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和平：中国革命的美国孩子

  阳和平是美国友人阳早和寒春的长子。我想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大概会知道阳早和寒春。他俩在中共建国前就来到了中国大陆。他俩都欣赏中共的革命，并诚心诚意地留在中国几十年，充满激情地工作和生活。我知道阳和平后来回美国生活并结婚，还有了两个女儿。但他后来又重新回到中国大陆生活。为此我还真有些好奇并看了采访他的视频。下面是我在网上摘编的有关他父母和他的报道文章。

  阳和平对中国的媒体曾心有恐惧，记者往往带着目的来采访，写父母有时也夸张得厉害，在他眼里，媒体也有左派和右派，“右派来采访的不多，左派的就经常夸张”，中国媒体习惯性将寒春和阳早描述为高尚的人，伟大的战士，放弃优越条件来到中国，但阳和平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我父母是到中国找出路来的，对他们来说，到中国来是一次解放。”

父母的故事

  寒春和阳早是一对来自美国投身中国早期革命的夫妇，在中国直至终老，并孕育了三个子女，其中阳和平是长子，他的弟弟叫阳建平，妹妹叫阳及平。

  父母亲的故事，阳和平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对人讲述过多少次了，那是一对外国人如何受到共产主义的感召到中国来寻求出路，并结为连理留在这里继续奉献的故事。在中国，人们总说寒春放弃了优越条件来到中国，然而阳和平并不这么觉得，他觉得，对于当时的寒春而言，中国才是她寄托精神世界的出路。

  2003年，阳早去世，2010年，寒春也告别世界。在母亲的追思会上，阳和平看上去平静和理性，他说“中国人老觉得他们多伟大，放弃了很多，其实没放弃什么，他们的一生非常幸福，干自己喜欢干的事。”直到现在，阳和平兄妹三人都认为，“父母那一辈子是真让人羡慕，他们真幸运，有毛泽东时代，可以不为个人的小圈子着急，可以全投入在工作里边，全投入在中国的生产建设，投入在运动里，可是现在的大环境没了。”

永远怀念毛时代

  阳和平说，文革爆发的时候他正好13岁，正是世界观形成的时候，像那个时代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那场革命对他的影响“非常厉害”。他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次比较文明的、基本上非暴力的下犯上，对于很多人妖魔化文革，阳和平不能认同：“谁愿意流血牺牲啊，没人愿意，但时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你有你的打法，人有人的打法，穆斯林事件里的人体炸弹，就谴责人家是恐怖主义者，那你拿原子弹炸日本不算恐怖主义？美国把人家摧毁了不算恐怖主义？”

  文革后期通读马列原著对阳和平产生过极为深刻的影响，阳和平1969年到红星工厂（似乎该是光华木材厂）工作。他花了好几年的工夫，读完马列原著，正是这套论著，对他后来的世界观形成起到极为关键作用，甚至后来美国之行，这本书在他的身体里复苏，并渐渐得到印证，曾经在中国读《资本论》，却好像跟中国社会一点关系都没有，到美国才发现现实跟书里的描写很相似，而今天，阳和平看中国社会，不由感慨：马克思一百五十多年前的描述，跟中国今天的社会如此相似。

  阳和平认为他所在的沙河镇拆迁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老百姓住得好好的，开发商要把沙河地区给改造了，改造了就把老百姓给赶走，赶走了就得政府出面，上面的街道都写的是以人为本，是以开发商的人呢，还是以当地居民的人为本，你说给你好多这个补偿，给你优惠的补偿，那我不要这个补偿，我不走行不行？我的权利跑哪去了，你政府凭什么站在开发商一边逼着我走？你开发商有本事跟我讨价还价，不管你出千千万万，这是我的家我不愿意走，行吧？这里边，阶级是现实的存在，你不能把头埋在沙子里，这种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到处都看得见。”

  阳和平至今最向往的仍然是毛泽东时代，他怀念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977年，他头一次回中国四个月，有三个月待在曾经的光华木材厂。有很长时间，他一直琢磨不通自己为什么老怀念光华的生活，现在总结出来了，就是因为“那个时代工厂里一个平等的关系”。置身美国多年，他没有找到那种平等。他说 “我想卡玛（他表姐，韩丁的女儿）没有，她没有那种对工人的感情”。当然，那种关系只属于毛时代，只属于当年的光华木材厂，只存在于阳和平的记忆里，令他面对今天社会的种种拜金、信仰虚无和压迫，而深感痛苦。

  阳和平说，他母亲人生的最后几年过得很悲观，对于中国后来发生的变化常常感到不解和失落，他便告诉母亲，眼前这个东西是暂时的。

美国，美国

  与父母一生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相比，阳和平的思想走得曲折而艰困。

  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对于眼前的一切，阳和平产生了困惑，他想上学，学经济，“因为改革开放主要是经济上的东西，我对政治上没兴趣，就想把经济上弄清楚。”当时，阳和平的困惑在于：市场经济到底什么东西？那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八十年代初，阳和平觉得这话是对的，但脑子深处“马列主义的东西和主流经济思想老打架，特别混乱”，二十年以后，阳和平才弄懂，有些东西为什么是错的。“到现在越想越清楚了。”

  阳和平去美国时21岁，八十年代初开始上大学，一边做工人，一边念书，花了七年毕业，八八年开始读研究生，到九七年拿到文凭。

  在美国阳和平完全有机会跻身中产阶层，但他不认为那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人们总以为有车有房好像就是奋斗目标，你到美国车也有了房也有了，照样受压迫，这是一个生活水平的问题，不是地位的问题。人的地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物质是两个概念。”

  当年之所以选择“去”美国，阳和平说是因为好奇。但到了美国，他却陷入另一重更加迷茫，研究生期间他在私人公司当白领，但同时他还有一些左派的朋友，同时跟唐人街里的偷渡者保持联系，同时又有早些年工厂里的老朋友，好几个人群同时接触，就好像同时生活在好几个世界里，他说，那些年，整个人的思想感情都非常矛盾。

  他在美国经历了信仰危机，曾经所信仰的一切都被妖魔化，自己却没有足够的自信和精力去反驳，就是一步步退，好像打败仗，到最后，有一个地方退不下去，那就是：美国是帝国主义。“这是不可否认的东西，所以从这就开始一步步反思，慢慢才能弄出来，哪些东西是真的，哪些东西是假的，哪些是歪曲的，哪些是片面理解的，对社会主义，对马列主义，对毛主席，慢慢才有一个新的思路。

  昔日的大环境没有了，阳和平却在“研究毛泽东时代政治和经济”上重新找到寄托，他不认为自己的人生有什么了不起，尤其是与父母相比。他也不认为讲自己的故事，出一本传记有什么意义。他的趣味在于写“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的感悟和思考，他决心投入其中，好好研究文革，好好研究整个三十年。“它不仅在中国有意义，对全世界都有意义，无产阶级要想掌握政权，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工人阶级掌权听起来像是很遥远，阳和平说，从历史长河来讲，这是暂时的。

  现在阳和平在北京的一所大学任教计量学；他自嘲自己是四不像：“我这，既不是中国人，又不是美国人，又不是知识分子又不是工人。”这种四不像体现在身份认知上便颇为复杂：对美帝国主义特别仇恨，但是又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对中国又富有感情，又得小心不去陷入民族主义。

  阳和平说，在美国他会觉得很孤独，到中国来就不会。

今天中国的有些社会现象让人愤怒

  阳和平不讨厌教学这份工作，“所以有的时候领导让我做什么事，比较违心的，我是一点办法没有。”也不是没有办法谋到更好的工作，“那你就得改变”。就像对于中国其他问题的深谙一样，教育行政化和学术腐败问题，阳和平也并不陌生，所以对于单位政治，他的原则是不懂、不参与、不了解，也不感兴趣。

  他并不否认，今天的中国有时让人愤怒，“那黑煤窑、黑砖窑，像沙河这边强拆，社会的这些不平等的现象特别多，公共交通以小汽车为主，地铁有很多后遗症，公交更是把人赶羊似的，根本不考虑你的方便，说是以人为本，全是谎话。”

  但愤怒归愤怒，人到中年，阳和平还是回到了中国。

  阳和平说他最后回到中国不是找出路，而是因为“在美国三十多年，想跟他们玩玩同化，同化不了”。这才是特别难的，表层上同化了，实质上不行，他们喜欢看的电视，他们喜欢开的玩笑，觉得没意思，自己感兴趣的他们有时候不感兴趣，尤其是美帝国主义那套，阳和平不能接受。

  回中国的想法很早就有，但没有条件：孩子小，跟妻子没离婚，到中国参观行，但生活是另一码事，后来孩子大了，也离婚了，他开始考虑是继续在美国混，还是到中国来：“美国这么多年，想被同化，同化不了；美国老百姓是好的，但对美帝国主义的认识确实特别肤浅；打击最大的还是九十年代美国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明明是美国去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他还伸张正义之类的，第二次几千万人游行，照样打了，美国人自己是不太会教育自己的，第三世界国家把帝国主义打败了打痛了，才能教育美国人民。”

  在美国搞什么有意义呢？阳和平问自己，“我所关心的东西，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研究，但是到哪去找这方面的人呢？还是得到中国来，这里毕竟还有大批研究马列主义、研究毛泽东时代的同僚们，好多老革命还活着呢，起码跟人家谈谈，过去不成熟的就慢慢弄清楚了。”阳和平说，他现在没有去美国的愿望，连参观去的愿望都没有。

  “一点好奇心都没有，我女儿还要我明年夏天跟她一起野营去呢，我就突然一点兴趣都没有，以前每次都是他们来中国，来了就提意见说，都是她们来，我也一直都不去，以前我妈在的时候，我有借口，现在没借口啦，还是不想去，真是一点好奇心都没有。”

主义，立场

  说起八九十年代经历的那场“信仰危机深渊”阳和平至今不能忘记那种痛苦，但他同时感到庆幸，经历过毛时代、经历过美国十几年的帝国主义、现在又看到中国的资本崛起，这反复的迁徙中，他在毛泽东时代所学到的东西渐渐得到印证，“所以慢慢就从深渊里边爬出来，有人爬上了右岸，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马列主义，例如我表姐卡玛，”而阳和平爬上了左岸，成了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阳和平一直很尊敬表姐卡玛，作为曾经革命道路上的启蒙者，表姐在他的心目中非常有权威，甚至后来即使两人政见产生分歧，他也非常怕与她沟通，“就好像在你导师面前跟人争似的，她说得头头是道，我好像特别笨拙，争不过她，所以不敢跟她争。”但是后来卡玛的一系列行动让阳和平有些受不了，“她完全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站在敌人一边，咒骂文革，为资产阶级说话。”后来，他公开发表的一篇探讨二人理念的文章，激怒了卡玛。事后阳和平也反省自己，他觉得自己方法有问题，应该先和表姐沟通，再商量是否发表。但他同时也认为，无论如何，“我们立场完全相反”。

  当然，阳和平至少坚持卡玛和亲人“都是好人，也反对帝国主义，也不主张种族歧视，不主张资本压迫，但是她们属于改良的，要温和一些，是‘资本主义民主的既得利益者’，看问题的立场还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

  阳和平与父母的观念也有差异，他说自己对父母的认识也是经过多少年，“以前我跟他们争的面红耳赤的，经常辩论，辩论偶然性必然性，辩论对立统一，辩论历史，辩论是不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辩论物质刺激……”，后来到美国很久以后，再后来回到中国，阳和平才渐渐想通，他终于理解了自己的父母，理解了他们为什么要在中国待下去。

  阳和平（Dr. Fred Engst），国际友人，美籍农业专家阳早（Sid Engst）与寒春（Joan Hinton）的长子，1952年出生在北京（宋庆龄亲自为他取名），长在西安国营草滩农场，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

  1976年前后，阳和平、阳建平、阳及平3人相继赴美。阳建平改名比尔。一生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阳早对儿女的出国选择说：“我们工作没做到家。”3人赴美进行东西方比较后，比尔称自己是“父母的右派朋友”。阳和平、阳及平与父母思想同一体系，被寒春戏称：“鸡蛋——皮白心黄。”他们虽出国多年，政治敏感依旧。3个子女都理解并尊重父母的执著信仰。比尔觉得：“若想在这个世界上找出像他们一样的理想主义者，比较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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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政治理念和阳和平完全不同。不过我尊重他，因为他有理想。我可谈不上什么理想，好像年轻时也没有理想主义的冲动。这大概是因为我很小就是个“狗崽子”的原因吧？现在上了年纪，原来精神上的理想主义成分就越来越淡漠了。当然，我知道，人类就是因为有理想才有了今天，尽管种种的理想充满着相互碰撞和厮杀。

  不过阳和平小时候和我的境遇截然不同。那时对他来说，精神生活可是“充满阳光”。如此经历大概极大的影响了他的世界观的形成。

  忽然，我想到，如果像阳和平理念的人千千万万，都嚷嚷着恢复“毛泽东时代”，我还是否有着宽容精神？我这么想是不是有些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