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天的回声──关于刘鹗

  用现代新潮辞藻编撰一份刘鹗的履历：

  办过烟草店，血本无归；开过书店，涉讼被关；办过皮包公司，倒空卖空；曾任合资公司中方经理，终被撤职；写过畅销书，风弥一时；钟情考古；炒过地皮；命运多舛，涉猎广博，一事无成，皆成争议。

  刘鹗是清末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他创作的《老残游记》，被鲁迅先生列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刘鹗的人生经历十分丰富。他极具悲剧性的一生中还创造出了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个“第一”。

  刘鹗（1857──1909），32岁时，即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月，黄河在河南郑州决口，勉强完工后，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再度决口，河督束手无策。刘鹗自告奋勇，终以治理黄河决口一举成名，因而被保升为知府，授予知府官衔。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刘鹗40岁时任英商在华公司山西煤矿的华人经理，因不同意公司制定的有损中国利益的章程，两年后被英方罢黜辞职。刘鹗44岁时，突遇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京中发生饥荒，沙俄军队却占据着清官太仓米，几欲焚毁。刘鹗四处筹款，倾尽家产将太仓米买出，赈济百姓，落得几近破产。此后，刘鹗写作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著作《铁云藏龟》和另外两部极具考古价值的《铁云藏陶》、《铁云藏印》，发表了《老残游记》。晚年，他在自己所有的实业尝试均告失败后，即在上海经营地产生意，搞房地产开发，可说是今天中国房地产从业者们的鼻祖。但他却又终为人所嫉，惨遭陷害，于1908年，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既将灭亡，他52岁时被清廷流放到了新疆迪化（乌鲁木齐）。刘鹗是被满清王朝流放新疆的最后一个人。而且在清廷流放西部的众多“罪人”中，刘鹗又是唯一一个没有任何官衔的人。次年（1909年7月8日）即客死他乡乌鲁木齐。

  刘鹗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如果说那时另一位流放新疆的著名人物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刘鹗则是在一系列渴盼“自强”的先进思想浸染下，望眼新世界的第一位创办近代民用工业求强救国的坚定的实践者和失败者。虽然，在刘鹗所处的时代，极其腐朽且没落的满清王朝政府也曾极力推动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但是，遍布中国沿海地区，甚至延伸至长江中、上游的船舶、矿业开采，它们却往往又集中于军事用途。即首先要满足清廷“强身固本”，延缓死亡，抵御外敌之需要。所以“洋务运动”所倡导兴起之工业多与军事有关，很难转化为民用。无法从根本上推动中国民族工业的蓬勃发展。我们读解刘鹗的一生，时常会产生一种忧懑、悲怆来。他，错生了一个时代。他早生了一个时代。他，不想自己所想，不及自己所及，如唐吉诃德般去大战风车，“不务正业”……

  刘鹗，他没有趁治理黄河决口时获取的功名而走上仕途或官商的道路，仅凭着个人的力量去从事实业开发探索，走“富国强民”之路，最终一次次突围以失败告终。

  刘鹗（1857──1909），字铁云，故而以“铁云”著称于世。他，1857年10月18日生于江苏云合一个封建官僚家庭，是南宋大将刘光世第23代后裔。

  少年时，他除了与父亲随军三年外，大都是在父亲任所与故乡之间颠簸往来。可以说，刘鹗自小即目睹了在中国大地上疮痍满目的凄惨景象。在刘鹗所出生的年代，中国的沿海地区，已遍布了西方诸个列强的在华势力。而且，满清的“洋务”派开办的一系列枪、炮制造所，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依然落后挨打，百姓依然嗷嗷待孵的饥饿情状。

  刘鹗20岁时，为了寻求国家悲惨命运和人民饱经战乱痛苦的原因答案，他博览儒经佛典、诸子百家，旁及基督教义。最后，他心悦诚服地拜从于太谷学派学说。从而将太谷学说所奉行的宗旨确定为了自己一生所追求的目标。

  太谷学派，起源于满清道光年间，属一股不是太大的民间学术思想的暗流。它反对“儒为一尊”的封建官僚统治和愚民的“八股”教育，憧憬“君师合一”，教养兼施，生产资料公有的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它主张思想自由和养民为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具有一种悲天悯人，救度全人类的抱负。

  光绪十年（1884年），刘鹗父亲病逝，家道趋紧。作为幼子的刘鹗不能再象以往那样散漫下去了。他由此开始了一生的颠沛流离生活。他先在淮南城开了一个烟草店，仅开了一年就血本无归，倒闭关门。在那时，官家子弟不能做官获取功名去经商已经很使家人没有颜面了，更何况还是赔本的一败涂地。此后，他到了杨州姑母家里，挂牌行医。几个月后，又遵家命去南京应考，但还未终场他就跑到了外祖母家。1886年，刘鹗去上海与人合伙开设了石昌书局，经营石印出版事业，第二年就又因为诉讼官司而被迫关门。

  曾与清乾隆皇帝同时代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言人亚当·斯密，在论及中国“朝代循环与长期停滞”时说：

  “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得最合法，最勤奋而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可是看来她长久以来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在500多年前游历该国，盛称其耕种、勤劳与人口广众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国家法律与组织系统容许她聚集财富的最高程度业已到达。”（参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500多年过去了，中国前后的变化还是“一模一样”。亚当·斯密的论说未免尖刻了一些，但他欲说明中国朝代更迭循环及变化的缓慢和长期停滞，还是颇为形象的。因为在中国，哪怕是你要移动一张桌椅，都是要付出沉重的血的代价的。

  也正如刘鹗所处的时代，来自底层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来自西方列强的舰船枪炮，来自孙中山“共和国命”的一次次起义，来自康有为等一次次替其修修补补的“变法”诉求，来自“义和团”刀枪不入的一次次“教案及先进知识分子的强烈要求”等巨大压力，即使是慈禧太后与西方诸国列强大使夫人推杯换盏时，满清王朝自己都不会自上而下进行大规模的变法以求自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刘鹗自下而上进行富国养民的资本主义实践，只能是错生了年代。然而，刘鹗没有象许多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那样，只是去鼓动与宣扬，他却是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与“富国养民”的强烈抱负投身于民族工业的振兴与发展中。遗憾地是，仅与民众有关，而与官方无涉的民族工业，即使关乎国计民生，那也一样是前景狭窄的。

  刘鹗，赶上了一个大动荡的时代，但却囿于太谷学说的朴素和狭隘，无法像另一位伟人孙中山那样，走出国门，去彻底摆脱封建传统而接纳新世纪的曙光。

  1887年8月，黄河在郑州再度决口，当局束手竞策时，刘鹗向河督毛遂自荐、自告奋勇上阵治水。他根据自己多年来研究“河工”所取得的知识，提出了“筑堤束水、束水攻沙”的主张。他的主张被采纳后，他亲自上堤与河工一起短衣操作。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当年冬天即将决口堵塞。河南代理河督吴大澄力荐刘鹗任道员，刘鹗却将此职让给了自己的兄长。此后，河南代理河督吴大澄又奏请清廷命刘鹗绘制黄河图。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辛勤奔走于黄河两岸，备尝艰辛，终于于1890年3月绘制出完备的河南、河北、山东三省黄河图。

  刘鹗后来又应山东巡抚张曜之邀，到济南治理山东境内的黄河，以同知衔担任河工提调，历时三年，刘鹗被保升知府衔。如果他以此作为进身的台阶，也完全是可以前程无忧、声名显赫的。但他却不想混迹于官场、政界，却热衷于创办实业。

  刘鹗于1892年以“奇才异能”被保送到了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此时，清政府的沿海港口大多已“被迫开放”，沦入列强之手。清廷锈蚀班驳的大门已在西方的炮舰利刃下洞开，此时垂死挣扎的“洋务运动”已进行到了第二个“求富”阶段。

  1894年，刘鹗应洋务派后起代表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到了武昌，他建议“利用外国资本兴修卢(沟桥)汉(口)铁路，30年收回”。此建议因与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不合，实际上是刘鹗的建议与盛宣怀等洋务派的利益有冲突，刘鹗返回了北京。此后，刘鹗又向直隶总督王文韶提出兴建京浦铁路计划，又遭当时一批北京官员们的反对，建议未被采纳。第二年，“甲午海战”结束，卖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大片国土沦入了日本的铁蹄下。西方的各个国家也相继取得了在中国开矿设厂的特权。英国福公司也欲修建山西铁路开采山西的矿产，对此，刘鹗非常积极，他认为：

  “蒿目对艰，当世之事百无一可为。近欲以开晋铁谋于晋抚，俾请予朝。晋铁开则民得养，而国可富也。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

  其实，这是一道非常简单的数学题。而我们却算了将近一百年，也在嘴上争论了近一个世纪。

  “辗转投资，山西由此分利者不下十余万人矣。我国今日之事，患在民失其养。一事而得养十余万人，善政有过于此者乎?况有矿必有运矿之路，年丰谷可以出，岁饥谷可以入，隐相酌剂，利益于农民者，更不知凡几。我国出口货值，每不敌进口货之多，病在运路不通。运路既通，土产之销均可旺，工艺之进步可速，倘能风气大开，民富国强屈指可计也。而开矿实为之基矣。”（参见周轩、高力著《清代新疆流放名人》一书）

  为了解决投资问题，刘鹗提出可以采取国家借款和官商借款法的办法，并提出就山西的矿采问题可以利用“官商借款”的办法解决。刘鹗解释说：

  （这种办法）“不用海关作抵，亦不用国家作国，但银钱出入，洋商主之。”

  刘鹗所提出的这种“借鸡下蛋”的引资方式，在当时极为超前，极富创造性。而且，这种方式在今天已是非常的普遍了。令人敬佩的是，这种理论刘鹗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怎不令我们今天一些专恃争论的学人、政客汗颜不已呢？。由于当时清政府尚不允许外资直接进入中国，刘鹗便成立了“皮包公司”──晋丰公司，自任经理。1897年，刘鹗通过山西商务局与英国福公司签订了《请办晋省矿务章程》，时间为60年，清政府得25％，山西矿务局15％，晋丰公司10％，福公司50％。山西巡抚胡聘之批准了这个章程。

  一批朝中官员群起而反对这个章程。在反对的意见中，尤以内阁中书邓帮颜的上奏极具代表性，他说：

  “山西附近神京，表里山河，险阻足恃，所产煤矿为制造军火所深资，闭关而守实朝廷之外府，缓急可恃之要疆也。”

  清廷一见事情闹大了，便命山西巡抚罢黜了刘鹗。

  实际上，这又是刘鹗摈弃仕途走“官商勾结”之路的一次极好机会。呵呵，一百多年的中国尚没有“引进外资”之说。

  一厢情愿的康有为等以为与光绪皇帝密谋后就可以大功告成的“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慈禧太后利用去与西方列强对抗的“义和团”的勇士们的胸膛也终于没有能够抵挡得住洋枪洋炮的进攻。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前，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西逃西安。时在上海的刘鹗极想为当时陷入联军侵害中的百姓尽一份力量。他致信李鸿章能够支持新成立的救济会负责人陆树藩，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友自京师来云，见京官宅中，有陈设依然，而男子逃走，女子自尽，尸横遍地者；有大门紧闭，而举家相对饿死者。闻之不知其泪下涔涔也。人才为国之元气。京师为人才渊薮，救京师之士商，即所以保国家之元气。办法当以护送被困官商人口出京，为第一要义，平崇为第二要义……以地而论，北京为最急；以事而论，北京为最难。如无人去，弟愿执役为诸君前驱可乎?”

  当时，从外面运米进京已很难，正好沙俄军队占据着清官太米仓库，因他们不爱吃米欲焚毁太仓米。刘鹗先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将米买出，充作赈粮，以致自己负债累累，无力偿还，几近倾家荡产。他的姻家罗振玉在《刘铁云传》中感叹说：

 “崇诸民，民赖以安。君平生之所以惠于人者实在此事，而数年后柄臣某乃以私售仓粟罪君，致流新疆死矣!”

  刘鹗还是一个杰出的收藏家，他对我国的甲骨文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03年9月，刘鹗将自己收藏的约五千张精拓千片“龙骨”（后称甲骨)，出版了《铁云藏龟》。这是我国甲骨文拓片第一次石印成书。使我国三千年前的最古老的象形文字得以面世，轰动中外。

  刘鹗所著的《老残游记》是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等小说并列为我国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在《老残游记》中，刘鹗塑造了老残这一艺术形象。刘鹗以当时现实为素材，用犀利的笔触，针砭时弊。他希望能有一个英雄──有安邦定国之才，无升官发财之意，愿意拯救民众于水火，挽救国家于危难。作者对这位英雄寄予了一种莫大的希望。他希望英雄能够替他实现这种美好的愿望。然而，在当时那种满清王朝即将覆灭亡的动荡凄惨的变革时局中，他的这种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

  1903年、《老残游记》的大半部分发表在《绣像小说》半月刊上，1906年，全书出版，出现了各种版本。

  然而，写作毕竟是刘鹗的余事，他的主要精力还是在于发展民族工商业。他在山西被罢黜经理职务后，又曾与上海友人想合办一个五层楼的大型百货商店，最终功败垂成；入京赈灾后，刘鹗又计划在上海徐家汇办蒸汽机织布厂，办手工织布厂，都没有成功；后他转而与人计划在湖南株州创办实业钢铁厂，最后也失败了。接着，他北上京城，计划创设电车公司和自来水厂。同时，与日本人合作成立“海北精盐公司”，计划收购山东沿海粗盐，加工成精盐后销往海外；刘鹗也数次到上海，计划投资轮船开辟上海──大连──日本的航线，终于计划全部失败了。

  凭借刘鹗的家庭、广泛的社会关系及才能，他完全可以在仕途上平步青云。他，也可称得上圆滑、世故，他与袁世凯的父辈相识，与李鸿章、张曜等都是同辈人，但他却不以官衔作进身之阶，热衷于创办近代民族工业，发展资本主义。空怀屈原之志，难见融于社会，反落得“汉奸”的骂名。

  1908年，刘鹗被清廷以“私售仓粟”罪流放新疆。

  刘鹗来到新疆乌鲁木齐后，因为他既非达官显贵，也非清廷政府官员，所以只能自己去找地方安身。无奈之下，刘鹗只好投身去了城隍庙──即目前的新中剧院，寻一个安身之所。城隍庙的香火很旺，不少孤苦的穷残老人都在此寄住。因为刘鹗懂“因果佛道”，会念“阿弥陀佛”，遂被庙内主事收留，安顿他住在戏台下左侧的一间小屋内。当时，在城隍庙里住着很多穷苦人，他们白天出去乞讨，晚上回来栖息。一代奇才，沦落如此，不禁令人唏嘘不已。

  1909年，刘鹗竟在新疆乌鲁木齐一下消声匿迹了。有人说，刘鹗是“罪徒新疆而死”，也有人说，刘鹗是改名回到了内地。

  清代的香火烧到圆明园时就已经奄奄一息了，竟连一个无官无职的落没文人也没有放过，可见统治者是多么的恐惧与软弱之极。那些见疑被谤的哀号者的躯体非但没能堆积起一个民族的辉煌殿堂，他们的心智和精血反被遗落在荒郊野冢，耗尽在了砾石戈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