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何許人也（上）

2017-12-02

  蒯大富是1967屆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學生。文革中，蒯大富和北大的聶元梓、北航的韓愛晶、北師大譚厚蘭以及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統稱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領袖，領導、參與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動。文革後被判有期徒刑17年。

  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釋放。2011年4月24日，蒯大富回到母校參加清華大學百年校慶活動。

  蒯大富言論點滴：

  一、“只有社會主義人民才能大富”

  1966年6月，一位中央的大人物薄一波來到清華大學，和蒯大富展開過一場辯論。薄一波：“你叫什麼名字？”老頭盛氣凌人。“蒯大富。”大富一點也不怯場。薄一波：“瞧你這個名字就是資本主義的，什麼大富！”沒有想到蒯大富從容不迫，理直氣壯的回答：“我的名字是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只能小富，只有社會主義人民才能大富。”群眾鼓掌，老爺子愕然。知道了蒯大富這小子不是好惹的。

二、“我站在主席後邊”

  1966年9月，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時特意將蒯大富叫到跟前要蒯大富站在他身邊，對其說，“蒯司令，你是願意站在我的左邊還是我的右邊？”若蒯大富要站到毛主席的左邊，林彪就要往下挪一個位置；若蒯大富要站到毛主席的右邊，周恩來就要往下移動一個位置。蒯大富回答說：“主席，我既不站在您的左邊，又不站在您的右邊，我站在您的後邊，緊緊地跟着您前進！”蒯大富即沒有排擠林彪又沒有排擠周恩來，還博得毛主席的歡心。蒯大富的聰明與敏捷由此可見一斑。

三、審判台上風度翩翩

  1983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蒯大富案。在被審席上，蒯大富這樣問審判長：“您比我大10歲，1966年時您認為毛主席犯錯了嗎？您當時知道林彪、江青是壞人了嗎？您就從來沒喊過“打倒劉少奇”嗎？假如您也不知道，您怎麼能起訴我反革命？”蒯大富被審判的風度，打動了電視機旁一位叫羅曉波的、小他17歲的女研究生的芳心，待1987年蒯大富刑滿釋放，羅曉波辭去公職，隻身跑到大西北，向剛出獄的蒯大富求婚。

四、“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悲慘”

  1970年至1987年，由北京而寧夏，蒯大富過了17年牢獄生活。外人以為這段經歷很悲慘，蒯大富卻不以為然。當年在獄中，他還為獄警即將考大學的兒子補習課文，全然沒有一點坐牢的樣子。他說，“我這個人一貫就是這樣，40多年，一直坦然地活着，從來不認為自己悲慘。最悲慘的時候也不這樣認為。”2004年，蒯大富接受記者採訪，記者問：“你坐了17年牢，冤不冤？”蒯大富回答：“從一種意義上講，跟着黨幹革命，最後坐的還是黨的牢，很冤；另一個角度想，比起當年那些被我們整的幹部，可能他們更冤。我們犯了比較嚴重的錯誤，但他們沒什麼錯誤，有些還被整死了。相比之下，我們受的這些冤，也算不了什麼。”老來懷舊。2008年至今，蒯大富先後兩次帶着妻女去寧夏，專程造訪當年關押自己的勞改農場。那個地方早已經被廢棄，長滿了雜草。故地重遊，頗有一番感慨。

五、青銅峽我的第二故鄉

  1968年蒯大富被分配到寧夏青銅峽鋁廠工作，他感受到了底層人民的純樸和友善，沒有因為他的身份和遭遇而將他視作異類。蒯大富出獄之後，青銅峽鋁廠不僅重新接收了他，還給他分了一套房子，這是很多年輕職工都沒有享受到的待遇。在那段時間裡，他們生活得十分開心。蒯大富下海後定居深圳，還經常帶着妻子羅曉波和女兒蒯小窮回青銅峽探望。20多年，每次回去，他們依然會受到熱烈歡迎。那裡有一批最鐵的朋友。

六、出獄後首先想到的是看望被他整過的老師、同學

  近二年流行當年的紅衛兵向被他們整過的老師、同學道歉的風潮。其實，最早看望被整老師、同學的是蒯大富。1987年蒯大富刑滿釋放後，主動去看望被他整過的老師、同學。甚至去看望審判他的法官。蒯大富認識人很多，在鋁生意很不好做的時候，蒯大富走到哪裡，第一把手都樂於接待他，都照顧他的生意。後來，蒯大富離開了青銅峽，許多企業都看中了蒯大富這棵搖錢樹。1994年，蒯大富落戶深圳，當年的深圳，老清華畢業生據說就不下5000人，差不多都占據着相當重要的位置。蒯大富名聲在外，上門拜訪，不管是過去支持他的還是過去反對他的，人人買面子，很快蒯大富就成了百萬富翁。

七、“六十大富”

  2005年，蒯大富60歲生日。在深圳，他大宴賓客，高調慶祝，座中有吳桂賢、韓愛晶等人物。蒯大富六十大壽時，貼出了一副對聯。

  上聯是“三十年河東，鬥私批修，靈魂深處鬧革命，革命尚未成功”；

  下聯是“三十年河西，成家立業，身體力行搞經營，經營初見成效”

  橫批為“六十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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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聯當時就張貼在宴會廳的門楣上，像是在公開宣告着什麼。

  改革開放前沿地帶的深圳，對於每一個前往找出路的人，所給予的機會都是均等的。蒯大富是1994年來的深圳，彼時在內地他實在是走投無路，呆不下去了。不料到了深圳，如魚得水，發現這個地方的環境讓人耳目一新。政治上、人際關係上都很寬鬆，形象地講，有四不問，“小姐不問芳齡、男士不問收入、老闆不問出身、吃飯不問價錢”。這種環境允許有本事的人悶聲發大財，也扶持了很多人才，昨天才從監獄裡出來的，隔天就變成給工人開工資的老闆的，不乏其人。

  看在眼裡，蒯大富心裡也在盤算。做官、做學問或重拾清華的老專業去搞核化工程，那都是體制內的工作，沒有可能。要養家糊口，重新融入社會，求得安身立命，只有投身商場之一途。明確了方向，他躍躍欲試，“滿街高樓，沒有我一間，滿街車子，沒有我一個軲轆，這種情況是不能容忍的。多少人比我們差得多，他都能賺錢，我們怎麼就這麼笨呢？我也不是很懂經商，但也不是什麼高深得不得了的事，畢竟我是清華畢業的，我學嘛。”

  最開始，蒯大富在一個同學的公司跑單，這是一家經營音響設備的公司，也是當時深圳唯一一家掛着美國牌子的企業。憑藉着歷史上造就的名氣和積攢下來的人脈，蒯大富很快就施展開手腳了。第一單生意來自深圳一家建築設計院，院長是他當年在清華當紅衛兵司令時的老部下，給了他一層樓的音響設備裝修工程。完工後，院長幫他向單位里報黑價，一千塊錢報一萬四，五十幾萬的工程投入不到三十萬成本就告竣了。公司老闆高興得不行，當即給他提成一萬五千塊。當時中國的萬元戶還不多，畢生不曾見過那麼一筆巨款，拿在手裡未免感到恐怖。確定的是，從此以後，他們家再不用為錢發愁。連羅曉波也詫異這境況扭轉得突然，“你這麼掙錢太容易了，吃着喝着玩着就把錢賺到了。”

  當時在深圳，老清華畢業生就四五千人，且他們中很多人都占據着相當重要的位子，蒯大富很能結交，可謂資源聯繫廣泛，連市里領導對他都予以關照，證府部門、機關、企事業單位，凡有業務，只要蒯大富出馬，單子十拿九穩沒有不到手的。後來蒯大富單幹去了。同學的公司隨之也就垮了台。

  蒯大富說“人要發財，要有四個條件，缺一不可。第一勤奮，你要成天跑，有單就去跑，有機會就抓住；第二要聰明，要知道怎麼談生意，怎麼抓機會；第三是運氣，你很勤奮吃苦，也很聰明，運氣不好，你也發不了財；第四就是德行要好，待人要寬厚。這四條差一條，肯定發不了財。”

  夜色降臨，羅曉波在廚房裡忙活起來，準備晚飯。蒯大富坐在客廳的長條沙發里，聊着天。那年他64歲，身材雖仍壯實，但連續三次被中風擊倒。奇怪的是，每次又都能爬將起來。這靠的一半是毅力，一半是調養。以前他的信條，是生命在於靜止，他執拗地堅信，這世上只有千年的烏龜，萬年的王八，對崇尚運動的羅曉波很是不以為然。出於康復需要，保命要緊，終於他也慢慢地配合起太太，在她的引領下練瑜珈、游泳、散步，發現生命終歸還是在於運動的好，為此他放棄了坐專職司機開的車子，上下班去擠地鐵，徒步行動，不需要人跟隨。

  “這個很有用，以前走路不穩的，容易跌跟頭，說話嘴巴容易漏風，現在恢復得差不多了。”蒯大富穿着一件襯衣，外面罩着一件豎條紋的毛線背心，說話時仍有輕度的口齒不靈，面部肌肉間或微微抖動或抽搐，但這並不過於嚴重地妨礙到他的語言表達和思維能力。

  身體不行了，公司也關了張。第三次恢復之後，他沒閒着，又被聘到一家舊同事開的音響公司當首席顧問。這樣的人，名人效應是開發不完，使用不盡的。從前的“蒯司令”，在公司年輕人的嘴裡都叫成了“蒯總”。自從商海闖蕩，這是深圳這座城市賦予他的新生角色。在公司，他也沒有任何架子，從前是多麼了不得的任何一點痕跡在身上都找不到。有事沒事去辦公室呆着，上網下下象棋，和年輕人去戶外走走，爬爬山，KK歌，說說笑笑，生活增添了不少樂趣。

  羅曉波說，“現在這家公司的老總也說，等效益好起來，給蒯總每個月發點營養費。我說不用，你給他個辦公室，我就挺感激了。因為他喜歡出去嘛，就有個辦公室的感覺。”

  深圳不只是吸引了蒯大富，很多早年在政治上失勢的人，尤其是文革人物一時都往這裡棲息駐紮。這些人的湧入，據說曾引起當時深圳地方首腦的注意，納悶於“怎麼這些人都跑到深圳來了？”一度有風傳地方上計劃把蒯大富這樣的人轟走。如此一來，蒯大富要想站穩腳跟，就不得不夾着尾巴，小心收斂一點。

  1994年蒯大富一踏上深圳地頭，港澳記者得知此訊，圍追堵截，他否認了自己的身份，改名為“戴明”，以便避風頭。可是出去跑業務，客戶認的還是蒯大富的招牌，“戴明”其人名不見經傳，無人熟識，他又不得不兩個名字並用，往往“戴明”的名片發出去一盒，蒯大富的名片已經用了五盒。

  名頭太大，才到深圳就受到地方公安關注。第一次，電話打到公司邀他賞臉喝個茶，算是結識一下，交上了朋友。之後聯繫就頻繁起來，隔三差五地吃飯喝茶K歌，就是不切入主題。嘴上不說，彼此也都心照不宣，保持友好。“他沒有理由趕我走，我在進行商業活動，對深圳也是有用的，”蒯大富顯然也懂得規矩，儘量安分守己，“你借人家這方土壤謀生，不要給人家添麻煩，合法經營，不干政治，而且我特別害怕公安、工商查，賬特別清楚，稅是一點也不敢不交，十五年我交了七百多萬稅啊。”

  作為一個歷史問題人物，2008年蒯大富要到北京談一筆生意，正好北京開兩會，深圳方面就派了一名警員隨行，也不干預，也不盯梢，就讓他去談業務，完了跟着一道回去。甚至蒯大富身體欠安，他們還特別登門探望。一來二去，雙方之間就產生了某類特別的“友誼”，蒯氏夫婦總說他們工作非常“人性化，水平很高”。在這種交往中蒯大富也看得明白，“深圳幹部的觀念也變了，你做生意賺錢，我不管，你有事做，能養家糊口，也就不搗亂了，正好符合我的要求。”

  公安局的朋友對他明確坦承，從完全法律意義上講，他是行動自由的人，而公安部門對待他的方針，就是“給你創造一個掙錢的好環境，但是必須切斷你和國外、港澳不必要的聯繫”。在這一點上，蒯表示接受。我們到訪那天，因為一些右派人士擬到深圳開筆會，想約見蒯大富，公安局的朋友建議他不去摻合，他答應一定配合。

  “我知道哪些可以干哪些不能幹，我明白自己的角色。我多大年紀了，六十多歲了，還能有什麼？”不只是他自己這樣認為，就連公司里的年輕人都看得清楚，蒯已經過了他的黃金期，對現在的人已不具備什麼號召力與影響。但蒯仍不忘表忠心似地說，“我蒯大富永遠是共產黨的貼心人，我肯定是維穩的力量，我希望社會穩定快速發展，不希望這個社會亂的，社會亂對我有什麼好處啊？”

  不要說碰政治，就是他們家所在的小區，因為物業公司侵犯了業主利益，業委會與之發生爭執，鬧得不可開交，找了蒯家多少次，叫他們也參與維權，他們從來是躲開不去。“我不介入任何群體事件，避免任何是非，因為遇到過的波折太多了，”羅曉波的口氣，顯得猶有幾分餘悸未消。

  香港有家左傾的電視台，和蒯大富很熟。前些年，幾次三番想做他的訪問，都沒有成功。蒯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和他們說，“我說的你不敢播，你讓我說的我又不想說，你說我上你節目幹嘛？你也別為難，我也別為難。”

  保持低調，即意味着蒯大富要對其喜好於社會交際與活動的秉情予以壓抑，多有不適應。有時候他也對這樣的生活抱有怨言，“憑什麼要讓我低調呢？因為我曾經的過錯，坐了十七年牢，還要怎麼着的吧？”

  一開始，不僅他自己改名字，為了不成為外界的第二目標，孩子也改了姓。不幾年，環境漸好，蒯大富就不用化名了。2004年，戶口遷入深圳，蒯大富問女兒戶口簿上用什麼名字，孩子說姓蒯吧，就又恢復過來。他說，“我不主張孩子改姓的，她就認為有這麼個爹，不丟臉。”

  羅曉波像在給她丈夫的話作註解，“他覺得走出去讓人知道是蒯大富的孩子，說不準人家還會給予特別關照呢。”

  羅曉波對記者說到丈夫，“（他）喜歡看碟，然後關心一下政治。還是關心，像陳水扁什麼的，他能盯着看、熬夜看，現在已經大不如前了，三年前，哇，記憶力好得很，幾千字的人民日報社論，飯桌上聊起來，嘩嘩給你背出來，”羅像在泄露隱密，“他自己也說，不能弄潮，可以觀潮，不能演戲，可以看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