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成王败寇” 其实中国的历史就是成王败寇。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总是一番争斗之后就会出现一人独裁的局面。以后所有的事情都由此一人做主，然后局面无法平衡，然后就是下一个独裁者的出现。然而，中国这样的逻辑横行，只会让人思维方式忽视事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难以丰富自己的思维层次。人生是一场长跑，一路只盯着码表的秒针不是获得长久胜利的有效方法。不光会忽略很多其他东西，也会容易崩溃。 从异族统治成为正统谈起 如果满族皇帝认同了汉文化，汉人就失去了抵抗满族政权的正当理由，那当初千千万万为抵抗满族侵略者而死难的汉人岂不是白白牺牲了他们的生命？那些拒绝屈从、继续坚持抗争的志士岂不成了破坏安定团结，唯恐天下不乱的害群之马？岂不成了不希望国家强大，不喜欢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的人民公敌？ 凡粗知明末清初那段历史的人，都不难体会到当年反抗清朝统治的黄宗羲一类知识分子的尴尬：随着清政权的巩固，他们发现，他们原先据以反对清政权的价值基础正在迅速地消失。 明末遗民反清抗清，最初的理由是忠于明室，志在复明。不过这个理由从一开始就不够充分。满人说得不错，大明帝国早就让“流寇”灭了，满人不过是从“流寇”手里夺得中原而已。明末的腐败是尽人皆知的，这样的政权为什么还非要恢复不可？于是，顾炎武便提出“亡国”与“亡天下”之辩。顾炎武认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换句话，在顾炎武看来，“国家”（state）是一家一姓之事，亡国不亡国和我们一般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那是肉食者操心的事；亡天下则不然，所谓“天下”是指文化，指文明，如果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文明遭到威胁，那就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了。这就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遗憾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现在被改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几乎颠倒了顾炎武的本意）。 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把反清抗清的理由放在文化、文明上。这个理由看上去要比忠于明室深刻得多，重要得多，但它也引出另外两个问题：第一、在同一文化圈内部发生的争夺权力，改朝换代，全都成了“肉食者谋之”的事，老百姓只是消极地接受其结果，谁赢了就归谁，这岂不荒唐？二、如果被视为蛮夷的满清政府不但不消灭黄、顾等人视为安身立命的文化、文明，而且还对这种文化、文明表现出更大的尊敬与认同，那等于釜底抽薪，消解了黄、顾等人藉以反抗的价值基础，试问，黄、顾等人将何以自处？ 据说近些年来大陆兴起的清宫戏热，其实颇有借古讽今之意。按照这些人的说法，虽然中共在“六四”开枪杀人，但它并不因此而停止改革，相反，中共在“六四”后还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既然如此，我们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能转而与中共和解，支持和认同中共呢？ 杨鲁军在香港出的一本书《中共第三代批判》，里面写到，邓小平九二年南巡，使“六四”后的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因担心改革夭折而产生种种忧虑和失望情绪，甚至想回归毛泽东时代的人，看到国家重新走上改革和快速发展的轨道，也就从低迷的‘怀旧’情绪中走了出来，放心了。对于平息‘动乱’一直怀有不满甚至抵触情绪的人，看到共产党改革的勇气不减当年，气也就平了下来——他们意识到，与其对着干不如顺着来，还是在共产党的体制内有步骤有秩序地搞改革比较现实。即使心没有平下来的人，现在也作出了新的选择，政治抗议不如下海捞钱。新的改革浪潮把人们引向紧张的市场竞争，原来以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群体分化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了，分散了，再没有时间去回味过去了的一切。‘六四’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隐退了。改革越是深入，‘六四’就越是没有什么文章可做，这样，那些走到对立面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就渐渐失去号召力，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 成王败寇是怎样造成的？ 其实，像黄宗羲、顾炎武们所遭遇到的状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宋末元初的情况就与之十分相似。 当初，那些矢志忠于大宋王朝的汉人，满怀着无比的道德自信抗击骁勇的蒙古军队。他们自以为占有无可争议的道义制高点。难道不是吗？他们坚持的是正统反对的是篡夺，坚持的是自卫反对的是侵略，坚持的是文明反对的是野蛮，道理全让他们占完了，天下不可能有比这还“政治正确”的行为了。他们知道，也许他们会失败，甚至肯定会失败，但是他们坚信他们在道义上永远是胜利者，他们必将永远赢得人们的敬重。 然而，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一切就都变了。他们输掉了战争，输掉了政权，到头来也就输掉了道德，输掉了人心。失败了，彻底地失败了；但是在起先，他们还被众人敬仰，可是不久，他们就被众人冷淡，然后是被怜悯，继而被嘲讽，最后甚至被谴责。不错，死节的文天祥仍被视为忠臣烈士而受到某种尊重，但是文天祥以后仍在坚持抗元的志士们就被视为匪寇了。一个非法的强权就转化为合法的权力了。 南宋遗民邓牧，怀着无限的悲愤与沉痛，给后人留下这样一句名言：“成王，败寇”。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这就是中国的政治。你赢了，你就对了；你输了，你就错了。当然，这里有个时间差，成者不是马上就被尊为王，败者也不是马上就被斥为寇。但通常不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当邓牧写下“成王败寇”这四个字时，他心中一定也充满困惑。他当然不能接受这句话，但是他发现自己又找不出反对它的坚实理由。随波逐流最省心，因为随波逐流本身就意味着放弃思考，放弃对原则的寻求与坚持。抗拒潮流则不然，除非你能为自己找到一种坚实的理由，否则你是不可能继续抗拒下去的。 顾炎武母亲为明朝尽忠自缢，给儿子信中责成儿子“无仕二姓”。这条要求多半只有一代人的约束力。老子当过朱家的臣子，因此就不能再去当爱新觉罗家的臣子；儿子没有当过明朝的官，故而无碍于当清朝的官。这或许就是中国人少有韧性的反抗的原因，因为中华的文化为反抗提供的精神资源只有一代人的时效。 在中国人的政治词典里，“汉奸”是最厉害的贬义词之一，可是偏偏对这个词最缺少明确的定义。通常我们可以把“汉奸”定义为投靠异族侵略者的人，但问题是，只要这个异族侵略者占据了中原坐稳了江山，异族就成了我族，敌朝就成了本朝，于是汉奸就不再是汉奸而成了英雄，说不定还是民族英雄呢。 成王败寇就是这样造成的：因为除了“成”和“败”之外，我们就再没有其他可以区分“王”与“寇”的标准了。 确立合法性概念 这就逼出了政权合法性概念。所谓政权合法性，就是为了解答“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我们知道，古代中国和当时的其他文明国家一样，政权合法性是建立在天命论或君权神授论之上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和基督教国家，伊斯兰国家，以及日本这样的神道国家相比，在古代中国，君权神授的观念是比较淡薄的。从史书记载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也”，到神话小说《西游记》里“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之类俗语可见一斑。这就造成了古代中国帝制的两个相反的特点：一是其脆弱性。由于君权缺少足够的神圣光环，成了人皆可欲的一份大家产，上至外戚权臣悍将，下到枭商耕夫流氓，都不乏觊觎王位之辈。在中国，从秦始皇称帝到清宣统退位这两千一百多年，改朝换代竟然多达二十几次。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中是很少见的。另一个特点是严酷。既然天下都是抢来的，抢到手的人唯恐别人有样学样的夺权，便对臣民格外严加防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形成了既严酷又脆弱的恶性循环，愈严酷则愈脆弱，愈脆弱则愈严酷。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所谓天子受命于天的“天”，不完全是超越性的宗教概念，它带有浓厚的世俗色彩。天意常常被解释为人心、民意（所谓“顺天应人”）。这就是说，一旦君主被认为失德，失去人心，就可以被他人取代，“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那么，如何来判断君主是不是有德，是不是得人心呢？从这里出发向前推进一步，本来是可以得出主权在民的观念以及再由此发展出一套确立民意的操作程序的，可惜的是古人未能作此推进。由于缺少和平竞选多数票决这种形式或规则，到头来难免不堕入暴力。 国内有些学者倡议把儒家学说立为国教，而他们看上儒家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儒家的仁政学说，同时不关心为政者的权力是如何获得的，只关心为政者如何运用权力。儒家学说缺少合法性概念，这就能给正在发愁缺少合法性的中共当局维护其专制权力提供了一条出路。 ………………………………………………………… 此文摘编自胡平先生的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因为这里的题目是“成王败寇”，所以删掉其他部分。本人对胡平先生文章第三部分“确立合法性概念”有点不同想法。为了文章的完整性，我没有改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