‘面子’的含义，就必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那便是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具有一种强烈的做戏的本能……稍微遇到一些情况，他们便立即进入角色，完全模仿戏里的样子，打躬作揖，跪拜叩头，口中念念有词……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事实问题，而是形式问题。总之，面子是理解中国人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说中国人特性中还有许多暗锁还未被我们打开，那么‘面子’便是打开这些暗锁的金钥匙。” 西方人对“面子”的理解是：我的一个行为会使对方备感荣耀，这叫给对方面子。反之对方某个行为使我很不体面或者为我带来负面的评价，这叫顿失颜面。这个解释比较局限。 按照社会学家，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家对“面子”这个词的定义，面子就是甲在众人面前对乙给予积极的评价，而使乙得到一个正面的荣耀。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甲与乙的关系，一定要是公开的，而且要有其他人在场。这种正面评价有两个方式，一个是吹捧某人的才能和门第，一个是吹捧某人的容貌和财富等等。 面子的核心运作模式中有三个角色很重要，见证人、施与者及接受者。当事人（在场者或见证人）的分量越重，这种正面评价带来的面子就越大，反之亦然。 接受者的数量、地位以及与见证人的亲疏程度也会影响面子的满足感和尊荣。如果我当着许多熟人的面夸你，且这些熟人位高权重，那么带给你面子的满足感将达到最顶峰，这种满足可能会让你在未来某个时候或场合用其他方式回报给我。陕西人很质朴，常说一句话：你把人给尊重一下，其实就是给面子的意思。 在面子下面掩盖的是什么？实际上是一种人情互动，即施与和回报。面子很有意思，面子和人情配合在一起，才能如鱼得水。 面子是熟人之间的通行证，既是一种担保，也是一个利益交换最重要的手段。有了面子，人们之间的人情就可以储存和转换（移）。 西方人是理性人，中国人是情感人、情绪人、关系人、面子人。如果在西方，这事情很简单，出门旅行，需要多少钱，付给旅行社就OK了；但在中国，这么折腾一圈，不但省了给旅行社的钱，人和人之间还有了密切的互动，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在人情面子的社会，人情相互回报有一个固定模式。古往今来，中国人际关系有个传统：强调角色化的关系。 所谓角色化的关系，就将人和人的关系纳入一个游戏规则，这个角色我们过去叫五伦，即父子、夫妻、兄弟、君臣、朋友。针对这五对关系，有一整套的要求教人们应该怎样去做。 父慈子孝大家都知道了；夫和妻柔，丈夫要和睦、包容，妻子要柔顺、温柔；兄友弟恭，兄长对弟弟要爱护，弟弟对兄长要恭敬有礼；君仁臣忠，君要仁厚，臣要忠诚；朋友是相信互惠，互相信任帮助。 这五伦关系互相依赖、互相依存、互相回报。在这个过程中，将心比心就是中国人际关系维持和谐的模式。你要给别人面子，别人也给你面子。你帮助别人了，别人就帮助你。 中国人把人的关系分成了三种。一种叫家人关系，这是最核心的一层。第二层关系是熟人关系，比如同学、邻居、同事、同村乡亲。第三层关系也是中国文化中最少涉及的生人关系。公事公办是生人关系的特点。生人之间往往不给任何照顾，只讲利害，对回报和利益要求最高，没有任何信赖和变通，这就是生人关系。 当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的时候，我们更多地求助于熟人，求助于别人给我们面子；为了让别人给我们面子，我们才给别人面子；通过给别人面子换取别人给我们面子，最终获取别人的支持。在面子后面是人情，人情后面是权力和利益的运行规则。 中国人为什么会“死要面子不要脸” 1934年，杜重远在他创办的刊物《新生》上发表了一篇传世杂文，标题叫“死要面子不要脸”。 “中国人要面子不要脸”，这句话是万分真确的。然而，更激起我好奇心的是结尾的一句：“总之，要面子不要脸这六字，包括尽了中国人的劣根性”。 依杜重远先生的意思，“死要面子不要脸”是一个“救中国”要解决的头等课题。但他在文章里除了举出种种中国人“死要面子不要脸”的例子，却没有给出问题的原由。鲁迅《说“面子”》一文也是谈这个问题，并且也谈道：“‘面子’，是我们在谈话里常常听到的，因为好像一听就懂，所以细想的人大约不很多。”“但近来从外国人的嘴里，有时也听到这两个音，他们似乎在研究。他们以为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然而，“‘要面子’和‘不要脸’实在也可以有很难分辨的时候”。鲁迅先生也没有深入分析这个问题的原由。 杜重远写道：“原来面子和脸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东西。中国旧戏里有一套脸谱，这花花绿绿的脸谱就是‘面子’，而真正的脸却反不能辨认清楚了。做戏子的只要上台的时候，脸谱弹得像个样子，至于真正的脸，长得好看不好看，那是不相干的。”老实说，所有民族都有这“两件东西”。文明发展带给人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脸面”分离。谁能说欧美人就不脸面分离，就能处处示人以“本来面目”？要真是这样，他们岂不个个成佛了——“见性成佛”！实际上，文明就是一种异化；不异化，人也就成不“人”了。只是欧美人的“脸”与“面”异化得不过分，还有一定的限度，而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异化就太另类，它超过了一个正常限度，如杜重远说的“只要保全面子，丢脸却全不在乎。” 孔子说的“不知礼，无以立”，确实是一个中国人的价值观。对老百姓而言，丢面子意味着个人在这套礼法中没了地位；而对君王，丢面子会冲击政权根基。 当然，孔子说的“礼”与后儒讲的“礼”大不同。在孔子的思想体现里，“礼”是一种社会的“表”，它由发自人内心的“仁”规定着——“仁”才是人的本来面目。在混沌之初，礼和仁是一致的，但社会发展使之不断分离、不断异化，使这套体系逐渐失去“仁”味儿，成了“吃人的礼教”，甚至形成“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样互为表里的极端的官场文化——讲什么主义，实际上也是傅斯年说的“没有主义”；谈什么宗教，实际上也是鲁迅说的“吃教”。 从孔孟的儒教与时俱进出的宋明理学，不仅成了统治百姓的工具，也常常框住了统治者，从而使大家都“死要面子”。不过，老百姓“死要面子”，常常是自己干挺着，这叫“死要面子，活受罪”。而当权者“死要面子”，就不单是自己挺着，他们会把“活受罪”转嫁给百姓，这就是“不要脸”。“脸”是什么？就是本来面目，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的本分。当权者太“不要脸”的结果，往往会使百姓成了既不要“面子”也不要“脸”的“暴民”。 鲁迅先生就这个问题的原由写道：“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圆机活法”指随机应变的方法。“圆机”，语见《庄子·盗跖》：“若是若非，执而圆机。”据唐代成玄英注：“圆机，犹环中也；执环中之道，以应是非。”），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长谷川如是闲说‘盗泉’云：‘古之君子，恶其名而不饮，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饮之。’也说穿了‘今之君子’的‘面子’的秘密。” 要使中国人，尤其是当权者改掉“死要面子不要脸”的恶习，每个中国人都能参与管理社会这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人都好面子，但不敢“不要脸”。因为，一个平民如果“不要脸”，会遭到周围人或者相关行业团体的排挤；如果是政治官僚“不要脸”，人民就会剥夺他们的权力。于是，近代以来一直被人谈论的“中国人的劣根性”，也会渐渐消失。这样的地方，不正是我们说了几千年的“礼仪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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