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是公民”

景凯旋

一、

  1989年，东欧各国相继发生剧变。此年1月，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提议与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举行圆桌会议，双方在此后的谈判中同意议会由选举产生，这为团结工会在8月上台组阁奠定了基础。同年2月，匈牙利党内改革派借助反对派“自由民主战士同盟”的压力，击败党内保守派，宣布实行多党制与议会自由选举，并于9月开放与奥地利之间的边界，由此引发东德政权的崩溃。11月9日，冷战的象征柏林墙轰然倒塌。

  接着，捷克斯洛伐克爆发“天鹅绒革命”。11月17日，布拉格的学生举行游行，要求大赦政治犯，七七宪章运动的知识分子也加入了队伍，随后他们成立了“公民论坛”来领导抗议运动。12月10日，胡萨克总统辞职。12月29日，议会选举哈维尔担任总统。11月10日，保加利亚党内发生“宫廷政变”，将总书记日夫科夫赶下台，并向社会做出举行自由选举的承诺。12月21日，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被民众起义推翻，由罗共中的改革派组成“救国阵线”接管政权。东欧各国全都实现了制度转型。

  不可否认，东欧剧变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有着密切关系，但却不是由“新思维”引导的，而是源于东欧各国长期的内部危机，是东欧人民自身追求的结果。当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宣布不再干涉东欧各国人民的自由选择时，这些国家的领导层感觉到这次只有靠自己了。他们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但结果全都一样，这是因为他们的起点是一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政权都是在苏联的扶持下，以人民的名义建立起来的，而在1989年的示威浪潮中，匈牙利游行队伍打出的标语是“我们要生活”，东德莱比锡示威人群高喊的口号是“我们就是公民”，在1990年的新年献辞中，哈维尔对着广场上的公众畅谈捷克未来的民主道路，同样以这样的语言结束：“公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这表明，东欧各国民众在这场运动中提出的要求已经不是权力的限制，而是权力的来源。

  虽然与西方市场经济相比，东欧的确属于一种消费品匮乏的短缺经济，但实际上东欧各国的生活水平多年来一直在持续改善，比世界许多贫穷国家要好得多。东欧各国社会并没有突出的贫富差距。因此，东欧的崩溃不能完全从经济问题的单一线性思维加以解释。

  东欧国家是一个经济平等的社会，但同时又是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就此而言，经济崩溃的说法在东欧国家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个政权毫不在乎个体的生命，并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再大的经济危机都可以靠突破底线的生活水平来消解掉，因此对于政权来说，永远不存在经济崩溃的可能。当时东欧集团的经济基本上仍然运行正常，人们的工资水平、出口量以及大部分经济指标都保持着增长。几个重要的东欧国家，除了波兰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东德靠着西德的经济支援，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依靠增加消费品生产，公众在表面上对自己的命运并没有表现出非常不满。换言之，当时东欧各国即使经济不是太好，也不足以使人民走上街头。然而但到了1989年，所有东欧国家的人民都突然走上街头示威，要求改变现行制度。

  很少有东、西方的政要和学者预见到东欧会发生剧变，反倒是身处其中的东欧知识分子预见到事物的发展，他们不是从国际政治或经济的角度，而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观察到东欧社会正在酝酿着变化。在他们看来，东欧社会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物质匮乏，而是在于缺乏自由，导致社会道德功能失范，成为一个失败的社会。

二、

  东欧各国当初建立的政权既是苏联式的，也是法国式的，具有这两次革命追求社会平等的主要特征，并且采取了经由人民赞同的暴力方式去剥夺有产者。而早在一百多年前，托克维尔针对法国大革命前知识阶层的思想与整个社会的情绪，就已指出：“他们对平等的热爱是那样明确，对自由的爱好是那样不明朗。简直就像是我们同时代人。”应当补充一句，这简直就像是四十年代末的东欧各国人。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对于大革命的起因与结果有一个重要结论：法国大革命的基调是追求平等，但却忘记了自由。对法国革命产生很大影响的经济学派强调公益，却无视契约与个人权利，“他们热爱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事实上，革命前王朝政府已经较前更加尊重自由，社会矛盾主要是阶级区隔产生的不平等现象，导致革命爆发时所有阶层都反对王朝专制，并且都希望建立起新的中央集权，以实现启蒙思想家们的社会平等理想，建立一个“人人彼此相像、地位平等”的社会。

  托克维尔在其研究中观察到一个普遍的社会心态，即人们对平等的渴望永远比自由更强烈，也更长久。某种程度上讲，自由更多的关涉个人，而平等更多的关涉群体，平等可以给下层社会带来现实的物质利益，也更符合知识阶层心中的社会正义和道德观念。就此而言，任何社会中自由都远不如平等有吸引力。普通人往往热爱平等，但却未必热爱自由。对一个政权来说，平等显然也更容易与专制结合起来，因为人人平等的实现必须依靠政府权力，而任何自由都只会削弱政府权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欧各国人民同样面临要自由还是要平等的选择。其实自十九世纪末以降，社会平等的观念已成为东欧各国人民的主要诉求。下层阶级并不关心自由，却对不平等心怀怨恨。尽管东欧社会主义是外部政权强加的，但其理论的核心是追求社会平等，因此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并不与东欧知识分子及多数民众的基本诉求相悖。经历过长期的外来强权欺凌，二战后东欧人普遍具有一种解放情结。他们对民族、阶级的平等充满正义的渴望，同时却缺乏对自由的真正理解。

  在建立一党制的过程中，东欧各国全都是采用了民主投票的程序。1945年的选举中，保共控制的“祖国阵线”获得88%的选票。1947年的议会选举，波共领导的“民主派集团”获得80%的选票。匈共领导的“人民阵线”在1947年获得22%的选票，在1949年则赢得了95﹒6%的选票。在南斯拉夫，则是一开始就由南共主导国家重建，当时绝大多数民众都拥护南共。在1945年的大选中，捷共获得38%的选票，1948年的“二月革命”，捷共在250万工人总罢工的支持下，逼迫其他党派退出政府。在当时，正是新政权的社会平等主张吸引了整个社会和所有民族，使得民众相信，通过当政者无私的服务，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下，从此可以实现社会的普遍平等。

  从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所有东欧国家都按照苏联模式，没收资本家和旧官僚的财产，对工业、银行和私人保险公司全部实行国有化，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把富农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并鼓励他们建立农业合作社。自1948年底至1950年，东欧各国工业国有化比重分别是：东德76%，匈牙利81%，波兰92%，罗马尼亚95%，保加利亚95%，捷克斯洛伐克96%，阿尔巴尼亚97%，南斯拉夫甚至高达100%。中央集权的政府完全控制了国家的经济生活，指令性经济和五年计划很快就恢复了战后经济，人民生活确实得到了改善。

  在东欧各国，社会平等的诉求早已深入人心，充分就业、廉价商品、免费教育、公费医疗都被视作理所当然。工农子女有了更多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在波兰，工农出身的学生占比由1946年的11%上升到1950年的63%，而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则由1936年的35﹒5%下降至1960年的1﹒2%。 在匈牙利，工农子弟占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65%和55%。捷克工人子女的比例从1938年的10%上升到1956年的31%，到1963年更是接近40%。此外，男女平等也得到了实现，妇女进入了所有的职业领域，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例，从1950年到1970年，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从54%上升到85%，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有46%是女性。

  与此同时，波兰在1952年逮捕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因为他们不愿向国家上交粮食。捷克斯洛伐克将反对农业集体化的农民戴上富农帽子，仅斯洛伐克就有2400农民被判处反国家罪。罗马尼亚在1949年有3000地主被驱离故土，有八万农民因反对集体化被捕。在匈牙利，一大批旧官员、工厂主、银行家以及富裕的律师、职员、医生等被没收财产。1951年，布达佩斯有5893个家庭被勒令限期搬迁出首都。富农则成为农村的打击对象，备受歧视，对那些不愿意加入合作社的农民，当局随意殴打和罚款。1948年至1953年，匈牙利全国就有四十万农民因不愿交公粮而被逮捕，八十万农民被罚款。

  五十年代初，东欧各国政权都赞同这样的理论，即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后，阶级斗争仍在日益尖锐化。捷共领导人斯兰斯基就曾强调：“发现我们中间的敌人，因为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这个理论先是用来清洗非党人士，反集体化的农民与投机倒把的小商小贩，坚持自由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后来又用来清洗党内反对派。

  执政党控制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所有领域，议会虽然给其他党派保留部分席位，但却是橡皮图章，国家权力掌握在党和政府手上。为了全面摧毁民间社会，成立了由国家控制的工会、青年组织、妇女组织和作家协会等群众团体，将全体国民纳入一个划一的社会。同时，实行强制性的劳动组织和义务劳动，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是建立“劳动营”，波兰是建立“为波兰服务”组织，每年六个月义务劳动。政府还不断增加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定额，降低实际工资，强化劳动纪律，同时经常宣传劳动模范，供全社会仿效。东德的电台则宣称：“有必要在每一件事情、每一个计划、每一个部门讨论党的路线并在日常工作中执行它。”凡是对生活感到不满的人，都会被视作是反对政府而遭到威胁和镇压。

  事实表明，由于实现平等的途径往往需要通过政府的力量，因此在平等的名义下，这个制度建立的只能是一个限制自由而不是限制权力的政权。

  事实上，对于多数东欧民众来说，他们并不拒绝自己当国家的主人。可他们没有意识到，自由实际上与社会地位和物质利益无关，它本身就是幸福。

三、

  东欧各国剧变之前有八个特征：苏联模式，意识形态控制，一党统治，没有法治，国家控制经济活动，实行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忽视消费，产生了一个新的特权阶级。中央集权似乎缩小了阶级差别，扩大了社会平等，但却比任何旧制度都更不自由。这样的社会主要矛盾不再表现在社会各阶层之间，而是表现在权力者与无权者之间。

  事实上，没有自由也就意味着没有真正的平等，平均主义并没有产生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特权阶层的那些高级官员享受着特供商店、特殊医疗服务、休假胜地、高级住宅和别墅，子女有优先受最好教育的保证等。正如英国学者福凯斯所说：“他们不但要保住自己的地位，而且要把他们的特权传给子孙后代。”

  国家不仅垄断了经济，而且还垄断了权力和思想。中央集权的国家是最难产生自由法治的国家。当一个政府全面控制社会，甚至消灭社会之后，法律也就成了一纸空文。极权的根本原则就是思想统一，压制精神活动。就此而言，计划经济的弊病还不在于其低效率，而是在于其缺乏劳动的自由。最初看上去曾充满生气的体制，日后却变成压制自由的体制，社会的精神活动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令人窒息。可以说，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东欧国家的社会矛盾不是由于平等的问题，而是由于自由的问题。因此，在各国发生的历次社会抗议中，自由不仅是知识分子的目标，而且也是民众的主要诉求。

  当然，在当局对社会的严厉控制下，知识分子往往会首当其冲，因为知识分子对自由更加敏感，这使得知识分子的被迫害成为东欧国家令人注目的现象。

  今天看来，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已经预示了苏联集团的最终瓦解，自那以后，政权在理论与道义上就已经破产，从此民众对政权的服从就不再是出于热情，而仅仅是出于恐惧。这两次运动的党内改革派都提出“人道的社会主义”口号，而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则要求得更多，其最主要的诉求就是自由民主。不待说，社会平等无疑是一个美好的人类理想，但绝对的经济平等同时也意味着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东欧知识分子和民众渐渐意识到，就人类生活的多样性而言，凡是追求一致性的社会，都会摧毁一切个人自由。

  匈牙利革命的宗旨就是争取自由，争取人之为人的权利，发起者是知识分子为主的裴多菲俱乐部，他们和工人群众要求清算大清洗的恶果，给工人更多的自治，作家协会要求民主选举领导班子，自治学生会更是提出多党选举、思想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的要求。苏联军队用坦克镇压了这场民主运动。

  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同样是由知识分子发起的，前此一年的第四届作协大会上，作家们公开要求创作自由，瓦楚里克的发言甚至提到民主制度，他认为民主制度固然比较偏袒被统治者，但当政府垮台时，却能保护统治者免遭处死，“政府倒下去，公民就会重新站起来。反之，在政府长期站住的地方，公民就倒下去。”但是，在捷克已经没有真正意义的公民了，瓦楚里克说道：“我站在这里说话时，并没有得到那种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自由感，而这种自由感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 瓦楚里克的此番发言表明，经历了多年的专制之后，东欧作家对于民主自由的理解并非一无所知，而是有着深刻的认识。

  在知识分子与公众的支持下，捷共改革派在1968年4月提出“行动纲领”，包括减少权力集中，让各阶层参政，建立责任内阁，保证公民权利，为大清洗中受迫害的人恢复名誉，引进市场机制，企业自主经营，保证集会、言论、结社自由以及扩大企业自治等。同样，苏联军队入侵镇压了捷克共产党的改革派。

四、

  面对越来越频繁的社会反抗，当局意识到自己陷入空前的孤立，同时又绝不愿轻易放弃权力，于是只能一方面继续采用强制手段，另一方面则利用物质诱惑，制造表面上的社会稳定，但这一切都不过是在往后拖延时间罢了，正如捷克哲学家克哈克所说：“今天强制性的稳定必然会导致明天的不稳定。” 就制度的性质而言，当局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国家与社会从来都是两个不同的人类机制，但现代极权的基础即是用国家取代社会，它所追求的一致性社会在本质上是与人性相悖的，并最终导致社会价值功能失范，因而它不得不同一代又一代人的人性搏斗，把一切个人权利都看作是对政权的威胁。有时候，它可以利用人性的弱点，暂时取得某些效果，但更多时候，它必须压制人性对自由的本能诉求。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东欧各国政权普遍实行“现实的社会主义”，试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维护绝对权力。这个时期捷克、波兰和匈牙利等国都出现了独立于官方之外的萨米亚特、读书会、讲座和音乐会，尤其是青年人的嬉皮士运动、爵士运动、乡村音乐等，形成一种独立于官方文化之外的“第二文化”现象，参与者主要是青年人。他们表现出更年轻一代人对自由的渴望。青年人的文化反叛得到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

  布拉格之春后，波兰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也曾发表一篇文章《希望与无望》，指出这个制度是刚性的，不能再把希望寄托在上层的改革愿望上，但这个制度又不是绝对刚性的，希望在于社会的压力。这个时期，知识分子对于当局的改革已经不抱希望，认为真正的改变只能寄望于市民社会的重建和成长。重要的是不再是建议当局做什么，而是建议国民做什么。

  在八十年代，捷克、匈牙利和波兰都出现了“第二文化”和“第二经济”。所谓“第二经济”，亦即私人经济。布拉格之春后，东欧各国当局都意识到，不能再依靠制度的远景来吸引人们，必须在商店的橱窗里摆满商品，而实现这一目标只能借助个体经济。例如，匈牙利在1982年通过了一系列私人产权合法化的规定，扩大了私人企业家的经营范围。据估计，八十年代初，在匈牙利就有8.4万个个体从业人员，满足了国内近60%的服务需求。这表明，计划经济导致的物质短缺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与社会的自由相关。因此，这些私人企业家并不满足于此，他们成立了代表自身利益的独立组织，并联合其他社会团体向政府施压，要求被赋予法律地位，从而向国家的权力垄断提出了挑战。

  在东欧各国民众的抗争中，知识分子发挥了巨大影响。当局的制度目标在四十年代曾经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支持，对于追求时代精神的知识分子来说，社会平等比个人自由更重要，也更具历史的进步意义。他们讴歌美好未来，为平等提供理论，但却无视了自由的重要性。经历了乌托邦幻想的破灭之后，正是这些知识分子中最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开始了反思，并在严酷的压制下表现出罕见的道德勇气。尽管这些知识分子手无寸铁，却在道德上占据了优势，成为使生活变得更好的希望。他们的努力无形中影响了许多青年人。

  东欧知识分子的论述主要聚焦于普遍的人性危机和严重的社会道德失范，强调个人道德责任对社会重建的作用。由于当局曾许诺社会平等的美好前景，结果却摧毁了组织社会的所有方式，使多数人丧失了高尚的道德情感，这比物质匮乏还要糟糕。社会的物质匮乏还可以改变，但人心坏了就很难恢复了。对于多数民众来说，这些看似抽象和超越的思考实际上反映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从而使他们渐渐意识到，这种剥夺个人自由和摧毁社会道德基础的制度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

 正是知识分子的思考启迪了整个社会的观念，为1989年东欧各国的制度转型奠定了基础。令人惊奇的是，在东欧各国相继发生示威的那些日子里，平日里沉默谨慎的民众和嬉笑玩闹的青年人突然都充满了激情，将自由的诉求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充分体现了阿伦特所说的那种“真理的时刻”。克里玛在1990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1989年的剧变与1948年的剧变是很相似的，这两次事件都没有流血，1948年的民众示威是要求结束民主，四十年后，民众示威是要求结束极权。当年的印刷厂工人拒绝为其他党派排字，捷共成为唯一影响公众舆论的政党；如今印刷厂工人却威胁着要罢工，因为他们的报纸不能真实地报道正在发生的事件的真相。这一切都表明，经历了四十年的极权统治，民众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年轻一代已经对当年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所提出的目标不感兴趣，而是要求彻底的制度改变。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东欧各国的制度转型基本上是和平有序的，当局早已丧失了维持制度运行的一切手段和号召力。剧变发生时，很少有人站在当局一边，也很少有人呼吁暴力。

  1989年东欧各国的制度转型实际上是一场观念的革命，其中蕴含着东欧人民对历史的回顾，剧变不过是践行了他们几十年来的沉痛反思。

  托克维尔一百多年前告诫：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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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欧剧变前的情形和中国大陆多么相似啊。东欧各国的制度改变了几十年，怎么中国大陆仍一潭死水？这是因为民众对自由没有根本的要求吧？现在人们把国人称为“巨婴”，意思是国人总是希望被管着，由“开明君主”和“廉洁的父母官”管着；如此，中国大陆发生制度的根本转变还是不可能的。中国大陆制度民主化的道路仍看不到曙光。或许中国大陆会发生动荡，然而不太可能是广大民众要求制度的转变，而是执政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