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何许人也（下）

2017-12-02

  1994年，蒯大富初到深圳，见到在清华教过他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文革中不仅被他整得够呛，弟弟也被整死了。那时老师身体很不好，蒯去看望他，要他一定把身体养好，并说，“不能弄潮，可以观潮；不能演戏，可以看戏”。这话不仅是用来宽慰人的，也是一个过去式的风云人物对其自身处境的写照。一个病殃殃的老头，在政治无情的浪卷浪舒中被捧起又被摔落，早早撂在了岸上，除了坐观激流鼓荡，已经找不到他原来的位置所在。

  蒯大富戴着一副粗框眼镜，神情和悦，谈吐不见波澜，从容平静，但又不失他的洞察。他的居所和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大陆难以得见的书籍，上面讲的都是证坛上的权谋、内幕之类稗官野史。公司里的人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香港专门有人送给他的。”此外，他为自己订阅了多种报刊，划分起来，从左翼到右翼，兼容并包，光阅读这个每天就得花费两个多小时，他管这叫学习思想成果，掌握时事动态。

  “我们这些人，不想关心政治是不可能的，政治要关心你，中央某些政策的变化，中央某些领导的变化，就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命运。这种情况下你不关心政治，可能么？”蒯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辞的样子，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表情认真，好像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超然物外的，他有他的存在感。

  在记者和他们两口子交谈时，蒯大富走进厨房，倒腾起他那个专用的药罐。第三次中风后，罗晓波带着他全国各地寻医问药。他十分听取医生的话，不停地熬药吃，十五块钱一服中药，一气吃了一百八十服，每天两碗，一天不落下，以便求得更好复原。他给我看最新拿到的体检报告，一小厚本，项目很多。据他说，身体基本面都还好。把药罐放在炉火上煨好，他又翻将出一塑料袋首乌粉，泡上满满一海碗，一边看电视一边专心地吃了起来，传说那东西不光有乌发之效，还可以治疗便秘。

  蒯大富这一生，败就败在政治这两个字上面，可这失败消灭不了他对于官场的热衷与窥探欲，若干年前去昆明，那时主政昆明的一把手是由江苏调过去的一个改革派背景的官员，这位方面大员盛情设宴相款待，蒯大富对他说，“你要是在官场上干得不顺，干脆到我公司去算了，”大有延揽人才之意。这话后面其实隐含了他对于官场文化的逻辑，即自古以来，凡是酷吏，下场都不是太好的。

  他显然是一个资深的看客了，坐下来可以讲一连串官场上的小道和笑话。这些东西由蒯大富嘴里讲出来，带有一种游戏人生的况味在里面。

  蒯大富这一代从清华园走出来的人，从政是大多数人必走的路子，其中亦有后来登上了国家领导人座位的。而他的辉煌，却只终结于1968年的22岁。多么光彩的年华，夺目而虚幻，只维持短短两年，便没有任何可以延展的余地和空间了。不能博一个衣冠终身，唯一适合他的解释只能是时运不济，命不够好。他身边的人，都说他不幸而成为政治游戏的走卒玩偶，他被命运之手蓄意点中，不知死活还兴高采烈地蹚进了一滩不该蹚也蹚不好的泥泞，好像最后也只能用他的憋脚的牺牲与收场来支撑那段提前被设定好的戏份。

  往事历历，烟云难消，就像那向人说道天宝遗事的白头宫娥，总也忘不了里面也有自己参与的几句台词、若干片断。悲哀就是这样，幕布拉起那一刻，事实上他竟一直在卖力地跑龙套，却被人，连同他自己误会是在独挑大梁唱主角。

  在罗晓波那里，对她丈夫有各种各样的情感色彩浓重的判定式称谓，比如走狗、打手、可怜的悲剧人物，被卸磨杀驴的人等等，这都是背着蒯大富私下里提及的。蒯大富那时候坐在客厅里，与餐桌相距不远，也不知道他是听见了还是故意装聋作哑，总之记者怀疑这些字眼听起来对于当事人的心理会产生刺激，但罗晓波就是口没遮拦，一点也不顾忌。她丈夫当年在政治上的表现之极端幼稚，在她眼里简直是件彻头彻尾的蠢事。她说他充其量只是个政治爱好者，并不具有什么政治智慧。

  数十年之后，蒯大富常与文革时期的那批人聚首。那段岁月是他们之间永恒的私房话题，听他们讲故事听多了，罗晓波从中也听出一些道道来。其中一件事让她印象深刻：1968年7月，毛主席派出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试图接管乱糟糟的校园，要求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交出武器，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的蒯及其手下拒不听令，武力对抗。失败后，蒯匆忙逃出，跑到西单的邮电大楼要向中南海发电报，说什么清华“井冈山”正在血泊中，向毛主席呼救。救兵非但没搬来，自己还落了个束身待罪的局面。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五大司令，蒯大富还感到激动和委屈，抱着毛主席失声痛哭不已，说不知道是谁派工宣队去攻打红卫兵。毛当时说，你要抓黑手么？黑手就是我。

  “人都是毛主席派来的，还向毛主席呼救，你说他有什么政治智慧啊？反正我听着就跟听个笑话似的。”罗晓波不停止她的冷嘲热讽。她意识到是她丈夫那种年少轻狂的风格将他推到了舞台中央，他那么地爱凑热闹好出风头，天天在学校刷大字报，与人展开辩论，她把这称为易于被发现和利用的性格缺陷，以致最终吞没了他自己。

  蒯大富看自己的历史投影，却有不同心境。过了耳顺之年，当年那场剧烈风浪差点把他活活葬送，他都不认为自己上了当受了骗，利用这个词，根本提都不用提及，他不相信有这回事。理由简单，当年社会对领袖崇拜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无人能脱出这一个局限，年少的蒯大富内心也只有狂热没有其他。忆得当年，被毛主席接见，那种欣喜欲狂，无以言表，其荣耀感犹如被神圣摸顶一般，“无比信仰，发自内心”。在这个背景下，舆论上讲中国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可能复辟，号召保卫江山，蒯大富是真信的，“我就不能答应了，你走资派，我们当时很自觉就要跟他们拼命了。当时说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基本上就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二十多岁了，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嘛，政治意识还是有的，我不认为是被利用。”

  与这话相呼应，在蒯大富的办公室里，至今还摆放着许许多多与领袖有关的资料、书籍、影像，翻阅一过，其中一副照片颇有意思，是被PS过的蒯大富与毛主席的合影。事先他单独在户外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将旧照片中坐在藤椅中独自休闲的毛主席人与椅全部抠出来，经过技术处理，置于他的身前。这样一来，蒯站在毛主席的身后，目光喜悦而坚定地一起合影了一次。只是四周的环境过于现代，与主席古朴的衣着打扮不相衬托，一望即知有假。

  对于往昔的怀念与迷恋，可谓深到了骨子里面。他们公司里一位负责人说，对于自己的遭遇，蒯大富是“无怨无悔”的，当年他是热血青年，“就是为了毛泽东思想而牺牲自己”，“他是一个忠实的信徒，只有中国才有蒯总这一类产物存在。”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蒯大富回去一趟。站在一堵关于文革历史的展板前，这个曾经主宰学校命运的老人笑容可掬地留影纪念。那是他的凭吊。不管是发自内心还是故作姿态，他们这些人，总是愿意相信自己因当年信奉的纯粹而没有失足，仿佛一旦否定与动摇，此生亦将随之推翻，输得惨重。

  毕竟，北京埋葬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暮年的蒯大富，内心的“北京情结”依旧很深。

  “他前两年还想在北京买房，憋着劲要回北京去。每年校友会他都去了。”罗晓波说，“他想回去，我不去，我说行，你自己一个人回去。去北京怎么活啊？”

  蒯大富接过他太太的话头，“你本来在深圳也不工作。要在北京活下来，只要有房子就行，有钱的话就买个小房子。”

  蒯大富对于北京岁月的缅怀，在罗晓波眼里之所以不切实际，不完全是虚言。时过境迁，木已老朽，可是风却不止。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蒯大富西装革履，别着荣耀的红胸标，高调在清华园露面，引发了不小的舆论反响，有人质问“为什么一个文革的罪人今天还能在清华大学那么受欢迎呢”？在此前后，他也到过不少次北京，会同学，见朋友，谈生意，看女儿，不过都不公开，低调来去，免生是非。这种情形，想定居北京便成了他的一厢情愿，连他公司里的人都为此作了毫无可能的结论，“回不去，有些人不愿意他回去，肯定有些私人恩怨，对他有影响。”

  罗晓波不喜欢北京的理由，是认为那个大得离谱的地方人文关怀不行。这基本上是早年跟着蒯大富在北京惊皇失措、提心吊胆过日子所遗下的经验。1993年，他们夫妇尝试过重返北京，终告失败。那时北京海淀区准备在北太平庄兴办通讯器材一条街，经人牵线，决定将下海到了山东蓬莱的蒯大富引进，担任管理工作，大有改革开放新举措的意味。考虑到历史背景，海淀区事先与他约定，一合法经营，二不干政治。蒯大富满口答应。尽管当时有朋友劝说此事不靠谱，还是不要涉足北京地界，但他们夫妻一致乐观以为社会开放进步了，环境已改变，可放心大胆前往。就这样，北京方面专车将他们一家子接去，条件优厚，配给一套三室一厅带装修的房子，一台专车，专职办公室人员。

  到北京一个月光景，风声突变。地方上似乎为了显示成绩，向上面报告了此事，“好像很了不起，说把蒯大富这样的特殊人才从山东挖到北京，肯定对我区开放工作能有相当大的促进。不报告没关系，一报告，形势就不对了，公司注册不下来。”罗晓波说，“听说是这样，‘要把蒯大富客客气气请出北京。’”

  眼看要被扫地出门了，蒯大富还一门心思想呆在北京。不让当总经理、董事长他倒无所谓，心想去路边擦车、修鞋、开个茶馆，总应该可以吧，合计一下，一天没准也会有三百块钱的收益。但这只是空想。

  风风光光地来，灰溜溜地走，那境地让罗晓波终生难忘，“走的时候就比较惨，都没来得及跟我们商量，就知会我们，你们必须离开北京，越快越好。老总和他太太又拿车把我们送回山东，街道上有家肉联厂，搬家时，来了十几个小伙子，开着装肉的冷餐车，把我们的东西一装，把门一锁，就走了，像逃难一样。”

  败走京城，没脸见人，回到山东的蒯大富呆不下去，几经辗转，被同学拽到深圳去了。罗晓波不想走，两天后又带着孩子悄悄折回。孩子放到幼儿园，自己找了份工作，默不作声地呆了两年多。然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和她丈夫一样，性格中有高调爱张扬的成份，80年代下海后，他们就敢于在媒体上抛头露面，谈论自己的生活，蒯大富逢人好以“天下无二蒯”自命。在北京生活的罗晓波也是，因为接受了在杂志社工作的朋友的采访，文章登出，大出风头。此后单位受到压力，只好给她三个月工资，请她走人。老总在全体员工大会上说，“为了全公司人的饭碗，只好对不起罗晓波。”罗晓波至今还保存着那份惹事的杂志。

  那时蒯大富在深圳，已能负担家中生计，但是失了业的罗晓波带着孩子，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常常找不到栖身之所，房东怕和他们这种人沾上边儿，都不愿意租房给她，熟人同学也不敢与之接近，几经流离，最后才到深圳与蒯大富会合。这经历让罗晓波讨厌透了北京，“有一阵子，好几年我都不去北京，同学聚会也是，不心酸肯定是不可能的。”

  烦恼的事情不只是在关于对待北京的态度分歧上，自从她选择与蒯大富结合，烦恼就没有休止过。正如蒯大富在婚前提醒她的那样，要对今后的各种客观际遇“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虽然一口应承，但现实生活的持续检验，说明她在这方面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应付，多少有点吃力和摇摆。

  “几乎一直生活在压抑、无奈的气氛中”，罗晓波这样描述他们的生活，“太麻烦，太无聊了。我嫁他是真没想到这么麻烦，要知道我还真不嫁，绝不趟这趟混水。”

  生活的考验，都呈具体而细微的关口。90年代一家人在深圳团聚，户口却是分散在外地。孩子要在深圳上高中，夫妻俩想将之送到最好的学校就读，可是这件事涉及到户口问题，关系全部走不通，孩子连入学考试的资格都争取不到。

  在深圳落户，简直难于登天，申请每每石沉大海。无可如何的罗晓波，悲从中来，当即在办事大厅里哭开来。办事人员好心告诉她，如果表格中不填蒯大富其人名字，应该没有问题。这么一来，就想办个假离婚。蒯大富坚决不能同意，视此为晚节不保的耻辱，“为了孩子上学，你非逼得我离婚？不进就不进，不然我就等于在向黑势力投降。”

  小小户口并不在蒯大富眼中。这让罗晓波异常恼火。去学校开家长会，校长在台上念文件，说明没有户口不能上哪些学校。火烈性子的罗晓波当即冲到主席台复印文件，带回家甩在蒯大富面前，让他在残酷现实面前清醒清醒。犯了倔犟脾气的蒯，谁劝也没用，最后孩子以不读书相威胁，“清华的爹，北大的妈，有何用”？蒯才软了下来。2004年，法院发出裁定书，同意他们导演的这出“感情不和”的离婚。很快，罗晓波和孩子在深圳顺利落户。

  茫茫如丧家之犬，吃苦纠葛大半生，这生活对于夫妻感情的消耗是必然的。事情办成了，很多人又回头敦促罗晓波尽快与蒯大富复婚，他们那已上大学的女儿还要求罗晓波立下保证书，有生之年不再改嫁他人。罗晓波将此视为无礼之举，拒不合作，“在他什么都不是就一个劳改犯的时候，我从南京那样一个虎踞龙盘的地方嫁到宁夏的戈壁滩去，婚姻再不幸福，我维持也要维持到死，什么质量不质量的，就得从一而终。保证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呢？今天复婚了，我明天就离家出走，以后回来签一个火化证明，有意义么？”

  这种情绪突兀的谈话仍是于蒯大富在场的背景下进行的。谁也没有异样反应，两个人似乎已经习惯于这样开诚布公的氛围。罗晓波总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不把这些东西当作是不可示人的私生活。“别人老怕我不管他，觉得他是弱势群体，”她继续说，“我是深圳义工嘛，我说别的孤寡老人我都管，何况还是我孩子的父亲，肯定是要为他养老送终了。”

  这个女人把结成喜鹊尾巴的头发打开，重新梳理一遍。那时候，蒯大富早将一海碗首乌喝完。属于他们的散步时间到了。那一夜，蒯大富没有穿外套，趿上一双旧皮鞋就下楼了。距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正是三九季候，深圳的冬夜并不寒冷迫人，只是些许凉意。起风的时候，这城市下了一点细雨。路灯下，蒯大富的身影被打出一种弯曲状。他以一种暮龄病人特有的略显吃力的姿势在林荫道上向前快速移动，碎小的步子不间断地迈出去，皮鞋与地面摩擦时，会发出一连串不大协调的踢踏声。

  那时的蒯大富，正在持操人生中也许是最后一件大事：社保。此事之难与当年落户深圳不相上下。用罗晓波的话说，每天干的事就是给这个写报告给那个写报告。抱着病躯，蒯大富不懈地往深圳各个能管着此事的衙门跑动，甚至直接找他那位同乡的市长申诉求告。在一份报告中他这样写，“我的后文革时代的经历依然波澜壮阔，充满困惑、折腾，希望你们能特事特办，给我一个出路。”

  2004年，蒯大富以投靠子女的名义将挂在山东人才市场的户口迁入深圳，属迁移而非调入，这就影响到社保问题，没有交满15年，也是一个妨碍，总之是条文罗列，多有不合之处。蒯大富想一次性补交完毕，好将此事了结，但社保局不同意，声称自己无权许可。奔波半年多，一无所获，一筹莫展。

  “弄不下来，现在他一点招也没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罗晓波说着怪话，“他现在做的一些事是很不可思议的。给市长秘书发短信，说请市长担待一下，你的大恩大德我终生难忘。你看这种话都说得出来，以前都是踌躇满志的，根本不求人的啊。”

  一个已经完成财富积累的家庭，怎么也会像普通工薪阶层那样为区区一份社保而执著纠缠呢？蒯大富承认这并不是由于日子过不下去了的缘故。他说自己只是想争取使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更加全面一些。“清华大学毕业几十年，最后连一个基本的老保都没有，说不过去啊。”

  据他的了解，有一部分文革人物的晚年得到各地的妥善安排，当年和他齐名的聂元梓，就争取到了相关待遇，处境不错。证府给她一套房，什么费用都不出，可以一直住到死，每月还发两千块生活费。住院治病，全部报销，且住的还是干部病房。相比之下，他心里就不免失去了平衡，“出监狱这么多年，到哪里都干不成，但不管怎样，跌跌撞撞踉踉跄跄终究还是走过来了，社保不给我们，那就有点过分了”。

  有人建议他干脆设立一个蒯大富救助基金会，这种出格的做法他却是知道不能干的。这么多年过来，他已经具备了十分谨慎的觉悟，并不愿意让自己的行为朝向任何含有示威性质的方面发展，怕被别有用心的“境外反华势力”利用，闹出什么响动。

  可是事情不能总没个下文，他还是得经常往衙门里活动。一次他去找社保局长递材料，局长在十二楼办公，坐电梯上去，那一层按键是被取消了的，不能停靠，他就改坐到十层，再走楼道步行上去，终于到了十二层，发现那层楼道也是铁将军把门，进入不得。在那之前，深圳社保局发生过相关官员被人锤砍事件，受阻于一道门的刺激，向来奉行宽厚谦和处世原则的蒯大富当即给那局长发去短信，“百姓与局长的联系被切断，我有点理解社保局官员为什么被砍。”

  对于这样一个“大人物”，社保局方面知道也不好过于怠慢疏失。局长得到辞色不豫的抗议，专门抽时间请他过去做解释工作。可是真正的需要仍旧悬而未决。那天他回到家里，向罗晓波透露说，社保局表示在社保这件事情上委实爱莫能助，作不了主的，需要市里面领导的特别批复方可圆满了事。

  当记者离开深圳后，不久就接到了罗晓波的来信，将深圳方面有望特批解决她丈夫社保问题的消息作一预报。他们曾把自己叫做“上访户”，可是事情能够访出这样一个眉目，看来他们夫妇虽然地位过时，也不是全然无用，犹有活动能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