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之初

  网上看到署名“一段不亚于纳粹的种族屠杀史，孩子的娱乐就是比赛数尸体”的文章，一看是说辛亥革命之初汉人对满人进行屠杀的。在我记忆里，读辛亥革命那段历史，似乎没提到过这种杀戮。仔细想想，真要是有，也合乎逻辑；远的不说，太平天国战乱，西北的回乱等，不都有着敌对阵营之间极其残酷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嘛。老实讲，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讲究人权的。再说，孙中山为推翻满清王朝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就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成分的。下面我将网上看到的资料摘编如下。

  武昌原本不是八旗驻防地，但随着清末新政的铺开，一些满人(主要是荆州八旗)因为各种原因而移居到这个省会城市。从1904年起，在湖广总督及荆州将军的安排下，荆州旗兵被轮派到湖北新军中受训(十名中有一名是旗兵)。尽管这些人在10月10日当晚的起义中没有抵抗(或来不及抵抗)，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杀害了。武昌城里，四大满姓家族(扎、包、铁、布)均被杀害，八旗会馆也被完全摧毁。第二天的早上，当十八星旗飘扬在原总督衙门时，满人们的尸体也堆满了邻近的街道。

  据武昌起义者的回忆，“革命党人只要是捉到旗兵，不是就地杀掉，就是送到革命军政府枪毙，很少幸存下来的。有的旗兵被捉后，至死不讲话。越是不讲话反而越是证明是旗兵。直到首义成功三天之后，军政府下了命令，捕杀才停止”。

  武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熊秉坤曾回忆说，12日的反满暴力达到了顶峰，那天的杀戮是如此的骇人听闻，以至于一百多名绅商联合起来，一致要求湖北军政府阻止其士兵进入民宅搜索满人，但军政府却以军事需要为借口而拒绝了，直到汉口的11名外国领事出面干涉后，军政府才于13日下令停止这种杀戮。尽管他们心里并不愿意，但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列强在这场革命中保持中立是非常重要的。

　　一名路透社的记者于14日来到武昌，他“发现到处都是满人尸体”，他估计有八百人被杀。一名军政府的代表则在巡视武昌后估计有四五百名满人在起义后的头三天被杀，由于担心传染疾病，受害者的尸体都被掩埋了。革命者曹亚伯则声称，有四百名“满人士兵”被杀，另有三百名被关押在监狱，大约一百名在1912年春天被释放；不过其中有七名旗兵因为过早的释放而在回荆州的途中被杀害。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认为，对武昌的满人来说，“那差不多就是屠杀”。

  如果旗兵被杀是因为他们具有潜在危险的话，那么杀害妇孺似乎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在路康乐的《满与汉》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一个将要被杀害的满人妇女可怜地哀求：‘我们是无罪的，我们也憎恨我们的祖先，因为他们虐待汉人’，另一位老夫人哀求：‘杀死我们这些没用的妇女和孩子，你们能得到什么呢？为什么不释放我们以显示你们的宽宏大量呢？’士兵们虽然有所触动，但不敢回应，还是将她们杀死了。”

  在这场风暴中，满人妇女的境遇十分糟糕，因为她们的头发、服饰和汉人女子有较大的差别。更要命的是，即使这些可以改扮，但她们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满人女子不缠足，她们原本引以为为自豪的天足，这时却成了危险的来源。

  相比而言，武昌起义中被杀的满人并不算多，最严重的是陕西省西安市。西安的满人大概有2万多人，他们住的城镇城墙很高，防御坚固。在革命军攻打了一天一夜后，西安满城终于被攻破，革命士兵如潮水般的从南面和西面涌入，并将城内的所有居民视为敌人加以杀戮，据一位名叫J.C.凯特的英国传教士事后的调查，“无论长幼，男女，甚至小孩子，都同样被杀……房子被烧光抢光，那些希望躲过这场风暴的人最终也被迫暴露。革命军在一堵矮墙后，放了一把无情的大火，把鞑靼城焚烧殆尽。那些试图逃出来进入汉城的人，一出现在大门，就被砍倒在地。两名新军的年轻军官后来回顾时承认：‘没有必要杀死这么多满人士兵及其家属。’”

　　杀戮极其残酷而且彻底。据凯特的记录：“当满人发现抵抗徒劳无益，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跪在地上，放下手中的武器，请求革命军放他们一条生路。当他们跪下时，他们就被打死了。有时，整整一排都被射杀。在一个门口，十到二十人的一排满人就这样被无情的杀死了。”

　　三天后，革命军下令停止屠杀，据凯特的估计，满人死亡的人数“不下万人，他们为了避免更悲惨的命运，要么被杀死，要么自杀”，换句话说，至少有一半的满人被杀。整个满城也被抢劫一空，而存活下来的人，有钱人被敲诈，小女孩被绑到富人家做婢女，年轻的妇女则被迫成为穷苦汉人士兵的妻子，其他的人都被驱逐出西安。

  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说，“1911年10月22日，陕西省首府西安爆发了可怕的流血事件，一万五千名满族人(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都被屠杀”。据事后屠杀者的回忆，攻破西安满城后，各战斗队伍分成若干小队在城内逐巷逐院的进行搜索，在此其间，一些士兵和领队官杀死了一些不必要杀死的旗兵和家属。

  李约翰在《清帝逊位与列强》一书中引用英国外交文件称，西安为革命党所占据，男女老少约有一二万人的驻防旗营(满蒙八旗)实际上被全部消灭，8名外国侨民也在混乱中被杀(这些文件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根据当地传教士的报告后发给外相格雷爵士的电报)。李约翰是知名传教士李佳白之子，也是庚子年使馆之围中年龄最小的外国避难者，当年中外间的血腥杀戮想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革命中的滥杀，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事的江湖会党所造成的。据陕西革命党人张奚若的回忆，革命后的西安完全被哥老会所控制，就算是革命党出城也须经会党首领同意。领导陕西革命的分别为会首张云山及同盟会张风翙，张云山混迹兵营多年，后在陕西新军中开香堂，吸收上千名新军士兵，势力很大。但是，会党是一群骚动不安而极其凶险的乌合之众，由其充当主力(哪怕是会党士兵)的革命难免出现各种混乱，其中也不免失控性的杀戮。

  辛亥事变后，广州满族宣布和清政府脱离，后人叫“和平易帜”，放下武器、脱掉军装、走出八旗军营，但是激进的党徒仍然杀害满族，大量的满洲人被杀，部分纷纷逃离居住了200 多年的家园，到广东的乡下隐名埋姓、改称汉族，一些人因逃亡广东顺德，自称关姓汉族，顺德籍贯人，直到1980年代才恢复自己的满族族籍。光绪年间广州八旗3万，辛亥事变后就剩1500人了。

  湖北荆州一直以来都是规模较大的旗兵驻防兵营，是满清控制中国的重兵所在地之一。1911年10月18日晚，唐牺支宣布起义并光复宜昌。为减轻清军对武昌的压力，巩固长江上游地区，唐于1911年11月19日兵分四路直逼荆州，战至25日，革命军先后夺取八岭山、万城堤、秘师桥、梅槐桥等外围阵地，进逼荆州城，对清军形成包围之势，并切断清军物资弹药供应。革命军对荆州百姓的布告中说：“尚望我父老释此疑团，处以镇定，坐看我部指日破城。破城之日，誓当扫尽腥秽，与我父老共登望江亭痛饮一觞，以泄我黄帝子孙二百余年之积愤，我父老其拭目俟之。”7日革命军一举发动总攻将满城攻破，10日，清军八旗左副都统恒龄自尽，13日，清八旗将军连魁被迫投降，因为其曾杀害革命党人和无辜汉民，革命军立即将其斩首，弃尸于马河，1911年12月16日，革命军唐牺支所部占领荆州城，将驻防荆州满城2万5千名旗人杀得只剩三四千人。

  当时杭州、河南等地杀满人，把砍下的人头扔进井筒子里，一个一个的井筒子，填得满满的。清帝逊位，民国政府签字清室优待条件的墨迹未干，那些会道门组织的革命党徒就对满人进行了一场遍及全国的大屠杀。接连杀了好几天，才在中央政府的一再制止下停刀。

  据说当时反清的江湖会党进入南京市，看见可疑满人者就要人数数字“一二三四五六”的“六”用江苏话说成lou，是汉人，不杀。念成（liù）的，是满人，一刀砍下，人头落地。京剧艺术家关肃霜(荆州驻防旗人)谈到过，她幼年随父辈在武汉等处跑码头卖艺，父亲嘱咐，切记途中过关卡若有人叫你数数，数到“六”时千万不可以说“liu”而一定要念成“lou”，不然就会从你的京腔听出你是旗人来就糟啦。

  辛亥革命发起之后，中国文学家沈从文在“辛亥革命的一课”描述了他小时候在家乡湖南湘西凤凰县目睹的辛亥年惨状：“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

  当然，也有很少的参与革命的成员对于屠杀满族很不以为然，当时的革命团体共进会会员郭寄生事后曾经回忆：“我曾在街上亲见便衣数人，手持雪亮大刀追杀旗籍妇孺事情，力言革命宗旨主要在推翻清廷政权，挽救危亡，若任意杀戮，甚至妇孺不免。此则暴徒行为，不但为国际上所反对，且必定惹起种族仇恨。” 中国社会党的创始人江亢虎，也对武昌起义革命军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对辛亥革命引发的种族屠杀提出了针贬，内容提及：“种族革命，有悖於人道，易失民心，并且与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共和精髓相牴牾；以复仇为义，冤冤相报，本为大谬，也容易引起外人干涉，导致瓜分惨祸。”

  江亢虎将这封信投书上海媒体，谁都不敢刊登；只有“天铎报”愿意帮他刊登。刊出后革命党军来函痛骂，“倡邪说以媚满奴，疑乱军心，当膺显戮”，还用“汉奸”、“满奴”的字眼痛骂江亢虎，只差没骂他是满清鬼子跟旗民余孽，甚至还有人宣称要用炸弹炸死他。

  有谁觉得这种滥杀无辜简直是病态？其实对照一下历史，这种场面可是每每再现的。想想“文革”之初的“红八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