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是否该诚实？ 我父母在“毛泽东时代”都曾是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更是被整得人不人，鬼不鬼，尤其在精神上惨遭折磨。而“严重历史问题”都是他们无保留地向政府和党组织坦白交待的。如果父母不说呢…… 母亲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1937年在家乡参加中共；那时她19岁。母亲家里是地主；我姥爷开明，女孩子上学读书。母亲读了中学后在家乡一所小学任教。我母亲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我觉得她当时能加入中共，一是“国共合作”后中共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活动，二是中共当时大力宣传抗日救亡。 1938年武汉会战，党组织调母亲去武汉地区进行抗日宣传鼓动工作。武汉失守后情况混乱，她与党组织失联，遂回家乡。母亲当时是想在家乡和党组织再次取得联系的；但那时国共关系已趋于紧张，母亲家乡是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党组织已经撤走。母亲起初想到安徽去投新四军，可此时姥爷因病去世。家里我大舅，也就是她的哥哥上大学后随大学撤往内地；我大姨已经出嫁。母亲的大弟弟已经参加新四军。家里还有两个尚在幼年的小弟弟和一个妹妹。如果我母亲出走，我姥姥一个寡妇可怎么过呀？母亲因此改变主意，留在家乡帮助母亲维持这个家的生计。 当时村里有人知道我母亲是共产党员，不过因为还是“国共合作”时期，母亲家里与村民们关系不错，大家并不以为意。可到了1941年初发生了“皖南事变”，国民党国统区清查共产党人，母亲遂被拘留。她被关在乡拘留所里，里面的国民党官员对我母亲说，知道你近两年没参与共党什么事情，但需要你写个自首书才能出去，不然我们现在放了你也不好向上面交待。在亲友的劝说下母亲就写了自首书。不想此事让她终生后悔万分。 中共建国初期号召人们“坦白交待”以往的“历史问题”。我母亲便说了这回事儿。当时母亲所在单位便在母亲的档案中加了一份“历史上有变节行为”的材料。此后，无论我们家人填写什么样的正式表格，几乎都要在备注中写上母亲“曾脱党，有变节行为”。有了这一条，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很多所谓“政治活动”就不能参加。我记得我哥哥那时准备入共青团，母亲这个“历史问题”让他非常尴尬和恼火；因此他一直对母亲影响了他的“政治生命”耿耿于怀，和母亲感情疏远。我母亲为此每每内疚自责，痛苦万分。 到了“文革”“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母亲成了“叛徒”被“隔离审查”。期间，她反复地被“专案组”成员盘问“叛变经过”，这让她精神上痛苦万分；最后母亲的档案中就这“历史问题”的“政治结论”是这样描述的：敌我矛盾性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母亲生前内心深处被这“结论”压得几乎窒息！她后来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晚年后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古怪。如果提起当年自首的事情，她就决绝的一句“我当时就应该死去”。 你或许会为此惊诧。呵呵，你若是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就不会懂得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也就是对“阶级敌人”任何权利的无情剥夺。我母亲不是正式的“阶级敌人”，中共是“饶恕”了这个“叛徒”——“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此，母亲只有通过“赎罪”来报答“党和毛主席这对我的宽大处理”（母亲就是这么说的，十分虔诚）。然而，无论母亲如何老老实实地赎罪，她永远是个“下等人”，不可能有周围普通人的政治权利。不但她是这样的政治待遇，她的家人同样。想想看，我那善良老实的母亲的内心深处有着多么沉重的负担！ 以上没提母亲的“历史问题”对我父亲的影响。呵呵，其实他们是彼此彼此，父亲虽没有“叛变革命”过，可也有其他“历史问题”。这都是他向党组织老老实实交待的。他在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之前曾是中共党员，当然会对党组织毫无保留地坦白自己过去的“历史问题”的。他是抗战开始时从留学的日本返回祖国参加抗战的，曾在家乡（国统区）当过乡长，也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日语翻译。他在“解放”初期还检举了他的哥哥，也就是我伯伯和我堂叔；一个曾在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任职，一个曾是国民党青年军下级军官。这一检举使我伯伯和堂叔被中共政府逮捕重判。 父亲诚实坦白“历史问题”和大义灭亲检举哥哥和堂弟的结果就是不得重用，因为“家庭成分复杂”。至于交待的“历史问题”，也不能说说就完了，起码要“不断加强党性，极其认真地改造自己”。 到了“反右”，在中科院工作的父亲因提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被划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政治生命”彻底完结。他去安徽一个农场“改造思想”四年，回来成了“摘帽子右派”，这意思和“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完全一样。 “文革”中我父亲的“罪名”好像比刘少奇都多。他从日本留学回来便有了“日本特务嫌疑”；在国统区任乡长和在国民党军当过日语翻译“理所当然”地成了“国民党反动派残渣余孽”。曾经是“右派”就更别提啦。对了，他是“货真价实”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因为他是地下党员的时候曾在国民党特务组织里“卧底”。 想想吧，我这样的“出身”还能有什么所谓的“政治生命”吗？那些年我的日子可以用“灰溜溜”来形容。 我有时想，父母为什么老老实实地把所谓的“历史问题”都想党组织坦白？很多所谓“历史问题”，他们不说，谁还去查？要是我，肯定尽可能地不说。嘿嘿，我这样的想法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父母是真诚相信共产党的，是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如此，他们怎能对党组织不诚实呢？而我的“尽可能地不说”“历史问题”说明我对中共来讲是个“投机分子”，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然而，在中共队伍里，即便是在解放初期，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人有多少？我是这样看，那时中共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早晚会被周围的投机分子们整掉。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是专制制度下官僚们的传统；越会为官的人，就越要“城府深”。毫无保留地对党忠诚，坦白自己过去的一切？哼，这等于拱手让人抓“小辫子”。如此诚实是天大的傻瓜，太过天真哪。 那么，我们做人是否不该诚实？嗯……我是这样想，我父母的“共产主义理想”是错误的，他们投身中共革命，其实并非从理论上懂得了共产主义，而是由于自身的民族主义情结。他们对中共组织的认识就更错了。中共在是一个革命党进行武装夺权的时候，凡是加入“革命队伍”中的人，只要是能“对敌斗争”，都要“团结”，有关“历史问题”是可以“求同存异”的；“最大限度地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嘛。然而一旦夺取政权成为“永久执政党”后，内部因个人利益相互排挤和倾轧等就都来了。这时，像我父亲这样的理想主义者还如此天真地“对党毫无保留”；他怎能不变成“靶子”被排挤被整肃呢？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建国后讲求“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搞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我母亲作为一个普通人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自然变成“靶子”被“群众专政”啊。 “整人”可以说是中共维持政权的法宝之一，而且还是相互整。这样整来整去，还觉得自己对“党和人民政府该忠诚老实”就是个老天真啦。这点道理现在谁不明白呀，“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最多一年”嘛。 我这样讲，并非说做人其实不该忠诚老实，问题是看你对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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