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以往对华政策

　　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致要点包括：第一，保持中国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不被某一特定列强独占；第二，不以军事方式直接介入中国内政；第三，尽可能维持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被列强瓜分；第四，为达成这个目标，要尽可能为中国提供帮助，包括财政、军事、金融，但不包括直接出动军队介入中国内政。

　　显然，美国这个对华政策框架建立在美国的亚洲政策基础上，而当时美国的亚洲政策基本框架也与对华政策大体相符。这当然是由美国当时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利益所决定的。

　　19世纪末，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跃居全球第一，超过了欧洲列强。但美国当时的军事实力还比较差，到美西战争爆发的1898年，美国常备军的数量才只有26万人，最近一次的战争经验是南北战争，根本谈不上什么国际战略。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的既定策略就是在英国充当国际警察的国际秩序之下，不主动参与当时在欧亚大陆愈演愈烈的列强争霸。

　　一战之后，美国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地位已经大幅提高，但欧洲列强争霸仍然是当时的国际政治斗争的主线，美国仍然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无意与列强争霸，尤其是无意与列强争夺殖民地、势力范围；这就是所谓的“门罗主义”。

　　原因不难理解，美国和传统的帝国主义列强不同，传统欧洲列强的发展模式建立在对殖民地的掠夺上，而美国则建立自身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基础上，所以，美国并不需要直接占领殖民地，统治殖民地人民，而希望殖民地能够保持基本的秩序和社会稳定，来为美国提供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商品倾销市场。

　　这也就是美国在当时为什么特别支持国际自由贸易、渴望建立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原因，这和前面有人提到的所谓美国人的理想主义精神之类无关，而是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所决定的，美国不需要从殖民地直接掠夺，而是从所谓的自由、平等的国际贸易中掠夺。所以，一战结束后，欧洲列强中的战胜国想的是如何瓜分战败国，而美国总统威尔逊则高举和平的旗帜。只要和平竞争，和平稳定地进行国际贸易，美国就会越来越强大，这是美国当时的道路自信。

　　建立在这个美国对华政策框架基础上的，则是美国对中国内政的介入始终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甚至对日本在中国的蚕食鲸吞也睁只眼闭只眼，而且一度默许日本在不直接军事入侵中国的条件下，将中国变成其势力范围。因为此时的中国对美国来说还只是一个潜力很大的市场的阶段，而没有变成现实，而日本则是已经成为亚洲强国，与美国的贸易规模已经超过中美贸易了。这也就是美国为什么一直到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已经开打，而且占领了中国主要的经济发达区域，美国仍然无动于衷，反而继续向日本出售重要的军事和战略物资的原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被迫改变其亚洲政策和对华政策，开始援助中国抗日。但这主要不是因为美国人的道德水平比较高，而是因为美国当时的国际战略仍然是欧洲优先，亚洲并不是首先要考虑的。所以，美国介入二战之后的反应是直接出兵欧洲，与苏联结盟，准备首先结束欧洲战争，然后再回过头来解决亚洲。

　　在这个指导思想之下，美国给了蒋介石政权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这并不是美国对蒋介石个人和国民政府的支持，而是有目的的，谁在对日作战中表现更好，美国对谁印象也就更好一些。这也是抗战期间美国军事和外交系统始终有人对共军颇具好感的原因，史迪威甚至提出，要在远征军中编入几个共军师，美国的军事援助也要给共军20%。因为这样才能让美国的军事援助发挥出最大效用。

　　但蒋介石的想法完全不同。美国介入之后，日本必败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委员长认为对日作战不需要付出全力，真正的挑战在于日本战败之后，委员长必须用武力完成对全国的真正统一，消灭他日记中所谓的各种封建残余，也就是地方军阀和共军。所以，蒋则希望把美国帮助训练和装备的国军尽可能保留起来，以备将来在内战中使用，而美国则认为，我们给你钱给你枪给你武器，是要你打日本人的。这也是蒋介石和史迪威最后闹翻的根本性原因。

　　也是在抗战期间的耳闻目睹和经常性的打交道，让美国政府、外交和军事系统中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看法越来越分裂，渐渐形成了所谓的“亲华派”和“反蒋派”两个阵营。亲华派认为，要支持中国，就必须支持蒋，只有他才能控制得住中国局势，所以，不管他个人如何独裁，国民政府如何腐败，美国都必须坚决支持他。反蒋派则认为，委员长个人独裁，国民政府腐败透顶，已经成了扶不起来的阿斗，所以，美国必须把援助中国与援助蒋和国民政府区分开，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要启动换掉蒋的方案。

　　二战结束之后，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警察重任都历史地落在了美国身上。但美国的国际战略还在起步阶段，重心仍然是保持欧洲和平，防止德国纳粹死灰复燃，后面又加上了围堵苏联的冷战，亚洲仍然不是美国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同样希望能够以军事占领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来维持亚洲各国之间的均衡态势。也就是说，美国的亚洲政策重心放在日本身上，但对华政策基本框架还是按照既定方针办。

　　在此基础上，美国在中国一开始是努力调解国共矛盾，希望中国能迅速恢复和平，并且成为协助美国围堵苏联、压制日本的重要盟友。但蒋坚持要消灭共军，武力统一全国，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问题上还是在继续吵架，前后矛盾，各部门之间意见分歧，前后摇摆，犹豫不决。既不坚决支持蒋武力统一全国，也不支持换掉蒋。

　　美国国内忙着吵架，蒋在中国的内战中则从一开始的全面进攻逐步转入重点进攻，到1948年下半年，形势急转直下，蒋的败象已现，有大势已去之势，美国国内对中国政策仍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所以，宋美龄跑去美国求援，看上去美国各方面都很客气，但实际上却是无功而返，美国并没有给蒋更多实质性的支持。这一拖，实际上就已经是对中国局势表了态，蒋支持不下去，只好同意下野。

　　眼看着共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长江以南，席卷全国，建政立国在即，全面倒向苏联已经在所难免，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问题上还是争吵不休，好在共军毕竟是土共，没有海空军，解放台湾的第一次进攻被委员长击退，美国才开始有点回过神来，意识到中国局势的发展正在离美国原来的外交政策确立的目标越来越远。

　　美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对华政策已经不得不调整，与中共不得不彻底翻脸，则是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之后。这时候，美国终于见到了一个自信、独立的中国，一支中国军队，但却已经是美国的敌人。也是在这时候，美国终于不得不亲自出马，封锁台湾海峡，掩护已经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这标志着，美国实际上已经军事介入了中国内政，突破了此前的政策框架。

　　总结起来就是，美国的亚洲政策和对华政策没有与时俱进，用崛起之前的政策框架指导崛起之后的政策，刻舟求剑，终于导致了美国在中国的全面失败。20世纪上半期，是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发生深刻而全面的变革的时期，美国自身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但美国却希望能够沿用在这个深刻变化发生之前确立下来的政策框架，就在这个框架里打转转，直到在朝鲜战场上撞上了志愿军的南墙，才终于意识到不回头不行了，但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作者署名：萧武）

中美关系白皮书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白皮书严词批蒋，表示中华民国在国共内战的失败，是国民政府本身的领导问题，与美国无关，美国在战后中国情势已尽力而为，最后失败应由国民党负起全责；此可谓袖手旁观。白皮书发表后，美国停止对中华民国军事援助，但也不承认中共当局，此严重打击国府战斗士气。不久，国民政府迁台。隔年(1950年)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月5日发表“不介入台湾海峡争端”声明，然而同年6月韩战爆发，美国政府则对华政策显著变化，下令第七舰队巡防台湾海峡，决定把台湾纳入西太平洋防御体系。之后美国更在1954年和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簽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作为新的对华政策。

  1943年，为了取得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更多支持和同情，宋美龄作为蒋中正外交特使，于该年二月访问美国。她成为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夫人的贵宾，在白宫住了十一天，并于2月18日在国会发表演说，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中国人，也是第二位女性（第一位是荷兰女王），劝说美国将注意力从欧洲战场转移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为中国赢得了美国的同情，随后，宋美龄又去美国各地发表演说，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总计有超过25万人听过她的演说。3月1日，宋美龄本人首次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封面人物，这也是她第三次成为《时代杂志》封面人物。宋美龄成功完成对美国募款的任务。

  但蒋介石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驻中国美军指挥官史迪威长期不合，自1943年起曾两次要求美国撤换史迪威，但因为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在美国的反对而未成。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亲自了解情况。华莱士到华后对国民政府的统治能力给予很低的评价，但同意史迪威成为两国交往的障碍。8月中，罗斯福再三向蒋中正提出将中国大陆之军队交予史迪威指挥，为此特意将史迪威晋升为上将。罗斯福一度以接近命令的口吻向蒋提出要求，史迪威得悉后，亲自将该份电报交予蒋介石，并在他的日记中记下快慰之感。蒋介石回覆罗斯福，倘若要将指挥权交予史迪威，宁愿不惜脱离盟国独自抗日。最终罗斯福权衡下在1944年10月18日下达命令撤换史迪威。美国委任魏德迈接替史迪威的工作。在任内魏德迈协助国民政府抗日，尤其在对国民革命军在训练、后勤及装备的提升有显著贡献。日本投降后的受降、接收等问题亦由魏德迈协调。1946年3月魏德迈返回美国，临行前获赠青天白日勋章。

  1946年中国发生全面的国共内战，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因故辞职，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中国战局，当时马歇尔原来计划由魏德迈接替赫尔利任美国驻华大使，后因消息走漏，中共大力反对，马歇尔因而改请司徒雷登任美国驻华大使。

  马歇尔对蒋成见已深，希望成立联合政府降低蒋的影响力。由于“国民党人仍握有绝大部分权力，无意让出一丁点；而共产党人则寄望藉苏联之助，夺取整个政权”，他虽无力调停国共内战，但以军援要胁，处处牵制国军。最明显的一次，是逼迫蒋介石下达六月停战令使国军在四平战役 (1946年)中胜利后无法前进。另一方面对中共却无法控制，他的行为使中共站稳脚步并使国军士气低落。最后马歇尔调停失败，但是受到杜鲁门的宠信，回美后任国务卿。

  1947年中国时局转变，时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又询问魏德迈使华的意愿，魏德迈拒绝但同意率团来华考察，魏德迈报告内警告国民党军事上已处于劣势，中共很可能统一中国。魏德迈建议美国承诺给予国民政府援助，但马歇尔反对，并且对国民政府实行了武器禁运。魏德迈意见不被马歇尔采纳，更以魏德迈建议美英苏共管东北对中国不敬为理由，将撰写之报告列为机密被束之高阁。马歇尔更以蒋将失败、援蒋有损美国威信为由，断绝对中国政府之援助，最后导致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之溃败。

  1948年美国大选，因为杜鲁门不喜欢蒋介石，蒋介石把赌注压在杜鲁门的竞选对手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身上，为杜威竞选资助捐款，但大选的结果杜威落选，杜鲁门蝉联总统。此事更加深了杜鲁门对蒋介石的反感。杜鲁门对蒋中正很有成见，美国作家默尔·米勒有一次采访杜鲁门总统，杜鲁门就气得大骂地说：“他们都是贼，个个都他妈的是贼……他们从我们送去的美元中偷去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笔钱，而且将这笔钱投资在圣保罗以及纽约的房地产。” 1948年底，蒋中正为了争取美国对他再次的支持，再度派遣宋美龄前往美国，然而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态度冷淡。

  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但蒋仍以“中国国民党总裁”的身分在幕后操控政局。阎锡山出任国防部长兼行政院长在广州发号施令。蒋介石先后访问菲律宾及韩国，商议组织远东反共联盟。中国内部战事方面，1949年4月，中共突破长江防线，攻陷国府首都南京，中共在全国战事明显佔了上风，中华民国大势已去。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并未随他国公使南下广州，而是留在南京，试图与中共接触，随后被召回美国。1949年6月，美国媒体还刊出了司徒雷登建议美国承认中共的新闻。

  杜鲁门政府清楚自己的对华政策，军经援助、调停行动均告失败，决定赶在国共分出最后胜负前，采取“袖手旁观”政策。在盟友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全面崩溃前尽速脱身。

  其后，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其内容包括正文八章及附件八章，总共1054页，约一百多万字。介绍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和中美关系。由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说起，说到1949年五月李宗仁致杜鲁门书为止，历述105年的中美关系。

  在八章中，讲述前一百年的只佔两章，其余六章都是叙述最近五年的事。其中收集了大量美国政府发表或未发表的对华关系有关文件，历任总统相关演讲，与国府往来的电报，几乎所有和中国有关之协议、国共两党的相关声明函件以及美国派驻中国大使定期给国务院写的报告。

  白皮书附录颇多，其中较重要的包括美驻华大使代办埃齐森给国务院的备忘录，建议罗斯福明告蒋介石，美国鉴于军事需要，不得不与中共合作；美国驻华大使馆一些管员给国务院的越级报告备忘录；1944年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时和蒋介石的谈话纪录，内容为劝国府与中共合作；1947年魏德迈赴华考察的报告书，内容批评国府腐败，建议援助国府五年，且促使国府内站改革，同时将东北交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讬管，以免落入苏联手中。

  白皮书中收录《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可视为整部白皮书的的编纂原由与主要结论，也就是全书的核心。艾奇逊在其中说：“在合理范围以内，美国所做任何事，都没有改变中国局势的可能；美国若做其所未做的事，对局势也不会产生影响，这是中国内部势力造成的结果，结局是中国内部所决定的，是一方怠忽职责所形成的。”

  白皮书主旨除了大力批评蒋介石集团治国的腐败与无能，强调美国在国共内战中没有责任外，也对中共进行了批评。《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发表，标志著美国退出国共内战，不再援助国府。

  白皮书发表之时，宋美龄已在美国争取对国府的援助。1949年7月下旬，蒋介石召见助手黄仁霖，表示宋美龄来信，要他立即前往纽约。黄仁霖赶到纽约，宋美龄告诉他美国政府正起草白皮书的事，并委托他设法取得白皮书的誊本，或借助关系拖延、搁置白皮书的发表。第二天，黄赶到华盛顿拜访一些熟识的美国官员并说明来意，官员很直率的承认白皮书的事，且表示无法拖延或搁置发表，他同时将一份白皮书样本交给黄仁霖，宋美龄立即命黄仁霖返台并把样本呈送蒋介石。途中经过香港转机，黄在旅馆停留之时，机场的行李遭人打开搜查，幸好黄把白皮书样本随身携带，才免于被搜走。8月2日，黄仁霖赶回台北，将白皮书样本交给蒋介石。故蒋在发表前三日就提前知道白皮书的内容。

  蒋介石对幕僚说：“美国常说中国重要，在援华时却又小气的要命，如果他们对我们军援得力一点，我们就不会输的这么惨，现在把责任都推到我们身上，太不道德！”在八月十日的日记，蒋说：“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其领导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此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的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

  中国共产党对白皮书的反应颇为强烈，毛泽东连续写了《丟掉幻想，准备斗争》、《別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文章，大骂杜鲁门政府、艾奇逊和白皮书，毛泽东表示“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文中，毛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府，对人民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听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