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卡斯特羅 2016年11月26日，古巴前領導人卡斯特羅去世。對很多中國人而言，卡斯特羅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政治人物。 卡斯特羅的父親“是非常貧困的農民的兒子”，來自西班牙加利西亞，大約在十六、七歲的時候，“某位富人弟子為了避免服兵役，給了他一筆錢，讓我父親頂替他服兵役”。然後作為西班牙士兵被派到古巴。1898年戰爭結束後一度被遣返西班牙，次年又回到古巴，在“身無分文、白手起家，又沒有任何關係”的情況下，“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了自己的莊園，積累了財產”，最後擁有“總共不少於11000公頃”的土地。 1926年，菲德爾·卡斯特羅出生。有學者如此描述他童年時代的生活：“釣魚、打獵，獵狗前馳後擁，家裡的氣氛顯然是粗獷的”；並認為“卡斯特羅之所以對立憲制度、官僚制度以及任何一種正式手續都缺乏興趣，也許可以溯源到他父親對無論財產或私人關係方面任何法律形式所抱的敵視態度”。不過，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時，卡斯特羅的父親及其“所在的聖地亞哥學校的西班牙老師”，都是佛朗哥的支持者。這樣的環境並沒有能夠阻止卡斯特羅的政治立場左傾——雖然卡斯特羅不承認自己“造父親的反”，只承認自己“反的是權威”。 對自己日後的左翼政治立場，卡斯特羅認為，與自己“是地主的兒子，而不是孫子”有很大關係。“地主的兒子”能夠接觸到很多的窮人，“地主的孫子”則不然。 1945年二戰結束時，卡斯特羅中學畢業，隨後進入哈瓦那大學法律學院學習。對讀法律這件事，卡斯特羅沒有什麼深刻的理解，“我問自己為什麼要讀法律。我不知道。……因為我有同人爭辯和討論的習慣，我相信我有資格做律師。”大學期間，卡斯特羅不聽課，惟考試臨頭才翻開書本，時間都被用在了政治活動上。進入大學的第二個學期，他已經“至少同兩個左右大學政治活動並威脅國家事務的革命組織取得了聯繫”。卡斯特羅自己的說法是：“我的直爽性格使我很快同社會環境——貪污腐敗的當局以及為幫會把持的支配大學的制度——發生了衝突。” 有說法認為，哈瓦那學生政治活動中的一些槍擊事件，乃是卡斯特羅干的。1947年，他還參加了針對多米尼加共和國的“未遂的入侵”，失敗後帶着機關槍逃回了父親的農場。1948年，國家體育部長、大學生聯合會主席馬諾洛·卡斯特羅被刺殺，菲德爾·卡斯特羅受到指控（卡斯特羅自己辯解稱沒有參與行動，只是出席了決策暗殺行動的會議）。同年，卡斯特羅還捲入了聳人聽聞的“波哥大事件”之中——當時，第九屆泛美聯盟會議也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召開，卡斯特羅和其他古巴學生前往抗議並散發傳單。隨後，哥倫比亞自由黨領導人在街頭被殺，引發城市暴動，3000餘人被殺。事後，卡斯特羅被指為“派來組織暴動的共產黨特務”——事實上，他並不是、也尚無能力成為事件的主使者。 1950年，卡斯特羅從哈瓦那大學畢業，獲得法學博士學位。他後來如此總結自己的大學生涯：“在我取得學位時，我還是一個政治上的文盲。”他的一些大學同學，則認為他當時是“一個毫無原則、熱衷權勢的人，他覺得哪一個團體對他的政治前途有幫助，就同那一個團體共禍福。”類似“熱衷權勢”這樣的評價未免苛刻，但卡斯特羅遊走於各種政治團體立場多變，確屬事實。 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羅組織160餘人，策劃了著名的“攻打蒙卡達兵營行動”，企圖推翻巴蒂斯塔政權，結果以失敗收場。卡斯特羅被捕，被判處15年監禁。受審期間，他發表了著名的辯詞“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在卡斯特羅筆下，巴蒂斯塔是一個邪惡的獨裁者。但巴蒂斯塔也曾有過光榮的歷史。他出身於中層軍官，“1933年革命”後掌控了古巴政局，並意識到單憑軍隊不能穩固統治，而致力於建立民主制度，主持制定了古巴《1940年憲法》。在依據憲法舉行的1944年選舉中，巴蒂斯塔認可的繼任者落選，曾引發政治恐慌，擔憂此次選舉結果會被武力推翻。但巴蒂斯塔和平移交了權力，並出國定居於佛羅里達。這使其聲望達到了一個巔峰。1948年巴蒂斯塔重返古巴，進入參議院，並創立政黨，欲參與競選下任總統。1952年，在民意測驗顯示其勝選無望後，巴蒂斯塔發動政變，宣布暫時中止自己一手制定的憲法。這使其之前積累的聲望受到了巨大損害。卡斯特羅的辯詞“歷史將宣判我無罪”，即以此指責巴蒂斯塔。 1954年是巴蒂斯塔確定的大選年。他曾保證，大選後將逐步恢復暫時中止的舊憲法，全部憲法將於新總統就職後生效。為對外展示新政府的開明氣象，1955年，卡斯特羅被特赦。被驅逐的卡斯特羅，在墨西哥繼續策劃武裝革命。1956年，卡斯特羅回到古巴，在山區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1959年，他率軍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權。 卡斯特羅與美國新聞媒體建立起了聯繫，也使得巴蒂斯塔政府在輿論問題上疲於奔命。本主張走合法鬥爭（比如罷工）路線的古巴共產黨，其生存環境也因山區起義軍的行動而日趨惡化，最終於1958年選擇支持卡斯特羅。同年，因青年教徒前往參加起義軍而被警察殺害，古巴天主教會也正式公開譴責巴蒂斯塔政府，建議成立“協調委員會”組織聯合政府。美國也對巴蒂斯塔政府實施了武器禁運。 巴蒂斯塔的失敗，並非大規模戰爭的結果。事實上，古巴內戰中規模最大的幾場戰鬥，如聖克拉臘之戰，格瓦拉的軍隊只有6名戰士陣亡；政府軍的夏季攻勢，也只導致約40名起義軍士兵犧牲。而在抵抗卡斯特羅起義軍的戰爭中，巴蒂斯塔方面的傷亡人數也不會超過300人。卡斯特羅的成功，並非游擊戰的成功。相反，政治運作占有更高的比重。奪取政權後，格瓦拉對此有極形象的描述：“那時，對我們來說，一個外國記者（最好是一個美國記者）的到來，比一次軍事勝利還更重要。”政府軍的潰敗、倒戈與投誠，正是這些政治運作的產物。 整個1959年的春天，古巴的群眾集會上隨處可見“謝謝菲德爾”的標語牌。美國政府則在討論如何“加強古巴的溫和派”，以促使卡斯特羅“擺脫他同極端派的關係”（當時古巴存在三股勢力：卡斯特羅的起義軍、古巴共產黨、自由主義者）。這年4月，卡斯特羅訪美，致力於強調自己是“民主主義者”而非“共產主義者”。這種表態應該說是可信的，畢竟古巴共產黨曾長期批評卡斯特羅；赫魯曉夫在其回憶錄中也曾披露：“當卡斯特羅領導的革命取得勝利並向哈瓦那進軍時，我們並不知曉其政權遵循的政治立場，此前我們從未聽說過卡斯特羅。”格瓦拉也說過，在他看來，1959年之前的卡斯特羅，並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信徒。1959年5月份，卡斯特羅甚至曾在古巴發表電視講話，稱“極端主義分子在古巴革命中是沒有地位的”，講話引起了古巴共產黨執委會的震驚。中情局也一度認為“卡斯特羅不是一個共產黨人……古巴的共產主義者並不把他看作一個共產黨員……”。 卡斯特羅在美、蘇之間的左右搖擺，沒有維持太長時間。究其原因：一者，古巴國內素有反美傳統（很多人不滿古巴經濟對美國市場的依附性），卡斯特羅須爭取這種輿論的支持；其次，古巴自由主義者向美國爭取對古巴的援助，遠不如古巴共產黨向蘇聯的爭取有效；其三，美國此前在亞洲阻擊共產主義擴張的失敗經驗，使其很難信任卡斯特羅的“中間派”立場。1960年，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同意了中情局關於裝備和訓練古巴流亡分子的建議。1961年4月，發生了中情局支持下的“吉隆灘登陸”事件。1962年2月，美國對古巴宣布貿易禁令，古巴則中斷了與美國的關係。4月，赫魯曉夫提議在古巴部署導彈，得到卡斯特羅的同意。7月，“阿納德爾行動計劃”正式開始。10月，肯尼迪總統下令美國海軍對古巴進行海上封鎖，檢查包括蘇聯船隻在內的所有開往古巴的船隻。“古巴導彈危機”爆發。此事最終以蘇聯方面的退讓（拆除導彈）告終。 不過，古巴倒向蘇聯，已是既成事實。1963、1964、1972年，卡斯特羅三次訪蘇。蘇聯成為古巴最主要的外貿國。導彈危機之前，蘇聯在古巴有軍隊約1萬人，以及4.2萬非戰鬥人員。據中情局估計，至1963年10月，古巴有蘇聯專家約5000人。1979年又在古巴部署了一支2600-3000人的戰鬥旅。1960年至1980年帶中期，蘇聯運往古巴的軍火總計價值25億美元。至戈爾巴喬夫上台，主張結束冷戰的對抗，開始消減對古巴的援助。這種做法，被卡斯特羅批評為偏離了社會主義方向。 在奪取政權之初，格瓦納曾宣稱古巴要實現工業化，在鋼鐵方面自給自足。但這個目標自1965年之後，即被無限期推遲了。糖業方面，卡斯特羅曾提出要在1970年實現達到一千萬噸這個目標，但也沒有達成，1969年的收成只有450萬噸。至於1970年的最終數據（900萬噸），很多其實榨自1969年刻意剩餘和1971年刻意提前收割的甘蔗——即便以1000萬噸計，1970年人均蔗糖產量，也尚不如1925年。儘管卡斯特羅曾在70年代開展“反官僚主義”運動，但並不足以解決經濟體制（古巴農業三分之二是國營性質）帶來的問題。 相對於總量上的挫敗，分配上則趨於均等。在嚴格的配給制度下，雖然古巴人1964年所獲取的“脂肪、油、大米、豆類、糖和牛肉的數量同我們（捷克）在世界大戰最後幾年中所得到的不相上下”，但“死於營養不良的卻寥寥無幾，在鄉村，……極窮苦的農民一定比革命前吃得好些，也正規些。” 80年代，古巴開始允許農民設立自由市場，以出售自己的剩餘產品；允許外資進入古巴開辦企業；工資制度理念更改為按勞分配……經濟一度有所復甦。但貪腐問題也隨之惡化，卡斯特羅雖於80年代後期發起“糾偏運動”，也無濟於事。“糾偏運動”中，政策大幅倒退：取消了農民自由市場，禁止私人行醫及出售手工藝品；禁止私人自由買賣房屋……。經濟也隨之再度陷入泥潭。1991年蘇聯解體，對古巴打擊沉重。卡斯特羅再次放寬了對外資的限制，允許合資企業的存在；允許私人持有美元合法，允許國營農場轉為合作社性質、開放自由農貿市場、工業手工業市場。從1994年起，古巴經濟再次復甦。這一改革路徑，一直被古巴延續至今。 2008年，卡斯特羅公開宣布辭職，表示將“作為一名戰士在思想領域戰鬥”。退休後，卡斯特羅發表了很多評論時事的專欄文章。若專欄停更，則流言四起――卡斯特羅死了。2012年10月，他發表《卡斯特羅將死》一文回應：“死？我都不記得上次頭疼是什麼時候了”。稍後，卡斯特羅宣布停止專欄寫作。 寫文章之外，卡斯特羅也參加一些社會活動，不時接見到訪古巴的中國、委內瑞拉、越南、巴西、厄瓜多爾等國領導人，其中委內瑞拉前總統查韋斯和卡斯特羅的往來密切。查韋斯去世時，卡斯特羅極為悲痛，撰文稱他是“古巴人民歷史上最好的朋友”。卡斯特羅也在盡力修復和西方的關係。2015年1月，卡斯特羅表示，儘管他不信任美國的政策，也未曾與美國展開交流，但支持按照國際慣例和原則協商處理古巴與美國的關係。同年7月，古巴和美國恢復了中斷54年的外交關係。這或許是卡斯特羅留給古巴的最後遺產，預示着一個開放的未來。 美國對卡斯特羅的刺殺行動也一直沒有停止。1997年，美國中情局解密了一份長達705頁的檔案，刺殺的事情公布於世。根據解密檔案和古巴安全部門統計，卡斯特羅曾遭受到638次暗殺。對此，他自己也說：“如果奧運會有遭受暗殺次數這一項，我是絕對的冠軍。” 中情局曾嘗試過給卡斯特羅的雪茄里添加爆炸物，給他的靴子裡撒鉈鹽，在他乘坐的飛機上安置炸彈等，還使用過“美人計”。據報道，卡斯特羅曾有過一個德國籍的情人瑪麗塔·洛侖茲，但在1961年，這位女孩兒突然不辭而別，過了6個月又回到古巴。 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已經成為老太太的瑪麗塔·洛侖茲出書《我和菲德爾》。書中披露，她當時是被中情局擄走了，接受了半年的洗腦，之後又被派遣回古巴暗殺卡斯特羅。 不過，她和卡斯特羅重逢後，就被卡斯特羅看出了她不對勁，書中說，卡斯特羅當時掏出手槍給她，並說：“你是來殺我的吧？給，開槍吧。”瑪麗塔·洛侖茲當即哭出來，並回答：“我不能。”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曾回顧了針對卡斯特羅的未遂暗殺計劃，並戲稱“其中有很多屬於奇蹟般的失敗”。 卡斯特羅與中國歷屆領導人都有親密交往，他對中國的情誼在國際社會上有目共睹，古巴糖也是中國老一輩人的共同回憶。 古巴是西半球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1960年9月2日，古巴首都哈瓦那革命廣場正在舉行古巴人民全國大會，卡斯特羅向現場群眾大聲詢問：“古巴人民是否願意古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現場群眾積極響應，26天后，中古雙方發表建交公報。 卡斯特羅也逐漸老去，2006年7月，他因為腸胃出血接受手術，當月31日把權力暫時移交給他的弟弟、古巴國務委員第一副主席勞爾·卡斯特羅。2008年2月，他宣布“不尋求也不接受”再次擔任國務委員會主席和革命武裝部隊總司令兩項職務。2011年，他正式在政府網站上發文稱，不再擔任古巴共產黨的領導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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