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游击天才”余天云之死

  人们大概知道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115师代师长陈光的故事。他在后来与林彪不合受排挤，在广州时又与叶剑英发生矛盾，后被定为“反党”被软禁；1954年陈光自杀。在1988年陈光得到平反。在红军“第一次国共内战”中，红四方面军中有个叫余天云的将领非常能打仗；可是他后来竟然自杀了。他曾被张国焘称为“游击天才”，却又被刘伯承称作“山大王”；他是红四方面军的重要骨干，曾被众多将领称道不已，后来却被作为反面典型。在长征途中，当部队快要走出草地时，在西康省的丹巴县（今属四川省）一个铁索桥上，余天云在队伍中突然纵身跳下铁索桥自杀身亡。

  余天云是湖北黄安（后改为红安）人，1906年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早年曾做裁缝以维持生计。1927年11月，黄（安）麻（城）起义爆发，时为农协会员的余天云与李先念、王树声、詹才芳、陈再道等参加起义，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几年，他很快由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主力营营长。

  余天云战功显赫。在鄂豫皖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战斗中，特别是在第三次反“围剿”的黄安战役，他出色地完成了打击援敌和突击攻城的任务。1932年3月，余天云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12师（师长陈赓）36团团长。此后，他率部参加了苏家埠战役、潢川战役等。红四方面军转移川陕的过程中，曾在枣阳、新集、漫川关一带遭到敌军围追堵截，余天云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为部队开辟通道。进入川陕后，在对付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作战中，他率部重创敌军。在一次战斗中，他率两个连打退了敌人一个多旅的轮番进攻，激战三昼夜。彼时，红四方面军的猛将与之相匹的，还有同在12师担任团长的许世友（34团）。但后来，许世友无论在脾气方面还是酒量方面，都输于余天云。

  在红军的战史上，有一个经典恶战，即当年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遇到国民党重兵“围剿”——由于张国焘的“肃反”，大批红军骨干被错杀，致使反“围剿”不利。继霍邱县城失陷之后，国民党兵分三路，直驱苏区腹地，欲迫使红军主力与之决战。就在柳林河，敌军前堵后追，卫立煌的八万人马与红四方面军的两万主力遭遇了，于是爆发一场恶战。当时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坐镇柳林河指挥所，突然一股敌人突破红军阵地，直向指挥所扑来。就在这关键时刻，余天云带兵火速救援，经过一番厮杀，才使得红四方面军的首脑们免于危难。由此可以想见，彼时的余天云，有着怎样的光环。曾有人言，那是余天云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也是他的巅峰时刻。当然，论及原因，除了其战功，也有可悲的“天时”——鄂豫皖苏区的“肃反”已使许继慎、曾中生、吴光浩等红军中更加著名的将领悉数被除或弃用，余天云才得以脱颖而出。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召开木门会议，将4个师扩编为4个军，余天云无形中得到擢升；加之张国焘等向来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将领不予信任，而贫苦农民出身的余天云自然成为高级将领的最佳人选。他文化程度较低、头脑简单，但对党（在张国焘看来也是对他自己）忠心耿耿，自然成为张国焘器重和赏识的高级将领。余天云身为军长，不辱使命，依然身先士卒，因此多次负伤，而战功尤为卓著，如在对付四川军阀刘湘的“六路围攻”战斗中，他率领30军在31军93师的协助下，在黄木垭一战中围歼川军万余人。在此后的总结大会上，30军荣获三面锦旗——256团被誉为“夜老虎”，263团被誉为“钢军”，274团被誉为“夜袭常胜军”。作为红四方面军30军的军长，他年仅27岁。

  没有人会质疑余天云作为红军一员猛将的存在，当年他的英勇和指挥才干得到了红四方面军上上下下的认可，可是仔细辨别人们对他的评论，却有着不同的声音。张国焘、陈昌浩等把他作为“游击天才”来称道，张在《我的回忆》中说，他是“游击观念最强的一个，他是农民出身，聪敏倔强，以战功由士兵而升排长、连长，一直升到军长”。（张国焘甚至还将他与毛泽东相提并论，称两人都是“游击天才”。）余的战友胡奇才（中将）、刘昌毅（曾任北海舰队司令员，济南、南京、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后来分别回忆，也都高度称赞他的指挥才能。刘昌毅将军更称其为救命恩人——1933年6月，余天云正带领部队在巴中城郊南坎坡打仗，当时“肃反”也正在炽烈之时，有人供认2营6连指导员刘昌毅是“改组派”，于是政治保卫局派人把刘从战场上押回后方，且被下了枪，五花大绑，推进禁闭室。就在审讯中，刘昌毅因“不老实”要被灌辣椒水，这时从前线闻讯赶来的余天云出面力保，才使刘幸免于难。原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李先念、洪学智、许世友、陈再道、王建安等，则在他们后来书写或口述的回忆录中，对余天云不置一词，保持着一种近乎“集体沉默”的态度。细思这也是一种表示，即对流行的评价的一种否定，也对余天云过去战功的默认和肯定吧。然而就是这位“游击天才”，却又有着致命的“另一面”——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上将）曾在一份报告中说：“余天云那时腐化浪费，思想意识一塌糊涂，有很严重的土匪行为，能力又差，不注意掌握政策，自己有时还破坏政策……”

  “土匪主义”和“军阀主义”表现在余天云身上，一是作风霸道，动辄骂人、打人，甚至以枪毙唬人。据傅钟回忆：“跟余天云一起的警卫员、通讯员，没有挨过他打的很少，一个通讯队一百余人，全部被他打过，还有挨几次打的。”又如，张国焘率军南下后，274团前任团长周时源在与中央红军会师时，出于对朱德总司令的热爱，将自己缴获的一头骡子送给了朱老总。余天云听说此事后，竟大骂周时源，还派人揍了周一顿。再如，红30军政治部主任张成台一次与之发生意见分歧，余竟然抬手就给了同为军级干部的张成台一个响亮的耳光，后来张成台因此要求调出30军。又有一次，部队行军在羊肠山路上，在拐弯时马脚打滑，余从马上摔了下来，他不问情由，照着马夫连开三枪，把马夫打成重伤。

  二是余心胸狭窄，容易猜忌、忌妒。杜义德将军回忆说：在一次战斗后，时任30军89师政委的杜义德负伤住院，出院后被调往31军，闻讯赶来的余天云对杜义德说：“你要去31军，得把30军的枪还给我。”原来余早就看中了杜的那支20响的驳壳枪。杜回答：“枪是我从敌人那里缴来的，凭什么交给你？”余说：“枪是30军的，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杜发了火，说：“这枪是红军的枪，怎么就是你30军的枪？老子豁出去不当这个师政委了！”然而究竟是余厉害，不仅扣下了枪，连人也扣下了，还跑到张国焘那里告状。张国焘皱皱眉头说：“杜义德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没有？”徐向前说：“此人16岁参加赤卫军，18岁参加红军，父亲因此让地方还乡团打死了。打仗不怕死，敢拼命。”张国焘说：“那就给他一杆长枪打仗去。”杜义德最后被撤了职，他心爱的手枪也变成了一枝长枪。

  三是余重视打仗而蔑视政工工作，主张“枪杆子第一”。在他看来，只有打仗才能消灭敌人，政治工作可有可无，于是动辄把部队中的政工干部骂得狗血淋头，而他的口头禅则是：“军事能打仗，能消灭敌人，你政治工作能消灭敌人吗？”据说有一次红30军在战斗中受阻，时为30军政委的李先念和一些师团干部很着急，这时军长余天云却慢悠悠地对李先念说：“政委，你去给他们上劳动课去，这个山头就能攻下来！”李先念当时被气得火冒三丈。

  其实，对于脾气暴烈、强悍的余天云，就是张国焘也不免发憷。在重用他的同时，张国焘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防范和限制他。至于红四方面军的其他领导，对他也是爱恨交集。然而，这样的局面，更激发了余天云的不满。

  1935年9月，在红四方面军的一次大会上，总政委陈昌浩特意表扬了何畏军长的红9军，这让余天云非常不爽（余已于1935年7月任红四方面军31军军长），联想到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后，政令与此前不相一致，部队更加难带，余不免牢骚满腹，情不能已，便破口大骂。在座的张国焘本能地警觉起来，以为这是余天云反对自己南下，于是借着总指挥徐向前此前在清江渡会议上批评余天云随意打死号兵和挑夫等事，当场宣布撤销余天云军长一职。不久，又将他调赴红军大学“学习”。当然，为了安抚他，又给了他一个高级指挥科科长的职务。

  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学员多为部队中的营团级军官，由原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担任校长（但未到职），原红9军军长何畏任政委（后为校长），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这时也因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而被贬来任总教官。作为学员的余天云本来就一肚子气，加之何畏和自己同样是个军长，两人关系本就不好，此时却要受他的领导，余便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时不时地发脾气。有一次，余天云受了何畏的批评，气愤之余，当晚就把自己手下的几个亲信（师长、团长）叫来喝酒发泄，几个人凑在一起，越说越气。余仗着酒劲，嚷着要打何畏，何畏竟吓得四处躲藏，狼狈之极。

  这倒罢了，余天云还在学校不寻常地摆谱。按照当时红四方面军的规定，在作战行动中，师级干部可以配备炊事员、饲养员、勤务兵各一人，警卫员两人，随带牲口两匹；军级干部，则在此基础上可多加一匹牲口，多一名警卫员、一名文书。余天云此时在“红大”的高级指挥科，说起来只有30来个学员，实际人数却多达100多人，宿营时往往要一个村子才能安顿下来，原因就是余天云仍旧显摆他军长的架子，除了带着军长原来配备的人马外，还随身带着一个机枪排作为卫队。当他去听课时，这支卫队就在临时教室旁放哨警戒，可谓霸气十足。余天云本来就看不起知识分子，上课时常拿教员出气，特别对来自红一方面军的教员（如郭天民、彭绍辉等），他故意找碴，不给好脸色。据赖光勋（少将，曾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回忆：刘伯承上任校长时带他去红军大学当测绘教员，有一次，他正在高级系上课不久，余不耐烦地喊道：“上课的内容不少了，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大家去休息吧。”说完，带头扬长而去。郭天民（上将）也回忆说：有一天，他去授课，余挑衅地问道：“郭教员，你今天讲什么内容？”郭天民说：“防空。”余不屑地说：“这个不用你废话，我们都认识飞机，不过如此而已。我们红四方面军官兵不像你们红一方面军怕死（意指红四方面军不需防空而能直接作战）！”郭天民闻之，只好拂袖而去。

  “红大”有这样一个“刺儿头”，搅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然而余天云偏偏碰上了一位不憷他的“独眼龙”校长。众所周知，刘伯承是非常严谨也非常有原则性的，当然，众人所以服他，还在于他是红军中罕有的具有丰富军事理论与实战经验的指挥员和领导人。不久，刘伯承和余天云的正面冲突发生了。当时彭绍辉（上将，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上课，而彭也是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合时被派到红30军任军参谋长的，当时余已调至红31军去了，此时作为学员的余天云借故发难，竟在课堂上冷嘲热讽说：“一个被撤了职的破参谋长，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什么劳什子的军事理论，打胜仗就是硬道理，老子不学习照样打胜仗！”别人畏惧他三分，不做声，他却更加横了起来，让一帮子警卫人员呼啦啦地冲进课堂，最终惊动了刘伯承。刘前来出面制止，而余不识相，又说了许多夹枪带棒的话。这下刘伯承真的生气了，他大喝一声，当场让人下了余天云及其警卫员的枪。

  余天云大闹“红大”后，刘伯承从其傲慢、跋扈的行为里感到革命队伍中流氓无产者习气的嚣张，特别在红四方面军干部身上，更为严重。他认为应对此展开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党性教育。刘伯承同时感到：发生在余天云身上的问题绝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张国焘任人唯亲和搞愚民政策的恶果，是“张国焘路线”的体现，于是决定拿余天云这个典型开刀，遂撰写了一篇文章《余天云的思想行动表现在哪里，我们怎样去继续开展反他的斗争》，发表在1935年12月16日红四方面军的《红炉》第1期。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四方面军干部的强烈反响。当然，这也让余天云耿耿于怀，在他看来，刘伯承在政治上并不“可靠”，是被张国焘发配到这里来的，因此不把刘伯承放在眼里，竟公然掏出枪，气势汹汹地要和刘伯承拼命，并不断谩骂。这时，就是同一部队的何畏也看不下去了，出面制止，而余竟不服，仍大喊大叫，口出狂言。结果惹得刘伯承大怒，愤然表示：学校“不处分此人，决不再上课”。张国焘闻讯急忙赶到学校，召集全校讲话，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余天云，又“挥泪斩马谡”，命令他当众向刘伯承道歉，并当众命令警卫员缴了他的武器，随即关进禁闭室反省。

  事发之后，余天云情绪十分消沉。不料雪上加霜，同他的坏脾气差不多的妻子刘伯新（安徽六安人，穷人出身，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第二团团长），过草地时见其下属饥饿难耐，捕杀了藏民的一头牦牛，结果藏民上告到张国焘那里，张执行军法，枪毙了刘伯新。此事传来，余天云万念俱灰。还有人说，何畏对余天云的死也要负一定责任，在余失势时，何视余为犯人，行军时强令余背米。余难以接受，以行动相对抗，故意制造麻烦，让他走他不走，让他骑马他不骑，还一路叫嚷：“何畏当政委，凭什么我就当学员？”战士们没有办法，只好用担架强行抬着他走。

  就这样，1936年4月，当部队行至激流边的铁索桥时，余天云也被战士们抬着走到了桥心。突然，余天云大骂了一声：“去他娘的！”一个翻身，赌气跳到江水里自杀身亡。此时，这位年轻的红军将领只有30岁。

  余天云尸体被打捞上来，安葬时张国焘讲了话。他首先痛悼余天云的死，并褒扬其过去的战功，称其多次负伤，不惜以个人的牺牲为革命争取胜利。随后张国焘又强调：“一般同志要经得起批评和处罚的考验，红军纪律应当严格，高级干部也应同样遵守。”应该说，张国焘的这番话还是中肯的。