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蛰居武昌。在中共“八七”会议上,他被撤消了总书记职务。陈独秀被撤职之后,回到上海,隐姓埋名,在熙华德路一座贫民窟石库门房子的前楼居住下来,并结识了小自己29岁的单身邻居、英美烟草公司女工潘兰珍。当时的潘兰珍不知道眼前的老先生就是赫赫有名的陈独秀,只知道他是个卖字为生的孤苦老人而已。 那是陈独秀最为孤寂的时期。正逢国民党清党分共,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相继被国民党处决,陈独秀不但遭到党内批判,同时还被国民党的通缉,无奈地东躲西藏。婚姻生活两度离合,年过半百孑然一身。 有书中记载说: “在潘兰珍的悉心照料护理下,陈独秀的生活也逐渐地条理化。在吃上可口应时的热菜、热饭之后,他的身体与精神均有了很大的改观。他换上西服,打上了领带,染上秋霜的头发也梳得油光闪亮。颏下的胡须也刮得精光。”“在外人眼中,他们是父女,在二人心中,他们是师生,但是这种纯朴的师生关系在时间酵母的催化中也渐渐地发生转变。年龄已不足以成二人结合的障碍。”“经过一场场激烈的思想斗争,潘兰珍终于定下了心,在寒冷的冬季向陈独秀表达了火热的爱慕之情。”(呵呵,写得有点肉麻。不过潘爱陈也是实情。——编者) 这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老夫少妻终于在1930年正式结婚了,后来还领养了一个女儿,随潘兰珍姓,叫潘凤仙。 1932年10月15日晚,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被上海国民党当局逮捕,后送往南京老虎山模范监狱关押。经庭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 报纸登出后,潘兰珍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潘兰珍当即辞去了工作,把女儿送往南通娘家,来到南京,在老虎山附近租了一间民房,靠做点女红零活维持生计,照顾陈独秀的牢狱生活。1937年8月,陈独秀坐了5年监狱提前释放,潘兰珍为丈夫整整送了五年牢饭。 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各界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严惩”、“处极”、“明正典刑”、“迅予处决”。同时,共产党也发表消息,指责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红色中华》发表标题为“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的文章,《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叛国”。 两个自称革命的政党都欲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语)除之而后快,相映成趣,后人评价这也许是三十年代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吧。 当时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给蒋介石拍电报,称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请求给予释放。蒋却无动于衷,说:“独秀虽已非共党之首领,然近年共产党杀人放火,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 被捕后不久,陈独秀与彭述之(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国托派领袖之一,曾任第四国际中国支部书记、中国革命共产党书记)一起被解送南京,途中,在泥泞道路上陈独秀依然酣然入睡。令彭述之十分羡慕。陈独秀说:“吾已半老,别无所求。汝正青春,大有可为。万望勿作他想。” 1933 年4月14日, 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开审陈独秀,审判进行了三天,旁听席上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章士钊主动为陈独秀辩护,十分卖力,陈独秀却不领情,说:“律师所云惟其本人观点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张,以吾本人之辩护状为准。”法庭上一片惊叹:“革命家!”陈独秀慷慨答问,“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其《辩护状》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均选为法学系教材。 审判后,55岁的“老青年”陈独秀被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判刑13年;后上诉,减刑为8年。即被押解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俗称老虎桥监狱。 陈独秀将监狱变成了研究室。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他甚至与给自己送饭的老婆潘兰珍在狱中公然做爱,且斥骂狱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成为千古彪悍之事,也被后人誉为真性情男人。 在监狱中,陈独秀写下了《独秀文存》第九版,蔡元培亲自为这个在押犯人写序。令国民党大员们唏嘘不已。《独秀文存》被评为二十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 陈独秀被关押期间,宋美龄等显要都曾前来探望,只有胡适路过南京而未至。陈独秀怒斥之:“吾知适之是大忙人,此际正与达官贵人拜会饮酒,宁有暇访我哉。不过一旧朋友而已,失之可也。”胡适闻言急忙赶来,但两人一见面即争吵不已,陈独秀托胡适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适认真操作,经常写信报告进展情况,叫他放心。而本无深交的蒋梦麟特地前来探望,并携来几部章回小说,被陈独秀视为知音。 八一三淞沪战役后,日本战机轰炸南京,老虎桥监狱被炸。陈独秀幸卧桌下,没有受伤。金女大中文系主任陈中凡(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商请胡适等联名保释他。政府当局表示,本人写悔过书,立即可办。陈独秀大怒:“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 1937 年南京沦陷前,陈独秀被提前释放。胡适、张伯苓、周佛海、傅斯年等名流为其接风洗尘。席上,周佛海请陈独秀到国防参议会挂个名,可保后半生衣食无忧,静下心来研究学问,陈独秀的北大学生、时任浙江省主席的朱家骅也禀承蒋介石的旨意,动员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部长,胡适让他去美国写自传的邀请,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均遭陈独秀严词拒绝。 同时他也拒绝去延安。在武汉时,董必武曾去拜访,并对他说:“鄙人受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唯一的要求是他写个书面检讨。生性狂傲的陈独秀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 1939年4月,几经辗转,陈独秀带着潘兰珍到来重庆偏僻的江津县五举乡石墙村(有说麻柳乡鹤山坪)隐居,生活清贫凄苦、穷困潦倒。 周恩来专程赶到江津,去看望陈独秀。周恩来目睹了他的生活后说:“独秀先生……我这次专程到江津来,一是知道你贵体欠安,来看看你;二是请你到延安,中央和过去的老同志都欢迎你去。那里的条件总比这里好些……希望你抛弃个人成见和固执,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写个书面检查回党工作吧!” 陈独秀回应说:“恩来,不是开玩笑吧?当初我从南京监狱出来后,主动要求去延安,奈何衮衮诸公容不得我,反倒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我不去,我决不会去延安!大钊死了,延年死了,我也落伍了。你们开会,我怎么办?与其去延安做摆设,我还不如就呆在这江津,实实在在地做点学问。”周恩来只得起身告辞。 张国焘投敌后曾经给蒋介石出主意,让蒋介石派人去拉拢陈独秀。于是,蒋介石派特使胡宗南、戴笠带着茅台好酒和应时瓜果到住处登门拜访陈独秀,佯称是求教“对国事的看法”。陈独秀深知他们的来意,便冷淡地说:“逃难入川,虽国事萦怀,却并不闻政治。” 陈独秀的晚年,尽管经济拮据,仍旧活得很有气节:国民党中有人看到风烛残年的陈独秀没有经济来源,就建议蒋介石加以贿赂。蒋介石觉得这人言之有理,就派陈独秀在北大时期的学生罗家伦等人去给陈独秀送救济款。陈独秀对罗家伦等人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饿死也不要你们的救济。”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曾经带着一张5000元的支票去见陈独秀,被陈独秀拒绝了;他又委托陈独秀的学生、中共叛徒张国焘去交那张支票,也同样被陈独秀拒绝了;张国焘只得委托邓学稼从外地把支票给陈独秀寄去,陈独秀还是没有收下那张支票。 陈独秀当时没有任何社会职务,他的生活费用的确是个问题。一方面,他靠为街坊四邻写条幅楹联等获得少许收入;另一方面,来自亲朋故友的接济,他从来都不会加以拒绝。他在晚年给杨明升写过40多封信,多数都是对杨明升的接济表达谢意的;北大校友会也指定身在重庆的罗汉和何之渝,对陈独秀加以照顾。 晚年的陈独秀以大量的精力撰述了文字训蒙的专著《小学识字教本》,但稿件送审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书名不妥,要陈独秀改书名。陈独秀坚决不同意,并说“一字不能动”,把预支的8000稿费也退回去了。直至陈独秀因病谢世,《小学识字教本》仍未出版,成了他晚年未了的一大憾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小学识字教本》是陈独秀在服刑期间就开始运作的一本书。其中的“小学”二字有自谦的意思,可能与当今文章题目中的“略论”、“小议”相近,并非指小学、中学、大学中的“小学”。这本书的上卷于1940年6月写就,它对于中国教育和文化都拥有巨大的价值。 对于陈独秀本人来说,这本书是他留给世人的一部力作,也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出版此书,不仅是陈独秀的一种精神需要,而且获得的稿费也可以缓解他经济上的压力。因此,他的朋友台静农竭尽全力为书籍的出版而奔波,国立编译馆也十分看好这部书,并且分两次提前预付了稿费。这在当时就是一笔数目可观的款项了。于是,陈独秀把《小学识字教本》的手稿交给了台静农。 但是,此书的出版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编译馆对于陈独秀原来担任共产党总书记的身份还是有顾忌的。陈独秀自然会担心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手稿会毁于敌机的轰炸,所以他催促台静农让编译馆尽快付梓,甚至提出可以从稿费中拨出3千元作为印刷费用。 正当台静农已经运作妥当,编译馆准备付梓之际,1942年,编译馆发生人事变动,由蒋介石心腹陈立夫兼任编译馆馆长。 陈立夫一上任,就对陈独秀的《小学识字教本》挑剔说:书名应该去掉“小学”二字,否则会引起误会。由于陈独秀坚决不同意,《小学识字教本》便无法出版。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贫病交加,在四川江津去世,消息绝少见于报端,中共的机关报更是毫无登载。有报纸评论道:“如此一代人杰之死,此时此地,实有不胜寂寞之感。” 陈独秀弥留前给潘兰珍留下的惟有一句遗言:“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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