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農民軍

佑陵

  明朝末年地方官吏普遍對百姓橫徵暴斂，老農民們忍無可忍的百姓揭竿而起。起義的烽火很快就燃遍了大半個中國。

  明末農民軍在早期的戰場上屢敗屢戰，但並沒有被明軍徹底剿滅，反倒最終埋葬了大明王朝，農民軍戰鬥力的成長是驚人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明末農民軍的機動能力。《明史左良玉傳》中就有這樣的記載“賊介馬馳，一日夜數百里。我步兵多，騎少，行數十里輒疲乏，以故多畏賊”。這段文字充分的揭示了農民軍的機動能力。崇禎六年，農民軍主力在一夜之間突過黃河天險，也證明農民軍在機動能力上確實有獨到之處。

  關於農民軍的機動能力，明朝圍剿農民軍最久、戰績最顯著的三邊總督洪承疇有切身體會，洪承疇在奏摺中說：“先時賊避兵逃竄，今則迎兵對敵，左右埋伏，更番迭承，則剿殺之難也。賊人人有精騎，或跨雙馬，官兵馬三步七，則追逐之難也。”

  與農民軍作戰中同樣戰果顯著的盧象升也說“賊騎如雲，每至則漫山遍野”（《盧象升疏牘》），可見農民軍維持機動能力之強。

  維持快速機動的主要方法是大批量裝備戰馬，根據明軍的戰報可以一探究竟。崇禎十一年三水之戰，孫傳庭大破農民軍戰場上的繳獲物資主要為馬騾727匹，鎧甲185副，武器1652件。而事後招降農民軍有3050人，獻出馬騾3021匹。從這兩個數據來看，農民軍馬騾的配備極高。而根據《平寇志》也能看出農民軍戰馬數量之多。流寇以馬為家，大頭領有六七十騎，或百騎。小頭領亦二三十騎。

  農民軍馬匹極多，但卻有嚴格的騎乘紀律，十分重視休養馬力平時所乘止騾，“其馬不輕騎，留為戰用”。農民軍在轉移時同樣很有規定：“唯以妻子牽之，衣服婦女器械等項，各載以驢，團聚同行曰老營”這樣的方式進行轉移，速度極快，能很迅速的擺脫官兵的追擊。

  當時明軍官兵卻是什麼情況呢？官兵馬三步七，首先戰馬數量就不及農民軍。即便是騎兵也就只是一人一騎，往往騎了二三十里，就人疲馬倦。馬兵不能舍捨棄步兵而先馳，又不敢窮馬力以致斃。這樣的狀態，自然是很難與農民軍作戰的。

  農民軍的戰馬數量緣何如此之多呢？這需要從陝北的生產結構來說。陝北氣候寒冷，農作物生長時間短，一年僅可一熟。而當地的主要經濟來源就不能依靠傳統農耕，而是依靠畜牧業。

  明代處於農耕與游牧交界區的陝北，在獲取馬騾方面自然是優於其他地區。另外就農民軍的組成人員來說，原官軍中的馬夫、驛卒和逃兵占了很大一部分。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農民軍領袖李自成。在起義之前李自成就是明朝銀川驛站的一個很普通的馬夫。農民軍中與李自成有相同背景的人也絕對不在少數。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農民軍能夠擁有這麼多戰馬。除了地域原因，農民軍在搶掠過程中極其重視收集馬騾。盧象升的奏疏中就記載了農民軍在中原腹地搶奪馬騾的現象，並提到農民軍老弱婦女皆有騾驢。

  一支軍隊除了機動力強、能及時轉移之外，更重要的是組織能力。《平寇志》有明確記載書中說農民軍雖有百萬之眾，唯闖王馬首是瞻。農民軍的內部結構是，首領被稱為掌盤子，每個管轄二三十個老管隊，一個老管隊管轄六，七十或四，五十個小管隊。每個小管隊又管轄一，二百或者三，四百個管隊。而最小的被稱為管隊，一個管隊有二十人。

  掌盤子作為全軍的總頭目自己手上有八、九十家丁，還有三五十個負責巡邏偵查的夜不收。農民軍極其重視偵查，所以每個隊中都有自己的夜不收。農民軍的繼承規則是掌盤子犧牲了就重新由營中的人推舉一人作為新的掌盤子，下面的各隊都是這樣。

  明朝官方文獻常常將農民軍稱為“秦寇”。但農民軍並不是簡單的殺掠，遇到富戶，就將其財產全部榨取光之後斬殺。但遇到懂醫術者或有技術的工匠，農民軍則會留用。有技術的工匠如裁縫就編入裁縫隊，銀匠入銀匠隊。無業游民則編入打糧隊，粗蠢有力者被編入打馬草隊。強壯有戰鬥力的人就給弓馬刀槍。這樣做農民軍的人才利用率大大提高。

  農民軍即便是不能作戰的也不輕易殺掠，就將其裹挾，但不允許私自離開。一旦發現有人私自離開被抓捕者就會立刻遭到斬殺。這些裹挾的民眾往往能作為炮灰使用，比如在進攻開封時農民軍就命令這些裹挾的民眾去填護城河，去挖城牆的地基。在打順風戰時這些人可以用來擴大戰果，在作戰失敗需要逃跑時這部分人又可以用來阻擋追兵，拖延時間。這樣往往使農民軍的數量極為龐大，經常達到數萬數十萬甚至百萬之眾。

  農民軍的地域性很強，掌盤子大多是延安人。《松窗夢語》中提到陝北的民風“民俗質魯少文，而風氣剛勁，好鬥輕生，自昔然已。”

  圍剿農民軍的明軍有兩位很優秀的將領，分別是盧象升和孫傳庭。這兩人都以練兵出名。但兩人的練兵周期卻不同，孫傳庭只需百日就可練成一支精兵，盧象升要一年才能練成一支能正常使用的軍隊。這兩人就個人才華上來講，孫傳庭是遠遠不及盧象升的。但是為什麼孫傳庭能如此迅速的練兵呢？那是因為孫傳庭地處陝西，募兵的素質極高。而盧象升處於內地，一般民眾民風文弱、不用兵刃，所以練兵速度較為緩慢。

  因此陝西邊民構成的農民軍，個人素質比一般的明軍士卒強。明末很多地方都出現了農民起義，但規模遠不及來自陝西的農民軍。另外，按照《獻賊紀事略》的記載，李自成的軍隊裡甚至有蒙古兵。

  由以上論述可見，農民軍的構成遠非是通常認為的饑民遊民那麼簡單。真正有戰鬥力的是民風彪悍的陝北人以及戰鬥經驗豐富的逃卒和降兵，最能打的高迎祥部就是這樣。明朝官吏稱高迎祥軍多降丁、甲仗精整，部伍不亂。明軍也一直把高迎祥軍作為重點打擊對象。

  一支軍隊行軍看似很平常，但在戰時卻極為重要。農民軍在行軍上也是有自己的紀律。每天下午時各隊各營，派一人到掌盤子（首領）處議話。全軍的行動都聽首領一人的意見，首領命令再次駐紮就駐紮，命令轉移就轉移，權力高度集中。

  農民軍中午休息吃飯時也是有條不紊，派一人在路口高聲大喊“某隊在此”則此隊人馬往該路去。在第二天又會調整順序，這樣周而復始。所以農民軍在行軍過程中往往是極為謹慎，當然這也是經過血的教訓獲得的。農民軍在早期作戰中經常遭到明軍的伏擊，但後來農民軍極其重視行軍的紀律。所以隨着戰爭的進行，農民軍重大失敗的戰役也就越來越少。

  在起義初期，農民軍經常被明軍夜襲，比如明軍驍將曹文詔就多次利用夜襲擊敗農民軍。後來農民軍對於安營紮寨極為重視。紮營時以火為號，晚宿床前，必須各置一大火，總門前亦置一大火。這樣做都是為了防範官兵夜襲。

  不但在各處設置燈火。農民軍為了保險還想到了設置假營地的方法來誤導官兵。很多時候，真的營地都在假營地的十多里外。這樣往往能夠躲過官兵的夜襲。一旦要長時間駐紮，農民軍會預先設立警戒哨，哨探為每隊選一人，登高而望。一旦看到有動靜就告訴後面的主力。所以到了後期往往在明軍突襲時，農民軍卻已經有了準備。

  到了崇禎末年，進入農民軍中的明朝潰軍和降兵格外多。隨着明朝國勢日衰，進入農民軍中就不僅僅是普通的逃兵和俘虜，更有來自陝西的將門子弟。在《懷陵流寇始終錄》中就記載了這樣的一個現象“一時賊首，多邊軍之豪及良家世職，不欲以姓名聞，恐為親族累，固相率立諢名”。這批人的加入後，農民軍的戰鬥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後期李自成與明軍作戰時能堂堂而戰。農民軍是採用的戰術被稱為“三堵牆”。三堵牆戰術簡而言之就是三萬騎兵分列三陣。前者返顧，後者殺之。如果戰久不勝，騎兵佯敗誘官兵，步卒長槍三萬，擊刺如飛，騎兵重新集結加入攻擊，無不大勝。

  這樣的戰術對於步騎兵的配合有很高要求的，農民軍在野戰上已經絲毫不弱於明軍。同樣農民軍學習新的戰術也很快，在圍攻開封時甚至與明軍進行了激烈的炮戰。

  與此同時明軍的戰鬥力卻逐漸下降。最開始明軍只是在兵力上處於劣勢。比如崇禎七年十多萬農民軍被明軍包圍在漢中棧道，當時農民軍就向明軍詐降，明軍接受了農軍的投降。但這時農民軍突然發難將明軍殺得大敗。而當時整個陝西全省才兩萬多戰兵，就這兩萬多戰兵還有五千需要在秋季防禦蒙古。

  這還是作為西北重鎮的陝西，其他地區的明軍更少得可憐。盧象升做鄖陽撫治時能直接管轄的兵力不過一千六百人。明軍雖然兵力少，但在明末農民造反初期戰鬥力尚存，盧象升在汝城之戰中五千士卒大破農民軍近十萬人。

  到了後期明軍自身的戰鬥力急劇下降，在關乎王朝命運的郟縣之戰，明軍統兵將領白廣恩高傑竟然都是農民軍的降將。明軍的指揮階層失血嚴重，得不到及時補充，而農民軍指揮官素質和數量都大大提高。

  農民軍還有一點極為重要，那就是和睦的官兵關係，官兵之間幾乎不存在什麼隔閡。當時作為農民軍首領的李自成與士卒同甘共苦，在飲食上“粗糲與眾共之” 。站在統治者立場上批判李自成的史書《後鑒錄》同樣說李自成“唯甘淡薄，食不重味，一妻一妾”。

  作戰時農民軍首領大都身先士卒，這也導致農民軍首領的陣亡率極高。與之相反明軍卻是“大小將領，則皆有生之氣，無死之心”。作為明軍方面大員的總兵更是跋扈，在戰場上屢屢抗命。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賀人龍和左良玉，兩人連出外督師的楊嗣昌都不放在眼裡。

  明末從陝北起家的農民軍無論組織與編制，還是行軍、紮營、戰術都可圈可點，其軍隊規模、機動性、指揮官與士兵的素質，以及團結和凝聚力逐漸勝於明朝官軍，李自成能一路打到北京，滅亡大明王朝也就不足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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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在我看來，明朝最後被李自成的農民軍打敗最主要在於自身的問題；那就是腐敗。這就是所謂“氣數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