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情應是這樣的 前些日子在微信群里看到篇“一顆遺落在荒原的種子——北京‘知青’的女兒”。寫作形式似報告文學；作者白描。我在網上查了一下，他還真寫過些有關“知青”的作品。這個故事一兩萬字，記述了一位北京“知青”的私生女尋親。不過我不認為這是個真實的故事；最主要原因是故事說到這私生女21歲找到生母之後就沒了下文；另外還有些情節牽強。 我本來想把那個故事整理一下貼在網上。既然自己有了以上想法便作罷。然而這兩天我又在網上看到介紹日本導演池谷熏大約20年前拍攝了NHK紀錄片《延安的女兒》。看過介紹，覺得這個紀錄片記述的才是最真實的情況。下面是此紀錄片簡介。 大約在“文革”的“上山下鄉”運動30周年左右（1999年），日本導演池谷熏拍攝了NHK紀錄片《延安的女兒》；內容說的是“知青”的棄女尋親紀實。這才是實情。 導演池谷熏已經在中國拍了20年的紀錄片，卻仍然不會說一句中文。1993年，他到延安拍片時偶遇了片中那四個正在搓麻將的老紅軍，從他們口中得知，二十多年前，曾有一批北京來的學生娃在這裡插隊。老人們還提到，當年是禁止戀愛的，否則要被判刑。這一點激發了池谷強烈的好奇心，他認為年輕人之間是不可能沒有愛情的，在這遠離城市的黃土高原，肯定會有人相愛，說不定還有了孩子。於是他花了7年的時間，果然在延安找到了15個這樣的孩子。 在綿延不盡的黃土高原，“中國革命的聖地”延安。貧困農村的女孩海霞，一出生就被拋棄，但她一直在尋找拋棄了自己的親生父母。 她的父母是在文化大革命時代，聽從毛澤東的指令，從北京下放的“知青”。 “我為什麼會出生，又為什麼被拋棄？”她的強烈感情，喚醒了原“知青”們不堪回首的回憶。 其中有一位在為海霞尋親而奔走的人，叫黃玉嶺。他也有着難以抹去的沉痛過去。 其實他曾有過一個和海霞同樣境遇的孩子。但在那個連戀愛都遭禁止的年代，他被判處“反革命罪”，女方被迫墮胎。如今塵封30年的往事被再次喚醒，海霞與黃玉嶺踏上了尋找真相的旅途。 海霞後來成長為陝西省延安地區的一位年輕的農村婦女，粗糙的皮膚,紅撲撲的臉頰，地里耕作是把好手，已婚，有一個男孩，如果不是偶然，海霞的生活將是平凡的，和周圍一起長大的農村姐妹們沒有什麼分別，但海霞的身世公開後，海霞有了自己特別的故事。 她是400名奔赴延安的長辛店知青的後代，生父叫王露成，在王露成和另一位北京知青非婚生下海霞後，父母即拋棄了她。當地的老鄉收養了她,但沒過多久，第一個養母便去世了。撫養她長大的是第二任養父養母。一直到海霞有了自己的孩子，養父養母都沒告訴過她真正的身世。 而當年的北京知青王露成與戀人回城後，因為王露成的工廠小，效益差，倆人便分手了。王露成回城後始終過的很落魄，28年再也沒有聯繫當年的戀人，倆人更沒過問那個孩子的下落。 看到已經長大的女兒的照片，王露成第一反應是怎麼長這麼難看，沒有想見面的意思。但海霞是個很有個性的農村婦女，個性非常象張藝謀電影中的農村婦女秋菊和魏敏芝。海霞不圖別的，只為能見上親生父母一面。 起初，海霞希望父母到延安，但被拒絕了。最後，海霞決定自己去北京找親生父母。海霞最終見到了自己的生父。海霞的生父王露成，在北京一家工廠倒着三班，住在一個小平房裡，昏暗的燈光下，你能看見一個被生活磨難着的男人。 海霞的生母一直沒有出場，影片結束的時候，在接聽電話時，她的回答是：不願意認領自己的女兒。 與父親見面後，海霞回到了養育她的延安農村，依舊過着和以前一樣的生活，只不過多了一個牽掛的北京父親。她給父親的來信中說，家裡打了不少糧食。 影片以海霞的故事為主線，期間穿插了其他幾個知青的故事： 故事是由一個叫黃玉嶺的男子帶着池谷薰去農村、北京各處尋找和拍攝的，他同樣有一段傷痛的過去：黃玉嶺是北京長辛店一中的知青，1968年來到延安插隊，結果因為和一個女“知青”戀愛，並使其懷孕而獲刑5年。最後人工流產，他的孩子沒有生下來。黃玉嶺最後留在了延安娶妻生子。看着已見斑駁白髮的他不停地奔波着，覺得他一生的意義就只剩下對於當時真相的追索了。他在強制勞改以後，再也沒有回到北京，在當地開了一間小飯店。 也許是因為他有過同樣不幸的遭遇，所以想幫助海霞找到自己的父母。他請來與養父母相熟的鄉親，說服他們同意海霞赴京。 除了黃玉嶺以外，還有一個叫王偉的當地農民，當年是生產隊的會計，和一個北京女“知”青戀愛了，後來說他強姦了女“知青”，被判了15年的徒刑。直到今天，王偉都在叫冤，他說，他們當初連手都沒有碰過，強姦也沒有具體的說法，沒有時間、地點和細節，是一個叫郭忠民的北京幹部強迫他認罪的。王偉敘說時，導演給了他很近的特寫鏡頭，你看見的是一個滿臉皺紋的老人。 最慘的是影片中另一個留在延安的知青王雄驥，一直單身一人蝸居在窯洞裡，他沉溺於書籍之中，也曾經兩次入獄。打開跟隨他已經幾十年的木箱子，裡面都是如《判斷力批判》、《美學史》、《馬克思博士論文》之類的書籍，他將弟弟寄給他改善生活的兩千元錢，用來買電視及VCD機，他似乎沉浸於自己的精神世界之中。鏡頭掃過，他簡陋的小床牆上，貼滿了裸體女郎的畫像。他在延安的窯洞裡度過了一生最美好的年華，除了讓自己在克萊德曼音樂中得到片刻的滿足之外，他的人生還剩下什麼呢？ 黃玉嶺到北京尋到郭忠民時，郭忠民同樣是一頭白髮。郭忠民不由得說起了他的故事。當年為了去延安管理這些“知青”，自己幼小的孩子被送往老家，由母親照顧，但是生病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療，孩子變成了聾子。他堅持說，他沒有強迫王偉，是和當時的公檢法一起查辦的。 拍攝顯然是艱苦的，池谷薰堅持了兩年，拍攝了170小時的素材，完成了這部兩小時長度的紀錄片。《延安的女兒》這部長達兩小時的紀錄片，就像一部劇情片一樣，通過一個讓人淚下的故事，反映了一群人的命運，還原了一段歷史，將一代人的傷痛又血淋淋地揭開來。儘管時間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年，人們心靈的創傷已經結痂，但隱痛依然，並且這種痛還延續到了下一代。 本片獲獎： 卡洛維法利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 (2002年) 賓夕法尼亞電影節最佳作品獎(2002年) 芝加哥國際電影節銀獎 (2002年) 捷克國際人權電影節瓦茨拉夫·哈維爾特別獎 (2003年) ……………………………………………………………………… 既然介紹了這部紀錄片，那個作家白描寫的故事也貼上來吧。不管怎麼說，我內心是沉重的。 一顆遺落在荒原的種子——北京“知青”的女兒 作者：白描 一對北京知青的私生女為逃避可怕婚姻，跑出荒原尋找她的生母，由此產生了一串揪扯人心的故事…… 1989年5月初，如今仍在延安的北京知青自發組織了一次《蒼涼青春》討論會，作為《蒼涼青春》的作者，我應邀出席了這個討論會。延安城內的北京知青現在約有400多名，出席討論會將近200人。會上，一位臉蛋紅撲撲的姑娘聲淚俱下地作了發言。她不是北京知青，但她的發言，卻把會議氣氛推向了高潮。 她叫王楊玲，是一對北京知青的私生女，採訪她的過程，我胸中一直翻騰一種復難言的情緒。壓抑、哀憐、惆悵在一塊攪和着，穿過這些感覺，還有一東溫馨明麗的光輝投射在心裡。她18歲的經歷像一面多棱的鏡子，折射出人生和社會許多內容。 1970年11月27日，她出生在L縣一個偏僻的村子。她的呱呱降臨，沒有給父母帶來喜悅和激動，緊緊攫住他們的只是恐懼和羞恥。在離鄉背井、孤苦無依的插隊生活里，這一對青年男女偷嘗了愛情的禁果，那一刻的歡愉也許使他們悽苦的心得到了些許安慰，然而，由此他們卻播下了一顆苦難的種子。望着這個孱弱的女嬰，他們六神無主，淚水斷線似地滴落在嬰兒的襁褓上。 孩子只能送出去，可供這對年輕父母選擇的只有這一條途徑。下邊，等待着他們的將是道德與政治的雙重壓力，是人們的恥笑、領導的審查和個人無休止的檢討。他們自顧不暇，更談什麼撫養這個弱小的生命。有收養孩子的人家找到了，他們顧不得細問，便將孩子送人。 收養孩子的人家姓王，是一戶老實巴交的農民，夫妻倆從未生育過，抱來孩子的時候男的已經55歲，女的已經47歲。他們聽出來這對知青中有位姓楊，便給孩取名叫王楊玲。 小楊玲抱進這戶人家時尚不滿10天。養母自然不會有奶水餵她，好在家裡有隻老奶山羊，兩個老人每天便從老山羊那乾癟的乳頭上捋些奶水餵給她。幾個月後，老山羊的乳頭實在捋不出什麼來了，養母只好把小米壓成面，再熬成糊糊抹進她的小嘴裡。小楊玲居然奇蹟般地活下來了。 日出日落，小楊玲一天天長大。她5歲那年，一對北京知青找到養父母的門上。這對知青便是小楊玲的生身父母。兩人早已結為合法夫妻，並且有了一個小男孩。他們終於熬完了苦難的歲月，在招工招干的尾聲里，被招到鐵路建設部門，將遠遠離開這裡開始新的生活，他們來最後看一眼親生女兒。他們走了，他們的骨血卻要留在這裡。至於他們為什麼沒把女兒帶走，至今小楊玲無從知曉。總之，她留在了農村，留在了黃土高原。 生身父母的工作地點在唐山。真是這對苦難人兒的劫數，1976年初參加工作，過了半年，那場震驚世界的大地震便在他們腳下發生。之後，有消息傳到村里，說那男女二人同死於地震災難；又有消息說，死的是女的，男的只是受了傷。無論哪種消息均無法證實，而事實卻很清楚——從此以後，小楊玲的生身父母再也沒有任何音訊了。嚼咽着貧寒農家的粗食淡飯，伴隨着高原的風霜雨雪，小楊玲長到16歲。 這一年她正上初三。這孩子也許很早就明白她的身世比別的孩子悲苦，從小讀書就很發奮，學習成績一直在同學中拔尖兒。到了中學，各門功課都優異，對語文則格外感興趣，她喜歡看書，喜歡寫作文，喜歡對着廣袤的高原和空闊的藍天漫無邊際地幻想。她為“全國中學生徵文比賽”寫過一篇名為《我與同學的爸爸》的小說，還給山西《青少年日記》投寄過兩篇日記。她暗暗確定了自已未來的志向——當一名作家。然而，一個星期六的早晨，命運卻把她推向另外一條道路。 這條道路終將難以迴避——養父養母收下別人送來的一個紅包包。紅包包里包着她的訂婚禮金——200塊錢。這意味着，不久的將來，她便會像村里眾多的姑娘一樣，被打發到一個陌生的男人家去，給人家當婆姨，生孩子，然後窩窩囊囊糊裡糊塗度過一生。農村姑娘普遍的歸宿她是清楚的，但從來沒有把這歸宿同自己聯繫起來。她有點猝不及防。她哭了，抗拒養父養母強加給她的婚姻。然而養父養母不理她。他們太需要錢。 王楊玲16歲了，她的養父已經71歲，養母也63歲了。地里的活兒，就靠這個精神病叔叔。他想干就胡亂乾乾，不想干就到處亂跑。養父母經濟上沒有其它來源，就靠土地，土地經管不善，家裡早已窮得叮噌響，有時連買鹽買燈油的錢都沒有，給楊玲訂的這個人家，答應事說成先給200塊禮錢，訂婚席一擺，除了扯八身衣裳，再給200塊，結婚時給多給少雖由男家說了算，但總還會有一筆數目。老兩口撫養楊玲一場，到老來從楊玲身上討回點補償，也不枉16年的辛苦。老兩口這麼看，村里人也這麼看，因而，小楊玲的婚事便定了。 小楊玲則感到自己被拍賣了。家裡收了禮金，王楊玲從來沒有見過男方。她哭腫眼睛回到學校，見到老師同學不敢抬頭，像做了什麼丟人事一樣。她再也沒有心思學習，再也不能安靜地坐在教室里了。她哀嘆陝北農村的貧窮落後，恨那坑人的封建習俗，抱怨養父養母，同時又可憐他們。她為自己的命運深深地感到悲傷。 好多天以後，她見到了給她訂下的那個男的。那是個星期六，她剛放學回家，那男的就扛把钁頭進了門，看樣子是幫她家去地里幹活了。那男的不住地拿眼睛賊溜溜地盯她。她躲進窯里，不一會兒那男的也進了窯，坐在炕沿，一邊抽煙，一邊主動找碴兒和她說話。他說他給她家幹了多少活兒，又說她身上穿的衣服太短，他給她買了新的，過幾天就送來。他說他也上過學，本來能考上中學，但一見上學沒出息，就回了家；他在家不勞動，做生意。但是過了一會兒，又說他在外邊搞建築，跟很多包工頭是朋友，有時候給包工頭訂合同，一聽就知道沒有幾句實話。看着他那灰黃的臉，被煙熏得焦黃的手指，還有邊說話邊往地上吐痰的樣兒，她真噁心。 這次見面後，她在學校里寫了篇作文《一個中學生的命運》。她流着眼淚，傾訴自己的遭遇。她再也不怕老師同學知道自己的事兒，她要把自己的心聲，把她的苦惱、哀傷和悲憤講出來。老師看了這篇作文，把她叫去，詳細詢問了她的遭遇。隨後，老師明確表示態度：支持她與那男的解除婚約。 老師的同情鼓勵給了王楊玲力量。她向家裡提出了解除婚約的要求。不等她說完，年邁的養父便制止她再說下去。老人眼一瞪，說：“好好的婚事退啥哩？退了還不得再找？胡折騰個啥？給我安安穩穩的，甭胡思亂想。” 她爭辯道：“你們是包辦婚姻，我不同意。” 老人說：“包辦？父母給女兒瞅人家，咱這裡一輩一輩都這樣。不要念了幾年書，灌了點洋湯，就給我胡跳騰！” “我還小……” “還小？都16歲啦！好，你小，你小，讓我和你媽再把你養活着……”老人一生氣，痰涌到喉嚨，隨之而來的便是一陣上氣不接下氣的咳嗽。 反抗失敗了。王楊玲不光未能解除婚約，反而家裡不再讓她上學。老父親認為她之所以要退婚，都是念書把心念野了。她被強制性地留在家裡。學校生活，令人心碎地和她告別了。 在土地上勞作的重負，開始壓在她16歲的嫩肩膀上。每天，她和那個神經病叔叔到地里，從早干到晚，當她拖着疲憊的身體回到家裡的時候，仍然不能停歇，家裡養着雞，養着羊，還有一條瘸腿老驢，她必須經管，她所在的村子地處塬區，土地雖然相對較多，但水極缺，一口井鑽20多米深才能見水，村里人吃水都花錢買，4角錢一桶。她家買不起，只好自已去絞。 井繩上拴着兩隻小桶，絞動轆轤，一隻桶上、一隻桶下，10多小桶倒一大桶。井離家很遠，她要歇幾氣才能把一擔水擔回家。沉重的勞動壓得她難以喘息，她變得沉默寡言，不願意和父母說話，也不原意和村里人說話。有時正在幹活兒，看見和她年齡差不多的孩子上學或放學，心裡就湧上一股酸楚的滋味。雖然她已回到家裡，但仍然遏止不住對學校生活的思念。 她一遍又一遍回味上學時的種種情景，有些極為平淡的細節，現在回想起來竟是那麼溫馨，那麼富有情致，那麼值得留戀，想着想着，她便不由得暗暗掉下眼淚。她想找些書來看，但家裡沒有。一次見鄰家窗台上扔着本破舊發黃的《農家年曆》，便借來讀，毫無趣味的一本小冊子她竟讀了一遍又一遍，那上邊的農諺、生活小知識她幾乎都能背下來。平時走在路上，只要發現地上有片碎報紙，她都會拾起，不管上邊印着什麼，總要細細去閱讀。她儘可能地把那些能閱讀的東西都收攬到自己手邊，聊以消解精神的饑渴，要不，她的精神就會變得更加空虛、更加痛苦。 那個男的經常往她家跑，每次一來，便開始吹噓自己，她對他討厭透了。有一次，她終於不能忍受，對那男的說：“往後你不要再來了，咱倆的事，最終肯定不能成。那男的斜眼看着她，說：“不成？你家把我的錢都花了。” 她大聲說：“錢，一定還你！” 她猛地下定決心：即使呆在家裡，不能上學，也要和這個男的斷絕關係，她絕對不能忍受和這樣一個男人生活一輩子。 她開始尋求支持。她首先想到那位讀過她作文的語文教師，可是去找這位教師，人家能給幫什麼忙呢？必須找管這號事情的，比如鄉上的幹部。她的婚事是包辦的，她不自願，政府應該出面干涉。這麼一想，她先後去找過鄉政府、縣婦聯和縣政府的幹部；誰知人家相互推諉你，了無結果。難道她真的就該受那可惡的命運的擺布麼？ 在熱熱鬧鬧的大街上，人們好奇地盯着這個淚流滿面的年輕姑娘。她不願意引起人們的注意，走進偏僻的小巷。躲過雜七雜八的眼睛，她哭得更傷心。哭着哭着，她突然想到了死。 死？對，死也是一種反抗，也能表達她對命運不屈從的決心！可是……她死了，對年邁的養父養母打擊該有多大？不錯，她怨恨他們為她訂親、逼她退學，怨恨他們腦筋陳舊落後，但他們辛辛苦苦把她拉扯大，容易嗎？他們也怪可憐的…… 她突然又恨起親生父母來。她本不該來到這個世上，既然他們荒唐地生下她，就應該負起責任，盡到自己的義務，然而他們卻自私地一走了之。眼下她該怎麼辦？還回到家裡去，等待着某一天去給那個臉色灰黃、滿口謊話的男人當妻子？不，縱然死她也不願意這樣。她驀然想起一位同學在縣醫院當護工。能不能去找這位同學也介紹她當護工？洗被褥，打掃衛生，掙下錢就去外地。去哪兒，不知道，反正先離開這兒。也不能虧待了養父養母，她會給他們寄錢……主意一定，她便抹淨眼淚，奔縣醫院而去。 誰知到了縣醫院一問，她的那位同學早就回家不幹了。她軟沓沓坐在醫院走道的長椅上，淚水一下子又湧出來。 “女子，你哭什麼？”忽然，一個講普通話的人問她。 她抬起頭，見是一個女的，三四十歲，手裡提着藥，像是來看病的。這女的眼睛裡充滿了真誠。從聲音她判斷出這人是一位留下來的北京知青，不知為什麼，一種奇妙的情感使她再難抑制滿腹酸楚委屈，“哇”一下哭出聲來。那女的在長椅上坐下，撫摸着她的肩頭，說：“別哭，說說你有什麼事？看我能不能幫你。”於是她一邊哭，一邊把她的身世遭遇講了一遍。那女的聽罷，眼圈兒紅了，安慰她說：“我也是個北京知青，縣上還有好多我們這幫人，你是我們北京知青的女兒，我們會替你想辦法。” 她告訴楊玲，她叫祝萍，在縣農行工作。她說她要先和縣上的北京知青商量一下，叫她過幾天再來找她她把楊玲領到家裡認了門兒，還留楊玲吃了頓飯。 10多天后，楊玲又來縣上，再次見到祝萍。祝萍高興地告訴她，她的事兒縣上一夥北京知青商量後，決定直接向梁縣長反映，因為梁縣長也是位北京知青。這一招果真管用，梁縣長當即表態說他要干預這件事情。“解除婚約不成問題了。”祝萍輕鬆而又愉快，一把拉住她，說“走，大夥都想見見你，往後你該怎麼辦，大夥還得商量商量哩”。 楊玲心裡激動，鼻子發酸。她隨着祝萍，見到了五六個在縣上工作的知青叔叔阿姨，他們個個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親她、疼她。感受着他們親人般的體貼撫慰，她索性放聲大哭，哭得好不傷心。 這次她沒有回家，第二天，她懷裡裝着叔叔阿姨湊起來的錢，乘車奔向延安。大批北京知青離開延安後，地區勞動人事局下設了個知青處，負責處理知青遺留問題，他們鼓動她去找這個機構。她是知青的女兒，養父養母已那麼老，實際上她已無依無靠，往後的事，知青處不能不管。 到了延安，天正下着大雨。找到知青處，楊玲又是渾身透濕。正好知青處有一位叫作餘風雲的阿姨，是北京知青。聽完她的訴說，餘風雲先把她領回家裡，從裡到外，替她換了身乾淨衣服，並留她在家住下。隨後，餘風雲便為她的事跑開了。知青處從未遇到過這種事情，他們感到棘手，必須向上請示匯報。事情拖下來了。 王楊玲的身世及遭遇很快在延安的北京知青中傳開。他們紛紛到餘風雲家中來看她。地區建築公司陳鐵生、劉學軍夫婦執意把楊玲從餘風雲身邊帶走，他們決定收養這個可憐的姑娘——這棵北京知青夥伴留在黃土高原的可憐的根苗。他們在家裡為她支了床，讓她安心住下，並交給她一把家裡大門上的鑰匙。他們知道她渴望學習，喜歡讀書，第二天，就領她去新華書店，由她在書架上挑選。 仿佛進入夢境，在人世間，王楊玲沒有想到自己竟能領受到這份溫情和愛意，她幾乎不敢相信這一切是真的。她的淚水止不住一遍又一遍流淌……只是流淚，沒有語言。 在《蒼涼青春》討論會上，當王楊玲發完言後，我看到許多與會知青都哭了。這些流落異地，似乎註定要在黃土高原上生活下去的人們，業已組織了一個團體一一延安地區北京知青同鄉會，他們決心緊密團結，互相幫扶，共同去走那艱難的漫長的人生之路。他們紛紛發言，表示對王楊玲的滿腔同情。有人提議將王楊玲作為特殊會員吸收進同鄉會，大家一致通過。還有人當場為王楊玲捐款。討論會暫時脫離原來的主題，時間圍繞着王楊玲而展開。 感謝上蒼，王楊玲，這個不幸的姑娘，最終成了延安北京知青共同的女兒。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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