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天的回聲──關於劉鶚

  用現代新潮辭藻編撰一份劉鶚的履歷：

  辦過煙草店，血本無歸；開過書店，涉訟被關；辦過皮包公司，倒空賣空；曾任合資公司中方經理，終被撤職；寫過暢銷書，風彌一時；鍾情考古；炒過地皮；命運多舛，涉獵廣博，一事無成，皆成爭議。

  劉鶚是清末一位傑出的小說家。他創作的《老殘遊記》，被魯迅先生列為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之一。劉鶚的人生經歷十分豐富。他極具悲劇性的一生中還創造出了中國歷史上許許多多個“第一”。

  劉鶚（1857──1909），32歲時，即光緒十三年（1887年）十月，黃河在河南鄭州決口，勉強完工後，於光緒十四年（1888年）再度決口，河督束手無策。劉鶚自告奮勇，終以治理黃河決口一舉成名，因而被保升為知府，授予知府官銜。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劉鶚40歲時任英商在華公司山西煤礦的華人經理，因不同意公司制定的有損中國利益的章程，兩年後被英方罷黜辭職。劉鶚44歲時，突遇八國聯軍侵入北京。京中發生饑荒，沙俄軍隊卻占據着清官太倉米，幾欲焚毀。劉鶚四處籌款，傾盡家產將太倉米買出，賑濟百姓，落得幾近破產。此後，劉鶚寫作出版了中國第一部著錄甲骨文的著作《鐵雲藏龜》和另外兩部極具考古價值的《鐵雲藏陶》、《鐵雲藏印》，發表了《老殘遊記》。晚年，他在自己所有的實業嘗試均告失敗後，即在上海經營地產生意，搞房地產開發，可說是今天中國房地產從業者們的鼻祖。但他卻又終為人所嫉，慘遭陷害，於1908年，腐朽沒落的滿清王朝既將滅亡，他52歲時被清廷流放到了新疆迪化（烏魯木齊）。劉鶚是被滿清王朝流放新疆的最後一個人。而且在清廷流放西部的眾多“罪人”中，劉鶚又是唯一一個沒有任何官銜的人。次年（1909年7月8日）即客死他鄉烏魯木齊。

  劉鶚所處的時代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大動盪、大變革時期。如果說那時另一位流放新疆的著名人物林則徐是“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麼，劉鶚則是在一系列渴盼“自強”的先進思想浸染下，望眼新世界的第一位創辦近代民用工業求強救國的堅定的實踐者和失敗者。雖然，在劉鶚所處的時代，極其腐朽且沒落的滿清王朝政府也曾極力推動着“洋務運動”的發展。但是，遍布中國沿海地區，甚至延伸至長江中、上游的船舶、礦業開採，它們卻往往又集中於軍事用途。即首先要滿足清廷“強身固本”，延緩死亡，抵禦外敵之需要。所以“洋務運動”所倡導興起之工業多與軍事有關，很難轉化為民用。無法從根本上推動中國民族工業的蓬勃發展。我們讀解劉鶚的一生，時常會產生一種憂懣、悲愴來。他，錯生了一個時代。他早生了一個時代。他，不想自己所想，不及自己所及，如唐吉訶德般去大戰風車，“不務正業”……

  劉鶚，他沒有趁治理黃河決口時獲取的功名而走上仕途或官商的道路，僅憑着個人的力量去從事實業開發探索，走“富國強民”之路，最終一次次突圍以失敗告終。

  劉鶚（1857──1909），字鐵雲，故而以“鐵雲”著稱於世。他，1857年10月18日生於江蘇雲合一個封建官僚家庭，是南宋大將劉光世第23代後裔。

  少年時，他除了與父親隨軍三年外，大都是在父親任所與故鄉之間顛簸往來。可以說，劉鶚自小即目睹了在中國大地上瘡痍滿目的悽慘景象。在劉鶚所出生的年代，中國的沿海地區，已遍布了西方諸個列強的在華勢力。而且，滿清的“洋務”派開辦的一系列槍、炮製造所，並沒有能夠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依然落後挨打，百姓依然嗷嗷待孵的飢餓情狀。

  劉鶚20歲時，為了尋求國家悲慘命運和人民飽經戰亂痛苦的原因答案，他博覽儒經佛典、諸子百家，旁及基督教義。最後，他心悅誠服地拜從於太谷學派學說。從而將太谷學說所奉行的宗旨確定為了自己一生所追求的目標。

  太谷學派，起源於滿清道光年間，屬一股不是太大的民間學術思想的暗流。它反對“儒為一尊”的封建官僚統治和愚民的“八股”教育，憧憬“君師合一”，教養兼施，生產資料公有的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它主張思想自由和養民為本，“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具有一種悲天憫人，救度全人類的抱負。

  光緒十年（1884年），劉鶚父親病逝，家道趨緊。作為幼子的劉鶚不能再象以往那樣散漫下去了。他由此開始了一生的顛沛流離生活。他先在淮南城開了一個煙草店，僅開了一年就血本無歸，倒閉關門。在那時，官家子弟不能做官獲取功名去經商已經很使家人沒有顏面了，更何況還是賠本的一敗塗地。此後，他到了楊州姑母家裡，掛牌行醫。幾個月後，又遵家命去南京應考，但還未終場他就跑到了外祖母家。1886年，劉鶚去上海與人合夥開設了石昌書局，經營石印出版事業，第二年就又因為訴訟官司而被迫關門。

  曾與清乾隆皇帝同時代的西方資本主義發言人亞當·斯密，在論及中國“朝代循環與長期停滯”時說：

  “中國歷來就是世界上一個頂富裕，也是一個最肥沃，耕耘得最合法，最勤奮而人口最眾多的國家。可是看來她長久以來已在停滯狀態。馬可·波羅在500多年前遊歷該國，盛稱其耕種、勤勞與人口廣眾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該國者所說幾乎一模一樣。可能遠在當日之前，這國家法律與組織系統容許她聚集財富的最高程度業已到達。”（參見黃仁宇《中國大歷史》）

  500多年過去了，中國前後的變化還是“一模一樣”。亞當·斯密的論說未免尖刻了一些，但他欲說明中國朝代更迭循環及變化的緩慢和長期停滯，還是頗為形象的。因為在中國，哪怕是你要移動一張桌椅，都是要付出沉重的血的代價的。

  也正如劉鶚所處的時代，來自底層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來自西方列強的艦船槍炮，來自孫中山“共和國命”的一次次起義，來自康有為等一次次替其修修補補的“變法”訴求，來自“義和團”刀槍不入的一次次“教案及先進知識分子的強烈要求”等巨大壓力，即使是慈禧太后與西方諸國列強大使夫人推杯換盞時，滿清王朝自己都不會自上而下進行大規模的變法以求自強。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劉鶚自下而上進行富國養民的資本主義實踐，只能是錯生了年代。然而，劉鶚沒有象許多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那樣，只是去鼓動與宣揚，他卻是憑着自己的一腔熱血與“富國養民”的強烈抱負投身於民族工業的振興與發展中。遺憾地是，僅與民眾有關，而與官方無涉的民族工業，即使關乎國計民生，那也一樣是前景狹窄的。

  劉鶚，趕上了一個大動盪的時代，但卻囿於太谷學說的樸素和狹隘，無法像另一位偉人孫中山那樣，走出國門，去徹底擺脫封建傳統而接納新世紀的曙光。

  1887年8月，黃河在鄭州再度決口，當局束手競策時，劉鶚向河督毛遂自薦、自告奮勇上陣治水。他根據自己多年來研究“河工”所取得的知識，提出了“築堤束水、束水攻沙”的主張。他的主張被採納後，他親自上堤與河工一起短衣操作。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努力，當年冬天即將決口堵塞。河南代理河督吳大澄力薦劉鶚任道員，劉鶚卻將此職讓給了自己的兄長。此後，河南代理河督吳大澄又奏請清廷命劉鶚繪製黃河圖。在近一年的時間裡，他辛勤奔走於黃河兩岸，備嘗艱辛，終于于1890年3月繪製出完備的河南、河北、山東三省黃河圖。

  劉鶚後來又應山東巡撫張曜之邀，到濟南治理山東境內的黃河，以同知銜擔任河工提調，歷時三年，劉鶚被保升知府銜。如果他以此作為進身的台階，也完全是可以前程無憂、聲名顯赫的。但他卻不想混跡於官場、政界，卻熱衷於創辦實業。

  劉鶚於1892年以“奇才異能”被保送到了清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而此時，清政府的沿海港口大多已“被迫開放”，淪入列強之手。清廷鏽蝕班駁的大門已在西方的炮艦利刃下洞開，此時垂死掙扎的“洋務運動”已進行到了第二個“求富”階段。

  1894年，劉鶚應洋務派後起代表湖廣總督張之洞之邀到了武昌，他建議“利用外國資本興修盧(溝橋)漢(口)鐵路，30年收回”。此建議因與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不合，實際上是劉鶚的建議與盛宣懷等洋務派的利益有衝突，劉鶚返回了北京。此後，劉鶚又向直隸總督王文韶提出興建京浦鐵路計劃，又遭當時一批北京官員們的反對，建議未被採納。第二年，“甲午海戰”結束，賣國的《馬關條約》簽訂，大片國土淪入了日本的鐵蹄下。西方的各個國家也相繼取得了在中國開礦設廠的特權。英國福公司也欲修建山西鐵路開採山西的礦產，對此，劉鶚非常積極，他認為：

  “蒿目對艱，當世之事百無一可為。近欲以開晉鐵謀於晉撫，俾請予朝。晉鐵開則民得養，而國可富也。國無素蓄，不如任歐人開之，我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礦路歸我。如是，則彼之利在一時，而我之利在百世矣。”

  其實，這是一道非常簡單的數學題。而我們卻算了將近一百年，也在嘴上爭論了近一個世紀。

  “輾轉投資，山西由此分利者不下十餘萬人矣。我國今日之事，患在民失其養。一事而得養十餘萬人，善政有過於此者乎?況有礦必有運礦之路，年豐谷可以出，歲飢谷可以入，隱相酌劑，利益於農民者，更不知凡幾。我國出口貨值，每不敵進口貨之多，病在運路不通。運路既通，土產之銷均可旺，工藝之進步可速，倘能風氣大開，民富國強屈指可計也。而開礦實為之基矣。”（參見周軒、高力著《清代新疆流放名人》一書）

  為了解決投資問題，劉鶚提出可以採取國家借款和官商借款法的辦法，並提出就山西的礦采問題可以利用“官商借款”的辦法解決。劉鶚解釋說：

  （這種辦法）“不用海關作抵，亦不用國家作國，但銀錢出入，洋商主之。”

  劉鶚所提出的這種“借雞下蛋”的引資方式，在當時極為超前，極富創造性。而且，這種方式在今天已是非常的普遍了。令人敬佩的是，這種理論劉鶚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經提出來了，怎不令我們今天一些專恃爭論的學人、政客汗顏不已呢？。由於當時清政府尚不允許外資直接進入中國，劉鶚便成立了“皮包公司”──晉豐公司，自任經理。1897年，劉鶚通過山西商務局與英國福公司簽訂了《請辦晉省礦務章程》，時間為60年，清政府得25％，山西礦務局15％，晉豐公司10％，福公司50％。山西巡撫胡聘之批准了這個章程。

  一批朝中官員群起而反對這個章程。在反對的意見中，尤以內閣中書鄧幫顏的上奏極具代表性，他說：

  “山西附近神京，表里山河，險阻足恃，所產煤礦為製造軍火所深資，閉關而守實朝廷之外府，緩急可恃之要疆也。”

  清廷一見事情鬧大了，便命山西巡撫罷黜了劉鶚。

  實際上，這又是劉鶚擯棄仕途走“官商勾結”之路的一次極好機會。呵呵，一百多年的中國尚沒有“引進外資”之說。

  一廂情願的康有為等以為與光緒皇帝密謀後就可以大功告成的“戊戌變法”失敗後，被慈禧太后利用去與西方列強對抗的“義和團”的勇士們的胸膛也終於沒有能夠抵擋得住洋槍洋炮的進攻。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前，慈禧太后攜光緒皇帝西逃西安。時在上海的劉鶚極想為當時陷入聯軍侵害中的百姓盡一份力量。他致信李鴻章能夠支持新成立的救濟會負責人陸樹藩，拳拳之心溢於言表：

  “友自京師來雲，見京官宅中，有陳設依然，而男子逃走，女子自盡，屍橫遍地者；有大門緊閉，而舉家相對餓死者。聞之不知其淚下涔涔也。人才為國之元氣。京師為人才淵藪，救京師之士商，即所以保國家之元氣。辦法當以護送被困官商人口出京，為第一要義，平崇為第二要義……以地而論，北京為最急；以事而論，北京為最難。如無人去，弟願執役為諸君前驅可乎?”

  當時，從外面運米進京已很難，正好沙俄軍隊占據着清官太米倉庫，因他們不愛吃米欲焚毀太倉米。劉鶚先利用自己廣泛的社會關係將米買出，充作賑糧，以致自己負債纍纍，無力償還，幾近傾家蕩產。他的姻家羅振玉在《劉鐵雲傳》中感嘆說：

 “崇諸民，民賴以安。君平生之所以惠於人者實在此事，而數年後柄臣某乃以私售倉粟罪君，致流新疆死矣!”

  劉鶚還是一個傑出的收藏家，他對我國的甲骨文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貢獻。1903年9月，劉鶚將自己收藏的約五千張精拓千片“龍骨”（後稱甲骨)，出版了《鐵雲藏龜》。這是我國甲骨文拓片第一次石印成書。使我國三千年前的最古老的象形文字得以面世，轟動中外。

  劉鶚所著的《老殘遊記》是與《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孽海花》等小說並列為我國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之一。在《老殘遊記》中，劉鶚塑造了老殘這一藝術形象。劉鶚以當時現實為素材，用犀利的筆觸，針砭時弊。他希望能有一個英雄──有安邦定國之才，無升官發財之意，願意拯救民眾於水火，挽救國家於危難。作者對這位英雄寄予了一種莫大的希望。他希望英雄能夠替他實現這種美好的願望。然而，在當時那種滿清王朝即將覆滅亡的動盪悽慘的變革時局中，他的這種願望是不可能實現的。

  1903年、《老殘遊記》的大半部分發表在《繡像小說》半月刊上，1906年，全書出版，出現了各種版本。

  然而，寫作畢竟是劉鶚的餘事，他的主要精力還是在於發展民族工商業。他在山西被罷黜經理職務後，又曾與上海友人想合辦一個五層樓的大型百貨商店，最終功敗垂成；入京賑災後，劉鶚又計劃在上海徐家匯辦蒸汽機織布廠，辦手工織布廠，都沒有成功；後他轉而與人計劃在湖南株州創辦實業鋼鐵廠，最後也失敗了。接着，他北上京城，計劃創設電車公司和自來水廠。同時，與日本人合作成立“海北精鹽公司”，計劃收購山東沿海粗鹽，加工成精鹽後銷往海外；劉鶚也數次到上海，計劃投資輪船開闢上海──大連──日本的航線，終於計劃全部失敗了。

  憑藉劉鶚的家庭、廣泛的社會關係及才能，他完全可以在仕途上平步青雲。他，也可稱得上圓滑、世故，他與袁世凱的父輩相識，與李鴻章、張曜等都是同輩人，但他卻不以官銜作進身之階，熱衷於創辦近代民族工業，發展資本主義。空懷屈原之志，難見融於社會，反落得“漢奸”的罵名。

  1908年，劉鶚被清廷以“私售倉粟”罪流放新疆。

  劉鶚來到新疆烏魯木齊後，因為他既非達官顯貴，也非清廷政府官員，所以只能自己去找地方安身。無奈之下，劉鶚只好投身去了城隍廟──即目前的新中劇院，尋一個安身之所。城隍廟的香火很旺，不少孤苦的窮殘老人都在此寄住。因為劉鶚懂“因果佛道”，會念“阿彌陀佛”，遂被廟內主事收留，安頓他住在戲台下左側的一間小屋內。當時，在城隍廟裡住着很多窮苦人，他們白天出去乞討，晚上回來栖息。一代奇才，淪落如此，不禁令人唏噓不已。

  1909年，劉鶚竟在新疆烏魯木齊一下消聲匿跡了。有人說，劉鶚是“罪徒新疆而死”，也有人說，劉鶚是改名回到了內地。

  清代的香火燒到圓明園時就已經奄奄一息了，竟連一個無官無職的落沒文人也沒有放過，可見統治者是多麼的恐懼與軟弱之極。那些見疑被謗的哀號者的軀體非但沒能堆積起一個民族的輝煌殿堂，他們的心智和精血反被遺落在荒郊野冢，耗盡在了礫石戈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